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星期三。天很晚了，又是秋天，下着雨，那时我住在维也纳第九区维也纳大学的旧宿舍里。周围都是旧时中产阶级阴郁封闭的大房子。那些房子楼梯宽大，天棚很高，细节上带着一点点青年维也纳风格，有时，那些线条也可以与维也纳的巴洛克传统线条混淆在一起。房子里面一片寂静，公寓的门各自紧闭着，朝向大街的窗上垂挂着装饰着流苏的长窗帘。
我从窗前望下去，有轨电车隆隆地开过来，灯光明亮的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乘客，他们默默看着窗外。与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中有更多的人并不像德国人那样背脊笔挺。独自坐着的时候，他们也常塌着腰，仿佛穿着雨衣的逗号。坐在窗前的红头发女子，像一张坐在镜框里的肖像，克里姆特的画中人，带着维也纳女子讲究体面又孤注一掷的表情。维也纳女子的脸上至今都还保留着内心冲突留下的痕迹，她们让我想起弗罗依德。要是没有她们对自己的敏感，也就没有弗罗依德吧。维也纳的女子是第一批让弗罗依德认识到潜意识世界的人。电车沿着湿漉漉的铁轨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开走了。在十字路口拐弯，走上贝格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弗罗依德精神分析诊所就开在那条街上。
对我来说，维也纳的第九区，就意味着弗罗依德。
我去他的诊所，——它现在幸好还是个小博物馆。我在楼下按了写着弗罗依德名字的门铃，一个女子的声音应了门，几乎就是传说中记载的葆拉的声音，“那是一个头戴精巧软帽，腰系方围裙的漂亮姑娘。”但她实际上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门兹兹响着，开了——，也要经过那个陡坡。
“沿着贝格街顺坡而上的那天我激动不已，从没有哪一个情人让我的心跳得那样剧烈过。”1924年从巴黎来的年轻女子这样记录过她到诊所来时的心情，“一千五百公里！远行一千五百公里来到贝格街，仰面躺下却一言不发。”她自怜而感慨地写道。
我飞过了六千公里！远行六千公里来到贝格街，看到的是一张被红色丝线编织的带子拦住的单人卧榻复制品，我望着它，在那张铺着东方织毯的卧榻上，如众多病人和学生的回忆录里写到的那样，放着一些红色和褚色的靠垫，供病人们垫在后背，让他们在仰卧的时候更舒服些。看完整个博物馆，我又回到卧榻前，我好像能看到那上面遗留下来的那些著名的潜意识故事的皱折，狼人的，鼠人的，小汉斯的，杜拉的，英国女教师的，俄国人萨比娜的，当年我在中文译本里，如饥似渴地读着弗罗依德为他们写的故事。从弗罗依德的书里，我学习了如何对待一个人物，去解析，而不是去创造。我学到了一个作家的手艺。
灯火通明的电车在我这条街上消失以后，曾被灯光照亮的雨丝再次变得难以分辨，黑黢黢的街道充满了被遗弃的沮丧。我想象了一会儿电车怎样经过19号，二楼的窗子都暗着灯，因为弗罗依德故居晚上关门了。他那惊世骇俗的诊室和办公室朝着内院，此刻，那里肯定也是黑暗而寒冷的，在马克思·格拉夫的回忆录里，那时的星期三，在这间诊所里：“弥漫着一种创立新宗教的气氛。弗罗依德本人就是新生的哲人。他的学生们个个都深受启迪，信念坚定，恰是一班使徒。弗罗依德最早的弟子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隐秘的小团体，每星期三到他的诊室里去聚会。长桌的一头，坐着主持会议的大学者本人，他常审视着手中的弗吉尼亚雪茄烟，吸烟的时候目光庄重。”如今电车载着看上去心事重重的乘客经过，像一支打开着的手电筒，缓缓扫过通常被床单下摆所遮盖的床底。弗罗依德医生的诊所早已歇业，星期三俱乐部的成员也早已谢世。电车将经过环路，然后经过旧皇宫。下雨的时候，被淋湿的旧皇宫简直就像一块度过炎热夏天的巧克力一样，散发着腐朽而浓烈的，令人不知所措的感伤。
电车经过的路线,与当年弗罗依德散步的路线大致相仿，这是我从一本法国人写的书里读到的。“上午的治疗结束以后和晚饭以后，弗罗依德都要到维也纳的街上去散步。他沿着贝格街的陡坡向上，一直走到沃提夫教堂，然后朝硕腾街走，接下去是绅士街……”在那里圣米歇尔教堂边上有家烟铺，是他买雪茄的老地方。然后他穿过老城，顺着环路回家。
路上他经过兰德曼咖啡馆，那家咖啡馆至今仍充满布尔乔亚气息，并仍旧保留着一些优雅角落，那家咖啡馆不光是他冬天喜欢去的地方，也是他的病人们在维也纳时喜欢流连的地方。火车将他们从欧洲各地带到贝格街的附近，在诊所外面的房间里等待时，他们渐渐熟悉起来，有时在接受治疗前，也约好到咖啡馆里聚一聚。
