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的时代与作者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是早期天师道的重要经典，经文包括五篇，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大道家令戒》、《天师教》、《阳平治》三篇。该经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但是，关于该经的时代，学者意见不一。概言之，胡适、大渊忍尔、饶宗颐、柳存仁等先生主曹魏说
①；张松辉、吴相武先生近年撰文重申此说
②；汤用彤、唐长孺两先生主十六国元魏说
③；杨联陞先生初主元魏说，后同意曹魏说
④；小林正美先生认为出于宋末
⑤。
唐长孺先生提出的“秦人”问题，是考订《天师教戒科经》时代的重要线索。《大道家令戒》叙化胡事，末云：
胡人叩头数万，贞镜照天，髡头剔须，愿信真人，于是真道兴焉。非但为胡不为秦，秦人不得真道。
《天师教》称老子：
走气八极周复还，观视百姓：夷、胡、秦，不见人种但尸民。
唐先生据此节所言“秦人”一语断定“秦”为苻秦或姚秦，其时代“不可能早于苻秦，至晚也可以到北魏初。”唐先生并举十六国佛经中“秦人”、“秦言”指苻秦、姚秦为例证
⑥。
十六国佛经中“秦人”、“秦言”之秦指二秦，诚为不误。但是，道经中出现“秦人”一语并不始于十六国，与二秦亦无关涉。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云：
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之精；见秦（人）
⑦者，百岁木之精。
据《抱朴子外篇》自叙，葛洪于东晋元帝建武中（３１７－３１８）写定《抱朴子》内外篇，则文中“秦人”之秦非二秦甚明。
而且，《抱朴子》还不是最早的记录，《宋书·乐志》四“明君篇”云：
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秦胡有合时，邪正各异津。
据《晋书·乐志》下，《明君篇》作于晋武帝泰始年间（２６５－２７４）。又傅玄《苦相篇》云：
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硏参辰
⑧。
傅玄为汉晋之际人（２１７－２７８）。
“秦人”在汉时已出现，意指“汉人”，魏西晋时期成为时人习用的典故，并且总是“秦”、“胡”并举，此与《天师教戒科经》用词相同。
另外《大道家令戒》谓：胡人髡头剔须，愿信真人，于是真道兴焉，而秦人不得真道。此句反映了一段重要史实，即佛教传入中国初期，汉人禁止出家信佛，所以，信佛的多是胡人，“秦人不得真道”。《大道家令戒》尊称佛教为“真道”，也符合初期的实际，即佛、道一开始都被政府视为“淫祠”，两者互为依托，共同发展壮大。这些都和元魏时期佛、道相争并行的历史格格不入。因此，《天师教戒科经》应是魏晋之际的作品。
至于具体年代，经文本身还留有痕迹。《大道家令戒》云：
诸新故民户、男女老壮：自今正元二年（２５５）正月七日已去，其能壮事守善，能如要言，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
细细玩味，似是在正月七日的会上宣布的“家令”。“正月七日”是个很特别的日子，相传为张道陵升仙之日
⑨，亦是天师道的三会日。这一点似未引起学者的注意。《犹龙传》卷五《度汉天师篇》引《旨要妙经》云：
又三会日，以正月七日名举迁赏会，七月七日名庆生中会，十月十五日名建功大会。此三会日，三官考功过；受符箓、契令、经法者，宜依日斋戒，呈章赏会，以祈景福。
陆修静《道门科略》云：
天师立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著籍，各有所属，令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一年三会，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喧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
《阳平治》云：
汝曹辈乃至尔难教，叵与共语，反是为非，以曲为直。千载之会，当奈汝曹何！
