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考大学时数学得零分（一说得14分），依旧被当时开明的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但此事却促使我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有志于文学或在文学上有着出众秉赋的人，大多在数理化方面成绩非常糟糕呢？
从钱钟书到韩寒，我们看到一个传统在延续，即文理偏废倾向。这个传统还可以追溯到更远，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这是由中国文化起步阶段的不足或特色所直接导致的后果，若我们将《
论语》中的孔子与差不多同期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进行比较，就不难找到原因。两人有相似之处，比如身体都很健康，都挺长寿，都主张“述而不作”，都热心于“传道授业解惑”，在东西方的历史地位都无比崇高，但两人的出入无疑更有启示价值。孔子学说大多比较务虚，强调做人的学问，强调“仁”和“中庸”；苏格拉底虽然也提倡正义和诚实，但其学说却和日常世界紧密关联，具有世俗经济色彩。孔子钱财不多，赚钱之法更是一窍不通，苏格拉底同样钱财不丰，但他显然属于自甘淡泊，而非不通理财之道。孔子“五谷不分”，苏格拉底却几乎在所有层面上都具有极为丰富的应用知识，堪称“百科全书”式人物。除了世俗伦理之外，我们没法说孔子奠定了哪些学科的基础，因为孔子虽然非常好学，但学习的内容毕竟较为狭隘，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不仅全无帮助，甚至反会帮点倒忙。相反，苏格拉底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显出是一位专家级人物，包括如何当一位军事统帅。所以西方现代科学的基石，追根溯源的话，人们会自然想到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孔子那里，知识被严格限定在伦理范畴，在苏格拉底那里，知识没有范围，“哲学”的原始含义就是对知识的热爱。
在中国历史上与儒学常起到互补作用的道家思想，除了在养生摄生方面对世人有些实际帮助外，总体上也是走的务虚之路，所以老庄哲学虽然深奥无比，本质上也是无法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这两股势力惊人的文化传统在中华大地上浩浩荡荡地奔流了两千余年，不可能不使受其影响的中国文化人在学问倾向上有所偏废，在钱钟书与今天的中学生韩寒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并非值得大加称赞的“偏废”现象。反过来，赖苏格拉底们之力，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文人，从来就没有文理分家的意识，所以不仅他们的哲学家往往还是大数学家（如帕斯卡尔、罗素），大画家不妨还是大工程师（如达·芬奇），他们的文人一般也都具有较为良好的科学素养。应该承认，正是这一综合优势，正是这一从来没有文理分家观念的可贵传统，才是导致中国在近代迅速落伍、西方迅速崛起的深层原因之一。
所以，在人们津津乐道于钱钟书先生当年的数学成绩时，事实上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文科成绩出众与理科成绩差劲，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天经地义。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结论，其内在依据至少无法被“放之四海”地加以衡量。虽然，就单个的人来说，受其天性影响肯定有其自然生成的偏废倾向，但就教育原则而言，我们却不应视文理科畸形发展为自然之理，我们更应该致力于泯灭文理科的外在壁垒，弱化文理科的外在界限，拆除藩篱，而不是强调它的理所当然。
何况，就钱钟书而论，我们也不应过于强调他高考时的数学分数。他日后的大量阅读早已纠正了早年的偏颇，他读过的科学著作，同样令人咋舌，他甚至还读过钢琴乐谱呢。
（田 野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