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先生90岁之后念念不忘几件事。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年方37岁，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造成了不利影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持谨慎态度。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农工部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的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业化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大工场化作业。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随后的两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销了这个部。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杜润生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
阳关道与独木桥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
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时任最高领导的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地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为杜润生老先生整理过自述录音的学者高王凌说，这是首次听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当时还不让登报。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75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再自上而下地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改革。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派，有人称他是经济学家，但他自己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
五个“一号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会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杜老本人这样总结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第一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要“长期不变”。这四个字一下子解决了农民对农村政策多变的担心，让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包产到户能在全国顺利推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蒯乐昊）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