“千载之会”正指正月七日的举迁赏会。可见，《大道家令戒》、《天师教》、《阳平治》乃是天师道教主在正元二年（２５５）正月七日的三会日上发布的系列教戒。
那么，这位教主是谁呢？胡适认为是张鲁长子富，这是值得怀疑的⑩。富虽为长子又继承了张鲁的爵位，但没有材料表明他是教主。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汉天师世家》，第四代天师是张鲁第三子（一云第四子）盛，张盛被认为在永嘉乱后去了龙虎山，对此学界表示怀疑
(11)。永嘉之时，张盛已在百岁以上，如此高龄，确不可能南投江表。
但是，张盛却实有其人。周进《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录有张盛墓记，题云：
故左郎中邓里亭侯沛国丰张盛之墓
该碑在洛阳出土，无年月，周进列为魏碑，罗振玉则考其为晋碑
(12)。该碑所记张盛与道教之张盛有三点相同：同被封侯、同为沛国丰人、同时代。据《魏志·张鲁传》、《南郑城碑》、《大道家令戒》，张鲁有五子皆封侯。据《仙鉴》卷一九，张盛历奉车都尉散骑侍郎，封都亭侯。侯名虽与碑刻不同，但我们知道沛国丰为张良后裔居住地，是张姓第一郡望，在同一时期，同一族人，同被封侯，又同名的，似乎不太可能为两人。因此，我们认为碑刻与道经所记张盛为一人，即天师道第四代天师，《仙鉴》及《汉天师世家》所记并非诬妄。
张盛碑于洛阳出土，据《魏志·杜袭传》：
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
洛阳、邺是汉中移民聚居之地，曹操时政治中心在邺，张鲁即居邺并卒于此地。
(13)后曹魏政治中心迁到洛阳，第四代天师亦可能迁居洛阳。《三天内解经》云：
汉世渐衰，太上愍之，故取张良玄孙道陵显明道气，以助汉世，使作洛北邙山立大法，帝王公臣以下，莫不归宗。
天师道二十四治中有北邙治，北邙治当在洛阳北邙山。《玄都律文·章表律》云：
律曰：于洛阳靖，天师随神仙西迁蜀郡赤城，人浊不清，世浑不平，于是攀天柱，天门，新出正一盟威之道。
柳存仁先生认为发布《家令戒》之天师“本驻洛阳靖”
(14)。《登真隐诀》卷下《诵黄庭经法》“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讳告南岳夫人口诀”下注云：
天师于洛阳教授此诀也……民间杂事者云以夫人在世，尝为祭酒故也。
南岳夫人即魏华存（２５２－３３４），晋司徒魏舒之女。王明先生考证，魏华存约在西晋太康九年（２８８）左右得到《黄庭》草本
(15)。据上所述，魏晋之际第四代天师张盛确驻洛阳，《大道家令戒》、《天师教》、《阳平治》应为张盛在三会日上发布的系列教戒。
张盛碑在洛阳的出土，表明张盛并未南下江表。据《仙鉴》及《汉天师世家》，第五代天师为张盛长子张昭成，《仙鉴》卷十九于张昭成传末注云：
一云晋初得道，至成帝咸康年中（３３５－３４２）仙去。
张昭成于西晋初年得道，至东晋前期仙去，所记符合情理，据此，永嘉乱中离开洛阳的实为张盛子而非张盛。
二、《大道家令戒》与《
老子想尔注》的关系
《大道家令戒》云：
道使末嗣，分气治民汉中四十余年，道禁真正之元。神仙之说，道所施行。何以《想尔》□□□□《妙真》、三灵七言复不真正，而故谓道欺人，哀哉可伤！
此处“想尔”，柳存仁先生在《想尔注与道教》中指出：“第以为此《想尔》二字，如非后人羼入，或《大道家令戒》所叙皆羌无故实，则所指大概为《戒》，姑悬以俟高明可耳”。“想尔”后所空四格，柳先生认为似应补入“三品要戒”即九行
(16)。《想尔》一书有注（训）有戒，《道藏》中记《想尔戒》的有《太上老君经律》、《太上经戒》、《要修科仪戒律钞》，合九行、二十七戒，共三十六戒。《
老子想尔注》中多引及《想尔戒》，对此柳存仁先生在上文中已有所论列。
《天师教戒科经》首部未标明子目，有云：
天师设教施戒，奉道明诀。上德者神仙，中德者倍寿，下德者增年，不横夭也。
又云：
大道含弘，乃愍人命短促，故教人修善：上备者神仙，中备者地仙，下备者增年。
此两段文字与《想尔》诸戒戒文后的说明文字相同，据此，柳存仁先生指出，《天师教戒科经》中定有《想尔戒》，但柳先生又云：“然而遍览此《天师教戒科经》，仅有五戒，未见九戒，其训诲性之文字与《想尔戒》相去亦颇远，偶有一二语如左右契之类或可以作诠释《想尔注》用者，然究竟无《戒》在内
(17)。《天师教戒科经》中有无《想尔》，对于判定《想尔》戒、注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两者一一比勘，发现仍有蛛丝马迹可寻，试陈述如下。《想尔注》以饶宗颐先生校笺本为据。
