“如果否认改革，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高尚全的话语异常坚定。在政治语言的字典里，“改革”词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与这位79岁的长者紧密相连。
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高尚全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直接参与和推动了这个泱泱大国的改革步伐。
名校科班出身的他离开校园即进入第一机械工业部专职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这是他的长项，也是他的长征。
高尚全喜欢观察现象，并且善于将现象与改革相联系。他能够从1956年某一个工作日内入住一机部招待所的人数入手，将这个狭小的空间放大到全国，从而得出企业没有自主权的著名论断。这一年的12月6日，《人民日报》二版即刊登署名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显然喊出了很多人压抑良久的心声。然而，就在这个字字千钧的标题出现在党中央机关报显要位置的当天，批判的大字报刀光剑影般现身城市街头的每一个角落。高尚全在这个令人惊悚的节骨眼上差点被打成右派。
1982年，高尚全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和领导工作。正是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四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农民的积极性上去了，生产力提高了，粮食产量自然节节攀高。中国改革肇始于农村，从一项中国农民自发的创造开始，并以一种极为直接和根本的方式呼唤和要求城市改革。城市不改革，市场不开放，丰收的农产品没有地方销售，农民的劳动成果无法真正兑现，城乡之间就无法进行农产品与生产资料的交换。这一需求把“商品经济”的概念提了出来，也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上了议程。1984年，高尚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被写进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定》。这一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又一次抛出自己的“计划”和“市场”二重唱，并且突出了“企业”的位置。高尚全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这在当时已是相当激进和前卫。
所幸这些观点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被悉数采纳，在执政党最高级别的会议文件里被正式表述为“社会主义经济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改革的步伐却明显加快。1993、1994年是我国改革史上举足轻重的两年，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的决定，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目标，开始施行住房市场化改革。然而，在1993年，正要如火如荼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尚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两个概念。高尚全首先提出应明确劳动力市场概念，“既然我们承认劳动力是所有生产要素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承认它在各个生产要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我们怎么能让其他生产要素都进入市场，单单劳动力不让进入，还怎么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呢？”高尚全的提议被吸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在高尚全眼中，企业所有制形式和价值分配方式一直是个焦点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他最初关注的企业生产积极性问题，也就是“效率”问题，不可分割。1997年，他参与起草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要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的建议，经过高层审议，这些建议被十五大报告吸纳。
2000年，他又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提出要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这个论断甚至催生出经济管理学领域的一个全新研究方向。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和弊端逐渐显露，而被人们质问最多的是，这风云激荡的30年似乎在效率和公平问题上兼顾不够。作为一个激烈的改革派，高尚全对“效率”的追逐难免被人诟病为牺牲“公平”，反对者往往抛出基尼系数、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广受争议的问题作为杀手锏。对此，高尚全的态度很明确：改革的成果不容否定，关键是怎么分析问题。“市场要讲求效率，政府要强调公平。一个是有效地更好地创造财富，一个是更好地实现公平，使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优先或者公平优先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改革仍在中国继续，而且从未停滞。高尚全对于改革的呐喊也不曾停滞，年近耄耋的老人如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的任上继续前行。（陈彦炜 吴永熹）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