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坐电车到了兰德曼，里面温暖干爽，四处还是很讲究，人们衣冠楚楚地吃着早中饭。我在一张淡黄色的大理石圆桌前落了座，想起病人希尔达·杜丽特尔1933年日记里的话：“此时此刻，我伏在咖啡馆的一张大理石桌上写日记，有一小束蝴蝶花放在我的本子上，我真想哭一场。”我要了一大杯牛奶咖啡，一个羊角面包，拿出我的日记本，心里暗自希望，自己坐的正是希尔达当年坐的那张桌子。
1933年，她来维也纳当弗罗依德的病人。他断定希尔达爱上了他，她不承认，而他，坐在他工作的圈椅上，对她笑了笑，好像有些嘲讽似的。爱上那个能够倾听，能够解救，能深入到潜意识的黑暗大陆里探索的医生，对一个女病人来说，真是太容易了。有时，甚至是理所当然。他对那些难以启齿的事，那些莫名其妙的事和那些背着人发生的丑态极其重视，他极其小心地倾听，将手压在病人的前额上，然后要求病人在他突然拿开手时，记住浮现在意识里的细节。这样的体贴和专注，不是女人心理上最大的依靠么。
1900年，杜拉也爱过他。她老觉得能闻到一股雪茄味，弗罗依德的雪茄味道。“这种感觉的意思不是别的，正是想被人亲吻的欲望，而如果对方是个抽烟的人，这一吻必定带着烟味。若将各种使移情与我成为可能的迹象都汇聚起来，再考虑到我是抽烟的，那么我就想到，有一天，治疗时的情形大概使杜拉产生了让我吻她的愿望。”弗罗依德在他的书里这么写。后来，在医生和病人之间，这种感情成了治疗的原动力。这情形，有时也很容易出现在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如果套用弗罗依德的句型，我希望自己正坐在希尔达当年的座位上，“这种感觉的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希望”自己就是1933年的女诗人希尔达。
我原来希望自己是弗罗依德的女病人。我坐在舒服的丝绒椅子上，吃惊地想着自己。原来我对他的书和他的视角持续的兴趣，是来自这里。
也许我希望自己所有的叙述都被引向未曾发现的真相，为什么总是梦见轰炸，为什么总是梦见我的亲人去世，远远地追寻到童年。我好奇，要是弗罗依德听到我的童年故事，他会怎么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个童年时代，至今都还浮动在我半明半暗的记忆里。
也许我只是自恋，对自己的潜意识充满兴趣。对当初他们研究的那些与文艺创作者的动力有关的话题充满兴趣。我为什么那么想成为一个作家呢？这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理想，然后我用自己几乎一生的时间去实现它。现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了，日日沉湎于写作之中，人人看得出我对写作的喜爱，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一辈子只有过一个梦想，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了，这是不是乏味的人生呢？支持这样人生的动力来自哪里？但也许我想要在精神分析中，得到创作的源泉。那沉迷于他烟雾之中的希尔达，也是个诗人，她在接受精神分析，并对坐在自己身后的扶手椅上的弗罗依德抱着柔情时，写出了许多新鲜的诗歌。在医生的引导下，她也进入并且认识了自己潜意识的广阔天地，那不光满足了一个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好奇，也是作家写作最直接的动力，千回百转，他想要表达的终于是自己。
或者我依恋一个男人，他有能力洞悉人心，而又充满怜悯与力量，他四周总缭绕着淡蓝色的烟雾，就像我的父亲。我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人人说我是我父亲的掌上明珠，这简直可以当弗罗依德书里最浅显的关于移情的例子。那是巨大的，有力的，安全的爱，你只管拿，没有穷尽的时候。他有些忧郁和压抑，他手里总夹着烟，所以他不是强悍的，所以你也有能力回爱他，不必一味索取，以致于不得不沦为一个无法被珍视的女人。弗罗依德是一个让人可以有许多期待的人。他有时利用在病人的卧榻与他自己的扶手椅之间产生的恍惚的感情，调节精神分析时的气氛，他将这种感情称为带动风车的动力，这与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很相似，因为爱，更想倾诉，更开放自己，你是被索取的，但是你简直依恋这样的索取。