《大道家令戒》云：“朝暮清净，断绝贪心。”《想尔注》亦云：“师设晨暮清静为大要”（页１９）用词略同。《家令戒》又云：
汝曹学善，夫根本不承经言。邪邪相教，就伪弃真。吾昔皆录短纸，杂说邪文。悉令消之。祭酒无状，故俾挟深藏，于今常存，使今世末学之人，好尚浮说，指伪名真，此皆犯天禁，必当中伤，终不致福也，但劳汝耳！
称末学之人，好尚浮说，指伪名真，此为杂说邪文，犯“天禁”。《想尔戒》云：“勿为伪”“勿学邪文”，《想尔注》云：
道绝不行，耶（邪）文滋起，货赂为生，民竞贪学之，身随危倾，当禁之，勿知耶文。（页６）
可知，《家令戒》所引“天禁”，即指《想尔戒》。《大道家令戒》与《想尔》戒、注的关系，还可举出数例。
１.《家令戒》云：
（大道）无形无像，混混沌沌，自然生百千万种，非人所能名。
道不欲指形而名之。
道隐无名，名者伐身之斧。
《想尔注》云：
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像也；但可从其诫，不可见知也。今世间伪伎，指形名道，令有服色名字、状貌、长短，非也，悉耶伪耳。（页１７）
世间常伪伎，回出教授，指形名道。（页１９）
《想尔戒》云：
勿为伪，彼指形名道。
２.《家令戒》云：
下古世薄，多愚浅，但爱色之乐，淫于邪伪，以成耳目，淫溢女色，精神勃乱。贪惜货赂，气发上，自生百病。
贪纵口腹，放恣耳目，不信道，死者万数，可不痛哉。
《想尔注》云：
道绝不行，耶文滋起，货赂为生，民竞贪学之，身随危倾，当禁之。勿知耶文，勿贪宝货，国则易治。（页６）
《想尔戒》云：
勿为耳目口所误。
３.《家令戒》云：
汝曹辈复不知道之根本，真伪所出，但竞贪高，世更相贵贱，违道叛德。
民勿怨贫苦，贪富乐尊贵。
《阳平治》亦云：
汝曹辈但贪荣富、钱财、谷帛、锦绮、丝绵，以养妻子为务……自是非他，欲得功名，荣身富己。
《想尔注》云：
名与功，身之仇，功名就，身即灭，故道诫之。（页１２）
道人求生，不贪荣名。今王侯承先人之后有荣名，不强求也，道听之。但欲令务尊道行诫，勿骄溢也。（页４１）
王侯承先人之后既有名，当知止足，不得复思高尊强求也。（页４１）
富贵贫贱，各自守道为务，至诚者道与之，贫贱者无自鄙，强欲求富贵也。（页４２）
《想尔戒》云：
行知止足。
勿贪高荣强求。
勿以贫贱强求富贵。
勿慕功名。
４.《家令戒》云：
男女轻淫，违失天地，败乱五常，外是内非，乱道纪纲。
《阳平治》亦云：
汝曹辈乃至尔难教，叵与共语，反是为非，以曲为直……口是心非。
《想尔注》云：
言无所知，此类外是内非，无至诚感天之行，故令国难治，今欲复此，疾要在帝王当专心信道诫也。（页２３）
明者乐之，就诫教之，不乐者，墨以不言，我是若非，勿与之争也。（页２９）
圣人不与俗人争，有争，避之高逝，俗人如何能与之共争乎？（页２９）
《想尔戒》云：
勿自是。
勿与人争曲直，得诤，先避之。
是非曲直之戒乃东汉流行的礼教，班昭《女诫》云：
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慕下者也……姑云不尔而是，因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
又如《想尔戒》下最三行“行知止足”，《女诫》亦云：
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
《女诫》最能代表正统儒教对妇女的态度，班昭所作箴诫自然以东汉的礼教规范为依据
(18)。
“是非”“曲直”之戒后为六朝天师道经典所遵行。《玄都律文·戒颂律》云：
第一、勿以伪为真，以真为伪；
第四、勿以曲为直，以直为曲；
第十、勿以非为是，以是为非。
刘宋陆修静《道门科略》亦云：
以真为伪，以伪为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千端万绪，何事不辞！
由上举数例，我们看到《天师教戒科经》中不仅有《想尔戒》，还有《想尔注》，且与《想尔注》的关系更为密切。关于《
