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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6月，“9·21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正式成立，黄荣村担任首任执行长
       在重建中发现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校舍倒塌的事件在台湾“9·21”地震中也出现过，你们是否检讨过其原因何在？
       黄荣村：重建一启动，马上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我相信大陆差不多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9·21”地震后，我们发现，全台有超过1500所学校受损，其中293所完全倒塌。其中多数是小学，其次才是中学。我们发现其原因之一是：小学的校舍多为老式、长条形建筑，一旦和震波方向垂直，必倒无疑；国中建筑相对比较新。所以重建时，我们要求校舍必须建成“U”型或者“L”型。第二，后来加盖的楼层——我们称之为“老背少”——倒塌多，我看大陆也存在这个问题。第三，就是以前的建筑防震系数设得太低，当然也不排除建筑有偷工减料的成分。
       记者：后来是否追究了相关责任？
       黄荣村：追究责任在台湾意味着要让检调部门介入调查，为保留证据，那么原址就不能动，以台湾司法的程序这一查就得好几年，不能清除就不能重建……这些问题都曾引起很大争议，但后来还是决定都清除掉。事实上不可能完全追究，有些是历史问题，没法处理。有些还是可以追究的，不过那可能是一些高层、没完全倒的建筑了。
       功劳给民间，政府别抢功
       记者：在“9·21”地震的救援和重建中，民间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黄荣村：民间力量真的作用很大，民间社团、大学，尤其是义工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如果执政机构能主动跟他们联系，发挥他们的作用，民间效率会非常高。而且，能做的要先让他们去做。比如执政部门要重建一个项目，首先就得先经过“采购法”，而民间就可以直接行动。所以要先尊重民间的意思。救灾过程中，能发挥最大功能的还是公职部门，不过民间组织能做政府难做的事情，比如他们能照顾死者尊严，可以做灾民的抚慰工作。
       还有，就是宗教团体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台湾最主要的是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他们既有实质的救助，比如协助救援、救济和重建家园以及灾民就业等，更主要的是心理辅导的作用。
       对于大陆的实际情况而言，则可以考虑发挥大学的作用。
       记者：怎么协调民间组织，让他们更好地参与？
       黄荣村：其实挺难的。工作中也会有观点不一样，宗教团体比较有组织，其他的很难规范，有争吵，没关系，这个时候，人家民间也急着要帮忙，执政部门应该有耐心，风度好一点，要忍辱负重。
       民间，宗教组织，大学，医院，义工组织，各有所长，最好采取“认养”的方式，协调行动。这样容易把事情做好。
       当然，像是公共工程、路桥、防疫等，还有经费的统筹，真正困难最大的，规模大的工作，应该政府承担。大的规划，要政府做，不能乱无章法。但是，功劳要尽量给民间，政府不要抢功。重建过程，政府做的工作，老百姓看得很清楚。
       政府要耐得住骂
       记者：“9·21”重建工作似乎经常被媒体批评……
       黄荣村：重建最重要的是效率问题。不过总体而言，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但大家总会骂啊！基本是一路做，一路骂。日本阪神地震后政府被骂，美国卡特里娜风灾后政府也被骂。一开始肯定快不了，不可能一年做好，我看大陆也会面临这个问题。要能够稳住，尽力去做就对了。政府应该耐得住骂，闷着头，把大格局做好。
       比如就有批评我们宣传费花了很多，其中有误解，但有些讲得没错，无论如何，都要说明清楚。媒体指出的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赶快改，有些不实的，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做的。毕竟是人道志业，大家目标一致。慢慢地，批评都会减少。
       一方面要规划，一方面又要一路修正，毕竟大家都没遇到过。所以，信息要公开，要透明。媒体批评会有助于我们调整。那时，重建会每个星期都开内部的业务会，每个处都要汇报工作，完全对媒体开放，让记者听。我们还会跟灾民开会，都是公开的，没有闭门会议。
       当然媒体也有误导的，比如灾区有些地方被报道得特别多，一开始就被认为灾情最严重，分配的资源也有倾向。但没关系，后来随着勘查的深入，我们也慢慢地修正。不是故意不均，要随时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