或者我想要成为那些内心生活非常细腻而且神秘的人中的一个。我从小就对自己的心思不知所措。它们那么多，那么容易变化，那么容易激动或者厌倦，它们不服我管，常常那么不得体，吓得我只能紧紧地闭上嘴。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有时与我的理性全无关系。说起来真是荒唐，也不负责任。但我常对它没有办法，这是真的。在弗罗依德的书里，这样的心灵不光得到了尊重，而且可以成为通往潜意识的隧道，他们简直因此而成为材质特殊，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人，那些在弗罗依德诊所的卧榻上仰面躺下过的女人们，虽然常常搅得他焦头烂额，但她们再也不用自卑了。
我还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大哥曾看着我摇头，他说：“世界上有一个瓶子生产出来，就有一个盖子也生产出来配它。但你这只瓶子真奇怪，你的盖子会在哪里呢？”
大学时代，我在丽娃河边的新华书店里买到第一本解禁以后出版的弗罗依德著作，那是一本介绍《梦的解析》的小册子，印刷粗糙，纸张上常常还留着一小截没有化尽的淡黄色草梗，译文也常常让人费解，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译者自己也不甚了了的缘故。但即使是这样，它还是迷住了我。我写笔记，在书上点点划划，拼命想搞懂那些似是而非的句子，我感到有东西藏在那些破碎句子的后面。凡是提到弗罗依德名字的书都被我买回来了，对照着读。
最被吸引的，大概是那些被弗罗依德记录在书里的人，他们的梦境，他们怎么通过回忆，最终认识了自己。那些出现在弗罗依德笔下的故事真实而琐碎，但感情激荡，像微臭的体味那样，散发着活生生的，没被装饰过的苦楚与无耻。它们吸引我离开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以及狄更斯的伟大文学的传统，离开描摹时代风云的神圣职责，离开作家应该成为人民代言人的宏伟愿望。日常平淡的生活，童年时代细小，而且已经差不多被遗忘的情形，维也纳妇女私生活中的怪癖，在那些平静而体面的面容下深藏的动荡的内心世界，在我面前开始呈现它们的深意。我想，是弗罗依德点燃了我对日常生活下无尽深渊的好奇心，和真正的尊敬之情。他在书中，将对它们的道德判断轻轻挑开，像挑开一杯热牛奶上那层薄薄的奶皮。八十年代时，标榜思想解放，视野广阔的人，张口总是弗罗依德，简直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学生。我的寝室里，有人在蚊帐里彻夜点着蜡烛写小说，跳动的蜡烛光，将她的影子投射在杂乱的女生寝室里，那是个还没有男友的邻班女生，个性复杂。我记得临睡前，从自己的枕头上望着她晃动的影子，想着，瞧，她正在释放体内多余的“力比多”，要不然她晚上就得做噩梦。
那时，我的古典文学教授施蛰存在讲台上为我们上唐诗课，我在讲义下的五百格稿纸上写着小说。老师穿着灰色的对襟丝绵袄，一点也看不出，他年轻时是运用弗罗依德学说来创作小说的中国第一人，也看不出他写过《将军的头》和《春日》。有时他身上也飘散着一点淡淡的醇香的雪茄气味，他也喜爱抽雪茄。那股雪茄气味并没让我联想起弗罗依德，让我联想起的，是早年鲁迅骂他“洋场恶少”的事。
层层叠叠的往事，带着普鲁斯特式的淡远的惆怅。
我在蓝德曼咖啡馆——希尔达写到的咖啡馆，想：哈，我原来一直想要当他的病人。又发现一个愿望，是如今断然无法实现的。
我的心情，是有些感伤的吧。我那淡黄色的大理石桌子，因为室内充足的暖气，而微微的暖，好像留有希尔达双肘的体温。她1933年已经来过这里了，她送过弗罗依德白色的鲜花，我也喜欢送人白色鲜花，但我送不到他的手里了。甚至，连我自己的心愿，还要到这么多年以后，才被偶尔发现。
我桌子的周围是一些至今仍衣冠楚楚的人，但不是弗罗依德在上装的插袋上别一朵栀子花的楚楚，而是大场合需要好衣服相配的楚楚。如今的兰德曼咖啡馆，是维也纳的政客们喜欢去的地方，听说是因为靠近议会大厦。他们西装笔挺，肩上一条皱纹都没有，像闪闪发光的宝剑。他们拿着刀，哗哗哗地将黄油刮在烤过的方片面包上，果断而粗鲁，一股政客气。他们热烈地谈着，南部德文某些词拖着长腔，有着政治家的百折不挠。当年弗罗依德的病人们哪里会这样。至多在某人的咖啡里偷偷放一些咖啡因，让他在去治疗的时候非常亢奋，令教授吓一跳。希尔达在那里的丝绒椅子上想着她昨夜的噩梦，或者为教授家叫柔费的狗在屋里走来走去而心神不宁。从前在大理石小圆桌上坐着的，是沉湎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人，离政治远远的。希尔达在日记上写，“在1933年的维也纳，我没法向西格蒙德·弗罗依德谈发生在柏林的反犹太人的残酷事件。”
