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规划
作为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首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张建田身上有着耀眼的西政78级光环：现中央军委法制局正师职法制员，大校，参与过20多部中国法律、法规的起草、修改和审查工作。而在他的周围，一批西政78级群英，几乎撑起了现今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
对于52岁的张建田来说，自从3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圆了他的大学梦后，求知若渴的他就没有再允许自己的人生出现过大的意外。
但是30年后，张建田不得不承认，那鬼精灵般的女儿也许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意外。
1985年夏天，张建田的女儿降生。和大多数中国父亲一样，在经历了短暂的“子承父业”的困惑后，张建田开始像规划自己的人生一样郑重地设计起了女儿的未来。
2003年6月，18岁的女儿高考发挥了自己的最佳水平，考分超出当年重点线近60分，高考作文获满分。
此时的张建田心中溢满“吾家有女初长成”的欣喜。更为甚者，自己终于可以浓墨重彩地为女儿描绘一个精彩的人生。同时，在父亲的劝说下，女儿懵懵懂懂地顺从了父亲的意愿，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研习国际法。
脱轨
张建田长吁了一口气，至此，他终于可以将对女儿人生的规划清晰地铺展开来。
在女儿赴校之际，张建田郑重地与女儿进行了一场成人间的谈话，对她提出了要求：用大学4年假期进行社会实践，然后在考上研究生之后的一年内出书，并从此专研法学教育。作为父亲，会提供期间一切费用支出、资料汇总以及人员引荐的帮助。
急于离家的女儿满口答应。
但不久，张建田意识到，女儿的应承只是一种孩童似的敷衍，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大学第一年还可以做到一个月回家一次，因为我们给她提出要求，只有亲自回来，才能领取生活费。”
没多久，女儿回家的频率越来越低，向家里要钱的频率却越来越高。
时光荏苒，自己的规划却越来越渺茫，张建田困惑地发现，自己忙，女儿似乎比自己还忙。
夫妻俩曾试图到学校一探究竟，但不是扑空，就是被严格的校规挡在女儿宿舍门外。张建田通过学校的朋友打听女儿的近况，朋友举例赞赏女儿表现优秀：担任学院文艺部长和礼仪团团长，积极参加各项文艺演出；为一些时尚杂志撰写文章，多次参加平面模特选拔大赛并获得很好的名次。当然，一点小小的瑕疵是，极少选修课程需要补考。
张建田火冒三丈，比起自己30年前在校就读期间就积累、撰写军法资料20余万字、多次发表学术论文、马恩列著作倒背如流，女儿的行为简直就是不务正业，何谈优秀？
张建田急欲拉回拴在女儿翅膀上的那根线。他有意带女儿参加自己的同窗餐会，席间，一众法学精英拉开阵势，大谈精深的法学理论，意欲让女儿耳濡目染，但女儿很快就掌握了主动权，顾左右而言他，天南海北一顿神侃，令在座的法学大腕们哑口无言。
把女儿拎回家后，张建田咆哮：“30年前我们只有7部法律可学，你们现在有229部，你竟然什么都没学到，胡言乱语给我丢脸？”
女儿不服：“时代不同了，把我放在30年前，我可能比你更优秀，把你放在现在，你可能比我更叛逆！”
张建田退一步：“起码你要对得起自己，把自己的专业学好吧？”
女儿不依不饶：“这个专业是你帮我选的，我从来没有喜欢过！”
女儿从此拒绝参加这样的聚会，留给父亲满心沮丧。
沮丧只是女儿给张建田五味杂陈中的一种。
一日，张建田出差回家，敲开家门，迎面一阵呛人的化妆品香扑鼻而来，一个顶着一头乱糟糟“鸟巢”、眼皮上挂着长得惊人的假睫毛、脚蹬高跟鞋的摩登女郎笑眯眯地站在面前，张建田一惊，以为敲错门，转身欲走，女郎竟伸手挽住了他的胳膊，恐惧“噌”地涌上张建田的心头，定睛一看，恐惧变成暴怒：是自己的“丫头”！
女儿兴奋地把父亲拉回家，一摇三晃地示范起了猫步，并邀请父母出席她在次日参加的某时尚杂志平面模特的选拔大赛，张建田一脸铁青地拒绝了。
为表决心，夫妻俩第二天跑到京郊雁栖湖游玩了一整天。
再次日，张建田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顶着“鸟巢”的女儿，才获知她得了北京赛区亚军的消息。
女儿得意地让父亲给她一个评价，张建田一字一顿：“惊世骇俗，匪夷所思，正经事不干一件。”
女儿气得泪汪汪：“不管我怎么做，你都不会表扬我！”
回归
那个曾经为女儿设计的远大规划几近夭折，张建田打算向现实低头。
他向女儿提出最低要求：考上研究生，否则掐断你的一切经济命脉！
为“骗取”最后几个月的生活费，女儿开始采取迂回战术。
研究生考试的最后一天，在外出差的张建田接到女儿“乖巧”的电话——参加了所有科目的考试，但事后张建田才知道，女儿所谓的参加，就是最晚一个入考场，最早一个交考卷。
对于女儿迫不及待地把所有精力投注找工作上，张建田不屑一顾：“以你的学习成绩，能找到什么工作？”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2007年1月，女儿顺利地应聘到某中央直属部门法律部，成为全班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而正是那堆被张建田斥之为不务正业的实践经历，帮助女儿从几百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她自豪地对父亲宣称：“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不靠你的帮助！”
父亲冷眼反击：“如果你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但出身外地、家境贫寒的同学中的一个，你还能这么顺利吗？”
女儿气极，在大学毕业之后，立刻搬出家，与父亲从此展开了冷战。
在这段岁月里，张建田对女儿一度回归到一个父亲最简单的要求：平安。
改变不是没有。
女儿应领导的要求为出国的同事们办理签证，出于父亲长期“要习惯对自己处理的一切事务留存备份”的叮嘱，女儿额外帮同事复印了一份签证放在抽屉里。临出国之际，一同事把签证丢了。就在全组大乱阵脚之际，女儿递出了复印件，领导从此对小姑娘刮目相看。女儿激动地给父亲打来电话：“爸爸，谢谢你！”
2008年年初，女儿出差德国参加高科技产品展销，德国当地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迅速以涉嫌侵权为由，查封了很多展销产品，女儿回国后告诉了父亲，反思良多。不久，张建田默默地把自己专门收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资料递给女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这也是你们单位招聘你的目的。”
之后某天，张建田收到女儿发来的短信：“爸爸，您是我的偶像！”
父女关系冰释。
张建田仍难免打击女儿：你这辈子不会超过我了。
女儿不服：我一定会比你还优秀！
张建田有些不解，女儿所说的优秀的标准是什么？但他不再想细究了：30年前，全国法学院系只有六七百名学生，现在全国法学院、系、校突破630所，在校生超过三四十万；30年前好学生的标准就是品学兼优，毕业分配工作高枕无忧，现在十几万大军同挤就业独木桥……30年，变化太大，标准也越来越复杂。
张建田开始慢慢尝试理解女儿。
女儿也有了改变，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郎，重拾被自己扔在角落里的法学书本，甚至今年还要参加司法考试。
张建田释然，女儿在慢慢成熟，自己也在慢慢回归现实。
那个令他牵肠挂肚的规划——写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法学教育30年的书——当然要完成，不过需要等到自己退休以后亲力亲为，至于女儿，还是让她自由地去完成属于她的梦想吧！
（摘自《法律与生活》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