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就被誉为“雨巷诗人”的戴望舒，以短暂而传奇的人生，塑造了一代中国抒情诗人的内在品质，以至在他离世50多年后，诗歌依然名重诗坛。
最爱的记忆成永恒
戴望舒的童年生活原本是平静的，可是一场天花使他的脸上终身落下瘢痕。当他涉世后，生理上的缺陷，常常变成被人奚落的把柄。在讥讽与嘲笑中成长的戴望舒，只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诗歌上。
1928年，戴望舒忧郁而强烈的感情世界里，深深地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平。时年18岁的施绛平活泼可爱，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戴望舒那时对爱的表白只是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地写，其中较为代表的是题为《我的恋人》：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戴望舒当时寄居在上海施蛰存处，虽与施绛平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借诗表白，而施绛平偏偏笑而不答。对施绛平一往情深的戴望舒遭到冷遇后，郁闷的心情更加灰暗，他最终以跳楼相挟，要求施绛平答应。本身就谈不上喜欢戴望舒的施绛平，在其生命最后瞬间，勉强答应。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要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施绛平父母起初不同意这桩婚姻，后迫于这种情况，并在施蛰存的努力下，也勉强同意。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平举行订婚仪式，声势很大，许多朋友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订婚，戴望舒一直在内心世界里走着坎坷的路，敏感的戴望舒自然地感到了某种忧虑。他的这种预感果真得到验证，婚期被拖延下来，施绛平提出的条件是：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这时，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为他太爱施绛平，面对施绛平提出的条件，他只有义无返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预约，他乘坐邮船离沪赴法留学。
结束8年恋情
在法国的3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由于自费留学的资金不够，他只得靠译稿来挣钱。他后来在他回忆的文章里说：“我记得我怎样在巴黎的旅舍中，伏在一张小小的书案上，勤恳地翻译它，把塞纳河边的每天散步也搁下来了。”1933年8月，戴望舒终耐不住贫困，他写信告诉父亲准备回国。父亲焦急中连忙写信告知施蛰存，施蛰存迅速电告戴望舒，请他慎重考虑回国一事。接着为其筹款寄去，又电告他不要回国。
戴望舒的好友罗大冈曾在文章里记载：戴望舒手上的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他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接济。因为他是名诗人，有人替他向校方推荐。校方接受了他的申请，条件是他必须和别的申请学生一样，在学校正式报名，选习一张文凭，学年终了，如果考试不及格，可以再学一年，第二年考试不及格，即被开除学籍，遣返回国。戴望舒得到这个机会后，施蛰存特地去信祝贺。
1935年5月戴望舒启程回国。上车时，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学校没有给他途中的零用钱，只有一张火车票，从马赛至上海，是一张四等舱的船票，而其他学生是三等舱，四等舱夜间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冷得只得蜷着身子来回翻滚，几经折腾戴望舒终于回到上海。一个不相信的传闻也终于得到证实，施绛平已确实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平一记耳光，长达8年的恋爱终于结束。
两次短暂的婚姻
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住在一所公寓里，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为了抚慰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小他12岁的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并于第二年结婚。但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他们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
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平了。”
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
忽然来不及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频传，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他对挽留的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待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
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翻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而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
命运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当曙光照耀他时又过早离世。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黄伟明摘自《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