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夏，一场由“文化大革命”引发的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文化浩劫冲击着中国大地。就在红卫兵即将冲入故宫博物院破四旧的危急时刻，周恩来总理于1966年8月18日深夜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故宫博物院停止对外开放，并派卫戍区部队进驻保护。由此，这个世界最大的皇宫建筑群大门紧闭直到1971年夏天。
■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重开故宫任务
1969年12月16日父亲王冶秋被疏散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他刚安顿下来不久，就有文化部留守处的干部来访，他们是为落实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3位政治局常委对父亲一封信的批示，专程来接他回京待命的。在那封给中央领导同志的离京辞别信中，父亲建议设立一个5至10人的小组，把处于无人管的文物博物馆事业抓起来，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抢救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及图书碑帖等。在信中他强调道：“但此事必须脱离旧文化部，另在国务院设这个小组，才能有力量，我则可以做一点出主意的工作，也算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1970年4月末的一天，周总理的秘书侯英来到黄化门39号，通知父亲出席五一节晚上天安门的庆祝大会，并说在毛主席到来之前，总理将要与他谈几分钟的话。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总理对他说，决定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先把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系统的工作恢复起来；另外，许多外宾要求看故宫，还有外电造谣说，故宫三大殿都被红卫兵砸毁了，你要抓紧故宫的恢复开放工作，有些事可以找吴德同志商量解决，吴德既是北京市的负责人又将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的组长。在总理谈完话后，他便去找吴德请教和商量故宫的整改问题。第二天，各大报都刊登了出席五一庆祝活动的负责人员名单，王冶秋的名字列在“国务院各部门的军代表、负责同志、革命群众代表”名单中的后面(……王冶秋、宋镒、谢华、张运麟、丁江、段云、吴庆彤、朱礼泉、高富有、王兆柯、李启煌、丹彤、陈树云。)那时，这个由总理亲自圈定的名单是个重要的政治风向标，总理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释放出“解放”干部的信息，以利他们开展工作。
1970年5月10日，周总理接见图博口负责人和文化部的军代表，宣布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由军代表任组长，王冶秋担任副组长主管业务工作。该小组由国务院办公室代管，吴庆彤为联系人。周总理还特别说道，康老病了，文物工作我亲自来管。王冶秋恢复工作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重新开放故宫任务。
■故宫博物院的“整改”大转向
1970年初，故宫博物院革命委员会设立由高和负责的“整改组”，开始定的整改大方向是把故宫改造成“反封、反帝的教育阵地”。为此，召开了多次座谈会，焦点集中在太和殿。北大学生提出皇帝宝座应该挖地三尺并倾倒，再配上农民起义军的雕塑。这使整改组感到为难，如果宝座这样改了，那么象征皇权的太和殿，乃至整个皇宫呢？五一节后，王冶秋到故宫召集整改组开会，传达吴德关于故宫开放的意见。他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吴德同志请示了关于故宫的开放，吴德同志确定的方针是：原状陈列，个别甄别，文字斟酌。这样一来，整改大转向，整改组不再需要挖空心思地“改”了。然后，他和整改组同志到各个陈列室走了一遍，把中轴线、西六宫、东六宫及皇极殿的陈列内容：宫廷、陶瓷、民间工艺、绘画等确定下来，要求把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艺术品剔除。最后，他要求整改组按照新的整改方针布置陈列，确保1971年7月1日前全面开放。之后，只要摆出一个陈列，他必到陈列室对展品逐一审查。在开放前，他全面审查了故宫宫廷史迹陈列与艺术专题陈列，对展品一一过目，甚至观众的休息处、厕所都看了一遍。
为了重新开放，还有些外部工作要做，其一是有些古建筑需要进行加固维修，其中关于端门彩绘问题，总理在王冶秋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要实用、经济、朴素、美观，美观不要过分强调，在可能条件下美观，要朴素，和天安门协调就行了；其二是关于故宫博物院的匾额，原匾系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所写，为了显示除旧布新，改请郭沫若撰书，由石工把石质的匾反过来刻制，现在神武门上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即为郭老所写。同时，故宫职工动员起来清除了堆积几年的垃圾。这样，在故宫开放前，外观焕然一新。
■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故宫简介》
外观条件改善与陈列内容确定后，便是要重新编写一本介绍故宫的简介，先由整改组的朱金甫执笔起草一稿。且不可小看这个简介，它是宣传我国古代文化的媒介，将会流传到全国、全世界的。王冶秋深知其分量，尤其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文字东西一不小心就会被望文生义，扣上反革命复辟的帽子，来不得半点马虎。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上报国务院请周总理阅批。周总理仔细阅读了送审稿，然后批示给郭沫若，由其主持对简介的审查，具体办法找王冶秋商量。郭老见到总理的批示是在1971年6月26日上午，便立即找来王冶秋讨论，两人决定第二天上午八时，在故宫漱芳斋召开专家审稿会议，并很快拟出一个包括夏鼐、白寿彝、刘大年、林甘泉、许大龄、黎澍、史树青等13人的专家名单。
6月27日上午会议准时开始，会议由郭老和王冶秋主持，8时许，郭老宣布开会，然后说：“故宫准备重新开放，周总理批示，要我和冶秋同志商量一下，邀请各位把故宫博物院为重新开放编写的简介及所附材料看一看，有意见提出来写在上面，也可以补充修改，一个半钟头，十一时交卷。交完卷请到慈宁宫看出土文物展览。”郭老接着又风趣地说道，这可是场“殿试”！稿子收上来后，王冶秋与整改组中午没有休息，整理文稿与专家发表的意见，父亲对用词与字句反复推敲，最后定稿、成文打印，又立即赶往郭老处，郭老通读一遍没有新的意见，随即在关于审查《故宫简介》向总理的报告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父亲也签了名。随后，郭老拿出一个中国科学院的信封写上：