我来晚了。今天的兰德曼咖啡馆，每张桌子上都在谈论奥地利右翼势力飞快的上升，从东欧蜂拥而至的非法移民，大学教育费用的上涨带来的不满情绪，或者火腿煎蛋的味道。那个秋天，正是布什将要攻打阿富汗的前夕，人们怀疑是否新的世界大战将要爆发，这次不是欧洲，而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
这里，那里，早已没有了希尔达。
又一辆电车顺着被打湿的铁轨开过来了，车厢里的灯仍旧雪亮的，这次却是一个乘客也没有，灯光明亮，它却更像是被匆匆遗弃的。雨还是下着，湿得不可收拾。电车向贝格街的方向转去，消失在罗斯福广场那里。希尔达曾住在那里的一家旅馆里。与我住的地方遥遥相对。她的房间里挂着绿窗帘，还有一张绿色的扶手椅，一个小梳妆台，一盏罩着粉红色旧灯罩的床头灯，还有一张桌子。她在桌上放了一个小台历，日复一日地算着做精神分析的时间，将在维也纳消磨掉的时间划去。
我狭长的房间里面有一张连着床头灯的单人床，一张连着书架的写字桌。外面是一个深棕色循规蹈矩的大衣柜，和一个连半身镜的洗脸池。水龙头还是二十世纪初的式样，但仍旧可以关严，滴水不漏。大门对面的底楼，是宿舍的起居室，总有两个学音乐的学生在那里用功，他们练习提琴与钢琴的合奏。乐声沉闷地穿过地板浮上来，钢琴总是慢，吞吞吐吐的，而提琴却又太快，他们总是坐在一起练琴，却各干各的，听着让人着急，恨不得跑下去替他们打拍子。但又不能。我默默比较着希尔达在维也纳的生活与我的生活的不同，令人沮丧的是，我几乎找不到两者之间的关联。
走廊很宽大，踩上去，地板吱吱地响一路。我下了楼，柜台里的男孩接了我的钥匙。“这种天气，不得不出门啊。”他站在一张艾贡·席勒的复制品下方，客气地同意。在维也纳，旅馆里通常都用克里姆特的复制品装饰，而青年旅馆和大学宿舍，以及大学生咖啡馆，则用艾贡·席勒那些带有颓废和色情意味的画当装饰。
“是和朋友一起去哈维卡。”我说。
“咖啡馆？”他问。
“是的。”我看他撇了撇嘴，“怎么了？”我问。
“当然，你是作家，不会有那样的感觉。”他说，“我们都不喜欢去那里，那里有种特殊的气氛，让人觉得贸然去了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也许因为我只是学生，不是作家的关系。”
听上去这样的话是十足的维也纳风格，让我想起茨威格回忆录里的那些维也纳人，认为与哈布斯堡王室成员坐在一个餐厅里吃饭是令人尴尬的。
还是希尔达记录下来的维也纳琐事。有一天她出门，把钥匙留在柜台。门房对她说：“您知道贝格街吧？您看着，等以后，我是说等以后教授不在人世了，这条街准改名叫弗罗依德街。”
有人在外面用手指轻轻弹玻璃，克劳迪亚来接我了。
出了皇宫大门，路灯照亮绅士街上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水洼。远远的望过去，14号的中央咖啡馆窗上还有灯光，华丽的拱形长窗在底楼一弯，一弯地亮着，只是黯淡。望着它，不愿意相信那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将要覆没前的“屎国”时期，维也纳知识分子的象牙塔。
心理学家弗罗依德，作曲家马勒，画家克里姆特，作家克劳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作家施尼茨勒，那时维也纳最出色的劳心者，都出入于这个有着华丽拱廊和水晶吊灯的咖啡馆，作家阿登博格就在这里成名。而阿德勒也在这里与他的老师弗罗依德分庭抗礼。“维也纳学派”小组则在这里讨论马赫的哲学，托洛斯基混迹在这里，也只是与人下棋。他最早告诉别人十月革命的消息，却没人跟他认真。在维也纳大难临头的年代，中央咖啡馆里认同的世界观却是“不看世界的世界观”。弗罗依德在潜意识无边的黑暗中刺探，克里姆特画着充满永恒情欲的世界，施尼茨勒写的人物都有幽微的心灵世界，他建立了奥地利文学心理现实主义的传统，是这个传统让奥地利文学终于走出德国文学的阴影。而哥德尔成为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的发现者。他们身处奥地利历史上剧变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却没人想当这大时代的代言人，他们专心于探索人性的兴趣上。还是中学生的茨威格，来这里打下一生的底色。他和同学成天泡在这里，为的是自由翻阅欧洲各地的报纸杂志，那时的中央咖啡馆，为客人订了二百五十种报纸杂志。他从与邻座的交谈中获得最先锋的文艺思想，哲学，数学，音乐上的创新，压倒其他同学的夸夸其谈，那时，他的邻座都是维也纳最优秀的头脑。他只要花一杯牛奶咖啡的钱，就可以得到一座象牙塔。也许那时，也悄悄奠定下他将要在失去一切以后自杀的结局。
