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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彭伦
       文：[美]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 “那么，你怎么想？”
       我父亲到八十六岁时，右眼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了。除此以外，照他的岁数，他的身体看起来非常结实，直到他突然得了被那个佛罗里达医生误诊为贝尔氏瘫痪的毛病。这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单侧面瘫，一般短时间就会痊愈。
       这毛病似乎是他从新泽西飞到西棕榈滩那天以后不知不觉染上的，他到那儿是为了和七十岁的退休书店老板娘丽莲·贝罗芙租一套公寓住几个月过冬。在伊丽莎白市，她就住在我父亲楼上，1981年我母亲去世一年后，他们之间产生了恋情。我父亲在西棕榈滩机场的时候还好好的，甚至都没有劳驾搬运工（否则他还得付小费），自个儿从行李区拎着行李一直走到出租车站。可第二天早上，他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半边脸再也不是他的了。一天前还是他的模样，现在不知道是谁的--那只坏眼的下眼睑外翻着耷拉下来；那半边脸颊毫无生气地松弛下来，好像里面的骨头都被切成了片；原本好好的嘴巴也歪了。
       他用手把右边的脸颊推回到昨晚以前的模样，僵在那儿从一数到十。整个上午他就重复着这些动作——接下来天天如此——可一松手，又塌了。他想告诉自己这是因为躺在床上的姿势不对，或者只是一觉醒来皮肤皱了，可最终他断定是中风。他的父亲就是在四十年代初中风而瘫痪的，所以当他自己也步入老年后，就跟我说过好几次：“我不要像他那样，我可不要那么躺着，我最怕那样。”他告诉我当时他如何在早晚上下班路上到医院看望父亲：每天得点两次香烟，再插到父亲嘴里，到晚上，就坐在床头，读意第绪语报纸给他听。无助的山德尔·罗斯就这么躺着不能动弹，唯有香烟聊以慰藉。这样撑了将近一年，1942年的某个深夜，第二次中风才结束了他的生命。而我那每天去医院两次的父亲，就坐在他床头，看着他死去。
       那个诊断我父亲得贝尔氏瘫痪的医生还向他保证，就算不是完全复原，大部分面瘫的症状很快就会消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从居住的生活小区遇到的三个人那里，证实了这个结论。他们三个都得过这毛病，又都好了。其中一个虽然耗了将近四个月，最终面瘫还是神秘地消失了，正如它神秘地来临。
       可我父亲的没有消失。
       不久，他的右耳听不见声音了。那个佛罗里达医生检查下来说这耳朵聋了，但和贝尔氏瘫痪没关系，而是因为上了年纪——他的右耳听力可能跟他的右眼视力一样，是逐渐丧失的，只是现在刚发现而已。可是这回，我父亲再问面瘫什么时候能好时,医生只能说,照他这样一直不见好转的情况来看,这种毛病有时候是会好不了的。就看老天开恩吧，他说，除了一只瞎眼睛、一只聋耳朵和瘫痪的半边脸，我父亲的身子骨一点不比年轻二十岁的人差。
       每个星期天打电话，我都听到他因为嘴巴歪、说话含糊不清而让人费解——有时候听起来就像刚从牙科手术椅下来、麻醉剂药性还未消的人在说话。但等我到佛罗里达看望他时，看到他一副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我还是大为吃惊。
       “那么，你怎么想？”这是在我下榻的宾馆大堂，我俯身亲他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约了他和丽莲在那儿吃饭。他坐在丽莲旁，深陷在铺着花毯的双人沙发里，冲我扬起脸，让我可以看个清楚。从去年开始，他怕光和风沙刺激盲眼，断断续续戴着一只黑色眼罩。看着他的眼罩、脸颊、嘴巴和他大为消瘦的身形，我觉察到他的急剧衰老，和五星期前我在伊丽莎白看他时判若两人。很难相信，就在大约六年前、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冬天，在他和老朋友比尔·韦伯合住的巴尔港公寓，大楼里富有的寡妇们立马就开始兴致勃勃地围着他这个穿着条纹外衣、大青长裤、爱交际的新鳏夫转。他毫不费力地让她们相信，他才刚过七十岁，尽管那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刚在我康涅狄格州的房子里庆祝他的八十大寿。
       在宾馆的餐桌上，我开始明白除了外貌之外，贝尔氏瘫痪对人的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能用麦管吸水，不然液体会从他麻痹的半边嘴里流出来；吃东西也很费力，他一口一口地吃，又窘又无奈。等到汤溅到领带上，他才不情愿地答应让丽莲在他脖子上围一块餐巾——他大腿上已经垫了一块，那多少能让裤子干净些。丽莲有时探过身去，用她的餐巾把他嘴巴里漏出来、沾在下巴上而自己没有察觉的食物擦掉，这让他很不高兴。她还多次提醒他，少叉一点食物，每一口的量尽量比他过去习惯的少一点。“好吧。”他咕哝着，郁郁地盯着盘子，“是，当然。”可吃了两三口他又忘了。吃饭在他已经成了压抑的折磨，使得他体重掉得厉害，一幅可怜兮兮营养不良的样子。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几个月他两眼的白内障加重，使得他视力好的那只眼睛视线也模糊了。过去几年我在纽约的眼科大夫戴维·克荣一直在治疗我父亲的白内障和他日益下降的视力。所以三月份结束了不愉快的佛罗里达之行回到新泽西后，父亲又去纽约，催戴维帮他把视力好的眼睛里的白内障摘除；因为拿贝尔氏瘫痪毫无办法，他就特别想做点什么，让这只眼睛的视力好起来。可我父亲去的当天傍晚，戴维打电话来说，在进一步查明我父亲面瘫和失聪的病因前，他不太想做眼部手术。他不相信我父亲的病是贝尔氏瘫痪。
       他不做手术是对的。我父亲在新泽西的内科医生哈罗德·瓦泽曼给他做了一个戴维预约的核磁共振成像。从实验室收到报告的那天晚上，哈罗德就打电话告诉我检查结果。我父亲脑部有一个肿瘤，“一个大肿瘤，”哈罗德这么说。从核磁共振像片上，还看不出这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但哈罗德说：“不管良性、恶性，都会要了你的命。”接下来得请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确诊一下这个肿瘤的性质，然后再看还有什么办法——如果还有办法的话。“我对此不乐观。”哈罗德说，“你也别乐观。”
       我没有告诉父亲核磁共振的结果发现了什么，但得说服他去看神经外科医生。我骗他说，没查出什么问题，但戴维特别谨慎，他想在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前，就面瘫问题最后听一位医生的意见。与此同时，我让人把核磁共振像片送到纽约埃塞克斯堂宾馆。我和克莱儿·布鲁姆（注：英国女演员，早年曾与卓别林合作拍片，1970年代开始与菲利普·罗斯相爱，直到1990年才结婚，但于1995年离婚，1996年出版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回顾与罗斯的爱情。）在找到新公寓前就暂住在那儿--在伦敦她的房子和康涅狄格我的房子之间穿梭、轮流住了十年之后，我们想在曼哈顿找个地方安居。
       事实上，在脑部核磁共振像片和放射线医师诊断报告装在大号信封里被送到宾馆前大约一星期，克莱儿已经回伦敦看她女儿去了，她还得去看看那儿的房子修缮得如何；跟会计师碰头，了解一个和英国税务部门拖了很久的谈判情况。她一直很想念伦敦，这个月回去，不单要处理事情，还可以聊解思乡病。我猜想要是父亲的肿瘤早些发现，而克莱儿还在我身边的话，我就不会这么一门心思扑在他身上了——至少晚上不会——可能也不会像自己得了病似的为他感到这么沮丧。但当时，在我看来，克莱儿不在身边——以及住在宾馆给我一种住不长久、无家可归的感觉，让我无法进入写作状态——意外地给了我一个天赐良机：我可以一门心思照顾他，不必管其他责任。
       这种一个人行事的状态也让我随意地发泄情绪，不必再端起一副成熟或者深沉的君子模样。一个人时，我想哭就哭，尤其当我从信封里抽出他那套大脑相片时，特别想哭——并不是因为侵占他大脑的瘤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而只是因为，这是他的大脑，我父亲的大脑，是它让他考虑事情直来直去，让他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让他跟人争论容易激动，让他作决断时意气用事。正是这些组织，给他制造了无尽的烦恼，使他八十多年固执地严于律己——这是当年的我，他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备受压制的根源。也是它，令我们回想起当年他无所不能、一眼看穿我们意图的样子，如今，它却在遭挤压、移位和损伤，因为“右脑脑桥角和桥前池之间的区域被一个大肿瘤所占据，这个大肿瘤延伸到被颈动脉血管包围的右侧穴状窦中”。我不知道什么右脑脑桥角、桥前池在什么位置，但读着这份放射鉴定报告上说颈动脉血管被肿瘤包围的话，我就仿佛在读他的死刑判决书。“右颞骨岩部尖明显受损。脑桥和右小脑下脚被肿瘤从后严重挤压至移位......”