王冶秋同志面呈
总理亲启
以下是报告的内容：
总理：
关于《故宫简介》的审查，昨日接到你的批示后，当即约同王冶秋同志商量，邀请了十三位历史研究者(北大三人、北师大二人、考古所二人、近代史所三人、历史所一人、图博口二人)，今天上午在故宫漱芳斋共同研究。
大家的意见，认为《简介》颇为扼要，对于一般观众能发挥进行阶级教育的作用。唯个别字句有所修改。举例如下：
一、第三页第十一行标题“故宫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改为“故宫是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第三页倒数五行括弧“过去也称紫禁城”七字删去，改于第一行“故宫”下加上“(旧称紫禁城)”。
二、第九页第十行“将近两百年”改为“一百三十年”。(因一八六一年“总理衙门”成立后，军机处已失去重要性。)
三、第十一页第九行“停滞不前”改为“发展迟缓”。(如此修改始与末行“多少推动”不致矛盾。)
四、第十三页倒数第十一行“长二百五十华里”改为“一百二十五公里”。(如此改，始与上文“宽二米、高一米”一致。)此外，大家建议：
（一）《简介》所附《历史年代简表》改用中国历史博物馆制定的《中国通史陈列年表》(见附件)，按历史发展阶段分期，较为合理。
（二）原有“《故宫简介》重要史实来源及说明”一文(见附件)，应作为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三）最好逐步译为英、法、俄、阿拉伯等文字，以广宣传。
以上当否，请裁夺。
(签名)郭沫若王冶秋
1971/6/27
此报告送上去后，总理于28日凌晨零点30分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有王冶秋、郎捷、吴庆彤和魏秘书。总理重点谈了列强侵略中国与清政府丧权辱国的问题，指出在简介的文字中“不提英国不行”，还具体谈到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又讲到中国文明史对日本的影响，指出“日本可拉”。会议在2点30分结束。王冶秋回到家已是清晨3时，小睡后又爬起来，赶往郭老处转达总理的意见。于是，郭老又重新审读《故宫简介》，再次按总理指示作了相应的补充修改。
总理：
遵照指示，《故宫简介》的修改再补充二例：
（一）第九页第二行“自鸦片战争后”改为“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后”。(突出英国)
（二）第九页第七行下，拟加入如下一小节。“澳门以明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租借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然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却将主权割让，完全放弃。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烧了圆明园，被迫签订了投降和约，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列强组织八国联军再次侵入北京，竟以故宫为其兵营。统治者仓皇出奔，人民遭受浩劫。签订‘和约’时丧权赔款。欧洲一些中小资本主义国家，援‘利益均沾’之例，亦得坐地分肥。养心殿所‘养’之‘心’，岂不就是投降卖国之心吗？”
以上当否，请核定。
郭沫若(签名)
1971/6/28
父亲再次将经过郭老第二次修改的《故宫简介》，于当天呈送总理。总理又将《故宫简介》字斟句酌地审读一遍，认定无误后，在报告的第一页上批道：
拟同意。送请江青、春桥、文元同志核批。
退
周恩来
29/6 1971
待这几个人在该文件上都画了圈退回来后，总理即在郭老写的信封上，借着原来写的名字批示：
退王冶秋同志照办
周恩来
六月三十日
至此，《故宫简介》这个小册子从1971年6月26日至6月30日的5日内，周总理先后作了3次批示，其间还在凌晨召开一次会议，经郭沫若主持两次修改，待江青等人画了圈后，才算最后定案。由此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不正常时期，周总理及在他领导下坚持工作的人们，是如何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异常谨慎地处理每一件“小事”的。
■“文物外交”拉开序幕
周总理为什么会对《故宫简介》这样一个小册子的内容与文字，如此慎重呢？这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的。4月中旬，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总理的亲自运筹下，实现了到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中断了20多年的中美外交关系开始解冻。5月，美方传来信息，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接受邀请，准备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并决定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将于6月25日后秘密访华，与周总理举行一次预备性会谈。同时，日本田中政府也在积极活动，争取尽快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此敏感时期，任何一点可能被江青等人抓住的小问题，都可能被“上纲、上线”，导致前功尽弃，使中美和解乃至整个外交突破破局。
《故宫简介》经过“殿试”修改和周总理亲自审定，终于在1971年7月5日，总理批准故宫重新开放时与观众见面了。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后，参观者非常踊跃，每日观众达4万人次。这本思想性强、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不仅成为各地博物馆重新开放时编写文字说明的范本，而且卖得出奇的好，日售量达7500册，这折射出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饥渴。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开始了在北京的秘密访问，父亲参加了接待工作；7月10日上午，黄华、章文晋、王冶秋等陪着基辛格，沿着事前商定的路线参观故宫。之后，王冶秋又带领客人们参观了《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览》，“马踏飞燕”与“金缕玉衣”等文物极品使美国客人啧啧称奇。1972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王冶秋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陪同下参观故宫，国内外媒体都以重要新闻作了报道。故宫博物院又重新引起世人注目，一时轰动国内外的“文物外交”由此拉开序幕。
（摘自5月8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