阿登博格写过，“你如果心情忧郁，不管是为了什么，去咖啡馆。深恋的情人失约，你孤独一人，形影相吊，去咖啡馆。你跋涉太多，靴子破了，去咖啡馆。你所得仅仅四百克郎，却愿意豪放地花五百，去咖啡馆。你是一个小小的官员，却总梦想着当一个名医，去咖啡馆。你觉得一切都不如意，去咖啡馆。你内心万念俱灰，走投无路，去咖啡馆。你仇视周围，蔑视左右的人们，却又不能缺少他们，去咖啡馆。等到再也没人信你，借贷给你的时候，还是去咖啡馆。”他的诗是写得有点够戗，让德国人看不起，但放在中央咖啡馆里，大战前夕，皇宫后街，呈现出来的，却是一派脆弱，精致，和清白。那些人，当年头也不回地躲进费尔斯公爵的旧宅子里，在华丽的拱廊下守住一张淡黄色的大理石小圆桌，守住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那时还天真，还骄傲，还穿丝绒上衣招摇，迈华尔兹的舞步走路。读报的时候，还习惯从后面的音乐和文学的消息开始，最关注的是歌剧院的新剧目预告。
现在，阿登博格已经成为一尊雕像。那雕像还放在咖啡馆里，作为纪念。只是有时，下午去演奏室内乐的艺人们也将他们放小费的篮子放在他的像前。中央咖啡馆里的咖啡不再像传说中的那么香浓，新的传说是，咖啡变淡，是因为侍者在做咖啡时偷工减料。听到那样的传说，真是不敢相信，这是侍者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随身带着二十几种咖啡颜色的牌子，殷殷询问客人要哪种颜色的咖啡的咖啡馆敢做的事。当然，中央咖啡馆里再也不向客人每天提供二百五十种欧洲报纸了。放眼望去，一桌一桌的人，都是南腔北调，手握着一本孤星自助游指南的旅游者。个个瞪大好奇的眼睛，想象着弗罗依德，或者施尼茨勒当年在这里的样子。或者铺开满桌子的维也纳明信片，兴致勃勃地写下：“亲爱的波拉，我正坐在中央咖啡馆的大理石圆桌前给你写信。你可能知道，这就是大战以前维也纳最著名的作家咖啡馆呀。”如今，我们是坐在他们曾经坐过的小圆桌上了，但他们都早已离开。咖啡馆与咖啡客之间的关系，是情人的关系，没有那个他，也就没有这个我。“那些先生们”没有了，咖啡馆也就变了。就算用到了他们的桌子，坐在他们坐过的地方，咖啡馆也叫原来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
我也是个作家，我也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世事如同一张在平底锅里的薄煎饼，翻过去，又翻过来。与维也纳无尽的萧条不同，我的上海是无尽的物质，以及对物质各种各样的饥渴。我想念当年那些在烟雾和咖啡香中交谈的人们。抱着对象牙之塔的悼念，我来这里喝寡淡的咖啡。如今，它就应该是寡淡的，这样才得体。
在桌上坐定了，我就去蛋糕的柜台看蛋糕。柜台里放着各种各样的蛋糕和馅饼，香喷喷的，样子也不输给皇家饼店。都说这里的蛋糕还是从前的口味，但我并不知道什么口味最好。就在柜台前面犹豫。
我身边站了一个老太太，披着猩红的大披肩，戴着沉重的大金戒指，她风雅地夹着手肘，用食指遥遥指点侍者拿蛋糕。那是块核桃蛋糕。
跟着她，我也要了一块核桃蛋糕。却不敢像她那样夹着手肘，尖尖地将手指伸出去，将无名指垂着，因为戒指太重。那是上个时代的人的风雅，他们的身体还适应于许多规则和教养，他们的心还至多向青年风格的意趣开放，茨威格小说里的维也纳女人才可以这么做，弗罗依德的女病人才可以这么做，克里姆特的红粉知己才可以这么做。我却不能。
老太太独自坐在窗前，庄重地吃着她的蛋糕。她的白发泛着淡紫色。她是否有过一次意乱情迷的爱情，她内心的性欲是否被压抑，使她噩梦连连，不得不去贝格街，她是否有过一个极能欣赏女人的男友，但他们始终没有结婚，因为他和她都怕日常生活的本相。我望着她，狂热地猜想。我知道我向往的象牙塔，已经消失了一百年，但能够看到与他们相关联的女人，也是好的。就像当年茨威格见到小姑娘时代曾经被歌德抱在膝上的老太太，心里会很安慰一样。只是时光飞逝，我们寄托自己衷心爱慕的感情的人，也一代代地渺小下去了。
那老太太的举止有些周正和挑剔，也许这也是中央咖啡馆时代的遗风。然后，我慢慢地想起来，她再老，也不可能有一百岁，她的外婆，才有可能经过这里。而她，断断是没有机会的。
我总是数错年代，从前在圣彼得堡，我也因为看到一个戴绿呢帽的老太太，而以为她是安娜·卡列尼娜时代的遗老，从冰天雪地的普希金广场到凶杀地礼拜堂，跟着她，打量她，追着她说话，不肯放她走。我总以为欧洲小说里里外外的人和事，都会在欧洲等着我。
结实的蛋糕，一口一口，统统都堵在我的嗓子里。
我知道自己是迟了，但没有想到竟然这样迟。
眺望着绅士街上中央咖啡馆的灯光，它让我想到开往贝格街的有轨电车，明亮的车厢里几乎空无一人，车顶横杆上挂着的扶手随着车厢的晃动而摇摆，好像失恋的人空荡荡的手掌。如今谁会晚上到中央咖啡馆去呢？旅游者晚上大都在歌剧院和金色大厅以及新鲜葡萄酒馆里消磨时间，要不就是累得早早在旅馆里睡下了。老夫人们都在家里。那仍旧华丽的拱顶下，即使在营业，也是门可罗雀的吧。即使是我，也不愿意晚上去那里喝咖啡的。