       既然独自一人，我就不必压抑自己，当各个角度拍摄的脑图摊开在宾馆的床上，我就失去了抵抗的力量。也许，那会儿的情形并非就跟我双手直接攥住他的脑子一样震撼人心，但是毕竟还有那几行字啊。上帝的旨意在火焰中的荆棘显灵了。同样神奇的是，这个长瘤的器官居然让赫曼·罗斯活了这几年。我看到了父亲的大脑，什么都看见了，也什么都没看见。就算是我父亲这样在纽瓦克第十三大道学校只上到八年级的退休保险经纪人，他的大脑仍然不乏超乎寻常的神秘。
       我侄子塞斯开车带我父亲到密尔本去看神经外科医生梅耶森，他在郊区有诊所。之所以让父亲去那儿而不是去纽瓦克大学附属医院，是因为我得知梅耶森医生在医院的办公室就属于肿瘤科，要是送父亲去那儿，他会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哪怕他还没有接受诊断，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一个瘤。现在这样他就不会吓得魂不守舍，至少暂时不会。
       我当天傍晚打电话给梅耶森医生，他告诉我，像我父亲这样位于前脑干的肿瘤，良性的可能性有95%左右。他认为这个瘤已经长了十年，但我父亲最近的面瘫和右耳聋，表明"在较短时间内，这个瘤会急剧恶化。"不过，现在动手术切除还是可行的。他告诉我，手术的成功率有75%，也有10%的病人会死在手术台上，剩下的15%要么手术后不久死掉，要么进一步恶化。
       “要是手术成功，”我问，“要多长时间康复？”
       “会很困难。”他得在康复医院里呆一个月——也许要两到三个月。”
       “换句话说，那会像在地狱。”
       “是很难熬。”他说，“可不采取任何措施只会让他更难熬。”
       我不想在电话里把梅耶森的诊断告诉我父亲。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我打电话给他，说要去伊丽莎白市看他。
       “这样看来，情况很糟吧。”他说。
       “等我开车过来，我们坐下来谈。”
       “我是不是得癌了？”他问我。
       “不，你没有癌。”
       “那是什么？”
       “你再忍耐一小时，到了就把情况详细告诉你。”
       “我现在就想知道。”
       “我一小时后就到——要不了一小时。”我说。我相信不管他怎样担心，让他等着，要好过我在电话里直接告诉他情况，让他孤零零地坐着在惊吓中等我到来。
       考虑到即将执行的任务，以下事实也许不足为奇：我开车从伊丽莎白的收费公路出来，在出口的岔道，我忘了开上直接通往几个街区之外我父亲公寓的北方大街，而是在一条新泽西州高速公路的延伸段停了下来。路右边的一两英里之外，就是我母亲七年前安葬的墓地。我不相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指引我，但看到自己能从曼哈顿开了二十分钟车来到这里，还是很吃惊。
       这墓地过去我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是1981年她下葬那天。第二年我带着父亲来扫墓。两次都是从伊丽莎白开车过来，而不是从曼哈顿，因此我以前并不知道收费公路能通到墓地。要是那天真想开车去找墓地，我很可能在通往纽瓦克机场、纽瓦克港、伊丽莎白港错综复杂的岔道间迷路，然后回到纽瓦克市区。不管有意无意，我原来并不想找那墓地，但在即将让他知道有一个肿瘤可能要他命的这个早晨，我确确实实从曼哈顿的宾馆，沿着可能是最近的路线，来到了我母亲的墓和旁边那片将来埋葬我父亲的墓地。
       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原本不想让父亲多等片刻，可到了这儿，我没法像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都没发生似的继续赶路。我没想到会在这个早晨来到这里站在母亲的墓前，来了解什么新鲜事儿，也没想到要以回忆母亲的方式来安慰自己，给自己打气，或者为帮父亲熬过痛苦做好准备；我没料到，看到母亲墓旁留给父亲的墓地，我就被重重地击倒了。这次开岔车道的意外将我带到了这里，而我走出汽车、踏进墓地找到母亲的墓后所做的，就是向着它那驱使我来的力量鞠躬。曾经活着的母亲和其他逝者也是在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下，被带到这里。
       我发觉在墓前时，每个人的心思多少有些相似。抛开文采不谈，这种心思就跟哈姆雷特面对郁利克（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五幕，哈姆雷特在墓地中看到宫廷小丑郁利克的骷髅，想起 “他曾经把我负在背上一千次”，这个陪他玩耍的弄臣如今也落得这副模样，很是感慨。）的头颅陷入的沉思差不多。你似乎想不出跟“他曾经把我负在背上一千次”有所不同的感叹。墓地通常会让你觉得，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是何等狭隘和陈腐。哦，你可以试着对逝者说话，如果你觉得有用；你可以像我在这个早晨这样开口说：“啊，妈……”但是，如果你已经说了不止一句话，你就不会不知道，那样还不如对着正骨医生办公室里挂着的脊椎骨架说话。你可以向逝者允诺，可以告诉他们新鲜事儿，请求他们的理解、原谅，争取他们的爱——或者你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法子，拔拔杂草，擦擦砾石，抠摸掉墓碑上刻字的尘灰；甚至可以弯下身，把手放在他们遗体的正上方——触摸着土地，他们的土地，你可以闭上眼，回想他们和你在一起时候的样子。但是，这些回忆无法改变什么，比起你十分钟前驾车的时候，他们离你似乎更遥不可及。如果墓地里没有人注意你，为了让逝者显得不仅仅是逝者，你可以做些颇为疯狂的事情。但即使你做了，并且渐渐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你还是得告别他们而去。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墓地所能证明的，并不是逝者仍与我们同在，而是他们已离我们远去。他们远去了，我们还没有。无论你怎样难以接受，这都是容易理解的根本事实。
       
       2．妈咪，妈咪，你在哪儿啊，妈咪？
       对于我父亲这样在贫困线上长大、为了让家人有一个虽然简朴却也安定的家而卖命工作了约莫四十年，对炫耀性消费、摆阔、奢侈从没一点点兴趣的人来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给他的退休金，足以让他过着在他看来自在而恰当的简朴生活。除了已经领了二十三年的退休金，他还有社会保障金，另外还有大约八万美元活期定期存款、市政公债等积蓄的利息可用。可气的是，虽然他经济情况如此殷实，上了年纪反而很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每当两个孙子缺钱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掏钱送他们丰盛的礼物，自己喜欢或者需要的东西却不买，总要不可理喻地把钱省着存起来。
       更气人的一种节约措施是他不肯自己买《纽约时报》。他很崇拜这份报纸，喜欢从头到尾地读完它打发整个上午。现在他自己不买，整天等着大楼里哪个舍得花三十五美分买一份的人看完以后传给他。他也不再买《明星记事报》，这份十五美分的日报和已经倒闭的《纽瓦克新闻报》，是打我孩提时代起、它还名叫《明星鹰报》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的报纸。他还不肯留用每周一次打扫卫生的保姆，过去，她常帮我母亲洗衣服、收拾房间。现在这个女人一个月来一天，剩下的时间他自己打扫。“不然我干什么呀？”他问。可就凭他那样儿——一只眼睛几乎瞎了，另一只眼睛白内障加剧，身体再也不像他乐于想象的那样灵活敏捷——就知道随便怎么卖力，他干的这活儿也实在糟糕。洗手间有臭味，地毯很脏，要是不贿赂一下卫生检查员，恐怕没有哪样厨具的卫生状况会通过验收。
       这是一套装修舒适、相当普通的三居室公寓，装修得不好也不差。客厅里放着一张看起来满舒服的鳄梨绿地毯，家具大都是仿古的风格，墙上挂着两幅用苦艾木加框的巨幅高更风景画的复制品（这是近四十年以前我哥哥在美术学校的时候为父母挑的），还有一幅我哥哥在父亲七十岁出头时为他画的印象主义肖像画。朝南面向幽静、树木成行的生活区街道的窗台旁，花草长得颇为茂盛；每个房间还放着各种照片——有儿子的，孙子的，媳妇的，侄儿的，侄女的——餐桌旁的书架上放着几本书，有的是我写的，还有关于犹太人的。倒是华丽得有些耀眼的灯让人惊讶，这并不符合我母亲整洁且物物各安其位的审美趣味。除了这些灯以外，这套公寓显得温暖而殷勤，它似乎泛着光的样子——至少我母亲在世时如此——与这栋大楼压抑的大厅和走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经过了三十年，空荡荡的大楼已经露出破旧相了。
       父亲鳏居后，我有时去看他，上洗手间时，总要把水槽、肥皂盒和刷牙杯擦洗干净，再回到客厅和他坐在一起。他一定要自己在洗手间里洗内衣和袜子，不肯花几个硬币到大楼地下室的洗衣房用洗衣烘干两用机；我每次来，就看到淋浴杆上的金属挂衣钩和毛巾杆上，总胡乱挂着他的一些灰糊糊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尽管他很得意于自己穿着整洁，还总陶醉于穿上做工考究的新运动服或是希奇-弗里曼牌三件套西服（如果这套衣服是他在季末打折时买的，他会尤其高兴），可对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则是能偷懒就偷懒。他的睡衣和手帕，跟内衣和袜子一样，看上去好像打我母亲去世后就从没换过。
       那天上午，我结束了母亲坟前的意外之行，到他公寓后，马上找个借口进了洗手间。我已经开岔了路，现在得再用几分钟的时间，最后排练一遍如何用最妥当的方式告诉他肿瘤的事。我站在马桶前，四周挂着他的内衣，好似农民用来吓跑鸟儿而扎成串的碎布。马桶上方打开着的柜子搁板上，放着他五花八门的处方药，宝立登，凡士林，阿斯匹林，卫生纸盒，棉花签和药棉。我看见他剃须用的大杯子还是我祖父以前用的，里面放着他的剃须刀和一瓶剃须沫。这只灰蓝色瓷杯白色的正面是精致的鲜花图案，里面则刻着已经褪色的金色哥特式字体写成的“S.罗斯"（注：即山德尔·罗斯，作者的祖父。）和"1912年"字样。就我所知，这是我家的传家宝之一，除了一叠老照片，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家人人都愿意保存的纽瓦克移民时代留下来的实物。打我七岁生日前一个月我祖父去世起，我就对它想入非非。当年父亲还在用硬毛修面刷和剃须皂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纽瓦克家里的洗手间。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山德尔·罗斯遥远而神秘。他修长的个子，小脑袋——我自己的身体轮廓最像他。而我对他所有的记忆，就是他整天抽烟，只操意地绪语，星期天我们统统跟着父母去看他时，他并不太喜欢逗我们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孙子玩。他去世以后，卫生间里的这只剃须杯总让我觉得他还活着，不过，有趣的是，并不是作为祖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男人，一个理发店里的顾客。在那儿，他的剃须杯和街坊其他移民的剃须杯放在一个架子上。这让幼时的我确信那句每个人都说过的话：他家从不浪费一分钱，每星期单独留出一毛钱让他到理发店为安息日剃胡子。
