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8日于我是个难忘的日子。德国电影二台正播“德意志俊杰”(unsereBesten)，评选德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十大名人，跟咱们评“体育十佳”差不多。我边叠袜子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咱们虽然是第三世界的穷教授，但对电视台这种招徕观众的传统招术却并不陌生，能有什么精彩?
精彩超乎想象!
当时节目里正介绍舒和兄妹(Geschwister Scholl)。
我才第一次听说舒和兄妹，可见他们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政经泰斗。哥哥汉斯与妹妹索菲都是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哥哥学医，妹妹学的是生物与哲学，也没什么了不起；哥哥比妹妹大两岁多，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哥哥死时24岁，妹妹死时22岁，显然都还来不及成为了不起的明星。他们俩死于同一天同一个地点，这比较少见，但认真说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死。
1943年2月22日下午四点到五点，离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彻底灭亡不到一千天，他们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Stadelheim)的盖世太保监狱被处决，因为他们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与德国传统的严谨拖拉相反，纳粹法庭的效率惊人，2月18日他们被捕，22日审判，当天就执行了。
舒和兄妹如此年轻，他们并不想死，可奇怪的是他们却不怕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妹妹索菲在笑赴刑场时说：
“多么美丽的艳阳天啊!而我必须离开。可今天在战场上又有多少人要死去，那么多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唤醒千百万人民，那我们虽死何憾?”
在他们被处死之前，为了提高这次死刑的警示意义，纳粹“人道”地让父亲罗伯特、母亲玛格达莱娜和其他兄妹与他们见最后一面，妹妹英格·爱茜·舒和因此而有幸亲历这对英雄兄妹的最后一刻：
“先带过来的是汉斯。他身着囚服，但步履轻快，面容庄正，毫无惧色。他的面孔消瘦，好像刚刚经过一场大战。他亲切地弯腰越过隔离线和每个人握手。
“爸爸拥他入怀，说：‘你们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上天自有公理在。’
“他嘱咐问候所有的朋友。当他最后说到一个姑娘的名字时，一滴眼泪出现在他的脸上。他隔着隔离线弯下腰来，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眼泪。然后他就走了，像来时一样镇静。
“之后，一个女看守带来索菲。她穿着自己的衣服，镇静悠闲地走过来，腰杆像标枪一样笔直。她满脸洒满阳光微笑品尝着家里带来的甜食：‘谢谢。我还真没吃午饭呢。’
“这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生命的非常肯定。
“她也瘦多了，可妈妈注意到她皮肤娇嫩，容光焕发。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妈妈说。‘不过几十年而已，’她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她像汉斯一样加重了语气：‘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妈妈无法承受同时失去两个孩子之痛。那今天妈妈的勇敢和镇静让我们的担心显得多余。索菲明显放下了心。妈妈再次对她说：‘索菲，耶稣与你同在。’索菲坚定地、有点像下命令似地说：‘还有你，妈妈。’然后她也面带微笑，无畏无惧地走了。”
在行刑的一刹那，汉斯高喊一声：
“自由万岁!”
……
我在网上查到了索菲的照片。她是个娇小温柔的姑娘。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她，不是因为她的生日跟我一样都在5月9日，而是因为她如此典型地代表着Civil Courage那青春永不老的惊人美丽。
在他们被捕前两天，索菲曾向朋友说过：“已经有如此多的人为了这个暴政而死，现在应当有人为了反抗这个暴政而死了!”而就在这一天，汉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知道，深渊正在我面前张开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围了我求索的心灵——但我义无反顾地踏入深渊。想想克劳德尔(Claudel)的那句话吧：“生命就是导向光明的历险。”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到处都有，但舒和兄妹却是因为有知所以无畏。
真正的痛苦是没有信仰。舒和兄妹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有真诚的信仰。牢狱之灾，甚至失去生命，都不是能让他们止步的痛苦。
与舒和兄妹有关，有几个人值得一说。
首先就是他们的父母。我觉得他们特别伟大。白发人送黑发人，古今中外皆为人生大忌，遑论同时失去两个子女。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早就哭得神志不清、眼若桃花了，可他们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有与慷慨赴死的儿女具有同样坚定的信仰，才能做到这一点。想想舒和兄妹那伟大的母亲吧!再想想他们的父亲对汉斯说的最后两句话：“你们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上天自有公理在。”有其子必有其父。这句话在舒和兄妹身上找到了佐证。
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雅可布·施米德(JakobSchmied)，慕尼黑大学的看门人。1943年2月18日，当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瑞雪样的传单时，是他头一个冲上屋顶抓住了舒和兄妹，当时他们包里还有大量未散发的传单，所以不仅被抓了个现行，而且铁证如山。后来坚决把他们交给警察的，也是这个施米德。舒和兄妹这么快就被判处死刑，跟我们亲爱的施米德立场坚定、反应敏锐、人证皆获有决定性关系。
我想舒和兄妹是不会怪他的。他们一定会宽恕他。说到底他不过是纳粹法西斯教育的一个其实根本不值一提的牺牲品。我甚至没有找到文字证明他因为这个案件得到了纳粹哪怕一个马克的奖赏。也许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应尽的义务”吧?但我想，当纳粹的暴政成为过去，当自由的阳光普照德国大地，当施米德终于意识到正是自己亲手谋杀了德意志社会的良心，他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吗?他是否也会“暗夜难眠”?他是否会忏悔?
忘了告诉你舒和兄妹反法西斯小组那个美丽的名字：白玫瑰。
我那天晚上狂热地参加了评选的整个过程，并且不惜手机投票花欧元的巨大破费哆嗦着手反复参加了投票。我不仅投了舒和兄妹一票，而且还投了歌德、马克思、路德和爱因斯坦一票(规定可以重复投票，但不能投同一个人两票)。
舒和兄妹最后得了五百万票，相对总人口只有九千万左右的德国来说，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电视观众比例。
所以，我的这一票对他们是否当选根本就不重要。然而，这一票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热情、执着、信仰、不畏强暴、视死如归……关键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Civil Courage。
以他们的岁数，如果他们活在今天，他们很可能就是我的学生。然而我真诚地认为我应当拜他们为师。
我投出的这一票就是我自己的白玫瑰。
永远的白玫瑰。
这六个中文字标志着白玫瑰也将永远活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