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话本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对后来的《
三国演义》、《
水浒传》、《
封神演义》等历史小说影响很大，其艺术构思更是为后人所称道。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话本《错斩崔宁》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该话本说的是南宋京都临安府尹在由十五贯引起的谋杀案中主观判案，错杀无辜的事。作者通过对崔宁和陈二姐在严刑拷打之下招供诬服，被判处死刑的悲剧的描写，精于谋篇、巧于布局，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吏治的腐败昏庸，使小说的艺术构思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一、利用巧合，精于谋篇。
话本的作者深知偶然性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利用一系列的偶发性巧合情节，精于谋篇，揭示了必然性的悲剧结果，这是《错斩崔宁》艺术构思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话本的情节是这样的：一天晚上，京都生意人刘贵，从他岳父处借了十五贯钱回家，借着酒兴与其妾陈二姐戏言：钱是典卖陈二姐所得。在宋元时代，妇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处置。因此，二姐疑心，趁着刘贵熟睡离家，回娘家将此事告知双亲。二姐走后，大盗静山大王半夜推开刘贵家门，杀了刘贵，抢走十五贯钱。第二天早上，陈二姐在路上与一个卖丝的后生崔宁结伴同行。正走间，刘贵的邻居赶来，不由分说，从崔宁身上搜出恰好也是十五贯钱，于是错将崔、陈二人押送府衙。府尹不问来龙去脉，便错判崔宁、陈二姐有奸情，杀夫夺钱，私奔出逃。重刑拷打之下，二人屈打成招，被错判死刑。话本就是这样，利用偶然性因素，紧紧抓住一个“错”字来结构话本，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刘贵戏言卖妾，埋下了悲剧的种子；陈二姐慌忙走报父母，给大盗静山大王留下行凶的机会；静山大王只因赌输了钱，没法还帐，方才在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临安府尹的主观臆断，错断错斩……似乎这个人命案由许多不相干的“错”巧合铸成。试想，假如刘贵不开过分的玩笑；假如刘贵的玩笑陈二姐不信或不回娘家；假如静山大王因赌输而接受教训，从此洗手不干；假如临安府尹能实地考察，认真断案……似乎这一连串假设之中，有任何一种假设成为事实便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细细想来，造成这一悲剧链条中的每一环节，似乎都在鬼使神差般的引导着故事的情节丝丝入扣地向前发展，而使我们每一个善良的假设都仅止于假设：夫妻间开玩笑很正常，为何不许刘贵开玩笑呢？何况又喝了酒。作者还交待了刘贵开玩笑中带几分嗔怪的原因：“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①主客观原因都在情理之中，因为刘贵的嗔怪并没有超出夫妻间玩笑的范围，至多是玩笑开得有点大。但陈二姐不能不信，这是宋元时代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赌徒输急行窃，图财害命，更是这类人性格发展的必然体现。临安府尹若是一个清官，明察秋毫，罚当其罚，他便成了“包公”而不是“糊涂”的“问官”了。在吏治腐败、官府昏庸的封建社会，像临安府尹这样的官吏比比皆是。正如作者所感慨：“这段冤枉，仔细可以从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②总之，在这些看似偶然、巧合的情节背后，却有一种必然性。作者借助“错”的巧合精于谋篇，旨在批判问官糊涂，并不单是孤立地去写问官，而是把矛头指向问官的总后台——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前有崔宁、陈二姐问斩，是“圣旨”明示：“崔宁不合奸骗人妻，谋财害命，依律处斩；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亲夫，大逆不道，凌迟示众。”③到了案情昭彰，圣旨又云：“勘得静山大王谋财害命，连累无辜，准律：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斩加等，决不待时；原问官断狱失情，削职为民……”④将两道圣旨加以对照，其揭露和批判的深度是不言而喻的。“原问官断狱失情”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圣明天子”，理应明镜高悬，洞察秋毫。怎么也下圣旨将崔宁、陈二姐“处斩”、“凌迟”呢？把糊涂问官与圣明天子对照来写，进一步揭示出造成崔宁、陈二姐悲剧的深层原因，反映出偶然背后的必然。从而使人感觉到作者笔下的问官与皇帝是一路货色。还不过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台后；一个白脸、一个红脸而已。如果这样分析只不过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话，那么退一步讲，皇帝只凭奏本，对案情不作任何勘查，便随意批示“处斩”、“凌迟”，至少算不得“圣明天子”。另外，在这种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中，府尹草率断案，刑部轻信府尹，公文旅行无阻，冤情无由上达。这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是何等的腐朽。作品在客观上，对封建的国家机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一个“错”字，寓意深刻。
