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学历或高或低，口音南腔北调，家庭背景也差距颇大，在这个大都市里几乎都举目无亲。但他们坚定地待了下来——租住在北京各种各样的地下室里——怀揣着一个奋斗的梦，执著地打拼着自己的未来。
在城市东部的地下通道里，笔者听到一首从未听过的歌，旋律很美，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唱歌的是一个看起来二十出头的男孩。
“你自己写的歌？”
“嗯。”
他没有抬头，指了指地上摊着的几张CD光盘，接着唱他的歌。
“你叫什么？”
“大海。”
就这样，我认识了大海。
一
从小学开始，大海就迷上了迪斯科。用他自己的话说，“走到街头，一听见那旋律，脚跟就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再也挪不动半步”。2002年4月，他背着把吉他一个人来到了北京。大海相信，这里应该是他音乐梦想开始的地方。
为了生存，大海先在北京找到一家外贸公司做翻译。两个月之后，他去了广州，照样是做翻译，照样是怀揣着唱歌的梦想。“唱歌时那种飞翔的感觉，他们根本体会不到。”大海说。那年7月，大海回到了家乡哈尔滨，找到了一份中英文校对的工作。这次，他想好好干了。“那时我甚至怀疑音乐是一个梦，只能留在心底”。
一年过去了，经理找他谈话：“你工作心不在焉的，到底想干什么？”“唱歌。”就在那一瞬间，他恍然大悟：原来我生来就应该是唱歌的。2003年8月，大海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再没去什么招聘会，他知道自己为音乐而生，为音乐而活。
二
大海的第一次卖唱是在白石桥的地下通道。心里忐忑不安，眼睛不敢看人，低着头脖子都酸了，害羞，担心吉他弹得不好让人笑话，又害怕，怕被保安抓了。半天过去了，只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递过来一元钱，接着又有一元钱，是个老大爷给的，再后来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丢过来一角钱。他拿着挣到的两块一毛钱买了四个馒头，连吞带咽吃下去，最后一口是咸的，带着泪水的味道。“那次我流下了第一滴通道歌手的眼泪，我终于不会再挨饿了”。
稍微有点余钱的时候，大海更愿意静下心来创作音乐，这比卖唱痛苦百倍。为了把一首歌“弄”出来，旋律往往浮在脑子里几天几夜，甚至连做梦耳边都在“咚恰恰、咚嚓嚓”地响着节奏。
2004年5月的一天，大海在地下通道遇见一个弹吉他的，唱功挺好。大海说：“我想组个乐队，咱俩一起吧？”“成。”就这样，这个名叫弓箭的20岁男孩走进了大海的生活。后来弓箭又带来了会打鼓的辽宁老乡小昊。从此，三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音乐梦走到了一起。
三
笔者第一次同时见到他们仨是在蚂蚁琴行，确切地说是四个——加上琴行老板良子，他们正敞着门排练。
良子是地道的北京人，在琴行做销售员时认识了大海。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后来良子自己开了家琴行，他说并不是想当老板，而是想让乐队有乐器用，有场子练歌。有了固定的排练场地，兄弟四个每周二三四下午都会聚在一起练歌。他们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叫“心灵乐团”。
中国的地下乐队数以百计，可真正能够从“地下”转到“地上”的却屈指可数。“心灵乐团”没想那么多，他们还在为赶场子四处奔波，并且乐在其中。一些商场、酒吧、超市在店庆、节假日或生意不好的时候会请他们去演出。
大海印象最深的是在木樨园广场的一次演出。那回大概有四五百名观众，把路都给堵了，车子停在路上根本过不去。他们尽兴地唱着，高潮时，台下许多观众举起双手打着节拍扯着嗓子一遍遍地喊“I love you”。大海被火爆的气氛感染了，兴奋地跳起舞来，不小心一脚踩空栽到台下去了。观众没有起哄，而是“一二三”齐声喊着把他抛回了舞台，大叫再来一遍。落幕后，大海站在霓虹灯闪烁的舞台，始终不愿离去，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我应该属于舞台，这才是我该待的地方。唱歌就是我的生活。”
后来大海告诉笔者，有一家唱片公司觉得他们的歌不错，已经在考虑今年年底给他们出唱片。
“以后要是红了，你打算怎么办？”
“去维也纳音乐学院啊，回国后我的音乐肯定会做得更好。”他开心地笑着。
（张 风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