我和我的朋友们经过了绅士街，又经过了鼠疫纪念碑，旧城里到处都挂着长长的，惆怅的水渍。
克劳迪亚突然停下，打开街边的一扇门，顿时，灯光，暖气和咖啡香扑了个满怀：哈维卡咖啡馆到了。
站在门厅里，放眼一看，每张桌都是满的，每张桌上的人都在夸夸其谈。旧旧的地板上，横七竖八的，是各种姿势的脚，舒服地伸着，缩着，交叠着，神经质的腿，正忘乎所以地索索地抖动。
哈维卡夫人正穿过桌子，向我们走过来，我在歌剧院拐角烟纸店的明信片上见过她了，她是六十年代以后维也纳文人咖啡馆女主人的象征，她理所当然地穿长裙，梳髻，披着大披肩，用手肘挽着，一路上，座上总有人向她点头致意，她回礼，下巴微抬，让我想起电影里的索菲娅皇后，但哈维卡夫人身上多了些从维也纳挑剔文人的眼光里雕刻出来的书卷气，和六十年代盛行的波西米亚的不羁。
克劳迪亚常来，她像孙女一样，哈下腰来向她问好，再将我们一一介绍给她。哈维卡夫人对我们笑，一点也不吃惊，也不怠慢，领着我们在桌子和椅背之间灵活地穿过，来到一个靠墙的角落。那里猩红条子的沙发上已经坐了两个人，谈得正欢。哈维卡夫人笑着将一双手搭在那两个人的椅背上：“让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些女士，你们也许可以合用这个舒服的角落。”
站着的人和坐着的人，都笑了，都觉得自己很荣幸。听人说，被哈维卡夫人招呼，说明她看得上你，她看不上的人，她连理都不理的。在哈维卡咖啡馆，被哈维卡夫人亲切地招呼过，对文化人来说，最有面子。
“好啦，”她随手整理了一下衣架上挂着的外套，示意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外套挂上去，“李子蛋糕还有十三分钟就可以出炉，再等十三分钟就给你们送过来。”她对坐着的那两个人说。
那真是个舒服的角落，能看到大半个店堂，最合适我这样喜欢看人的外来者。我觉得是老太太特地照顾的好位置。我简直想去柜台告诉她，我怎么在从法国回来的朋友那里读到了关于她的文章，那是本漂亮的，关于咖啡馆的书，里面有她的照片，她的眼风锐利而慈悲，世故而脱俗，因为阅文人多矣。我如何希望能在咖啡馆里写一本书，像当年阿登博格在中央咖啡馆做过的那样。虽然我不是个可以与别的作家成群结队的人，但我却希望自己能有茨威格中学时代在博物馆咖啡馆的幸运，在咖啡馆里听到最有见识的谈话，学到“思维的手艺”。都说哈维卡咖啡馆是战后维也纳最有名的作家咖啡馆，我想要告诉她，我对它的向往。甚至我要告诉她关于中央咖啡馆的那个下午，那个老太太。在哈维卡夫人面前，我第一次不由自主要把自己整理得更像一个作家。这老太太，看你一眼，就能勾起一个劳心者的荣誉感，难怪她的咖啡馆，能在千万家维也纳咖啡馆里，被选为另一个象牙塔。
这里发黄的墙壁，让人想到是由哈维卡夫人的咖啡喷香的热气，作家们的烟草微臭的白烟，还有岁月共同造就的。这么有名的咖啡馆的墙，无论如何也不能是雪白的。斑斑驳驳的护壁板上挂着已经卷了边的报纸，那些报纸都已经被今天的客人翻了一整天了。外面又湿，屋里又暖又干，怎么能不卷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中央咖啡馆的遗风。
我的心像电梯那样呼地震了一下，然后缓缓上升。
哈维卡咖啡馆里所有的桌子椅子，都不配套。巴洛克式的圈椅和青年风格线条醉人的咖啡椅，还有由旧SINGER缝纫机的底座改造的大理石面咖啡桌，自由自在，但舒舒服服地放在一起。这种毫无拘束的风格，与中央咖啡馆时代的讲究已有所不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奥地利都是战败，战后，漫长的平复内心感伤的时代，文人们坐在这些拼凑起来的桌椅中，收拾起自己着重于心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像中央咖啡馆时代的弗罗依德那样探究奥地利人幽深曲折的内心世界，像绅士咖啡馆时代的卡夫卡那样描写维也纳小市民卑微而动人的心灵生活，像博物馆咖啡馆时代的茨威格那样做一个“心灵的猎手”，像帝国咖啡馆时代的克劳斯那样刻薄地批判主流社会。大战以后维也纳文人们最合适的环境，就是这样一间桌椅拼凑起来，宛如拼贴艺术的咖啡馆了。维也纳人的心，也是这样拼贴起来的。维也纳文人的恢复是这样漫长，要过四十年以后，充满维也纳风格的耶利内克小说才得到世界的承认。
窗外黑糊糊的，只看到雨水粘在玻璃上闪烁的光亮。屋里却暖和，干爽。天花板上盘旋着嗡嗡的谈话声，那是由每张桌子上的人轻声发出来的。大家的声音混在一起，怎么也听不清，只觉得无数思想，构思，话题，批评，密密麻麻挤在天花板上。这样沉浮于头顶的声音，像烫烫地流进身体里的咖啡，将人刺激得兴奋起来。坐在健谈的朋友身边，这里的人穿着随便但浪漫，身体因为长时间坐着而显得在椅子里特别自在，好像与椅子连成一体似的。女人们都非常符合要求地长着知识分子的小乳房，深色的桌面，衬托着男人们敏感的细长手指。坐在这样的人中间，让你觉得那么安全和舒服，甚至幸运，还有物归其类的熨帖。你又怎么能不开口说些什么。不说些什么，简直就辜负了在哈维卡的深夜。