作者借助“错”的巧合写了刘贵的左邻右舍，写邻居听说刘贵死后，如何把崔宁、陈二姐错当凶手，交官府“口口声声咬他二人”，在判崔宁、陈二姐死刑的公文上“都指画了十字”，尽管邻居同样是被生活中的偶然现象所迷惑，在造成这桩冤案的过程中起着媒孽和发酵作用，但与府尹仍有本质区别。这区别不仅在于府尹是主宰生杀大权的执行者，邻居大不了是佐证，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府尹断案，只不过敷衍塞责例行公事，巴不得尽快了结这段公案，至于事情的真相和真正的杀人元凶是谁，他并不感兴趣。邻居为了自己而推脱干系，并为刘贵无故死去而鸣不平。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前者的成份更大。作者这样着笔，就活生生地画出一幅下层市民邻里之间的世态图，真实地反映了多少年来凄苦无助的下层人民在封建统治压迫下，畏官如畏虎的诚惶诚恐的心态。因此，朱三老等邻居与其说是助纣为虐冤屈了无辜，不如说是怕“连累”他们打没头的官司，从而揭示出崔宁、陈二姐含冤屈死的更深广的社会悲剧。
再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导致这场悲剧的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又无不是在当时封建社会的三条黑线的无形操纵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封建社会妇女的非人地位；封建司法机构和官吏的昏庸腐败；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也正是这样三条黑线，在无形之中操纵影响着这些偶然事件，使之成为一场家破人亡、滥杀无辜的惨剧。究其根源就是当时的社会基础及封建皇帝，只要产生这个悲剧的社会基础及其代理人还存在，这种社会性的悲剧便不可避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被断定的必然的东西，是由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⑤
二、工于安排，巧于布局。
《错斩崔宁》的情节艺术不仅在于成功地运用了巧合、错位，把握了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而且还表现在它工于安排、巧于布局的匠心和功力。俗语“无巧不成书”正是古代话本情节的重要特点。作者充分在巧字上作文章。例如：刘贵在岳父家借了十五贯钱，而崔宁进城卖丝的钱也恰好是十五贯，这纯是巧合；陈二姐仓促出走而没顾上闩门，正好被大盗静山大王所利用，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晚更是巧合；陈二姐出走途中碰到的偏偏是个叫崔宁的年轻人，而非一般老者，这还是巧合。这种巧合的因素还有很多，但这都不是问题的症结。生活中确实有许多巧合，但巧合要变成必然，其中必须有一个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它既应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契机，又必然是促成人物命运诸环节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还能将前后诸多巧合贯穿在一条有着内在规律可寻的情节发展线上。临安府尹身为执法官员，在审理案情中被生活中的巧合、偶然或假象所迷惑，而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真勘察案情，这是作者推进情节向前发展的关键。临安府尹根本无视斑驳陆离、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不信世间竟有这等巧事，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把被告的申辩统统斥为胡说，他认为：“他家先丢了十五贯钱，你却卖的丝恰好也是十五贯钱，这分明是支吾的说话了。”⑥崔宁既与陈二姐同行，那么便是谋了刘贵的小老婆，劫了十五贯钱，杀死陈二姐亲夫的凶手；而陈二姐呢？作为妇人家怎能在黑夜行走？一定是脱身之计。这样一个“率意断狱，任情用刑”的昏官，在那个时代并非个别。奇妙的是作者处理府尹那一整套主观臆断的判案方式。府尹断案时的口头语：“分明是”、“便是”、“定是”……就是府尹固执地把生活中的那些偶然性巧合，得意地当作合于逻辑的必然性事实，并以此作为断案的根据，并据此大做文章，这就触到了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反映了社会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这场悲剧发展链条中关键的一环。这样，府尹主观断案这样巧合的“偶然”事件，就不仅是作者用来进行艺术构思，组织情节，使情节曲折引人，矛盾集中突出的一种艺术手段，而是把它作为诸发展环节交叉点上出现的蕴含深邃内容的质的反映点。由于质的规定性，府尹当然把他断案前发生的种种巧合，当作判罪断案的依据。于是前面发生的那些“巧合”、“偶然”就立刻显示出一种强烈摆布和支配人的神异魔力，人在这种看似纯粹的“巧合”、“偶然”面前显得多么无能、微弱。崔宁、陈二姐在本可逃避而终未逃避的现实中，只能无可奈何地死去。因此，我们不得不叹服话本作者的匠心和功力。
《错斩崔宁》这篇话本，自宋元从降，广为流传，成为脍炙人口的优秀佳作和小说家们的范本，其精于谋篇，巧于布局的技法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①高中语文读本[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2.第63页。
②高中语文读本[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2.第69页。
③高中语文读本[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2.第69页。
④高中语文读本[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2.第7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人民出版社 2000.3。
⑥高中语文读本[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2.第68页。
张清河，河南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副教授，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