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渐入历史烟尘，但每每读起这些纪念文章，总会有几多慨叹!那个时代的凛然正气，那个时代的青春情怀，那一代“五四”先贤的学识与德望，那一代大师们身上的坦率与纯真——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怪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帽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个镜片是白的，一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
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冶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都没有改变。他身体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以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真
金先生教逻辑课。逻辑课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门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后来，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深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课外，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理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理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
趣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沈从文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课。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
红楼梦》呢?金先生说：“《
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痴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是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纯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车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有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张 帆摘自《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