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底的北京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短短两周内，三大西方发达经济体——欧盟、日本、美国的高官接踵而至。三个重量级的高层会谈“你方唱罢我登场”。
就在萨科齐访华行程最后一天，欧元区三巨头——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以及欧盟货币与经济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首次集体造访北京。正所谓冠盖云集。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撞车”。其中2007年12月1日开幕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乃是首届，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4月访日之时，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商定启动的。
中欧
欧元区三巨头施压人民币升值
欧盟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兼财政大臣容克（中）、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右）和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
欧元区的分水岭
“此次欧元区三巨头的出访堪称一道分水岭。”布鲁塞尔欧洲和全球经济实验室Bruegel主任肖恩（Jean Pisani-Ferry）在2007年11月29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
因为就在不久前，人民币汇率问题似乎还只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对于欧洲而言，其重要性则居其次。在美国国会至少就三项针对中国的报复性贸易提案进行讨论之时，欧盟却意外地保持着沉默。欧盟在汇率体制或人民币问题上从未大张旗鼓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而主要仰仗美国的行动。
然而在2007年10月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13个采用欧元的欧盟国家的财长前所未有地达成一致意见，要求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并委派欧元区的三巨头借2007年12月28日举行的中欧峰会之机，和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单独的会谈。
其实，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欧盟的基本立场和美国并无二致，都希望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允许人民币更大范围地浮动。欧洲央行行特里谢在2007年11月2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便解释，欧盟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施压的想法“由来已久”，和美国唯一区别是“之前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比较谨慎罢了。”
但是，这种审慎并非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受制于欧盟的内部结构和复杂的安排。和美国的情况不同，在欧洲，汇率并不是一个“全欧盟”议题，欧元区政策影响的只是13个使用欧元的国家，而不是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像英国丹麦这些经济发达的欧盟成员国，至今游离在欧元区外。
肖恩认为，此次需要三巨头来传递一个声音，表明欧洲内部有关责任分担的难题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也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在目前的紧要关头，这个难题再也不能妨碍欧元区表达自己的意愿，欧洲人将开始通力合作。
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所长张燕生向记者表示，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疲软，加上次贷危机，使得欧元非常强劲，欧洲经济承担了很大压力，需要与其他方一起承担全球经济调整的后果。中国作为一个贸易经济大国，自然成为一个选择的对象。
中欧贸易争端凸显
欧盟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在到达中国之前，曾在多个场合说：“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正以每小时2000万美元的速度扩大。”
曼德尔森是参加此次中欧峰会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也是风头最劲曝光率最高的官员。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共同出席发言的一个关于食品产品安全的国际论坛上针锋相对；在另一个关于中欧知识产权合作协议签署的发布会上，亦出言灼灼。
不过，人们还是注意到，在此次中欧峰会召开前，曼德尔森的口气较之往常显得更加强硬。比如，他在2007年11月8日欧盟美国峰会之际，于华盛顿发表的演讲中就独辟中国一节，抱怨当前欧中贸易失衡及中国重工业行业过热，暗示中国受管制的汇率政策已成为欧美共同挑战。
曼德尔森在另一个场合向记者回应表示，不赞同欧元对人民币升值是“自然趋势”的说法，他认为这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
许多中国专家指出，欧盟对话贸易赤字中有很大部分是欧洲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返销欧洲造成的。
“这是全球化产业转移的结果。比如，欧洲在纺织品领域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在全球化的逻辑下，这些产业转移到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不能一味指责我们抢了欧洲人的饭碗，顶多是中国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公平竞争。”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炳然对记者说。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表示，欧洲出现的总体赤字情况乃是重复美国道路，即产业外移，而内部则形成空洞化。欧元区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尚不错，但随着工业不断朝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赤字将会是日益增加。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也常常令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感到措手不及。
双重对话机制
不过，此番欧洲人通力合作，效果仍是显著的。作为此次中欧峰会及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话达成的共识之一，中欧将建立金融和经贸两个领域的对话机制。
