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的火药味与冯治安的匆匆回平
对于二十九军官兵来说，公元1937年的7月7日，是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个日子意味着无言的心痛。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则将他们平静的生活打乱，拖入了一场灾难之中。
7月7日上午，日军再次在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火药味愈来愈浓厚。
气焰嚣张的日军在卢沟桥地区不断制造冲突，源于1936年9月18日的“丰台事件”。这就预示着，日军有进一步占据卢沟桥的企图，因为卢沟桥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据点。
日军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卢沟桥与丰台一样，同样是北平的门户，是华北的咽喉。它据着平津及冀察的生命线，而位于平汉路与北宁路之交接点，又为平保公路所经之地。所以在军事上，日本必须据有丰台与宛平，才足以控制平津。
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即1936年冬，日军即试图在卢沟桥附近购地，以便在卢沟桥、长辛店及宛平间建立一军事堡垒，以与丰台驻军成为犄角，来监视我国在宛平、永定河一带的驻军。然而中国人始终以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日本人的一举一动，此事终于因民众和冀察当局之制止,未能实现。
从丰台事件起，日军即对中方表示了其对于卢沟桥、西苑、南苑及长辛店各地驻有中国军队之不满，希望二十九军自动撤退。但均为二十九军所拒绝。所以卢沟桥事变一发生，日方即积极从事布防，先夺得卢沟桥来和丰台形成犄角，然后以平津间的铁路为纽带，以北宁路为后方，而造成内线作战的方式，来威胁平津，并以对付津浦、平汉两路之中国军队。
在卢沟桥事变之初，日军首先占据宛平东北二三里的高地沙岗。此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先造成夺取卢沟桥之初步形势。而日军之一再违约，不肯从沙岗撤退，也纯粹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沙岗能控制平汉与北宁之接口，而且是平保公路的必经之地，所以沙岗一旦被占，卢沟桥与宛平也就直接受到威胁了。
很显然，日本帝国主义要进行华北的分离运动，那么它就必须在军事上造成以控制华北的首脑——平津的形势，才能遂行其政治阴谋。卢沟桥在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进退失据，此举无异于切断华北之首脑——平津。如此一来，日本在华北即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两重控制。
日本人对于华北的觊觎由来已久。自从日本占据东北以来，就已经开始企图造成包围华北的形势，特别是成为华北与西北的门户之冀察及平津。日本人的计划是，首先以秦皇岛为根据地的海军，协同热河、察北的陆军及伪军，造成了两面的包围。另外则从绥远发动伪军来造成三面大包围的形势。而绥远伪蒙军在百灵庙一带的惨败，切断了它的右翼。因此，它只有先从左翼以北宁线为根据来掠取平津，以期夺得华北之心脏，然后再兵分三路：东路沿平津线取山东，中路沿平汉线取河南，西路则由平绥路出南口以进窥察哈尔、山西和绥远。7月7日在卢沟桥挑起战事，正是日本人企图用政治手段分离华北失败之后，而以军事冒险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开始。
鉴于此，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军即开始组织它的战略行动，分三路运输军火和军队集中平津；一路是从关外以北宁路为动脉，而向西南输运；一路从热河以平古大道（从古北口到北平）向南输运；一路则从塘沽海口向西输运。同时，也就把事件扩大，而加强其左翼，用冀东为根据地来展开对平津的包围。
在中国方面，因为自从九一八事件以来，就没有很好地在华北做防御的准备，加之以受塘沽协定及种种政治上的约束，使平津的门户洞开。
忧心忡忡的何基沣（时任三十七师一一O旅旅长）似乎已经嗅到了火药的气味。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峻，立即把消息报告了在保定的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冯治安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他火速赶回北平。与何基沣商议后，他做了相应的准备。卢沟桥的战事，让冯治安成为国人皆知的抗日名将。
冯治安，河北故城人，1896年生。其父冯元玺，热心兴学办塾。冯治安自幼随父就读，勤奋好学。冯治安目睹了中国的内忧外患和民不聊生的状况，慨然叹曰：“大丈夫当效班定远，岳武穆之立功报国，挥戈救民，岂能逸居乡里哉！”冯治安遂立志投笔从戎报效祖国，该名治安，志在治国安邦。
1912年3月，冯玉祥到河北景县一带招募新兵，冯治安前往参军。他勤奋好学，待人宽厚，肯多做事，不辞劳苦，常对人说：“多做，多学，多见闻也。”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事中发动北京政变，建立国民军，冯治安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卫队旅旅长，驻兵于丰台附近。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重整军备，扩大编制，卫队旅扩编为师，冯治安提升为师长。1927年，5月1日，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治安升任第十四军军长，率部移驻河南确山，后又开赴信阳。1929年1月南京编遣会议以后，冯治安进入陆军大学学习。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的残部被张学良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由宋哲元出任军长，冯治安任第三十七师师长。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冯治安升任七十七军军长。10月，任第十九军团长兼陆军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率部转战于冀、鲁、豫地区，后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1940年5月，张自忠在鄂北会战时殉国，冯治安继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是抗战八年国民党军中的主要抗战将领。抗战胜利后，冯治安任第三绥靖区司令，后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张克侠曾多次旁敲侧击劝他脱蒋起义，但冯治安舍不得荣华富贵，没有答应，并把张克侠架空。1949年，冯治安随蒋介石去台。1954年12月16日，冯治安病逝于台湾。
日军“士兵失踪”之谜
