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子成龙与虐儿罪
在中国刻板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即便是大学生，在西方人看来仍旧相当稚童化。比如在香港校园里，每天可以见识到一些大学生操练拉拉队舞蹈，这种蹦蹦跳跳的团体操在西方是初中、高中生热衷的，进了大学还玩这些孩子的游戏，令外人感觉太小儿科。华人女孩“守身如玉”是出了名的，由于异性交友方面起步比西方女孩晚许多，一些华裔女士谈起当初高中时代的舞会上无人问津的尴尬，个个都记忆犹新。一位中国女士询问一位九岁的美国女孩在学校里最要好的同学是谁时，那女孩掏出自己与一男孩的合影说，这是她最亲密的男朋友，惊得中国女士张口结舌。侧眼观察一旁的美国妈妈，却仍是一脸坦然的微笑。
中国家长在培养子女成才方面，尤其显现出肤浅及迫不及待的功利主义心态。有一位华裔男孩毕业于免费公立中学后考上了牛津大学法学院，为此其家长甚有面子，周围华人也啧啧地赞叹做父母的总算心血没白费，将来儿子成为开业律师年薪15万英镑，父母多享福，并以此作为督促自己及子女发奋的活样板。周围洋邻居里有一个同龄的男孩，自小学至高中皆每年花费数万英镑接受昂贵的私立教育。高中毕业后，小伙子居然决定不去上大学，头半年先是到西亚、东亚和喜马拉雅山旅行，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总算捡了条性命回来已是万幸。接着小伙子又通知父母暂不回家了，他又奔去了非洲，留在乌干达当了义务乡村教师。其家信常常是他如何克服种种艰难与当地土著沟通，及如何与艰苦的物质条件搏斗的生存日记。青年的父母每每总欣喜地举着儿子来信向外人展示，他们认为孩子喜欢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这一点是金不换的。而华裔家长私下里评论说：真搞不懂这些洋人，明摆着太亏了嘛。
西方人巴望孩子将来成名成家的观念相对较淡薄，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比较注重的是孩子的自由发展。这可能与西方人不将子女看成父母的“私有财富”，要求子女高中毕业后离家开始其独立的人生，这种强调个体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因此西方父母就不会干涉孩子上大学读什么专业，或在上不上大学的问题上违背孩子的意愿。在西方，所谓虐待子女罪不是仅指身体上的虐待，还泛指一切有碍儿童身心正常成长的行为，逼孩子读书太狠、违背孩子的意愿等，都犯了伤害幼童精神健康罪。
一个“香蕉人”的观感
我们这些ABC（American－bro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也被称为“香蕉人”，意喻外黄里白。1987年我刚来中国教英语时，既不会说也不会听汉语，斗大的汉字认不得几个。
作为一个文盲，去饭馆吃饭是个严峻的考验，我最省事的法子就是冲着服务员背诵肚子里藏的几个菜名，若赶上人家没有这些食谱，那我便采取第二招，闷头瞪着菜谱猜起字谜。比如我认出来一个牛字，那么我就赶紧点牛字菜，至于是陈皮牛肉还是红烧牛肉，我一无所知。我还认识鸡、鸭、豆腐和菜这么几个字，端来什么就吃什么，没资格挑拣。
作为一介华裔，每当我自我介绍是美国人时，中国人的反应都是一致的：“你怎么是美国人，你明明是中国人嘛。”我只得告诉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美国人概念，美国既然是个移民国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共同组成了美利坚民族.然而我发现中国人观念里的所谓美国人，指的仅是白皮肤美国人。
我也亲历过类似的尴尬，我担任口译时，中国人似乎不放心我的美国英语是否纯正，是否真能把他们的话翻译成标准英语。在学校附近的邮局，每回我取包裹时都颇费周折，而我的白人同事则从未被要求开什么票，职员小姐一见是白人，当即就笑脸相迎麻利地为外宾办妥了一切。在宾馆、商店等公共场合，华裔美国人很容易察觉出，服务员对华裔没有对白人“外宾”那么殷勤有礼，由于经常碰到这类低白人一等的待遇，华裔大都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心理伤害。
再谈谈令我不知所措的中国人的人情概念。来到中国后我才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美国人，因为我的思维及行为都是彻头彻尾美国化的。在我的观念里，我不能为任何一个亲友去做一件不正当的事。一天一位女士来访，拜托我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她说：“你从普林斯顿来，你能不能帮我的孩子进普林斯顿疏通一下关系。”我跟她解释美国不讲关系学，找门道并不灵光，你的孩子只要按通常的程序申请就可以了。事后她抱怨平时对我那么好，又经常送礼物给我，到关键时刻用得着我了，我却袖手旁观，交我这个朋友太吃亏了。我在中国遭遇的人情债常常折磨我的心灵。
我现在任职的电脑公司在北京有一办事处，我老想不明白为何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工作方式、思维方式的差距那么大，两个办事处相互沟通竟会如此难。仅十来人的小公司，办公室政治却出奇地复杂，一切都拐弯抹角的，令人十分头痛。
北京办公室里的工作气氛充满了家长制，员工与老板的上下级尊卑分得很清楚，职员对于顶头上司必须言听计从，即使头头的意见错了也要执行不误，这令我感觉不舒畅。这里体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及工作方式的差异，美国的员工一般不忌讳向老板提建议。中国人还误以为美国人懒惰，一个员工问我：“美国人没有像我们这样玩命的吧。”起初我不明白他的话是何意，后来我发现他所谓的玩命之一，是晚上结束工作后大家还要一起外出喝酒。一般美国人的概念是：下班就是下班，加班另说，这类喝酒应酬的事比较少。在加班的概念上，中美也有差异：美国人认为，老板不能随便要求员工加班，这样一来，就要求老板事先制定好周密的工作计划以避免临时性突击；员工则有权拒绝加班，若是因老板计划失误导致员工加班，老板就罪责难逃。可是北京公司由于先天计划不周，老板时常会一个口令要求大家今晚都先别走，或是星期天突然打手机呼你回来干活，十分不尊重员工的业余时光。
北京公司的另一特色是，工作缺少计划性。几位头头有时聚在一起午餐，大家头脑一热有个什么主意，口头议论几十分钟，也不起草可行性方案，就匆忙地毫无章法地各干一摊，桌对桌的同事都闹不清对方在干些什么，每个员工头脑里领会了多少领导的旨意全凭感觉。到现在已拖了两年，原先拍拍脑袋就上的软件设计仍旧一无进展。
（朱 丹摘自《老外侃中国》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