       我祖父罗斯以前在离利沃夫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学犹太教义，准备到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当拉比。可他1897年暂别妻子和三个儿子（我的伯父查理、莫里斯和埃德）、只身来到美国时，为了挣钱把家人接来，在一家帽厂找到工作，差不多干了一辈子。在1890至1914年间，又有六男一女七个孩子出生了。除了最小的两男一女，其余孩子读完八年级后都得外出找工作贴补家用。这只刻着“S·罗斯”的剃须杯似乎将我祖父从他难以摆脱而又千篇一律的紧迫需求中解放出来（我猜测，也正是这些紧迫需求导致了他沉默寡言、不善与人沟通的性情）--哪怕只是片刻，只是星期五傍晚在理发店椅子上静静地坐着的那几分钟。他的杯子有一种考古挖掘出来的文物味道，一种文化意义上精致得出人意料的手工制品的味道，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会遭到压制的奢侈品的味道--在纽瓦克我们普通、狭小的洗手间里，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只揭示希腊人神秘起源的希腊花瓶。
       令我奇怪的是，到1988年，我父亲竟还没有把它扔掉或者送人。多年来，只要力所能及，他就把每一样"没有用"的东西处理掉，而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有某种情感上的联系。这些馈赠大体上出发点都很好，但父亲有时不顾及它们本身归谁所有。他急切地想满足"礼物"接受者的需要（不管是真的需要还是他想象），不太考虑他这样的鲁莽对并不知情的"捐赠人"会造成什么影响。
       就拿我两大本集邮簿说吧。它们是我整个中学高年级时辛辛苦苦搜集的成果，这个爱好部分地受了国内最出名的集邮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影响，耗费了我所有积蓄。他却在我上大学那年就送给了一个侄孙。这事我直到十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我想在小说的某个情节中动用自己当年作为少年集邮家所积累的专业知识，于是就到莫尔斯镇我父母的房子阁楼上去取集邮簿。直到我把放在那儿的几个纸板箱翻了个遍仍然一无所获后，母亲才趁我俩单处的时候，犹犹豫豫地解释集邮册怎么会不见的。她还向我保证，当初她想阻止他，说我的邮票他不能处置，可他不听。他说我已经长大了，又在大学里，再也“用”不着它们，而他侄孙奇奇还能带着它们上学校云云。奇奇已经长大成婚，这个亲戚对我来说跟陌生人差不多，但当时要和他联系，大概还能知道邮票到底还在不在。可最后我还是决定算了。听到他干了这桩事，我气炸了，感到内心受到极大伤害，这些邮票倾注了我多少少年的时光和心思啊。可既然事隔多年，我又有更麻烦的事情要处理（当时我正和妻子闹分居），也就没和他说什么。何况，即使我想说，要当面批评他都不是一件容易事——无论我年纪多大，二十八岁、十八岁还是八岁。因为他那些草率的行径总是可以拿一时冲动支持、帮助、拯救别人来作为借口，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譬如说把我的邮票送给别人——是慷慨的，是有助于别人的，是具有道德和教育意义的。
       我还相信，另有一个更难以揣摩或言说的原因左右着他的行为。1981年5月，我们在母亲葬礼结束后回到家，屋子里陆续站满亲戚、朋友们时，他却跑进卧室，把她衣柜抽屉的东西都倒出来，还整理她衣橱里的衣服。当时我正和哥哥站在家门口迎接从墓地来的吊唁者，压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姨妈米莉冲出卧室，走过门厅来求救。"亲爱的，你最好进去做点什么。"她对我耳语说，"你爸爸把每样东西都扔了出来。"
       但即使我推门走进卧室重重地说“爸爸，你在干什么？”，他也没有停手。床上已经堆满从衣橱里拿出来的裙子、大衣、上衣，他正把衣柜底层抽屉角落里的东西倒进塑料垃圾袋。我伸手用力按住他的肩膀。“大家都是为了你才来这里的。”我说，“他们想见你，跟你说话——”“这东西还有什么用？挂在这儿对我没啥意思了。可以拿去救济犹太人——它还是崭新的呐——”“住手，请你住手。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们以后一起整理。别把东西都扔掉。”我说，“振作起来。到客厅里去，那儿需要你。”
       可他还是重复着自己的动作，显然并不是头脑发昏，也不是歇斯底里发作一阵，而只是在做他干了一辈子的事：下一个艰难工作。三十分钟前，他埋葬了她的遗体；现在要处置她的遗物。
       我带他走出卧室。他一走近前来吊唁的客人们，就变得滔滔不绝，让人相信他情况很好。我回到卧室，把母亲井井有条地保存多年、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从垃圾袋里拿出来，其中有一个棕色小信封，里面装着她颇为羡慕的我入选ΦBK协会（注：Phi Beta Kappa，美国大学评选优等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1776年。）的会员钥匙；还有家人们各种毕业典礼的安排表，我哥哥和我寄来的生日贺卡，一叠报喜的电报纸，朋友们寄给她的关于我和我的书的剪报，以及她特别宠爱的两个孙子小时候的照片。在我父亲想来，既然珍藏这些东西的她不在了，它们也就失去了作用。两天前他们按惯例和朋友们一起到海鲜餐馆吃礼拜日晚餐，就是在那里，这些传情达意的纪念物随着她的情感的永远消失而失去了意义。他们给她点了一份蛤蜊杂烩汤——她最爱吃的菜；出乎每个人意料的是，她说："我不要这份汤。"这是她最后一句话--片刻之后，她就因为严重冠心病发作而去世。
       让我震惊的是父亲原始的行为状态。他独自站在那儿把她抽屉和衣柜里的东西统统倒出来，似乎是受了某种本能的驱使，这种本能对于野兽或者原始人是再自然不过，但对于在进化的文明社会中、为减轻人们丧失爱人之痛而举行的哀悼仪式来说，却是背道而驰。尽管如此，在刹那间，他那无情、决断的现实行为中依然有几乎值得赞美而必须承认的地方：现在，他已是单身的老人，那些象征性的纪念物并不能代替他五十五年的伴侣。我想，他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他害怕她的东西和依附于其上的魔力，以至于他要毫不犹豫将它们赶出家门——并且马上埋葬它们——而是因为他不愿回避最残酷的现实。
       我知道，在他一生中，他从来都不是逃避沉重打击的那种人，不过我后来得知，在她死的那天晚上，他逃离了她的遗体。不是在她猝死的餐馆，而是在医院里，在她被送上救护车，由医护人员一路徒劳地抢救着进入急救室、被宣布死亡之后。在医院，他们推着她的担架进了一间小房间。当父亲开车跟着救护车来到医院、闯进小房间去看她时，他实在不忍亲眼看眼前的情景，于是他跑了出去。直到几个月后他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那个人不是我，也不是我哥哥，而是克莱儿。她作为女性，可以让他倾诉自己的羞愧，给他所需要的女性的宽恕。
       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解释为何要那样跑掉，我却怀疑，这和他意识到正是他那天下午催我母亲走路走得超出限度从而引发她心脏病有关系。我并不知道，她因为心绞痛而呼吸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去世前的那年冬天，她因为长期受关节痛之扰，情绪很低落。她竭尽所能，也只能在椅子上坐起身。而在她死的那天，五月的天气怡人，她终于可以到室外活动活动筋骨。他们走过三条长长的街区，到了杂货店。接着，因为我父亲坚持说多走路对她身体有好处，他们又顺原路走回家。据米莉姨妈说——我母亲在出门赴晚餐前曾打电话给她——他们走到杂货店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还以为我回不了家了。”她告诉我姨妈。可他们没有叫出租车或是等公共汽车来，而是在附近的长椅上休息片刻后，他又让她站起来慢慢往回走。“你了解你父亲。”我姨妈对我说，“他告诉她，她能行。”她后来整个下午都在床上呆着，想恢复足够的体力出去吃晚餐。
       巧的是，就在那天他们出门散步前一小时左右，我按每个星期日的惯例，从英格兰打电话给母亲，跟她开玩笑说，我盼望着她和父亲夏天来我家时，能和我沿着我家外面的乡间小路走上一英里。她答道：“亲爱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走一英里，不过我会试试看。”这是几个月来她第一次听起来心情这么舒畅而自信，那天下午她出门走路，可能就是想为我们夏天的散步做准备。
       事实上，我第二天回到美国，从肯尼迪机场坐出租车直奔伊丽莎白市，父亲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唉，菲尔啊，她不该走那段路。”他坐在她的躺椅上，身体老迈，一脸遭受打击的痛苦表情，毫无活力。我当时就想（后来证明想错了），“等他自己死的时候应该就是这副样子。”我哥哥山迪和他妻子海伦从芝加哥赶来，比我早到一点，这时候也在屋子里。山迪已经去过殡仪馆，安排第二天的葬礼。在他去之前，我父亲已经和殡仪馆的老馆长通了电话。他是我母亲一战结束时在伊丽莎白市白亭中学的同学。父亲哭着对他说：“希金斯，好好照料她的遗体，好好照料她。”之后，他整天坐在她的躺椅里不停地流泪。过去，她吃完晚饭就坐在这张躺椅中，一边舒展着身子，稍稍减轻关节炎带来的疼痛，一边和他看电视新闻。我外衣没脱，跪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他对我说，“她点了一份新英格兰蛤蜊杂烩汤。我叫了份曼哈顿蛤蜊杂烩汤。等汤上来的时候，她却说，‘我不要这份汤’，我说，‘喝我的——我们交换。’可她走了。就是身子向前一歪，但没有倒下来。没有给别人添麻烦，她做每件事都这样。”
       就在他一遍一遍地对我讲述她临终前那平淡一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该拿这个老家伙怎么办？”照我母亲的心愿，要是她能比我父亲活得长，事情似乎自然会好办许多。她，是记忆我们家庭往事的宝库，是记录我们童年成长的历史学家，我现在还意识到，正是因为有她在默默地任劳任怨，这个家庭在我们兄弟离开之后的几十年中才得以继续保持和谐。我父亲的脾气就难相处多了，他远没有我母亲那样温和而有亲和力。只要是与他顽固的偏见有一点点差别的观念，他一概抵制，根本不假思索。当我一直跪在他面前、握着他的手时，我才明白我们应该给他多大的帮助——我所不明白的是，我们该怎样摸透他的心思。
       他过分的固执，或者说固执得过分，几乎让我母亲在她最后的几年崩溃：自他六十三岁退休以后，她那有滋有味的家庭妇女的独立生活，就全让他烦人的颐指气使给毁了。多年来，他一直相信自己的婚姻美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想法并不算错得太厉害——我母亲出身于那种能使管理家务在美国成为一种艺术的犹太人家庭，姐妹几人都精于此道（所以不用跟我们家里人谈论打扫，我们见过什么是真正的打扫）——但是，自我父亲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分公司——他在那儿有五十二个手下——退休后，原本代表他们婚姻美满的高效、有条理的家务活，逐渐开始被他破坏了。他没事可干而她事事全包——这可不行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啥的？”六十五岁生日那天他难过地告诉我，“我是贝茜的丈夫。”无论从他的脾气还是从职业训练，他都不习惯于只扮演这一种角色。所以，在做了两年义工——作为犹太人救济组织和红十字会成员，在东奥兰治的退伍军人医院（注：退伍军人医院，V.A.Hospital，美国政府办的全国性医院系统，全国共有一百七十所，其装备和就医条件堪称一流，普通居民亦可以在退伍军人医院就医。）定期做点事，还在一个朋友开的五金店里帮忙--之后，他就专心做起贝茜的老板来。不过我母亲可不需要什么老板，从1927年我哥哥出生那年她独自开创了第一流的"家政与照顾孩子公司"以来，她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就在她去世前的那个夏天，有一次他们来康州我家度周末。我和她两人在厨房里喝茶时，她告诉我正在考虑离婚。从母亲嘴里听到“离婚”这个词儿，我当时的惊讶程度不亚于听到她说脏话。不过话说回来，你永远难以明白在父母共同的生活中，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多少复杂，有多少困难、失落和难以摆脱的压力，如果你是在一个稳定而井井有条的家庭里长大的乖男孩——同时又像女孩一样长大，情况尤其如此。许多人并不明白，他们即使有跟我一样善于持家育子的母亲，也未必像我们这样，如女孩般长大成人。有很长一段我比较敏感的日子，那个我整天看不见的男人，比起那个在我成长的几十年岁月里始终亲近、老是扎在散发着气味的厨房里的女人，显得遥远而神秘得多。她精湛的手艺使她在厨房里拥有绝对的权力和神圣的权威。“可是，妈，”我说，“现在离婚太晚了，是不？你都七十六岁了。”话音未落，她已经伤心地哭了。这再一次让我震惊。“他从来都不听我说话，”她说，“总是打断我，扯到别的话题去。最糟糕的是在外面的时候。他根本不让我说话。我刚想说，他就阻止我，还当着每个人的面，好像我根本不存在。”“告诉他别这样。”我说。“那没用。”“那就再跟他说一遍，他再不听，你就站起来说‘我回家了’，然后就走。”“噢，亲爱的，我不能这么做。不能，我不能这样让他难堪。不能当众这样。”“可你告诉我他倒当众让你难堪了。”“那不一样。他不像我。他受不了，菲利普。他会崩溃的。那会杀了他。”
