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当然，这种记载可以是有形的，即写在竹简上，印在纸张上，刻在光盘上，陈列在博物馆里……也可以是无形的，即铭记在众人的心中。
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过去的事实一丝不漏地全部记载，但对重大的历史事实、对重要的历史人物，不管是在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抑或在某个个人的私人心版上，我们都没有遗忘的权利，更不要说对其妄加歪曲了。立足于此来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我们又做得怎么样呢？
不妨以因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
史记》而享有“史圣”尊号的司马迁为例。当大清王朝的三代领导人康熙、雍正、乾隆在荧屏上“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当暴君秦始皇被张艺谋“塑造”成心怀天下的有道明君的时候，当靠着扮演古代的帝王和现代的领袖出名的演员唐国强声称：雍正是“历史上最勤政、最节俭”的皇帝，此人杀知识分子是“不得已而为之”，甚或断言这位皇帝是“苦死的、累死的”的时候，司马迁在哪里？作为最为便捷、最具感染力的大众传媒和文化载体，我们的荧屏和银幕，竟然成了如此集中地给封建帝王歌功颂德——而且是不实事求是地歌功颂德的平台。却冷落了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的脊梁”，这算不算“封建主义自由化”？该不该反对？
当然，沾了汉武帝刘彻的光，为了烘托这位皇帝佬儿的“英明伟大”，司马迁也曾作为配角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出现。剧中，当垂垂老矣的刘彻召见同样已经老去的司马迁，告诉司马迁自己不会杀他、也不会烧他的书时，司马迁毕恭毕敬地回答说：“原来陛下怀大慈悲，一切只为千秋万世着想，心胸如大海一般深邃，一切不是卑微小臣所能理解和想像的。”这难道是历史上的司马迁吗？这难道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司马迁吗？我以为，这分明是比遗忘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歪曲——附带说一句，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导演胡玫在接受陕西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竟然用“骟了”这两个字来表述司马迁的遭受宫刑。何谓“骟”？辞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割掉牲畜的睾丸或卵巢。”在卑微地跪倒在封建帝王面前的同时，又以如此不恭的语言来亵渎先贤，这样的导演所缺乏的，显然不仅仅是常识，还有良知。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陕西电视台借纪念司马迁诞辰２１５０周年之机，策划了大型媒体行动《风追司马》，从一追《
史记》版本，二追司马血脉，三追司马精神这样三个层面，组织了还算丰富多彩的活动，并进行了现场直播。对有关司马迁以及《
史记》的历史事实，这是许多年来少见的一次广泛普及。对司马迁的崇高精神，这同样是许多年来少有的一次深情颂扬。本来绝不应该被遗忘，更不允许被歪曲的史圣司马迁，在由于种种原因从媒体、从出版物，乃至从人们的心版上淡出了许多年以后，借助强势的电视传播手段，使受众不由得会对这个历史人物产生进一步了解的渴望，进而又不由得会对他肃然起敬。这样的一次媒体行动，称之为“用良知唤醒历史”，应该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由《风追司马》的策划和播出，我联想到媒体的品格这么一个问题，必须承认，不论国内国外，出自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没有一家媒体不希望影响尽可能多的受众；更何况，只有众多的受众，才可以给媒体营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正是由于此，无论是出于技术层面抑或品格层面，了解并重视受众的趣味，就是一个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修养。但还要强调的是，了解并重视受众的趣味，也绝不意味着媒体要一味地迎合大众趣味。要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媒体最为紧要的品格是它的理智和良知。对这一点，《风追司马》的创作者们显然是了然于心。也因此，尽管作为电视作品，《风追司马》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它，毕竟体现出在文化厚重和思想深刻上的清醒追求，反映出媒体从业者的良知和品格，令人敬佩，让人感动。
［谢小丽荐自《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