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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进学校读书了，老师要求家长为他取个英文名字，说是要‘与国际接轨’。我们翻了好一阵儿字典，拿不定主意，求助高手帮忙。我希望孩子的英文名含有快乐、向上的意思……”
       当下，在中国大陆一些网上家长论坛常常能读到这样的帖子，他们大都是幼儿园和小学的家长。给孩子起个英文名，原本也没什么，即使是跟风取个洋名。但说成是“与国际接轨”，就让人不能理解了。
       现在的女孩“衣服越穿越少，妆越化越浓，身体越来越瘦，胸部越挺越大”。女人的衣服越买越多，却穿的越来越少，好不容易让人适应了她们的露背装，又冒出低胸、低腰、露脐装，还有热裤、丁字裤、透明吊带。就是不懂，女人那么喜欢衣服，却不愿多穿一点，一个个露出按以前的标准不该露、不敢露的地方。以前要欣赏穿的少的女人要到海边沙滩，现在满街遍巷都是，出外逛街穿的比去游泳还少，难怪在街上随时随地看见女人在抹防晒油。女人说，看看那些洋女人，中国女人就得“与国际接轨”。
       时下，“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成了极为时髦的话语。艺术品拍卖市场监督要与国际接轨，国内股价要与国际接轨，高校本科教育要与国际接轨，项目管理要与国际接轨，整合验证机制要与国际接轨，护理要与国际接轨，电子商务要与国际接轨……小品明星赵本山的小品中有句台词：以前我们是在家接神，现在人们都到国际上接鬼（轨）了。
       与国际接轨，有的是真接，有的是假接，有的是半真半假的接，有的是徒具形式的接，有的是忽悠着接，有的是该接的不接而不该接的乱接。
       一段日子来，汽油、水、电、煤气、景点门票的涨价消息不断。涨幅各有高低，涨价的原因多样，有一条却是相同的，要“与国际接轨”，说人家外国的都很贵，中国的油价水价电价太便宜了，所以应该涨价，连银行跨行查询收费也都称“与国际接轨”了。
       但说到工资水平、福利水平、劳动保障制度，就不提出“与国际接轨”，而强调“中国国情”了。这些日常生活遇到的涨价，深层次的背后原因却被掩盖了：企业亏损，维护费用不足，营运成本过高等。
       这是内部经营的问题，却要全社会的人为他买单。近日国际原油价格连续大跌，中国大陆油价为什么又“脱轨”，不立即“与国际接轨”而下跌了呢？
       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又强调“中国国情”了，说财力不堪重负，那么多国家是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怎么中国就不“与国际接轨”了呢？
       当局手中不外乎两个法宝，一是“与国际接轨”，一是“中国国情”。什么时候要强调“与国际接轨”，什么时候要强调“中国国情”，完全是政府说了算。一些蛮不讲理的事却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所谓“国际惯例”往往会镇住一些善良的中国人。在中国，即使货真价实的“与国际接轨”，也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的土地上，洋规矩不一定完完全全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扶贫基金会要举行一场“慈善国宴”。“慈善国宴”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扶贫方式。不过，慈善晚宴在中国遭遇到民意障碍，人们纷纷在媒体和网上提出置疑，认为此举不符合中国国情：慈善晚宴虽能给穷人带来福利，但这种交钱就能和高官共进晚餐，有权钱交易之嫌，一餐饭抵穷人一年粮的救济方式，必定伤害穷人的感情，最终这场“慈善国宴”被迫叫停。
       有学者对此反思说：“西方人的思维直观，行为模式简单，通常只注重结果；中国人则看重过程、动机和行为模式，更注重其中蕴涵的道德伦理。对慈善晚宴的不同看法，暴露出东西方思维的差异。中国的穷人更需要温情救济，而不是上对下的恩赐。”
       在这一点上，尊重“中国国情”比“与世界接轨”似乎更重要些。
       盘中餐由谁把关？
       红心蛋和黄心蛋每斤差价只是两毛钱，却酿成震惊海内外的“苏丹红”毒鸭蛋事件。毒鸭蛋事件尚未平息，又出现“毒多宝鱼”事件。
       食品质量安全危机，在中国大陆早就不再是新闻。陈化粮、劣质奶粉、“瘦肉精”猪肉……当中国人解决了温饱、讲究卫生需求时，却面临严峻的食品安全。
       在人们消费词典里，继“假”“冒”“伪”“劣”之后，如今又多了“黑”“毒”。百姓已经不怕脏，而是怕毒；不怕假，而是怕害，惊心之余，似乎也只好无奈接受，每天吃的食品中，还有什么不黑不毒的呢？该吃的就吃，只要不是即吃即发病，日子总还要过下去。
       有人说，比“黑猪油”“毒白菜”“垃圾茶”“注水鸡”“禽流感”“疯牛病”“口蹄疫”“苏丹红”更恐怖的，还有消费者始终搞不明白的“转基因食品”，那些贴有“绿色食品”“QS”(质量安全)标志的产品和食品，个头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靓，味道却越来越怪。
       令人费解的是，这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都是由媒体率先揭露的。如此明显违法违规的事，因缺乏监督而长期存在，只是事情经媒体曝光后，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而采取行动。
       各地几乎都有什么“肉菜放心工程协调小组”“食品放心工程领导小组”，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食品却事先一无所知。从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看，纳税人纳税后，公共管理部门有责任保障纳税人的消费安全。媒体曝光之前，这些部门都干什么去了？职责缺位，疏忽怠惰！
       有群众认为，从河北到湖北，红心鸭蛋的生产者用含有苏丹红的饲料喂鸭，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政府部门不可能“一无所知”。知而不采取行动，如果不是惰政，那背后必定是见不得人的勾当。由于媒体曝光，有关部门才“痛定思痛”狠下心来采取行动，给人“马后炮”的感觉。
       更令人不理解的是，毒蛋事件曝光后，质量监督部门说，至今中国蛋制品尚没有相关检测标准；食品部门说，社会不用恐慌，一个人每天吃1200个红心鸭蛋才会诱发癌症；工商部门说，已经吃下毒蛋的消费者很难索赔，至少需要医院明确证明是吃了红心鸭蛋后才致病的，这种证明几乎不可能。
       听信“官话”是中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理念，毒蛋对人体究竟有没有害，信息不透明，不及时，不准确。当然，说有关部门对食品安全完全不作为也非实情。
       两个月前，北京有关部门发布消息称，今后可透过追溯条形码，消费者用电话、手机短信、互联网或安装在超市的触摸屏，查询所购买的农产品的生产信息和质量安全信息。有消费者打电话欲对刚买的食品“验明正身”，不料，电话那头是没完没了的“你好，这里是……如果……请拨……如果……请拨……”极其漫长的声讯服务电话，在慢条斯理的提示下，一个电话5分钟，月末的电话账单多了10多元。消费者当然要问：难道买了菜还要买安全信息？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一而再，再而三，月月接连发生，非要媒体曝光才亡羊补牢。那些监管食品安全不力而渎职的政府工作人员，应该负些什么责任呢？
       ［张国光荐自《参考消息》2006年10月24日、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