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写下来。——于光远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30周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由于光远撰写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以亲历者的特殊视角，详尽真实地记录了这次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带来深远影响的会议召开的台前幕后事。这里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还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虽然这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
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注意到在这个讲话中，他不再讲“两个凡是”。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尤其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陈云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11月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确非常错误，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我们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于是在11月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真理与“凡是”的正面交锋
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立即转载，而《红旗》一直不发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初期，《红旗》的负责人熊复还拒登谭震林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红旗》登了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他坚持不卷入的方针。
熊复的这封信送到中央后，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嘛。”邓小平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后，吴冷西立刻打电话给胡绩伟，责备这是“砍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30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的会议都直接间接地接触这个问题，发言也很坦率和尖锐，不发生模糊、藏头露尾的情况。
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在这个党的高层会议上，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锋。同在一个组的人交锋，就是不同在一个组看到别的组的简报也交锋。我记得当时看西南组的简报，就看到胡绩伟和熊复的对话，熊复为自己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辩解，胡绩伟就列举事实，而且找出不少文字材料来证明熊复的不老实，使用严密逻辑进行辩论，使得熊复最后无话可说。《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况很多体会很深，在西北组做了多次发言。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西北组的召集人。
他指出现在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胡耀邦在这个发言中对康生问题讲得很尖锐。他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祸首。
胡耀邦的发言没有“就事论事”，而且还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指出长期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
接着他介绍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主张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胡耀邦第二次发言的时间是11月16日，讲的是农业问题。胡耀邦认为，农业是当前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 “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元气大伤，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人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了。
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后，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对新事物要采取支持鼓励态度。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关于这个讲话稿，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起的。
叶剑英功不可没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讲了民主法制。叶剑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会议开到最后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1978年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已相继逝世。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
叶剑英在这个讲话中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所散布的这种奇谈怪论，搞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叶剑英指出，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叶剑英接着讲了一段，说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批评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
(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 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1月第2版 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