       1981年8月，在她去世三个月之后，我从康涅狄格赶来，带他去西奥兰治一幢专门给退休老人居住的"犹太人联合会大楼"看看那儿的生活条件。这地方是我哥哥在纽瓦克的一个朋友推荐的，他是犹太人联合会董事会的律师，曾经说过要是我父亲有兴趣，他不用多久也许就能帮我父亲找到一套公寓。这幢大楼里的住户都独门独户住着两室或者三室的公寓，不过生活圈子带有浓厚的公共色彩：每天傍晚他们在备好饭菜的餐厅一起吃饭，还可以随意参加隔壁希伯来青年会（注：此处原文为Y，在英语中，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希伯来青年会、希伯来女青年会均可缩写为“the Y”，这里按上下文，应指the Young Men’s Hebrew Association，即希伯来青年会。）各种热闹的团体活动。西奥兰治是纽瓦克一个不错的郊区，按照我听来的描述，大厦背靠青山山腰，俯瞰一条大道，离购物中心和伯奈·亚伯拉罕礼拜堂步行都仅需几分钟。这个礼拜堂和希伯来青年会一样，从衰败的纽瓦克搬迁而来，是老人们的文化活动中心，也是一个犹太教会堂。大厦给我总的印象是他在这里不会少伴儿，我期待着等我们四处看完以后，搬到这里来的主意能让他动心。我担心他要是再一个人在伊丽莎白市的公寓住下去，会因为孤单死在那里。连他坐着吃的饭，好像主要也就是煮热狗和烤豆子之类的东西。有时候我中午打电话给他，常常发现他不是睡着了就是在掉眼泪。
       这天我一到他公寓，就知道他一直坐在那儿自个儿哭，可能从起床就开始了，甚至可能哭了一整夜。六七月份，他在康涅狄格和我们住了几个星期，在那段时间似乎度过了最伤心的阶段。可一回到没有我母亲的自家公寓，他又整个儿崩溃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八月天，他却拉起了窗帘独自坐着，也不开灯。我发现他穿的衣服虽然挺干净，却不怎么合适，好像是他起床的时候手抓到什么衣服胡乱穿上就是。问他早饭吃了什么，他回答：“没吃什么，吃了点什么，记不得了。”
       “我有件礼物给你。”我打开一盏灯，给他看我带来的塑料购物袋。“是你一直想要的。闭上眼睛。”
       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真像个期待礼物的小孩子一样听我的话，尽管脸上并没有露出那种非常憧憬的表情。
       “你看。”我从袋里拿出三小时前在康涅狄格百货商店买的一把马桶刷和一瓶来沙尔消毒液。我还带来一瓶每片两毫克的安定药片，这是用来替换我母亲死后帮助他睡觉的五毫克装药片的。“跟我来，”我说，“我来教你一些你在第十三大街学校从没学过的东西。”
       他跟着我进了洗手间，里面用几只钢丝衣架晾着几条平脚短裤。我用刷子向他演示怎么刷马桶。
       “要是你一定要自己来做这清洁工的活儿——”我刚张口，他突然打断我。
       “我自己能干的活儿，干吗还雇人来干？我每天五点钟起床就用吸尘器打扫房间。你妈死的时候我就发誓了，要把房间整得跟她在的时候一个样。”才说了这几句话，他又掉眼泪了。
       在客厅里，我把新的安定药瓶子交给他，告诉他，需要的时候就晚上服一片，以前的药片要倒进下水道冲掉。这他倒是没说什么，要放在以前，连吃一片阿斯匹林的念头他都要嚷嚷。不过，当我提醒他一点钟我们得赶到犹太人联合会大楼的时候，我就没这么运气了。他满不在乎地说对那地方没兴趣。“让它见鬼去吧，”他说，“我在这儿很好，什么都好。”
       “真的吗？”
       “让它见鬼去吧，菲尔——我不想去。”
       “这可不符合游戏规则，你知道。你对我不公平。你先别把我当成家人对待，算帮我个忙，就当你还是保险公司经理吧。要是在大都会公司有人拿着一份计划书对你说，他认为这对你有用，你至少得让他介绍一下情况。你会回到座位，听他讲完，然后再考虑考虑，做个决定。你肯定不会在邀请他介绍情况之后跟他说，‘见鬼去吧’，连听也不听。我现在只是向你提议，到那儿去看看，这可是我们一星期前就说好的。那不是疗养院，也不是养老院之类的地方，而是人们排起队抢着搬进去的新公寓楼，那儿生活方便，你还可以有男男女女的伴儿。它也许适合你，也许不，可要是你不合作，我们就没法知道是不是适合你了。所以，请你拿出保险经理的样子，我们也许今天就能做出点事情来。”
       我的一席话不但起了作用，作用还很大。“行！”他很干脆地说，从沙发上蹦起来，“我们走。”
       我不记得这辈子曾经劝过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这么愚蠢地尝试过。
       “这样就好，”我说，“不过你也许得先进屋穿好袜子。你现在穿的两只颜色不一样。而且你穿的格子衬衫和格子花呢裤子是不是不配？也许你该换一下。”
       “天哪，”他说，低头看着自己的穿着，“我这是在哪儿啊？”
       虽然联合会大楼正像广告中说的那样，坐落在俯瞰诺斯菲尔德路的一个小山坡的漂亮草地上，却并不如我希望的那样有家庭般的亲切和诱人。大楼很新，修葺得也好，可看起来更像一座机关建筑而不是居民楼，介乎小型大学宿舍楼和配备最低限度警卫的监狱之间。我们先要找一个名叫伊莎贝尔·伯克维茨的妇女，她是这儿的住户，志愿带我们看看大楼。我们有她的房间号。不过通向大楼的路七弯八拐的，我还是在通向诺斯菲尔德路的干道上叫住了两个正在说话的老太太，问她们是否可以指给我看伊莎贝尔·伯克维茨的住处。
       “我也姓伯克维茨。”其中一个答道。她说话带着一种意第绪口音，加上她的穿着和举止，看起来她更像是我祖父母那一代的人，而不像我父母以及他们的朋友这一辈。父亲肯定也在想同一件事——他可不是这样的老人，而且，他不属于这儿。“我是另一个伯克维茨！”她快活地告诉我们。
       “哪里的伯克维茨？”我父亲问她。
       “还能哪儿？纽瓦克。”
       不过几秒钟工夫，他就发现原来他跟她已故的在中央路开中央造纸厂的丈夫认识，相应的，她也认识他的朋友菲纳尔的弟弟，如此等等。
       在家的时候，他老是闷闷不乐，来西奥兰治的路上，还是阴着脸一语不发。可一碰到有人跟他在纽瓦克有共同的熟人，他就乐此不疲了：健谈、精神、爱交际，回到那个在纽瓦克当保险经纪人和副经理、几乎和城里每个犹太人家庭都熟络的保险人的样子了。
       现在，他不光把自己的悲伤忘了，连我们来干吗他都不放在心上，他向这“另一位”伯克维茨太太列举了她丈夫四十年前所在的中央造纸厂旁边所有商店老板的名字。
       我站在一边，等他向她们炫耀完他的好记性，才问这老太太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怎么走。结果她想不起来。她使劲想，一脸迷惑，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哎，”想了一阵子，她说，“我是个南瓜脑袋——还是带你们去她那儿吧。”
       另一个女人没说话，在她们带我们去伊莎贝尔·伯克维茨住的楼面门口时，我看出她中过风。我父亲也注意到了，就算他不开口跟我说，我也能听见他坚持要说他可不是这样的老人。“是的，”我想，“可像你这样的老人，一个人住又成什么样子呢？”
       伯克维茨太太是个脑子活络、性格活泼而有魅力的女人，看起来比她七十岁的实际年龄还要小十岁，这令我松了口气。她的两室套间虽然有点太整，可因为阳光充足而很亮堂，墙上挂满了她多年搜罗的小幅画。有一幅是她自己画的，是幅彩色景物，和她的几枚刺绣裱在一起。见到我们她似乎很高兴，马上给我们冷饮喝，见面不足五分钟，我父亲就趁我俩独处的片刻跟我说：“她可真不赖！”伊莎贝尔最早是在布鲁克林区做护士，最后当上纽约一名公共卫生官员，她的社会经验也许比我母亲丰富些，但她待人的热情和和蔼的风度，立刻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母亲的样子。可能就是因为她们的相似之处，在等待伊莎贝尔锁上家门，准备让她带我们四处走走的时候，父亲脱口而出：“我爱上她了！她太好了！”好像他所有的烦恼都没了。
       伊莎贝尔告诉我们，去年十月大楼刚启用她就搬来了，到现在还“调整”不过来，因为和她以前的生活相比变化很大。她过世的丈夫精力充沛、白手起家，经历和我父亲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以前住在一套看得见自由女神像的宽敞公寓里。之所以放弃原来的房子搬到这里来，是因为近来她身体不太好，还想和伯克维茨家族住得近一些。
       令我吃惊的是，父亲居然说：“是的，这可是个好人家。”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原来伊莎贝尔的这个伯克维茨家族他也认识。不过，也许这只是他出于对一个女人掩饰不了的强烈好感而迎合她的话而已。
       在走廊里，伊莎贝尔·伯克维茨对我说：“你就是菲利普·罗斯吧。谢谢你讲笑话给我听。”她又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很有幽默感。”
       我告诉她：“这些笑话都是他编的。”
       “是吗？”她微笑着对我父亲说：“讲个笑话给我听，赫曼。”她已经很了解他了。
       “给你讲讲两个犹太小伙子的笑话……再给你讲个小伙子早上醒来的笑话……佛罗里达有个人生病了……”
       我已经好多年没见他这么兴奋，更别提我母亲去世以后了。他忙着把他那些拿手的保留笑话抖出来，几乎没空看一眼伊莎贝尔开始带我们看的公寓设施。我们走过餐厅，这是个干净、宽敞、布置简单的大堂，看起来像个学校食堂；我们站在敞开的厨房门口朝里看，亮闪闪的餐具一尘不染，一个结实的黑人妇女正坐在一张长桌子旁有条不紊地切着供几百份色拉用的生菜；走出大楼，再到希伯来青年会看看。那儿的房间里，人们开会的开会，打牌的打牌，我满心希望他能对这发生在周围的生活有所反应，哪怕是一点点好奇心，希望他有兴趣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现在或者以后都可以——他就不会再孤单。可他的注意力全在伊莎贝尔身上，现在，他正跟她讲着我并不太陌生的故事，他移民到纽瓦克的童年往事。
       希伯来青年会正在搞一个日间夏令营。我们走进健身房，大约三十个小孩子正围成圈儿坐在地板上，听两个教练讲授一个新的游戏。“我们的犹太儿童是不是很漂亮？”伊莎贝尔说；她努力要让他看看他眼前的事物，可不管用——他滔滔不绝描绘着1912年他在纽瓦克的情形，对她手指的地方看也不看一眼。
