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在美国的1000多名华裔青年加入由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他们来到中国协助我们与日本作战。65年后，为了留住飞虎队的光辉历史，11名年逾八旬的飞虎队华裔老战士们从大洋彼岸飞回家乡，向广州、江门、台山的3家博物馆捐献了300多件由飞虎队华裔老兵收藏的二战文物，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尽了一份力量。
65年，能改变一个人的容颜，却改变不了记忆，尤其是关于战争的记忆。这些华裔老兵每个人在二战期间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余柏荣：浴血驼峰航线
余柏荣是这次回乡老兵中唯一飞越驼峰的飞虎队战士。87岁的他头发花白，精神矍铄。
余柏荣在广东开平生活了16年，亲眼见证了日本法西斯对家乡的狂轰滥炸。“那时候我还没到美国，有一次4架日本战机掠过我们村子，邻家12岁的小妹妹走出来张望，炸弹就在她身后不远处落下，我眼睁睁看着弹片在她颈上划过。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报这个仇！”1938年，17岁的余柏荣离开广东去了香港，1年后移民美国，1943年正式加入飞虎队。
“1942年夏天，日军毁了中国和盟军联系的最后一条通道——中缅公路，一切物资运输都中断了。我们的任务便是在飞机上装满枪支和炸弹，从印度起飞，飞越喜马拉雅山，突破日军的封锁，把战略物资送到中国去。”余柏荣说，一架飞机上通常有4个飞行员，如果人员紧迫，便只有3个。这种经常性的物资运输每次都要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
“晚上飞越喜马拉雅山最危险，冰雪在窗外积结成霜，蓝色的、绿色的，足足有两三厘米厚，什么都看不到。飞机上没有电脑，除了凭经验之外都是听天由命……为了尽量多装军需物资，飞机上的备用汽油都很少，如果在暴风雪中困久了，就出不来了。”
除了难以想象的恶劣天气，负责驼峰飞行的飞虎队员们还要面对险峻的山势和日军的阻击。“日本的战斗机在两三万英尺高的地方，我们的飞机则在1万多英尺的地方低飞，以保证不被日军发现。”余柏荣回忆，“在山峰之间沿着山势起伏飞行，可以在三四秒内下跌3000英尺，人还没回过神来，一瞬间又上抬3000英尺。”
余柏荣告诉我们，在1942年到1944年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他所在的分队损失了70多架C47飞机。“有的战友跌落山谷里，还能发电报回来报告说自己在哪里，要求救援。但救援人员赶去后，却怎样都找不到了，白茫茫一片冰和雪。”他感慨地说：“曾在一起开飞机的伙伴走了当然伤心，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在节日里为他们敬个军礼。”在这条“死亡航线”上，他整整拼杀了4个多月。随后，余柏荣所在的部队被调去重庆作战，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飞”过了。
二战结束后，余柏荣作为退伍军人回到美国洛杉矶，收到了州政府700美元的补助，“现在每个星期有20美元补贴。不同的州福利不同”。余柏荣说，二战改善了中国人在美国社会的处境。“之前，美国人对亚洲人非常歧视，而二战结束后，报纸上偶尔会有中国抗战英雄的报道。”
甄崇运：备“自杀药丸”深入敌后获取情报
甄崇运，祖籍台山四九镇人，8岁时去了美国。抗战爆发时他不满18岁，还在读高中，听到要抗击日本侵略军，当即放弃了学业从军到了昆明。甄崇运在美国飞虎队属于通讯兵，他把自己称为“穿美国军装的间谍”。二战期间，他在日军后方通讯站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工作，并因此获得了美国二战“铜星英勇成就奖章”。
“那是1945年的事情，日军在中越边界肆虐，我们队里便派了4个人到日军后方收集、破译情报，弄清楚日本人的动向。上级告诉我们，日本人最恨我们这些穿着美国军装的华裔，如果捉住了的话，会一寸一寸剥掉我们的皮。临走时，军医给了我们每人两片‘自杀药丸’，如果被日本兵捉住，便把药吞下去，只要几秒就一命呜呼。”甄崇运说，幸好，这次敌后情报任务顺利完成，准备的“自杀药丸”并没有派上用场。
在上战场前，甄崇运接受了美国军方18个月的专业学习。“主要是关于设立密码和解密。我们负责操作无线电平台，收发信息，截获、解密日军信息”。甄崇运说，这场战争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作为美国华裔，同中国军队协同作战，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军，这是一辈子的自豪。
赵得明：小飞虎队员“Ta Bin Chin”曾经轰动美国
在这次访问团中，有一个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就是飞虎队员赵福登的儿子赵得明。赵得明讲述了一个当时轰动美国的小飞虎队员的故事。
赵得明说，父亲赵福登出生于美国，1945年作为飞虎队的一员奔赴中国战场参加抗战，当时驻扎在广西桂林。在驻扎地有很多在战争中父母双亡的孤儿沿街乞讨，其中有一个8岁的机灵聪明的小男孩引起了赵福登的注意。赵福登与小乞丐交上了朋友。小乞丐勤快好动，有时候会主动帮着飞虎队员搬运东西，渐渐赢得了士兵们的好感。空闲时，赵福登会教小男孩讲英语，随着赵福登与小乞丐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两人亲如父子。