1937年7月7日那天天气特别热，温度计从大清早就直线往上升，到了夜晚也不见凉意。7月7日上午，日军又来到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下午，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从兵营出发开到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演习的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龙王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三地之间各只有千米之遥，而且龙王庙内有二十九军士兵驻守。日军在此地进行夜间演习，显然是有企图的挑衅行为。
下午7时30分，暮色降临，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日军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待天完全黑下来以后，近600人的部队便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城内城外，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清水节郎在日记中写道：“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这里指宛平县城）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个静悄悄的黑夜。”
在这漆黑的夜里，日军将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一步步付诸实施了。当晚10时40分，宛平中国守军听到城东北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在寂静的夜幕下，枪声是那么刺耳，引起宛平守军的密切注意。
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宛平守军认为，时值深夜，日军进城搜查会引起误会，妨碍治安。日军仍坚持要进城。守城官兵拒绝说：我方部队正在睡眠，枪声响自城外，非我军所发，日军在演习场丢失士兵与我无关。我们执行上级命令，不能打开城门！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县城，开枪示威。
同时，清水节郎派人去丰台向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要求派兵支援。一木清直接到报告后，立即向顶头上司第五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报告（此时，旅团长河边正三不在北平），牟田即令一木清直率领第三大队开往卢沟桥，现地指挥战斗。
与此同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开始向冀察当局提出交涉。
松井久太郎是七七事变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是日本福冈县人，陆军学校二十二期生。早年曾在海参崴及西伯利亚各地秘密活动，后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3月，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调回国内，松井便受命接任了这个职务。到任后，松井又被冀察当局聘为顾问。从此，他频频奔走于北平、天津、通州间，在对华交涉的名义下进行分离华北的种种阴谋活动。7日夜间的所谓“失踪事件”发生后，松井又登场了。
这天下午，北平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市政府邀请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20多人，给他们报告局势的紧张情况，交换应付意见，直到夜里10点才散会。回宅后，他先洗了个澡，换上一件短衫，上床后靠在床栏上静静地沉思。突然，“叮零零”，电话铃响了起来，时钟指着11点40分。
又发生了什么事？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秦德纯的心头油然升起。从6月以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地区进行的军事演习突然频繁起来。而且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的演习，竟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反复进行。莫非宛平城的驻军和日军发生了冲突？神经一直绷得很紧的秦德纯忐忑不安地拿起了电话筒。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打来的。他说：“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本日有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方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搜索失踪士兵。”
秦德纯反应很快，也很干脆：“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就在该地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损害了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果查出确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至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说日方对此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行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秦德纯以为，此事可能是日军制造的口实，很可能酿成大祸，马上将此经过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吉团长，派人侦察丰台方面敌人的动态。
凌晨3时半，吉星文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挺，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
“听我的命令！”秦德纯振臂高呼：“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我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秦德纯同时将此处置通知冯治安。
秦德纯还指示宛平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日军士兵“失踪”之事，以便处理。王冷斋则通知宛平城内驻军营长金振中切实查询各守兵。经查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士兵的踪迹。
那么，日军士兵“失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二等兵，因解手离队，不久就归了队。后来有人向清水节郎问起志村为何“失踪”，清水假装不知道，居然提出三种推测：第一，可能是解手去了；第二，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转移；第三，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只要问问志村本人就会一清二楚，而日本人却一直闪烁其词。志村归队后，清水节郎故意不报告。
