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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 王海龙(河北玉田)
       庞旸先生的《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见本刊2007年第7期)，问题抓得较准，令人思考再三。文中谈到董乐山、严文井、韦君宜、袁鹰、舒展、牧惠等作家和杂文家，在职时讷言谨行。退休后敢于说真话，勇于面对人生，写出了不少精品力作，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其实。不仅仅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文化人退休后敢说真话了，就连有些官员也是如此。现举几个实例。比如有位曾在某县组织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退下来后经过反思领导学历上存在的问题，一次私下对家人说：过去我不敢说真话，其实县领导的学历真的不多，别看填的不是大本、就是硕士、研究生，哪知多是高中毕业，还有高小毕业的呢。可就是这样一堆假学历却欺骗了上级。又如一位曾在某县统计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退下来后经过反思统计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在一次同学小聚时说：过去我不敢说真话。实际上统计数字水分大着呢。村里报了数字。乡镇要加码，乡镇报到县，县里又加码，报到市省还要加码。你说，如此的统计数字可靠吗？再如一位曾在某县纪检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退休后经过反思反腐倡廉上存在的问题，一次在酒桌上对战友说：过去我不敢说真话，其实我们也想严惩贪官，可案子还未查，人家就用钱把事摆平了，所以，我们只能处理几个村干部和几个小科员，打不着“老虎”，就打“苍蝇”嘛。还有一位曾在某县公安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退下来后经过反思“打黑除恶”存在的问题。一次对来串门的老乡说：过去我不敢说真话，为啥黑恶势力总那么猖獗，原来局长和“老大”要好。或请局长洗澡，或送局长钞票，局长才为他撑腰。你想，这还不是警匪一家？通过这些老同志退休后说的真话，我们才看到了官场上的一些内幕，才知道如今的个别官员如此腐败。
       他们之所以在退下来后才说真话，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职在任时禁忌多，顾忌也多。而退了休，顾忌少了，才会由“无官一身轻”，变成“无官一身胆”。不用担心再有人“打棍子、揪辫子、装袋子”了。即使有人要找他们的“错缝”，还能把每月领养老金的老头弄到哪去？
       我们期待着所有的文化人和从政的人，在退休前也能说真话，抒真言。
       汪庆国(江苏南京)
       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第6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文中诘问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恕我直言，这是对中国国情、民情的误判。时下，国人无处不生气，房价一路飙升，老百姓买不起房非常生气：教育乱收费，搞得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老百姓很生气；医院开价处方、医生丧失职业道德，收受患者红包，老百姓十分生气：目睹行业不正之风，执法部门吃拿卡要，老百姓异常生气；垄断企业张开血盆大口，一个劲的行打劫似的涨价，老百姓人不敷出无比生气：电信部门收取天下奇闻的电话月租费，老百姓气不打一处来；工商部门监管不力。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广大消费者很生气；政府官员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游山玩水，贪污腐败，老百姓很气愤……时下。只要到信房办的门前去走一趟，就会发现那里每天都聚集了一批生气的人，岂止是生气，甚至是骂声一片。
       在中国有一种奇特的现象，生气的往往都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小人物认为事情很严重，大人物往往认为没啥了不起。说话管用的不生气，人微言轻的干生气。下面生气，上面不生气。你认为腐败很严重，人家认为市场经济下。出现腐败很正常；矿难频发，老百姓生气。可有人却甩给你一句冷冰冰的话，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龙应台曾经指责“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我以为此话只说对了一半。试问。当今世界上有那个国家的公民举报贪官污吏，会像国人一样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击报复，甚至招来牢狱之灾?但即使是这样，反腐英雄仍然没有绝迹。这就足以证明。面对强权恶势。中国人也不乏有敢于“生气”的勇士，并且见之于行动，与之展开殊死的斗争。
       中国人并不缺少“生气”的特质，为什么令人生气的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呢?问题在于我们缺少一种推动民意的机制，或者说根本没有人把你的生气当回事，让生气者看不起到生气会触动强势者反省，从而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变现状。当一个人发现生气不但没有用，甚至会伤及身体、伤及家人时，谁的脑海里不会响起一堆耳熟能详的古训，诸如“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以此聊以自慰，逐渐麻痹自己的灵魂，以至于到头来像皮球一样泄了气。
       卜祥奥(山东禹城)
        咏“胃工伤”
       华夏自古好杜康。
       豪饮浅斟均平常。
       李杜陶潜应余恨。
       昔日没有“胃工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