       只有在青年会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回忆才暂告一段落。他在那儿跟主任及其副手说，伊丽莎白市的希伯来青年会主任一点都不好——我父亲以前是那儿的早上常客，每星期必去几次——从不来健身俱乐部跟男人们说话，也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打交道。我父亲自己也没搭理他。“我可犯不着为他费心。我自个儿拉起一帮犹太人老伙计，叫做‘罗斯海盗’，自个儿玩，去他的吧。”“你正是我们这里需要的那种人。”主任答道。不过他含蓄的邀请没有引来回应。在他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我们又碰到大楼的总管布雷伯格，他七十五岁上下，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伊莎贝尔为我们做了介绍。“布雷伯格，布雷伯格，我记得你，布雷伯格。”我父亲跟他说，“你以前在格林街上做珠宝生意。” 布雷伯格果然在纽瓦克格林街开过珠宝店。“你喜欢住在这里吗？”我问。“我爱这里。”布雷伯格答道。我父亲也说：“对，是格林街，让我告诉你还有谁在格林街。”这样他又讲开了。
       后来我们回到车里，我提议沿着马路开过去看看购物中心，那儿有书店、银行、咖啡馆，伊莎贝尔也告诉我们，大楼的住户有时上那儿吃午饭。我还说，我们还可以开车过去看看新落成的伯奈·亚伯拉罕礼拜堂。
       “没什么可看的。”他说。
       “你不是想去看一眼礼拜堂的吗？在伊丽莎白你星期五晚上都要去礼拜堂的。”
       “回家吧。”
       “好吧，”说着，我开车在诺斯费尔德路上掉了个头，朝购物中心和礼拜堂的反方向开去。“觉得怎么样？”
       “没什么可说的。”
       “一点都没有？”
       “都不适合我。”
       “好吧，虽然只是第一印象，你也许是对的。这事儿先放一放吧。不过你可得去看看伊莎贝尔，她可是邀请你的。”
       我们走的时候伊莎贝尔就邀请他过几天再来，一起去青年会看电影。那儿每星期有两个晚上放电影。“我会带上爆米花。”她带着迷人的微笑说。当时他似乎颇为向往，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还说会打电话给她。可现在，他却对我说：“得了吧，我可不会开那么远路的车来这里看电影。”好像伊莎贝尔的提议完全是荒唐的。
       青年会主任给他的一张青年会八九月份社会活动安排表，此时也从他手里滑落，掉在车厢地板上，直到我们回到伊丽莎白市，他都没捡起来。既然这样，我也就没去捡。进了屋子我去打开百叶窗让亮光透进来，他则进了洗手间。在他站在抽水马桶前的小便声中，我听见他在呼喊：“妈咪，妈咪，你在哪儿啊，妈咪？”
       他单身以后的第一个冬天是在巴尔港的迈阿密海滩过的，和他老朋友比尔·韦伯合住一套公寓。我小时候，比尔和他现在已故的太太莉厄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那时住在纽瓦克和欧文顿两座城市交界处的莱斯利街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们还带着跟我哥哥一般大的小儿子赫比，跟另外两家人与我们一起住在泽西海岸边的一栋别墅度夏，他们在战前就是我父母的朋友。比尔过去专门安装、维修油炉，每天下班回家总是一身脏，在我们家的密友里，也许唯一有他不是推销员或者商店老板，而是一个技工。一战期间，年轻的比尔是海军陆战队队员，驻扎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在军乐队里担任喇叭手。而现在，八十多岁的比尔身体还挺好，耳朵却有些重听，他老说他听见过去在军乐队演奏的曲子在他嘴里演奏。"那不可能。"我父亲断然告诉他。"赫曼，我听到了，"比尔说，"现在还能听到。""你不可能听到。""我听到了。就像有只收音机在你嘴巴里放曲子。"当时我从伦敦飞到佛罗里达来看我父亲。我们三个就坐在小厨房里吃父亲做的午餐腊肠三明治。"你到底听见什么了？"我问比尔。"今晚？是《海军陆战队颂歌》。"他说，接着唱道："从蒙特祖玛大厅......""这都是你的想象。"我父亲说。"赫曼，是真的，就像你的菲利普坐在这个厨房里一样真。"
       在佛罗里达呆了几个月，父亲似乎恢复了他以前的精力和劲道，一付生气勃勃的样子。几年前动了一次手术，他腹部的肌肉没了，肚子却大了起来。除此以外，以他这个岁数，他那中等的身材、健康的面容、平易的成熟气质和神采奕奕的风度，对于周围的寡妇们着实很有吸引力。年轻时他手臂和胸部肌肉很发达，到现在，从他上半身还能看出他当年的结实，尤其是他又焕发出活力以后。他有时口没遮拦，提起共和党就要慷慨激昂地大骂一番，完全让对话按他的意思进行下去，不过他那让人看着舒服的外表，以及眉宇间那种世俗的直率气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真正的魅力。如果他有闲情、有需要、又天生喜欢经营这种魅力，他甚至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帅气。但是，“帅”可不能拿来当他与疾病抗争的资本，而且很久以前他的长相就变得让人放心而不再令人妒忌或赞美了。他现在头发稀稀拉拉，只剩下一点棕色；脸上还没皱纹，下巴以下却已松弛；耳朵不知怎的像是被拉长了，仿佛拉长的太妃糖。只有眼睛还保持着"漂亮"，不过你得恰好离他足够近，而他又恰好摘下眼镜，你才能看清楚。你会看到他变灰的眼睛，甚至有些绿--仔细看，你会看到他眼中的温和与平静，仿佛它们自1901年以来，就已经超然独立于这个粗糙而有缺陷的自制“发电机”隆隆的发动声之外，正是这个“发电机”的强劲电流，推动他跨越重重困难（注：此处作者将生于1901年的父亲比作发电机。）。
       他在佛罗里达能恢复过来，也许是因为从比尔·韦伯身上，他找到了不少和我母亲在一起的感觉：对这个同样温和、平静、不喜欢惹麻烦的伙伴，他可以不停地纠正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我一到巴尔港就亲眼看到了他纠正比尔的一幕。当时我走出电梯，来到他们所在的那一楼层时，他俩正一起在走廊里走，离我只有二十英尺远。我没有叫他们，而是悄悄跟在后面，听我父亲批评比尔不善交际的毛病。"请她去看电影，请她出去吃饭--别老是一天到晚坐在家里。""我不想带她出去，赫曼。我不想带任何人出去。""你真不会社交。""要是你这么认为，行，我就是吧。""你活得像个隐士。""行。""不行。你得和更多人在一起。这儿有好多女人急着找人陪。我说的不是有感情问题的女人。她们并不都想摆布你，缠着你。""我不需要女人。我没法为女人做什么。"“我已经八十六岁了，赫曼。""得了，看在主的份上，我说的可不是你的那样。只是要你和某人美餐一顿，像正常人一样和别人交往。""这你在行。我不会。我就呆在家里。""真搞不懂你，比尔。真不明白你干啥这么和我叫劲，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啊。"
       这个季节初，父亲公寓楼里四个住户组成了一个室内乐团。我到的那天晚上，他们有一场演出。团长、年长的小提琴手是个俄罗斯人，那天下午父亲在游泳池介绍我认识的人说他是在维也纳学的音乐。他们告诉我，要是喜欢音乐就一定要来；音乐会紧接着加拉汉厅社交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聚会后举行，加拉汉厅里几乎所有行动方便的人都会来，我甚至会看到，一些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的人在护士的陪同下也要来。每星期他们都要搞一次娱乐活动、放幻灯片或者讲座，还有茶点吃，于是我放心了，知道这天会过得不错。
       晚饭吃的是热狗和豆子——父亲做的，比尔整齐地摆好三副餐具——晚饭后父亲就叫比尔穿上外衣和鞋子和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比尔只想呆在楼上，看电视转播的职业篮球赛。于是我父亲喋喋不休地数落他不肯和人打交道不肯交朋友不肯晚上出去玩，比尔终于招架不住，答应等音乐会之后他会来吃夜宵。光是“之后”还不行。磨了十分钟，看我父亲仍然没有同意的意思，比尔只得从衣柜里拖出外衣，穿上鞋子，和我们一起坐电梯到公寓楼大厅后面的交谊厅。聚会已经开始了。
       我们三人进门的时候，玛索基金会（注：Matzoh Fund，玛索（Matzoh）是犹太人的传统食物，是一种不加发酵粉的面饼。根据犹太教传统，预约节期间，犹太教徒不能吃发酵的蓬松食物，而要吃玛索。玛索基金会是专门为犹太人家庭购买玛索筹集资金的犹太人民间组织。）的女主席正在宣布基金会募集到的资金总数。这个基金会专为迈阿密南部海滩地区的犹太穷人筹集逾越节（注：“逾越节”是犹太教传统节日，源自《圣经·出埃及记》。）食品所需的资金。她说话时低头看着手里的讲稿，屋里有几个人喊起来：“听不见！我们听不见，贝儿！”她抬起头，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吵闹。这时后排最后的一个男人——他一定是她丈夫——一手拢在嘴边冲她喊：“亲爱的，你就当是在对我说话，大声说。”每个人都笑开了。于是，贝儿放开她最大的嗓门有力地宣布资金已经募集到两千美元，达到了预定目标，也就是说这幢楼里每个人平均能分到十美元左右。听众们都鼓起掌来。
       我注意到坐在我们前两排的就是下午我和父亲在游泳池遇到的那几个人：退休的卫浴设备制造商夫妇，退休的咖啡、茶叶进口商夫妇和一个新寡的女人，她多年前在纽约做采购员，也就是我父亲竭力要撮合比尔·韦伯的人选。我们轻声入座时，他们也都转过身来打招呼。在大约十五排座位中，我们三个在最后一排的位子是屋子里仅剩下的空座了。最前面是围成小半圆形的四只乐谱架和四把桥椅。远端靠近门的位置，则是放咖啡杯的长桌子。点心都准备好了，盘子里，盖着保鲜膜的饼干和切成片的蛋糕堆得老高。
       玛索基金会的报告讲完后，俱乐部主席祝贺基金会主席募捐成功。他精悍、黝黑，七十岁的样子——下午他们说他是高尔夫迷——退休前他是个成功的皮货、皮箱制造商，退休后则在美林证券包了个交易台靠管理自己的钱二度创业。他说：“女士们先生们，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我要告诉你们，刚才有位年轻人来了，我要把他介绍给你们。年轻人，能站起来吗？”
       我还差一年就五十岁了，可他指的就是我这边，我只能站起身。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作家菲利普·罗斯，赫曼·罗斯的儿子。”
       他们鼓起掌来，时间不多不少和给玛索基金会的一样。我向人们挥挥手，坐了下来。
       可那主席又说：“菲利普·罗斯先生，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朝他笑着，半站起身答道：“别提问了吧。我只是来做客的。”
       “就一个问题。您能跟我们说点您父亲的事吗？”
       “我向你保证，”我一手搭在父亲肩膀上说，“只要问我父亲，他就会把你想知道的事情统统说出来。可能说得更多。”
       父亲和他坐在前排的朋友们嚷嚷了。退休卫浴设备制造商转过身对他说：“这孩子对你知根知底啊，赫曼。”下午在游泳池，他曾开玩笑地说我父亲像“公寓管理员”，但趁父亲游泳的当儿，他对我说了实话：“你老爸真是个人物——走到哪儿，哪儿就有活力。”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
       我打断他：“噢，您别再问了吧。我只是来听音乐的，让演出开始吧！”我又得到了一阵掌声，坐定了。
       坐在我边上的比尔朝我眨眨眼，低声得意地说：“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你知道的，比尔——我总是为大家伙儿着想。”
       "我的菲利普，"比尔握住我的手，说道。乐手们拿着乐器登场就座开始调音，他仍握着。这不仅是因为在他眼里，我仍是七岁的孩子，还因为打我七岁开始他就认识我了，不管我多大，他都可以这样握住我的手。