小男孩名叫陈代本，他的父母死于日军的轰炸。飞虎队的驻扎基地经常转移，但是赵福登并没有抛弃陈代本，而是到哪都会把他带在身边。有一次，赵福登本来可以坐飞机转移，但是他却专门选择坐卡车，因为坐卡车便于带着小家伙。陈代本身上穿的飞虎队队服都是赵福登改成的，渐渐的队友们也默认了这个小队员。陈代本成为飞虎队中最小的队员，而且有了英文名字“Ta Bin Chin”。对于一个年轻的士兵而言，一边工作，一边照顾8岁的小孩，困难可想而知，但赵福登对陈代本不离不弃。
抗战胜利后，赵福登要从上海返回美国，没有亲人的陈代本想跟随赵福登去美国，但是他没有美国护照，不允许登船。据赵得明说，陈代本被装进行李箱内上了船，8天后才被发现，按照法律，偷渡的人必须被遣返，但是当时赶上圣诞节，宽容了几日，但就是这几日，事情发生了转机。赵福登为了能使小代本留在美国，积极奔走，此时当地的媒体也纷纷报道小飞虎队员的事迹，此事一时成为轰动美国的“偷渡案”，最终当局专门为小代本通过国会议案，准许他留居美国。当时，没有结婚的赵福登没有权收养陈代本，就由赵福登的母亲收养，情同父子的赵福登与陈代本又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兄弟。如今陈代本已经70岁，住在圣地亚哥，有3个孩子，都是成功的商人。
黄洪荣：“五邑飞虎”中的“风语者”
电影《风语者》展现了美军在二战中的一段历史：美军的通讯密码频频被日军破译，为改变这种局面，1942年，几百名美国纳瓦霍族人被征召入伍，因为他们的语言没有外族人能够听懂，这些专门的译电员被称为“风语者”，成为美国海军的秘密武器。
今年85岁的黄洪荣的经历尽管不像“风语者”那样传奇，却另有一番意义。虽然一直生活在美国，但是他可以通过粤语和普通话与我们交流。黄洪荣说：“我的家乡是台山，来美国70多年了。20岁参军到中国作战，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12月，我在中国战场上整整奋战了3年。当时我是供应队的队长，部队驻扎在中国与越南的边界，防止日本进攻昆明。”
“当时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到处轰炸。飞虎队到来后，24小时在空中侦察，一看到日本战机就放炮，用炸弹炸。日军侵占缅甸后，有一次想进犯昆明，飞虎队和日军火拼了4天4夜，才击退了日军，解除了昆明的危机。”黄洪荣说。
据黄洪荣回忆，二战期间,飞虎队抗击侵华日军时，为加强美军和中国部队的通讯联系，曾专门组建了一支既能说中文又会说英文的华裔军人部队——第987通讯工程连。这个连里面的战士和军官全部是华侨、美籍华人，而且绝大部分战士都是五邑籍人士。第987通讯工程连一直战斗到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保证了飞虎队和中国地面部队联络的畅通。
阮福志：18岁参军来华作战
在二战期间曾留驻中国18个月的阮福志说：“我出生在美国，18岁就参加了飞虎队，主要从事无线通讯和后勤保障工作。美国的军官，不会讲中国话，我就帮忙传话与翻译。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只有无线通讯安全、准确、保密，后勤保障跟得上，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阮福志对于自己的工作很自豪，“当时在昆明只有20名队员，而我们这20名队员成功地将食物、汽油等物资运往前线，解决了前线士兵的衣食住行。”
据介绍，这些被派往中国的美籍华裔士兵，很多都要到边远地方去，面对非常艰苦的生活环境。隶属987工程连的阮福志，当时留驻在中国与缅甸接壤的地方，那里卫生条件极差，队友们也不习惯中国军方提供的膳食。阮福志被指派监督膳食，当时阮福志初出茅庐，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想出了办法。他说：“我去买鸡，买了大量的鸡。想吃鸡的时候就做炸鸡，这是美国烹调方法。”阮福志还教中国军人使用武器：当时中国军队缺乏现代化武器，我们把新型武器给他们，但首先要教他们如何用这些武器。
（综合2007年11月16日《南方日报》、2007年11月21 日《江门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飞虎队 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当年７月和10月，200多人分两批来华。他们驾驶着画有“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的战机，屡次打败日本空军，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飞虎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飞虎队”被编入了美国正规军第14航空队。1942年初，美国国会通过征兵法案。当时在美华裔青年被征入伍约2万余人，他们一般都被安排在各种族军人的合编队，但是有1000多名华裔军人被编入以华人为主的第14服务大队，主要提供后勤和通讯服务。至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航线全长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上的空运被评价为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