曼德尔森在中欧峰会结束后发表的简短声明中称，他来时“不快”，走时“倍感鼓舞”。“中国领导人明确地表达了最高层次的政治承诺，以应对贸易赤字，包括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等议题。这正是我们寻求的。”
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亦对此次会议感到满意。“我对我们的对话结果感到高兴。”他说。
以容克为首的欧元区三巨头在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会谈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双方认为应共同努力，采取综合性措施，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防止汇率大幅波动，为全球失衡有序调整做出应有贡献。同时，双方还表达了进一步加强沟通，增进合作的意愿。”
不过，欧洲人虽然乘兴而归，但人民币能否以及在多大幅度上实现欧元的升值，中欧贸易顺差增长的趋势能否得到缓解，仍是一个未知数。
（摘自《财经》2007年第25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中日
首开经济高层对话
2007年12月2日下午,日本农林水产大臣若林正俊和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双双出现在北京一家商场内,二人穿上日本传统服装,热情地邀请路人品尝日本青森产的苹果和福冈产的丰水梨。
若林正俊和甘利明是参与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的日方成员。2007年12月1日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通以来，第二个当前经济大国与正在兴起的潜在经济大国直接的高端经济对话，这不仅对于中日和谐，而且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和谐转换意义深远。
日方表示，希望能在2007年12月底或者2008年初，安排福田康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也会成为福田就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中国。而中日已经就胡锦涛2008年访日达成一致。日方建议,将胡锦涛访日安排在日本最美的“樱花季节”，也就是4月左右。
为了为两国元首互访创造更好的气氛，除了在经贸各个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和协定外，日本政府还提出，希望在福田访华之前，中日能够在东海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和突破。
农业对话获丰收
此次对话，农业领域已经获得较多推动。若林正俊和甘利明所推销的水果与中国水果相比,几乎是天价,每个苹果动辄标价上百元,但据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销量一直稳定上涨。
这让若林正俊看到了希望,前一天,他已经成功说服中国政府,再向中国出口150吨大米,并在2008年初达成日本大米出口中国的长期协定。2007年7月,第一批每公斤售价近百元的日本大米进入中国市场后,一度引起轰动,但随即被质检总局以担心虫害为由停止了进口。这次,来北京参加首届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若林正俊, 终于当了一回成功的推销员。日本政府的计划是,在2013年前,将农产品出口增加两倍。
若林正俊的谈判对手——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得到了自己需要的答复：日本政府也同意启动对南瓜解禁的法律程序,并且准备放开对中国禽肉加工企业生产的偶蹄类产品进口。
表示对首次经济高层对话满意的不止双方农业部门。
2007年12月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内,中国副总理曾培炎率7名部长,与远道而来的6位日本部长进行了超过4个小时的对话。双方在当天深夜,终于对发表的共同文件取得了一致。这也是中国在类似的高层对话机制中,首次以共同文件的方式公布会议成果。
“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经济高层对话是双方各自公布结果的,但是由于这次是首次中日之间的经济高层对话,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所以我们坚持必须形成共同文件。”日本外务省相关官员向记者表示。
日本官员表示,日本如此多的内阁成员集体访华,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
四大议题各取所需
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访日时，与当时的首相安倍共同宣布启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首届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终于被确定为四大议题：宏观经济、节能环保合作、贸易投资、国际和地区经济问题。
高层对话当天下午,在曾培炎和高村正彦分别作了主旨发言之后，中国发改委主任马凯首先介绍了中国目前宏观经济的情况。在外界关心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日本并没有像美国、欧盟一样,施加太大压力。中方官员表示,事实上中国目前出现在流动性过剩、对出口依赖过大等问题,都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出现, 因此需要吸取日本教训。而日本则表示,希望人民币汇率加快改革步伐。
自2006年中日政府关系转暖之后,节能环保合作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对话当天,两国除了在2012年以后气候变化框架等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立场之外,还同意今后在循环经济试验区的建设扩大、长江流域等重要水域水质改善、防治大气污染、打击废弃物非法越境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贸易投资则成为双方分歧比较多的议题,中日官员分别阐述了双方经贸中目前出现的问题。商务部副部长陈德铭表示，首先是日本出口管制最终用户名单，已经困扰中日的高新技术合作和相关贸易，希望日方取消名单中的中国实体，而中方也愿意提供相应的优惠措施，鼓励中日间的技术贸易。最后，双方同意，研究制定“中日技术贸易指导方针”；成立“中日技术贸易便利化工作组”；双方将就各自关切的出口管理制度、最终用户名单及法律完善和执行等问题加强交流与合作。
而对于陈德铭提到的另一个问题：要求日本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日本方面则表示,还需要更多的考虑。
此前中方官员曾表示，将在会谈中向日方交涉日本农产品进口“肯定列表制度”，已经实施1年多的这一制度已经给中国农产品出口带来很大困扰。
日本政府则表示了对中国贸易投资环境的担心。日本官员在会前表示，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外商投资政策的变化，以及2006年日本对华投资的小幅下降，希望能够与中方官员展开坦率讨论。对此陈德铭回应说，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将继续保持外资政策的相对连续性、稳定性，他随后解释了中国下一步鼓励外资的方向。曾培炎则表示,中方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经营创造良好的软硬件条件。