       接下来的大约三十分钟让我终于意识到，拉弦乐器是一桩多么艰巨的体力活儿——这是我在听帕尔曼或者马友友的时候从未完全明白的。第一乐章才到一半，我就忍不住想，让那个中提琴手继续拉是不是妥当？他大概快八十岁了，块头很大，板着脸，面无表情。乐曲渐近高潮，他的脸却越来越苍白，我都能看到他呼呼喘气。这真是一场让人提心吊胆、英勇的演出，这四个老人就像在使劲推一辆陷在泥淖里的汽车。虽然他们奏出的音乐有时并不像海顿弦乐四重奏，可第一乐章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热烈地鼓掌，他们的一些朋友还喊“精彩!精彩!"半数听众站起身径直向餐桌走去。
       “不！不！”俱乐部主席从前排跳出来面对人群喊，“请别动，还没结束！”乐手们擦干脸上的汗，翻过乐谱，耐心地等每个人坐定，继续演奏。这些对演奏进入第二乐章并没有太多影响，但是很快又响起皮夹子一开一合的“咔嗒”声，人们捉对窃窃私语起来。坐在我正前排的是一位衣着得体的老太太，她脚边放着根拐杖，膝上整整齐齐放着一叠账单，她小心翼翼地填好支票，再拿回形针把支票和对应的账单一张一张夹好放在信封里。她还随身带了一卷邮票，显然在这儿做这些事，比一个人在楼上的房间里更有效率。
       比尔一直握着我的手，他侧头贴着我耳朵说：“这曲子可不适合这些听众，菲利普。”
       “也许是吧。”我对他说。
       “要有点维克多·赫伯特（注：1859-1924，本世纪初美国音乐喜剧取代轻歌剧的过渡时期的一位重要作曲家。），"他小声说，“有点格什温（注：1898-1937，美国作曲家。他的贡献是把古典音乐的风格与爵士乐和布鲁斯的风格结合了起来。）——要有单簧管，双簧管，法国号。可你听到的就只有尖厉的小提琴声。”
       这一乐章结束，许多人又以为演奏完了。那些去拿咖啡、点心的人再次被叫住，乖乖回到座位上。高潮的末乐章终于来了。演奏完了，的的确确完了，人们站起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看他们既是为乐手们能支撑下来而鼓掌，也是在庆祝自己的耐心。在他们回到座位、老实坐下的举动之中有着某种和气、自律的精神，令我想起小时候在犹太礼拜堂看到的那些耐着性子坚持到祷告仪式结束的人们——那时读完摩西五经，整个仪式还没个完，每个人都不知道在读些什么，但他们出于对宗教的敬意而安静地坐着。当然，礼拜堂里总有几个人一直坐在那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不过这种情况在这场加拉汉厅的音乐会中看来是没有的。
       俱乐部主席忙着招呼乐手们，和他们一一握手——小提琴手几乎头都抬不起来，更别提手了，我又忍不住想，是不是应该给这老人治疗一下——接着，主席对着听众，高举双手在空中挥，要我们更大声地鼓掌。“就这样，女士们先生们。随便哪位艺术家都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他。让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感受！”
       “太棒了！太棒了！”叫好声渐渐变成了富有节奏的鼓掌，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临时凑集的乌合之众居然会有这么高昂的热情。不过他们从座位上蹦起来的劲头也很足。最响的掌声就来自那些最早跳起来在餐桌前排成两行的人。“太棒了！”
       掌声持续到主席开口说话。他用胜利者的语调，大声盖过喧哗说：“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好消息！音乐家们要为大家加演！”
       我想要发生暴动了。我想盆子会从餐桌那儿凌空飞来。我想有人会走上前去一脚踏穿大提琴。可是没有。他们都是体面人，活了这么大岁数，知道也忍受过不幸的事情。他们都是生来就得接受宗教教育的犹太人，即使有人教养不好。所以，无论是谁拿起弓和琴——而不是弓和箭——他们都得向他表示尊重。眼见着接下来又是一场折磨，他们还得把悲苦放在心里，再回到座位上，许多人还端着放上咖啡和蛋糕的盘子，放在膝盖上或是脚边。这时，第一小提琴手的太太，一位坐在第一排的白发苍苍的瘦小女人，精神抖擞地站出来，走到乐队旁的钢琴前坐下。中提琴手、大提琴手和第二小提琴手都已经精疲力竭，这位第一小提琴手年纪一大把，居然还有精力和太太演奏弗里茨·克莱斯勒（注：(1875-1962)，美籍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的二重奏。两人一对视，他就对她微笑。于是坐在我周围的几个女人都侧过身子互相咬耳朵赞叹：“瞧，他在看他太太哩。”
       演奏海顿的曲子时，我父亲一直在睡觉。可热烈的加演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醒了，附和别人一起喊：“精彩！精彩！”
       “赫曼，”比尔慢慢从我身忙的座位上站起身对他说，“你快闷死了吧。”
       “啊，我可不是一个乐迷，但这可不是说，他们的演奏不好。”
       “不好，赫曼，”比尔不高兴地说，“演奏糟糕透顶。杰克·本尼（注：（1894-1975）美国红极一时的广播、电视喜剧明星。）都比这弹得好多了。我要上楼去了。”
       “老天，比尔，又要回去啊？上去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看电视啊？埃斯黛拉在这儿呢。”说着，他手指可以看见那位前采购员的方向。她正在和第一小提琴手的太太兴奋地说着什么，后者还坐在钢琴前弹着没有人听的曲子。听众们已经不敢再听了，甚至加演的时候都没有鼓掌喝彩，生怕招来新的加演。“去和埃斯黛拉说说话，去吧？”我父亲在求比尔。
       “赫曼，我要上楼。”
       “比尔，你可是个成年人，八十六岁了，可以跟女人说说话吧。"
       可是，比尔朝我挥手道别，到餐桌上用餐巾纸包了一块蛋糕，上楼吃冰激凌看球赛转播去了。
       “我拿这家伙怎么办呢？”父亲一边问我，一边和我挤过人群到餐桌去。
       “什么事也不要做呢？”我随口说道，“为什么不由他去呢？”
       "那样他不会孤单死啊？他就每天晚上一个人坐在那儿啊？绝对不行！"
       他找到了可以让他帮助的比尔，也找到了可以让他追的女人。与这些女人的交往，和他们之间我所无法了解的交往细节，似乎既激起了他重新焕发活力，又反过来让他更乐于和她们交往。我刚到没几天，他就带我到这里的三个有钱的犹太寡妇家喝两杯。她们年龄在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之间，风度翩翩，气质迷人，按照我父亲的说法，都很想让他们的关系更亲密。去的路上，他就跟我说她们丈夫以前做什么生意，有几个孩子，孩子们的事业多成功，她们的身体状况，她们人生里的不幸，她们的公寓值多少钱等等；在回家路上，他又会问："嗯......你觉得怎么样？"每次我都坦率地回答他："她看起来很好，我喜欢她。"他接着就说："她请我明年秋天和她一起坐船航行，"或者"你知道她跟我说了啥？她不需要那么大的公寓。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那么？"我顺着他的话问。"没什么那么。我，我只是听着，一声不吭。菲尔，那样太快了......"说到这儿，他直掉眼泪，虽然没有像我母亲去世后最初几个月那样大放悲声，但哭得还是很伤心。"我不知道她病得那么重......"他对我说，"要是我知道的话......""没有人知道，"我安慰他，"换了谁都一样。""啊，贝茜，"他叫道："贝茜，贝茜啊，我不知道，我没想到啊......"后来，我带他去吃晚饭。等他就着虾仁开胃菜将伏特加吉布森鸡尾酒喝下肚，我就对他说，就算他明年秋天和珂拉·B出海航行或者决定明年冬天搬到布朗茜·K的公寓里去住，都不是罪过。他历数起我母亲的种种往事，她的谨慎、温顺、忠诚、勇敢、利索、可靠......回到家里，比尔还穿着短裤看电视，父亲于是开始骂他又独自消磨掉整个晚上。
       3．我会变成植物人吗？
       从母亲的墓地来到父亲家，我在洗手间对着祖父留下的剃须杯，第五十遍排练我的台词；然后回到客厅，看着陷在沙发角落里等待宣判的父亲。丽莲问我：“菲利普，你希望我走开吗？”
       “当然不用。”
       “赫曼，”她对他说，“你要我呆着吗？”他对她说的好像置若罔闻。于是，她不吭声了，好像根本没在场一样。
       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心跳得厉害，好像有人要跟我讲恐怖故事。“你的问题很严重，”我开口道，“但是可以解决。你的脑袋里有个瘤。梅耶森医生说，从长的位置来看，有95%的可能是良性的。"我试图像梅耶森医生那样，坦率而轻描淡写，但我做不到。有个瘤这句话似乎就让他明白了。可他并不显得震惊--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那儿，等我说下去。"它压迫着你的面部神经，引起面瘫。" 梅耶森跟我说，他的肿瘤上缠着面部神经，可我不能说出口。我的遁词令我想起我母亲临死那晚他的样子。那是伦敦时间的午夜，他告诉我，母亲心脏病发作，很严重，我最好尽快设法飞回家，他们不知道母亲还有没有救。"看起来不太好，菲尔，"他说。可我一小时以后打电话告诉他我第二天一早的航班时，他却哭着说了实情：几个小时前他们在饭店里的时候，她就已经死了。
       “不是贝尔氏瘫痪？”他问。
       “不是，是个肿瘤。但不是恶性的，可以动手术。要是我们请梅耶森动手术的话，他可以做，他想要和你谈谈手术的事。我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回去跟他谈谈倒也无妨。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到他办公室坐下来，看看手术是不是可行。当然，最后还是由你自己决定。”我无力地加了一句，“梅耶森说这只是个常规手术。” 在昨天的电话快结束时，梅耶森确实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想，“当然，对你来说当然是常规的。”
       “手术以后我的脸就会好吗？”
       “不会。只是不会恶化。”
       “那么，我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喽？”
       “恐怕是这样。”才两分钟，我就学会了像外科医生一样说话。
       “我明白了。”他说，接着陷入了沉默，神色恍惚，孤单而恍惚，要是这时他死了，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他空洞地瞪着眼睛，视线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好像遭受了致命一击的人。大约一分钟后，他才从打击中反应过来，回到必须挣扎面对的现实中，估摸着他的损失有多大。“我的听力呢？”
       “肿瘤造成的伤害已经恢复不了了。但照我的理解，手术能阻止情况变得更糟糕。”——除非手术本身令“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我没往深里说。我会让梅耶森告诉他手术的风险，肿瘤的大小以及面部神经缠绕的程度。
       “它会再长出来吗？”他问。
       “我不知道。我想不会，不过你得问医生。我们可以先开一份问题清单，你把问题写下来带在身边，到医生那里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我会变成植物人吗？”
       “我想如果梅耶森认为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的话，他就不会提出要动手术。”可是，真的不会吗？梅耶森说有15%的病人在手术后情况变得更坏。他们不就是成了植物人或者接近于我父亲所说的"植物人"的意思吗？
       “它在什么位置？”他问。
       “在脑干前面，脑壳的底部。医生会给你看确切的位置。我希望你把问题都写下来，星期一就可以问他了。我已经跟他约了星期一我们去找他，跟他谈谈。”
       他笑了，其实是苦笑。这种老于世故、让人心碎的微笑好象在说，那是当然。