老子想尔注》的时代，或以为出自张鲁之手，或以为出于南北朝。由《想尔注》与《天师教戒科经》的关系，我们确信，《想尔注》的时代不可能迟至南北朝，饶宗颐先生认为出自张鲁之手当无疑义。至于《想尔戒》的时代亦无定说，一般认为先有九行，后有二十七戒。《想尔戒》既己见于《天师教戒科经》，则应为三张时所行教戒，由于九行、二十七戒在《想尔注》中均有引及，表明三张时业已一并流行，先后之说不足为信。事实上，九行与二十七戒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九行是依老子五千文制定的一般行为规范，而二十七戒则是一种禁止性行为规范，行之于前，戒之于后，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三、张盛的清整道治及其意义
张盛发布系列教戒，旨在对张鲁之后道治的混乱状况予以整顿。《大道家令戒》云：
从今吾避世以汝付魏，清政道治！
《阳平治》云：
职治祭酒十人之中，诛其三四，名还天曹，考掠治罪，汝辈慎之！明确表达了教主整顿道治的决心。
张盛所进行的清整运动，不单纯出于宗教动机，还带有政府的意图，“以汝付魏，清政道治”似有政府的参予。柳存仁先生认为“撰此《令戒》之旨，实在为当时曹氏政权向其旧属宣说……此发号施令之天师，本驻洛阳靖，而于此时托以神意，又西迁蜀，实乃奉当时朝廷之命，宣化抚绥本为其旧疆之西川，亦有可能。”
(19)张盛的整顿发生在曹魏末年（２５５），其时司马氏早于２４９年发动高平陵政变，取得了政府实权，曹氏成一傀儡。因此，《家令戒》虽托曹魏之名，实则奉司马氏之命。当时正是曹氏余党叛乱之时，张盛之整顿可能在于清整混乱的天师道组织，防止道士惑众，从而配合司马氏的统一行动。洛阳为政治中心，张盛于此中心清整道教，非经政府的应允不可。《家令戒》一再强调“助国扶命”，“助国壮命”、“臣忠子孝”均包含着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张盛清整道治的结果怎样，我们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对北迁后混乱的道教组织必然有所纠正，并将促进天师道的上层化及其在北方的发展。前引《三天内解经》云：
汉世渐衰，太上愍之，故取张良玄孙道陵显明道气，以助汉世，使作洛北邙山立大法，帝王公臣以下，莫不归宗。
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晋代天师道之传播于世胄高门，本为隐伏之势力，若渐染及于皇族，则政治上立即发生巨变。西晋赵王伦之废惠帝而自立，是其一例。”
(20)可见晋惠帝时皇族已为天师道信徒，则其渐染之时由来已久。
天师道在西晋时期的发展，我们还可以从史籍中获得一些信息。《
晋书》卷四《惠帝纪》云：
（元康九年）夏四月，邺人张承基等妖言署置，聚党数千，郡县追捕，皆伏诛。
如前所述，徙居洛阳、邺地的汉中道民有八万之口，张鲁亦居于邺。张道陵十三世孙梁张辩撰《天师治仪》，称张鲁所立吉阳治在魏郡邺县。张承基“妖言署置”，正袭用张鲁“署人官职”之旧法。邺是天师道徒聚居之地，所以张承基能够聚党数千。此次起义发生于２９９年，正值八王之乱，张承基此举，可能是想乘乱而起。张承基亦或张鲁族人。
《
晋书》卷五《怀帝纪》云：
（永嘉三年秋七月）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汉后，诳诱羌戎，僭帝号于马兰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为乱，屯新丰，与芒荡合党。九月……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使其将淳于定破刘芒荡、五斗叟，并斩之。
刘芒荡与郝索的起义发生在３０９年，在此之前，《
晋书》卷四《惠帝纪》云：
（元康四年）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六年……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秦雍氐羌悉叛。
《通鉴》卷８２《惠帝纪》所记略同，胡三省注云：
北地有马兰山，羌居其中，因为种落之名。
郝散兄弟的反叛在２９４－２９６年间，亦值八王之乱。郝散起事地上党在今山西，据此，参与刘芒荡起义的支胡郝索为山西匈奴族，刘芒荡为平阳人，亦属今山西，刘芒荡起事之地马兰山属北地郡，在今陕北地区。据《三洞珠囊》引《二十四治图》，张鲁所立八品配治代元治在上党山，八品游治河逢治在上党郡界，可知，山西有天师道治的活动。郝索称五斗叟，为五斗米道徒无疑。刘芒荡、郝索的起义实是一次五斗米道徒的起义。可见，西晋时期陕北羌胡、山西匈奴已信奉五斗米道。