在国际与地区经济合作方面，中日则达成一致，将共同推动多哈回合尽早达成协议，以及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东亚财经合作方面加强合作交流。（滕晓萌）
（2007年1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为该报记者）
中美
战略经济对话第三次碰撞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7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特别代表共同主持对话。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也将参加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6年9月由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发起设立，每年举行两次，旨在讨论两国经济关系中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迄今对话已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过两次。
近年来，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对外贸易逆差占GDP比例超过6%，导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1/4的对华贸易，成为攻击重点，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呼声此起彼伏，中美经贸之路风高浪急。在此背景下设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被各方面视为化解两国经贸纠纷的重要平台。
客观评判中美经贸“失衡”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今天，已形成“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关系。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美国有不少人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帮助中国出口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是造成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的“罪魁祸首”。但这又如何解释中国自2005年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超过11%，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然攀升呢？
从比较优势方面看，美国人均自然资源丰富，资本充裕，科技发达，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高科技产业、航空业以及土地资源密集型行业如农业拥有竞争优势；中国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制造业有竞争优势。
中美贸易产品分类也显示了这一点。美国对华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航空器材、农产品等上面。中国输美产品在早期主要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美贸易失衡是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美国部分产业受到影响是因为这些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比较优势，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此类工作机会回流美国，只会转到比中国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说中国工人抢走美国人工作也难以成立，因为这些工作在美国将会由机器完成。指责中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为失业问题寻找替罪羊的行为，也是美国选举制度下的一种国内政治现象。（李雪飞）
达成多项成果
经过一天半的紧张会议，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7年12月13日结束。中午12点，吴仪副总理和保尔森财长率领双方代表团会见了记者。与11日初见美国代表团时的“火星四溅”不同，她第一句话就说，“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圆满成功”。
吴仪介绍说，中美两国在众多议题上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些“互利双赢”的成果。她说，第三次对话的重要特点在于中美双方超越了“对短期经贸热点问题的简单关注”，从“战略高度”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思考”。她说，这种态度和讨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飞跃。
保尔森的开场白同样引人注目：“即将退休的我的同事吴仪是中国人民一位非常出色的代表。”接着，他说，战略经济对话开展一年多来，中美之间彼此有更好的认识，因此，“讨论的质量得到了提高”。他高度评价说，“最近几个月中美双方取得的成就是指导未来双方战略经济对话和开展合作的模式与榜样”。
上午会议闭幕后，中美发布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显示对话达成了多项成果，内容涉及八大领域。其中，在外界特别关注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上，中美双方承诺扩大对话和信息共享。引人关注的还有允许外商投资公司发行人民币A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国经济专家王立认为，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中国关心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所以结果比较令人满意。例如在中国关心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问题上，中美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虽然还需要在今后更具体地落实，但是宏观上美国愿意对中国在民用高科技产品出口上放宽松。再比如，开放美国成为中国旅游者目的地也是一个成功。他还说，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有些议题，比如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属于出现了问题再来谈，解决问题对双方都有好处。（管克江、吴成良、李文云、段聪聪）
（综合《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50期及2007年12月14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