       他把手放在额头上脑壳底部的位置，没摸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又笑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不过，”我答道，“每个人也有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上。人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奋斗，永不停息。这次会是一个大考验，可是如果手术照我们想的那样顺利进行，那两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聊天，你也不会有那个东西压迫你的神经了。”
       可怜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却又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说。我想，“再过两个月，他可能在家里慢慢康复，勉强能举起调羹自己喝麦片粥；再过两个月，他可能躺在不知什么地方的床上成了一个植物人，靠静脉注射进食，而我只能无助地坐在他身旁，就像当年他和他父亲；再过两个月，他也可能躺在我今天上午去的墓地里。”
       就在我陷入沉思的那会儿，他进了洗手间，出来时竭力用手遮着大腿内侧的裤子上一大滩尿渍，他说起1944年他做阑尾切除手术的事，当时他腹膜炎发得厉害，硬是挺了过来。他回忆1968年我怎样因为急性阑尾炎和腹膜炎差点把小命丢了。接着又说到1942年我九岁那年做小肠疝手术--他怎样在我星期天全家驾车出游病倒时，带我去看家庭医生。那是一个月里第二次因为我身体不适而去看医生。"我坚持跟医生说，"这孩子一向不闹脾气，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他们就是说一切正常，于是我一再说一再说，最后他们发现我是对的。我告诉伊拉医生，他应该安静下来--你还记得我们的医生，伊拉·弗拉克斯吗？""当然记得。我那时可崇拜他了。""我跟他说，"伊拉，这小子很皮，喜欢奔跑打球，他要是哪儿不舒服，你要治好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出生的那个晚上，就是他从贝丝·以斯利尔医院的楼梯上走下来。那是凌晨三点。医院的主楼梯。伊拉穿着白大褂。我问他："是男是女，伊拉，菲莉丝还是菲利普？"他说，"是菲利普，赫曼。又是男孩儿。"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还有死在我怀里的哥哥查理。多帅的人啊，浑身是劲儿，还有四个孩子，就死在我怀里，我崇拜的哥哥。还有我的密尔顿，我的弟弟密尔顿——记得密尔顿吗？”“不记得了。”我说，“密尔顿是我出生前一年死的。所以我中间的名字才叫密尔顿。”“密尔顿，”他说，“才十九岁，一个出色的学生，全家人的骄傲，那时他在纽瓦克工程学院快毕业了......"渐渐地，他回想着过去的种种疾病，手术，输血，康复，昏迷，守夜，死亡，葬礼--他的思维，习惯性地让他不再专注于孤单一人几乎被人遗忘的愁苦，将他的肿瘤与更多往事联系在一起，把他的痛苦放在这样的背景中：他不再独自承受巨大的痛苦，而是一群接受考验的人中的一员，他知道，除了接受这种共同的考验，别无选择。
       他就这样消解了恐惧，吃了晚饭，照他第二天早上跟我电话里说的，那天晚上他酣睡了六小时，凌晨五点在一身大汗中醒来。
       我就没这么运气了。我可想不出任何往事驱散我心头不祥的预感。一想到他八十六岁的年纪还要动可怕的手术我就受不了。就算他顺利挺过手术，还有康复的过程呢--万一手术出什么差错......我连六分钟都睡不着，几个小时坐在床上逼自己看书，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给我朋友C.H.胡威尔。他退休前几年是我在康涅狄格的家庭医生，几次治好了我的病。我把脑瘤和手术的事情告诉了他。
       “你想想，”他听我讲完后说，“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要是他死在手术台上，你可以说，死在八十六的岁数上也不算最糟。要是照那个家伙说的成功率有75%，手术很成功，他活了下来，那就最好。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坏结果是，手术留下的神经系统疾病更严重。这种可能性不大，但不是没有，你得考虑到。"
       “我也得想想如果不动手术情况会怎样。脑科医生跟我说那样情况肯定很快就变糟。我想他的意思也就是你所说的神经系统疾病吧。”
       “就是这个意思。会有很多问题出来。”
       “所以，”我说，“不管哪种方式都会很痛苦。动手术可能会引起这种可怕的后果，不动呢又引起那种。”
       “但是，”他说，“动了手术，最终避免所有可怕事情的可能性更大。”
       “可我不想在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让他经受这种手术。给一个四十岁的人动这种手术都是谋杀，何况他八十六岁了，绝对不能接受，是不是？"
       “菲利普，你再好好想想，如果你还觉得需要，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谈谈清楚。记住：你既无法阻止你父亲死，可能也无法让他不受折磨。像你这样面对父母问题的人我见过几百个。对你母亲，你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她也没有碰到。可对他，显然不是那么容易。”
       我让自己到中央公园走走，想点别的事。十点左右再给父亲打电话。“植物人”——这个词，我想打我小时候在欧文顿和哥哥去雷克斯剧院看恐怖电影以来，就没听过了——它让我头脑中老是浮现出教人不安的医疗场景。回到宾馆，还是跟去中央公园前一样忧心忡忡，我打电话问他想不想坐车出去逛逛。我常想象他在家坐在沙发角落里，收音机关着，百叶窗也不拉起——我原本是为了暂时忘却父亲和他的瘤，在纽约四处走走，或是和朋友吃午饭，或是到电影院看电影，可这么想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我只想到伊丽莎白去陪他。
       不，他说不想出去兜风。
       可是今天春光明媚，我们可以开车去奥兰治山区，可以到格兰宁斯餐厅吃午饭。
       不，他说呆在家里更舒服。
       那我过来，可以一起出去走走。
       他也不想走。
       我说那我买点熏鲑鱼和硬面包圈，开车过来和他、丽莲一起吃午饭。丽莲在吗？
       她在楼上。
       那就叫她下来，请她一起吃饭。
       不用。
       “你不要，”我想，“我要。”于是我到第六大街上的食品店买了熏鲑鱼、硬面包圈和奶酪，驾车向泽西城驶去。
       这回从收费公路下来，我特别留神驾驶路线，免得再次错开到通往墓地的路上去。我并不为前天那次开错路而觉遗憾，但养成习惯就没意思了。本来，我无法解释那天究竟有什么好的意义——那并不是一种安慰；要说有，只能是我对他病情不祥预感的验证——可我还是为曾拐到那里去感到高兴。我想知道的是，我的这种满足感是否没有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这次墓地之行在叙述上是正确的：因为矛盾的是，它给人一种感觉，觉得某件事情不完全是偶然或者不可预见地发生的，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在所有无法预料的可怕事情的重压下，获得一种奇怪的放松。
       如我所料，我到的时候他正独自坐在沙发上，神情沮丧。百叶窗关着，听音乐的收音机也没有开，看样子他也没费心去问哪个奢侈的邻居借昨天的《纽约时报》。我刚拿出买来的食物，他就说不饿；我说现在不吃的话就出去走走？他咕哝着表示他不想出去。
       “丽莲在哪儿？”我一边问，一边打开灯。此时是上午十一点。
       “在楼上。”
       “你不想见她？”
       他耸耸肩：见不见都无所谓。
       但愿他们没吵架，虽然我知道，就算是在最需要她的时候，他仍然可能要先忙着改正她的这个那个缺点，消灭她的缺点成了他的任务。她吃得太多，人太胖；她很小气，一个子儿都不舍得花；她拿着电话和她某个令他讨厌的姐妹聊上几个钟头；她还到处乱跑——不是到这个跳蚤市场买一堆垃圾，就是到那个跳蚤市场买一堆；他告诉她把钱变成定期存款，可她就是要愚蠢地拿这些钱去投机；她开车从未开得让他满意……要列出她的缺点可以列出很长一串，甚至可能列不完，尽管在他们这段恋情一开始，他就已经知道这些缺点，正如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样。82、83年，他到佛罗里达度过了独身以后的第二、第三个冬天，而她还在新泽西守着自己的工作。他每天给她写一封信，大体上就是写一天当中除了睡觉以外的各种杂事。这些热辣辣的情书洋溢着他轻快、调皮的心情和羞答答的性暗示，有时候还配上乐呵呵的打油诗（有抄来的，也有他自己想出来的），以及他手法硬梆梆的画，画的内容，要么是他俩手拉手拥抱、接吻，要么是肩并肩躺在床上；信的开头总是"亲爱的百合"（注：百合（lilium）与丽莲（Lillian）音相近。），"你好，宝贝儿"，或者"我最亲爱的丽莲"--他曾带着点自嘲的口吻得意地说他给丽莲写信就像"由布道、哲学、诗歌、艺术汇聚而成的湍流小溪"。信里也温柔得很，他写道："希望这个冬天不太冷，你上下班要保重自己......"；"没有你，日子过得真乏味......"；"这是我的手，你要握紧......"这句下面以三年级小学生的水准画了一只手；"整天想你......"；"我打电话的时候，眼前就看到你美丽的脸上浮起的微笑，听出你声音里的幸福，我得说，我也笑了......""收音机里有人在唱《今夜你孤单吗》，你孤单吗？我很孤单......"他复印了《爱上一个人》、《爱让世界旋转》、《爱情多么美好》《L-O-V-E》和电影《爱情故事》里的《我从哪儿开始》等等情歌的乐谱第一页，统统塞在一只普通信封里寄给她。他每天事无巨细通通汇报，吃了什么，什么时候游泳了，游了多长时间，到哪儿散步了，走了多远，和谁打牌了，有谁在旁观，离下次见到她还有几天，甚至还要说他穿了什么衣服。"我穿得一身白，鞋子，袜子，裤子，衬衫，至于外衣嘛，要么是你说无所谓的那件红白色衣服，要么是黑白色那件。既然亲爱的你不在我身边帮我挑，我就自个儿决定了。我两件都试了，红白的这件我穿着很棒，可我还是选了另一件，因为大多数时候我都坐着，而且那件更薄，所以......"每个星期他都要三番四次哀求她相信（显然她并不信），他在佛罗里达第一个冬天结识的那些迷人的有钱寡妇现在只是普通朋友，难得见上一见（这和事实略有出入），还说，她，只有她，才是他的"可人儿"。他还老是向她汇报自己如何日复一日和比尔·韦伯作斗争，让后者的眼界更开阔。"比尔真是个规规矩矩、只吃肉和土豆的犹太人，我都没法让他一块儿出去吃中国菜......""终于说服比尔去吃中国菜了......"没有一件事他不想告诉她。那时的她真是完美，连皱纹都是美的，用来形容她身材的词儿也要比现在好听得多。"她就像那个什么画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我指的是谁......"那时我还没见过丽儿，就猜："鲁本斯？""就是他，"他说。"嗯，丰满也很美，"我说。"菲利普，"他害羞地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可是从小到大都没做过的。""我们真该感到幸运。"我告诉他。