战后有人问清水，当时为何不报告。清水支支吾吾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并说，“接到不法行为（指枪声）的报告，感到很紧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
谁在撒谎，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当时清水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和决定对二十九军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是“士兵失踪”，战后却说成是“不法行为”。
7月8日凌晨2时，一木清直已得知志村菊次郎归队的消息后，却认为：“连联队长都下了交涉的命令，又因此而中止，我不知道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呢？”所以他没有下达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不过此后，做贼心虚的日军，把挑衅的借口由“士兵失踪”偷梁换柱成了“非法射击”，甚至干脆否认曾向中国方面提出过搜寻“失踪士兵”的事情。
二战后，关于“士兵失踪”一事，在日本曾引起广泛的研究。不过志村菊次郎却已经是无法佐证了。因为他在“失踪”后不久，就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应召入伍，结果于1944年1月31日战死。
是谁开了“第一枪”？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与所谓的“第一枪”，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七七事变是一个事关中国命运的大事变，所谓的“导火索”在日方看来是“士兵失踪”和“第一枪”。“士兵失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那么“第一枪”问题则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水节郎的笔记是这样记述的：“晚上10时半左右，传令休息，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此时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清水的说法是否可信呢？“第一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无论在当时或战后，日本都不断有一些人抓住“第一枪”的问题纠缠不休，诡称是中国军队放了第一枪，还有人居心叵测地提出是中共挑起了七七事变。这些日本人的目的，其实昭然若揭，无非是借此将发动七七事变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方面，并进而否定全面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无论日本人的理由有多么冠冕堂皇，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所谓的“第一枪”，是在中国的北平城外，而不是日本的东京城外响起的。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的翌日，日本外务省就曾推测它是华北驻屯军的阴谋。甚至连首相近卫文也有这种怀疑。在北平的日本人则更是接近真实地盛传：点火的人，是日军中级干部。那么，这些不约而同的判断是不是毫无根据呢？
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曾经就“第一枪”之事写道：
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亭）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后来还就此事作出坦白，道破了这一事件的真相。1946年6月，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对战犯茂川秀和进行了审判。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由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枪”完全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和日本驻平、津特务机关以及日本国内侵华激进派法西斯分子共同策划的阴谋，他们是七七事变的真正肇事者。
而日本许多军政要人缘何并不知晓？在侵略中国的大方向上，日本决策层没有歧异，而在何时发动这场战争上，他们却存在争议，没有达成一致。激进派为了能够顺利地挑起全面战争，不惜在未取得日本最高决策层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断然把日本拖上战争的轨道。
到此为止，“第一枪”之谜大白于天下。而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助理今井武夫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仍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第一枪是属于中国兵偶发性的？有计划的？还是阴谋？对这一阴谋有人认为是由日军采取的谋略，或者是中共，也或者是抗日激进分子制造的谋略。对此虽做过多方面调查，但究竟谁是肇事者，至今仍难判断。据我调查的结果看来，估计决非日军所为。至于认为是单纯偶发性的看法，中国兵出于恐怖心理由于过失引起开枪，这种情况却是有可能的。此外，抗日情绪高昂的中国兵对日本抱有极大反感，由一人忽然开枪引起同伴开枪，也并非无此可能。从而对照事件前后发生的种种情况来看，单凭以上因素，仍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并不能排除阴谋的说法。最重要的是，应该弄清何以在开始射击以后，使事件连锁性地扩大下去的政治背景。
不论如何众说纷纭，但有一个人的说法是不能忽视的。他就是日本天皇。1990年12月，在日本一家影响颇大的综合性刊物《文艺春秋》上，披露了日本天皇在1946年对近臣所讲的关于“大东亚战争”看法的《昭和天皇独白录》一文，其中谈到了卢沟桥事变的原因。在文中，天皇明确指出：事变不是中国方面挑起的。他说：“值此危机之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我并不认为是由支那方面挑起的，而认为是由一些无所谓的争执引起的。”
对于七七事变如何发生，天皇一清二楚，心知肚明。那些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的日本人，最好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
（摘自《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的爆发点》，何立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定价：29.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