一起来的阿根廷女作家一直在说她在专制时代被关进监狱的经历，那时，青年人常常从大学突然消失，母亲们在广场聚会，开始只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一点力量，后来就一齐向政府去要自己突然消失的孩子。那时她是刚毕业的记者，到广场上去采访，回家路上就被抓起来了。
克劳迪亚说1993年她在莫斯科教德文的经历。那是俄罗斯最困难的冬天，暖气常常突然停了，食品店里常常连面包都没有，为了买到食物，要花很多时间和心思，生活很难，但人情却仍旧温暖，甚至更暖，更富有俄罗斯风格的沉郁诗意。
翻译中国文学的教授说他文化大革命后期留学北京，在大学学唱革命样板戏的往事，他脸上浮着笑，好像越轨的小男孩。他热爱唱歌，到中国留学之前曾经是维也纳青年合唱团的成员。几乎在他留学北京的同时，我在上海的中学里无所事事，正如饥似渴地读英国和法国的小说，听德国和俄罗斯的音乐，与同学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背诵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纳粹军官对米拉说的话：“你看外面的阳光明媚，而你却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死去。”少年时代，多少孩子背诵过这段话，好像就是对我们说的。现在回忆起来，充满了文学气息。
在文学馆开朗读会，我和那个阿根廷作家朗读的，都是各自以动荡时代的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小说片段，都因此而受到欢迎。
我们说得热火朝天，越说下去，越多地发现，在动荡的地方，无论什么原因，无论什么背景，年轻人的激愤，人性挣扎之美丽，富有象征的真实故事，命运在动荡中显现出来的清晰的轨迹，都是一样的。人与政治的搏斗，成为微小的个人在动荡大时代里与命运的搏斗。我们说着，回忆着，像参加过战斗的退役士兵那样清点旧日伤痕。那些个人生活中不平凡的经历，使我们对文学发生了兴趣。
只有那个翻译西班牙小说的人，就是小口小口地喝，也还是第一个喝完了她要的一杯热咖啡，一杯格瑞金产的葡萄酒。她有些寂寞地陪着笑脸，插不上话。她没翻译过佛郎哥时代的小说，在风平浪静的战后奥地利出生长大，她喜欢西班牙文，只是因为它的声调优美，像音乐。她有过一个西班牙的男朋友，但因为脾气非常不同，很快就分手了，她对这次失败的爱情一直不能释怀，于是，从翻译西班牙小说的过程中得到安慰，也试图寻找答案。“我的原因，太小，太平常。”她耸耸自己的肩膀。
我本想安慰她的，我本来是为了自己可以刹不住车地说话，我的声音也混入在屋顶上浮动的声音而欢喜的，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呢，你的文学世界在象牙塔里。”
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矛盾的。我的精神生活，回忆，推动我工作的动力，使我享受到成功的作品，都紧紧地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粘在一起。我的写作，不是出自探索和表达精神世界的需求，而是出自表达被时代造就的生活和人类命运的需求。我们桌上差不多每个人，都紧紧与自己被政治左右的生活粘在一起，像一锅烧糊了的米饭，不可收拾地紧紧与锅底粘在一起。一旦被强行铲起，便会溃不成型。除了西班牙小说的翻译，她正小口抿着她的第二杯葡萄酒，我们都是被自己所处的时代深深吸引的人。我和那个阿根廷作家的谈话最受欢迎，因为我们经历了动荡，张口就是现成的故事。我上中文系，准备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曾对我的同学说：“在中国当作家有什么不好？作家可以不害怕生活中的任何打击。生活就算糟透了，你还可以这样想，假装我是在为写小说体验生活好了。别的行当的人能这么抽象出来想吗？他们不能。”我曾为我这样的想法沾沾自喜。
“是的，我的文学世界是安静而且纯粹的。”她承认道，她虽然有些寂寞，但并不真正自卑。
她有一头红色的鬈发，剪成克里奥佩特拉的式样。她从来不笔直地看着人，她的眼光总是飘忽的，闪烁的，好像是害羞，又好像是心里藏着什么灼人的秘密。她让我想起耶利内克的小说。她握着酒杯的手指上布满了细小的皱纹，是沉湎于自省，又惯于挑剔他人的人的手指。