       不过，决定她命运的并不是她的身材体重怎样，而是她的温顺，一种对吹毛求疵找她缺点的他的牛一般耐心的包容（没准儿这反而是她高尚的天赋）。当然，有几次他的指责太过分，她的怒火会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爆发。她跑上楼去，一天甚至两天不下来。他就自言自语，“见鬼，我有几百个女人，用不着她。”然后抄起电话机给住在巴尔港的这个或那个寡妇打电话。还有住在犹太人联合会大楼的伊莎贝尔·伯克维茨，有时候会趁丽儿一年两次和她姐姐外出随团旅行的时候来看他。他每星期都给她打电话（就算他和丽儿闹别扭的时候也是如此）。但实际上，他所通话的这些女人既比丽儿有钱，也更世故，作为成功商人的遗孀，她们习惯过着比她更阔绰一些的生活，也能激起我父亲对社会地位更强烈的向往——总之，她们不像和他生活的这个女人这么能屈能伸，他就算每天纠正一百遍，可能也无法改变她们的缺点。
       丽儿退休前，在一家汽配商店工作，老板正巧是我的童年伙伴兰尼·罗诺夫，我们念小学的时候，他家就在我家马路对面。丈夫死了以后不久，丽儿就搬进我父亲所在的公寓楼——也就是我母亲去世一年之后——和肯尼一起住。是我父亲说服她退休的，这有点违背她对自己职业的安排。肯尼是她的两个继子之一，我父亲完全看不上他理财的本事，他不但对肯尼的工作不满意，也不喜欢兰尼·罗诺夫经营汽配商店的方式。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丽儿并没有反驳他，说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者说她不要听他的看法，而只是坐着听他说，也不说话，在我看来，也许她的这种耐心才是吸引他的地方，而不是什么鲁本斯风格的丰满，他很快就明白了这种丰满是她吃得太多的结果，尽管他不留情面地责备，她还是不停地吃不停地吃，一顿接一顿，一道接一道，一盘接一盘。吃是她唯一的报复方式，就像他的瘤，不管他怎样咒骂，都无能为力。
       他可能永远都不明白，像他这样克己自律的本事很特别，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他以为如果一个人有本事克服自己的所有缺点和局限，那么，每个人都能。所需要的只是意志力——仿佛意志力是长在树上的。对于那些他认为他应当负责照顾的人，强烈的责任感似乎驱使他一定要对他所认为的他们的缺点作出反应，他也同样真心诚意地以为，这种反应可能也是他们的需要。因为他武断的个性，也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完全是一种不明事理的迂腐愚昧，他不知道他的那些责备告诫是多么无效，多么让人气恼，有时候甚至是残酷的。他可能告诉过你，带马到河边容易，逼马喝水也不难（注：《圣经》有谚语说：“带马到河边容易，逼马喝水难。” （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you can not make him drink.），意为不要逼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作者这里略加修改引用这句谚语。），你只要不断“敲打”他，“敲打”他，“敲打”他，他就会醒悟过来照你说的做（注：这里的“敲打”hock一词是意第绪语，在这里意为用警告、命令、恳求烦扰他，强迫他，"敲打"他--总之，要用言语在他的脑袋里"凿出一个洞"。）
       有一年十二月，他和丽儿到西棕榈滩后，给我哥哥写了封信，两页白便笺纸的正反两面都是他费劲写的潦草字迹。山迪提醒过他，在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佛罗里达的时候，为了家里太太平平，少挑剔丽儿，特别是对她贪吃的问题。山迪还叫父亲对山迪的小儿子乔纳森也宽容些。乔纳森那时作为柯达公司的销售员，刚开始挣他人生中第一笔钱，父亲每星期都会在给他的电话和信中，用同样不留情面的口吻提醒他，多省钱，少花钱。
       亲爱的山迪：
       我想（人们）有两种处世哲学：有关心别人的人，也有不关心别人的人；有认真做事情的人，也有拖拖拉拉从不做事，从不帮助别人的人。
       我从公司回到家，身体不太舒服。那时你和菲尔还很小。妈妈做好饭。我没有坐下来吃，而是进了起居室。不到一小时魏斯来了，是妈妈打电话给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他问我哪儿不舒服，我告诉他，心脏疼。他检查了以后说没有发现我有什么问题。他又问我什么事情做得过量了。我说我能想到唯一过量的事情就是我烟抽得很多。他说能不能把每天二十四支的吸烟量减少到每天三支，我说为什么不索性戒了呢？不到一星期我的心脏就不疼了，烟也彻底戒了。妈妈关心我，魏斯医生给我忠告，我听从了，世界上有很多提忠告的人，也有许多关心别人、认真做事的人和听从忠告的人，有许多人的生命因此而得救的例子。也有过度放纵的人，他们抽烟，酗酒，吸毒，饮食无度。这每一种放纵的行为都会让人生病，有时候甚至更糟。你想要幢房子，我就马上给你钱去买一幢。为什么？因为我关心你。菲尔要做疝气手术，我带他去看医生，把手术做了。妈妈也是这样治好了病，她被疝气困扰了二十七年。为什么？因为我关心人，是做事情的。她父母关心她吗？我猜是的，可我能感觉到他们双方都痛苦，于是我来做。我没有耽搁。我把这些都告诉乔，“敲打”他。跟他说各种各样大俗话，"比如"，蠢人不聚财，省钱就是赚钱，终有一天有个老人要依靠你——他问这个老人是谁，我说就是你。这些话我跟他不止说一遍，而是不断地说，不断“敲打”。为什么？因为他老忘，好像没节制的酒鬼，或者吸毒的什么的。我干吗要不断的敲打？我知道这很讨人厌，可要是这人是我要照顾的呢，我就要全力照顾好他们，就算他们也包括我自己反对，不肯约素/约术（注：此处原文为diceplin/disaplin，正确的拼法为discipline，由于作者父亲受教育程度有限，写了错别字。后面一句中的“措误”亦属此例，非译者笔误。）自己。我常常和自己的良心打架，和措误的想法干架。我用我的方式关心别人。
       请原谅我的拼写和文字。我写东西一向写不好，现在更差了。我没见过这么好的“敲打者”，这个词用得不妥，他应该就是那个关心别人的人。
       爱你的爸爸
       我会继续“敲打”、关心下去。
       那是我对别人的关心。
       “你跟丽儿打架了？”我走进屋见他一个人在，就问道。
       "从来都看不到她，她在不在有什么区别？一会儿跑到这，一会儿跑到那。她病倒了，我就照顾她，手脚并用伺候她，跟她真见鬼了。让她走。我很好，谁都不需要。"
       "你们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说，"可现在是吵架的时候吗？"
       "我没和人吵架，"他对我说，"我从不吵架。要说我跟她说什么了，我也是为了她好才说的。她不想听就见她鬼去吧。"
       "听着，穿上毛衣和走路好使的鞋，我给丽儿打个电话，要是她肯来，我们就出去走走。这么好的天气，你不能就这么拉着帘子坐在家里。"
       "我在屋里很好。"
       于是我对他说了五个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说这五个字，"照我说的做。"我说，"穿件毛衣，穿好运动鞋。"
       这五个字起作用了。这是1988年，我五十五岁，他快八十七了："照我说的做，"我对他说--他就做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黎明开始了。
       趁他去衣橱穿鲜红毛衣和阿迪达斯运动鞋，我打电话给丽儿，问她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走走。
       "你爸爸想去走走？"她问，"真的？"
       "真的。一起来吧。"
       "要是我跟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对他有好处，他早就打断我的话了。我不是想批评他，但这是事实，菲利普，他只听你的话。"
       我笑了。"这恐怕也维持不了太久。"
       "我马上下来。"她说。
       我们三人一起向三条街区外的杂货店走去，经过一幢幢新的、旧的公寓楼。这里曾经是伊丽莎白市最后一批华丽的维多利亚式楼房。我母亲去世那天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走路走得身体不支。丽儿一手挽着他，一手挽着我，因为他视力太差，走路已经搞不清方向。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在耐心地等待好把眼睛里的白内障摘除掉。而现在，他想的不是快点做掉这个小手术，好恢复视力--他本来相信藉此自己又可以生机勃勃地独立了--而是那个可能要他命的脑袋里的手术。
       走着走着，他开始漫无边际地回想往事。“我的记性比以前差多了。”他解释道。
       他说的并不确切。他对往事的记忆常常杂乱无章，有些事模模糊糊就是想不清楚。不过，即便在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他的记忆就总是不太有条理。当然，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起那些死了二十、三十、四十年的人的名字，他们住在哪儿，和谁有关系，他们对他说过什么话，或者他在某些不一定怎么显眼的场合对他们说过什么。
       从我祖母这一支的家族谱系来看，我们家属于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在1939年欧洲爆发二战后形成了协会式家族组织。我小时候，这个家族由纽瓦克内外大约七十户家庭和波士顿周边的八十户人家组成。每年都有一次家族大会，一次旅游避暑，还有一个季度出一期的家族报纸，一首家族族歌，有家族徽章和统一用的信纸。每年，每个家族成员都会收到一份写有全部家族成员姓名、地址的花名册，还有一个“快乐日基金”为病人提供医疗康复资助，哪家孩子上大学，还能从教育基金里得到学费赞助。1943年，赫曼·罗斯当选为第五任家族族长，也是他们弟兄中第二个当选的。他的第一副族长是马萨诸塞州罗克斯伯力的哈罗德·查本，他是马克斯·查本和伊达·弗莱奇纳的儿子，他舅舅山姆·弗莱奇纳是这个家族最初来到美洲的先驱。赫曼·罗斯的第二副族长赫曼·高德斯坦家在纽约，和山德尔·罗斯一样也在帽厂工作，爱和利伯维茨打牌，妻子伯莎是他外甥女，她和妹妹塞立娅1913年就从乡下搬来和家人住在罗杰斯街上。赫曼·罗斯的财务助手是他妻子——贝茜——也就是我母亲；秘书是他弟媳白尔婷，伯尼的太太；记事员是他妹妹贝蒂……沿着北大街的一路上，他跟丽儿和我说的净是这些。
       "我们家族，"他说，"在那时候，是美国这类家族当中最大、最强的一个呢。"这种语气就和我小时候他对我说大都市人寿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一模一样。我们可能只是普通人，可我们的家族规模也不小呢。
       他幽幽地说，"你妈和我从纽瓦克搬到伊丽莎白的时候，还是这一带仅有的犹太人。当然她小时候这里不是这样的，那时都是爱尔兰人，天主教徒。后来有西班牙人，朝鲜人，中国人，黑人。美国的脸一天一个样。"
       "是这样的。"我说，"我有个朋友把曼哈顿第十四大街称作"第三世界的第五大道"。"
       "后来我爸爸把罗杰斯大街上的房子卖了，"他说，"卖给一家意大利人。"
       "是吗？他卖了多少钱？那是哪一年的事？"
       "我是1901年生的，他们是1902年搬到罗杰斯大街的，在那儿住了十四年，所以房子肯定是1916年卖掉的。他拿到了六千美元。意大利人给他的都是几毛钱的硬币，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数清楚。"
       快走到萨勒姆大道时，他朝拐角上一幢公寓楼比划了一下。"米莉以前住在那儿。"
       我当然知道；她跟她丈夫乔·柯米萨，和我表妹安，还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就搬到那里住了。我母亲有两个妹妹，米莉是其中之一，就在几个月前，七十八岁的她去世了。他指着她的房子，并不是在指她过去所住的地方，而是在指已经去世的她不再住的地方。她和乔就葬在我母亲的墓边上，而我父亲打算自己将来葬在另一边，那里才是米莉现在“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