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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维晶（北京）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11月有篇文章《贪官不缺钱，为何还那么贪》，看了以后，觉得的确值得思考。想了半天，忽然想到了毒瘾。吸毒有害身体，弄得妻离子散，人人厌恶，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后悔，为什么戒了还吸，自己管不住自己？
       毒瘾有两种，生理的和心理的。生理毒瘾，指戒断症状。如果成瘾了，不吸，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流泪、出冷汗、发抖；重的全身难受，像万蚁钻心，弄得满地打滚，此时，只要有人给他毒品，让他干什么都行。心理依赖，指在戒除毒瘾以后，稍有引诱，就会再吸，经不起一点诱惑。所以，戒毒成功以后，复吸的特别多，“一次吸毒，终身戒毒”的说法，完全是实际情况。
       贪瘾和毒瘾，有相似之处。贪官见了钱，无论需不需要，总能引起大脑皮层的兴奋，在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这个兴奋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抑制了。兴奋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次数多了，就成了需要。如果不兴奋，也会出现戒断症状：失落感，浑身难受。
       有什么方法能抑制贪瘾？有。办一切事，必须公开透明，建立质询制，权力和责任平衡，根除一切暗箱操作，发现贪腐，从严惩治，让无论什么人没有机会贪，没有胆量贪，贪了首先对自己不利，贪腐顽症，不是不能根除的。当然，在贪腐已成气候，尾大不掉、关系盘根错节的今天，根治此顽症，也不会像说话那样容易。
       李查德（云南昆明）
       不久前看到一文摘报载《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文章，阅后很是想发一番感慨，刚好又读到贵刊2006年11期《衙门化生存的大学》一文，觉得正是己欲所言。结合二文内容想在此再多说几句。
       报中文章言道：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认为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决不能存极权主义的作风。
       可见，不能把大学办成衙门早有其说。本来，只要是国立大学，可以说就是政府机构的一个延伸部分，沾染上一点衙门气息不足为怪，只是彻头彻尾地变成“五脏俱全”的衙门就不能不让人奇怪了。这恐怕和什么人办学、什么时代办学有极大的关系。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再说当年，北大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教育”的事例甚多，但从蔡元培到胡适，按照傅斯年的观点，确实保障了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促进了学术空气。“无时无日不发文发指令派人员指导监督、或者说折腾着教师”的状况鲜有所闻。教授头衔绝不会有“假冒伪劣”，是否“对中国古代的权术都无师自通”倒是不甚清楚，他们评定职称时靠的完全是自己的学术这一点却是绝对肯定的。
       如果说中国的大学跟西方的大学不存在可比的平台，那是否也可以说，今日的大学与昔日的大学也无可比的平台。很是钦佩陈丹青敢于以实际的言行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说“不”，但他的呐喊或许注定只会是孤雁哀鸣罢了。
       王海银（山西太原）
       《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9期易中天《看不懂的中国人》一文，列举了中国人许多不合逻辑、自相矛盾的言行，乍看起来令人费解，细想起来却也顺理成章——它们都统一于中国人的某些国民性，比如无社会责任感、实用主义、因循守旧、随大溜等。
       比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国人之所以将这两条明显冲突的“准则”兼收并蓄，是因为它们各有各的妙用。前一条是说给他人听的，后一条则是说给自己及家人听的。假如他人都按照前一条去做，天下就少了许多不平事，这符合自身利益；自己及家人按照后一条去做，就不至于惹麻烦，也符合自身利益。比如，“爱抱团却又好窝里斗”这一条，也并不矛盾，因为国人之“抱团”是小人之“党”而非君子之“群”，“窝里斗”是争取个人利益之需要，“抱团”是为了更好地“窝里斗”（大窝里斗），也是争取个人利益之需要……个人利益需要随时随地而化，其“生活准则”也就跟着随时随地而变，这样，许多相互矛盾的东西，就在实用主义之下“完美”地统一起来。
       再比如请客。请客是为了润滑人际关系，自然首先得让宾客吃饱喝足。从前人们难得吃顿好饭，上了宴席总是敞开肚皮撑，饭菜少了不行。问题在于国人做什么事都是按惯例、随大溜，不懂得变通，以至于在人们肚里有了积蓄、食量大减的今天，宴席仍是“盘子叠盘子碗摞碗”。假如国人的脑筋稍稍灵活一下，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将饭菜的量缩减几成，同时提高饭菜的质，就可以让客人吃得更好。这等容易且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改革竟然都没人去做！
       过去与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别人和自己的情形不一样，一味地因循守旧随大溜，岂能不做出荒唐可笑的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