从她的肩上越过，能看到在柜台前的角落，小桌子上，哈维卡夫人正在算账，她将一小条一小条账单用手捋平了，按照长短不同排好，记在一个大本子上，然后将它们夹好。她脸上有种从艰难年代过来的人算账时的庄重表情。那不是对待作家时的轻松与挑剔，而是女主人掌控财务时的认真与小心。她埋在台灯黄色光线里的脸，那种变化了的表情，让我想到人们对作家的表情。当你介绍自己说，我是一个作家，对面的人常常脸上突然一亮，盯你一眼，似笑非笑的，那样的表情让你觉得格格不入。而哈维卡夫人的表情，在门厅里，我回想着，让我觉得有些惴惴，又有些兴奋，好像自己是个古董，随着叫到的号码，被展示在拍卖台上。哈维卡夫人伏在大本子上，写着她的账目，她似乎连眼镜都没用。
“我其实一直向往不为记录时代而写作，但有时又觉得这样的写作太隔膜。”我说。
“我觉得，文学要是只指向心灵需要的话，也许会有更多乐趣吧。”她将酒放在舌间卷着。
“人的心灵在突变的生活中不得不受到影响。那种冲突带来戏剧性，拿来就可以用于写作。”我说，“我的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它们排着队，等待着将它们显现在纸上，引起共鸣。我最得到读者共鸣的书，都是这样的故事。”
“但是，它们与文学，有微妙的区别。如同带苏打的饮料与不带苏打的饮料。我想，那种不看世界的世界观，是想要从古典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中逃出去，还不仅仅是想从现实中逃开。或者说，根本就与现实无关。”我接着说。
“也许那根本就是一个指向内心的时代，上个世纪的画家们，作家们，心理学家们，哲学家们，艺术家们，行行当当都对内心世界着了迷。他们过的太平日子太久了。而我们现在根本不是时候。”我又说，听上去仿佛一个借口。我为什么想要找借口呢？
“我不知道。”她再次耸了耸肩，在葡萄酒的作用下，她的脸颊红了，更加心不在焉了。她为什么就可以心不在焉呢？
咖啡馆里弥漫着一阵微酸的温暖芳香，是李子蛋糕出炉了。一盘一盘淡黄色嵌着烤熟李子的蛋糕被端上了桌，店堂里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哈维卡咖啡馆每晚李子蛋糕出炉的时间是这个晚上的高潮。哈维卡夫人每晚都亲自烤那些蛋糕。比起中央咖啡馆的蛋糕来，这里的李子蛋糕几乎是朴实无华的，但因为是老夫人亲自照料的，大家都觉得它更好吃些。有人说，吃得到哈维卡晚上的李子蛋糕，才能算是自己人。老夫人又出现在店堂里，端着小瓷碟子里热气腾腾的蛋糕，给客人送过去。这次她没给我们桌子送蛋糕，是那个唯一的服务生来给我们送的，他看上去像照片上的哈维卡先生，听说是他们的儿子。“请吧。”他简单地说了句，将手掌按在黑色的长围裙上擦了擦。老夫人正在招呼别桌的客人，她像沙龙女主人一样，不会冷落任何客人，也不会表现出与某人特别亲近。
我发现，老夫人所到之处，大家都笑脸相迎，但没有人真正与她交谈，她也对大家说些什么，但并不是真正的交流。
穿过密密地挨在一起的桌子和人，她看到了我，她对我笑了笑，向我走来。
我站起来，迎向她。
“你好，夫人。”我说，“你的咖啡馆真温暖，我喜欢你的李子蛋糕。”
“好啊，你好吗？”她看着我笑，她的眼睛和善而洞悉一切地看着我，好像认识我很久了一样。好像正等我说出什么重要的，有趣的，如一个作家总是说的那种耸人听闻的事，据此判断出我的层次。她的脸虽然已经布满了皱纹和老人的苍白，但也还保留着强烈的曾经沧海的性感，她是一个吸引人的女人。
我该说什么才是最得体的？我盘算着。
“你一定知道，你的咖啡馆即使在中国都很有名。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你的咖啡馆，第二个朋友看了他的书，来维也纳的时候特地带着他的书来看你，她回去以后，又写了她在这里的经历。他们都喜欢你。如今，是我来了。”不知所措中，我这样说。这个头，开得愚蠢，更像一个附庸风雅的旅游者，类似中央咖啡馆下午坐着写明信片的人。
“好啊。喜欢蛋糕的话，就再吃一点。”她拍了拍我的手，说道。
“是的。”我答应着，我不舍得她就这么走了，她为什么不问一问千里万里之外，以喝茶著名的民族，怎么会也知道她，也喜欢她，为什么不问一问为什么弗罗依德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那么重要，几乎左右了我对自己童年生活的所有探索，为什么不问一问我写的是什么。她其实只是在寒暄，而不是交谈。在人声鼎沸的哈维卡的深夜，她只是寒暄，意味着在她眼睛里，你并不是一个值得交谈的作家，只是一个应该照顾一下的远方来看热闹的客人。
克劳迪亚轻轻对我说：“别感觉不好，哈维卡夫人的耳朵如今已完全聋了。”
哦，是这样。
这比你不入她的法眼更让人沮丧，你就是完完全全地，束手无策地，被抛弃般地，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