据上所述，天师道二十四治中，北邙山治在洛阳北邙山，配治代元治在上党山，游治河逢治在上党郡界，吉阳治在魏郡邺县。另有配治濑乡治当在老子的故乡苦县濑乡。这些道治均位于中原地区。但我们知道张鲁约于建安二十年十二月随曹操内迁，次年二月至邺，是年张鲁即死
(21)。因此，上述道治的展开应是第四代天师张盛清整道治的结果。
注：
①参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附二《有关大道家令戒之通讯》，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６２－１６６页。又胡适：《胡适先生来信》，刊《杨联陞论文集》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又柳存仁《汉张天师是不是历史人物？》刊《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８７－８８页。但柳存仁先生在《想尔注与道教》一文中似又同意唐长孺先生的看法，参见《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论文集》，台北，１９９１年，４７－７７页。
②张松辉《〈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成书年代考》，《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２０－２６页。吴相武《〈老子想尔注〉之年代和作者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辑，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５０－２５８页。
③汤用彤《康复札记》，《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唐长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２１８－２３２页。
④杨联陞《〈老君音诵诫经〉校释》，刊《杨联陞论文集》；又参见饶宗颐上引文。
⑤小林正美《大道家令戒》，《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二篇《天师道及其道典》，东京创文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２９－３５３页，吴相武上引文对小林正美的看法提出批评。
⑥唐长孺上引文，２２７－２２８页。
⑦《
太平御览》鉴卷八六妖异部引《抱朴子》云：“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精也；见秦人者，百岁木精也。”
⑧穆克宏《玉台新咏笺注》卷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７３－７４页。
⑨释玄光《辩惑论》，《弘明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９１年，４９页下。
⑩上引饶宗颐文、胡适信。
(11)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第六章，上海书店影印本，１９９０年，８３页；卿希泰《有关五斗米道的几个问题》，刊《道教文化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６２－１６４页。
(12)罗振玉《石交录》卷二，刊《贞松老人遗稿》。
(13)参见唐长孺上引文，２２８－２２９页。
(14)饶宗颐上引文，１６３页。
(15)王明《黄庭经考》，《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３２４－３７１页。
(16) (17)柳存仁《想尔注与道教》，６２页、６５页。
(18)班昭《女诫》，《
全后汉文》９８８页下。
(19)参见饶宗颐上引文。
(20)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５０－１８９页。
(21)唐长孺上引文，２２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