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指的是在某种文化中因宗教、种族、习惯等原因不能做的事及不能说的话，即犯忌讳的行动和言语。英文中的禁忌（taboo）一词来自波利尼西亚的汤加语，意为需特别注意的东西。总的来说，禁忌包括两方面：一种是人们不得随意使用、接触、冒犯的神圣的事（物），另一种则是人们不得随意接触的不祥的事物。
不同的文化存在着不同的禁忌。中国人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注意禁忌了。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奉行“入境问俗”这一礼节，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忌讳的言语及行动而触怒当地人。有意思的是，西方也有禁忌。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文化、习惯等因素不同，中西方文化中的禁忌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可以说，禁忌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差异。禁忌分言语禁忌与非言语禁忌。本文将从不同的文化意义上探究的言语禁忌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称谓禁忌。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要依赖语言。然而，单纯地学习语言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须掌握隐藏于语言之中的文化背景常识。这样在交流中，人们应避免使用一些可能冒犯别人的禁忌言语，才能达到目的。言语禁忌指一些不宜提及、不宜书写的特殊的言语。称谓禁忌是言语禁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主要讨论三个称谓禁忌：人名禁忌、种族称谓禁忌与行业称谓禁忌。
一、人名禁忌
人类交流时，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名字为他人所识别并称呼。事实上，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是在古代，人们认为名字与安全、健康及命运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为了自我保护，人们不愿随便提及死者的名字。此外，人们还避免提及或使用帝王及尊长者的名字（这即是我们熟悉的避讳。）这些就形成了人名禁忌。
避讳这一现象在中国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它在古代生活中有着重大的影响，几乎人人都受到这影响。那时，人们被禁止提及、使用帝王的名字，这叫“国讳”。例如，汉高祖名刘邦，汉朝人们就得用“国”字来代替“邦”字。每当新皇帝登基，许多人只能改名。而当时所有的文章书籍也都必须避免出现这位皇帝的名字，如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提到“人风”其实就是“民风”，就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这里所指的避讳不仅是指避免使用相同的字，还包括同音或发音相近的字。除了避帝讳外，人们还须避尊长者之讳。例如，西汉著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
史记》中用“同”字来代替“谈”字，原因就在于其父名“谈”。
今天，人们自然无须再避帝王名讳，但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及礼节，避尊长者名讳这一做法仍然存在。在交流中，直呼其名是极为失礼的，人们通常用社会称谓（如职务、职称等）来称呼有身份的人。如张经理名“张三”，人们会称他“张经理”而不直接叫他“张三”。同样如果李四是大学教授，人们则通常称呼其“李教授”以示尊敬。
由于儒家重视宗法血缘，以宗法血缘家庭的观念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避长辈名讳也成为了一大伦理准则与民族的一大美德。时至今日，虽然不需再避帝王名讳，也不需绝对严格地避长辈名讳，但直呼长辈之名仍然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可见这一禁忌对中国人影响之深。
人们通常使用家庭称谓来称呼家庭成员，特别是对长辈，象“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之类，而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直呼其名。家庭称谓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个人的家庭，而且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例如，人们一般会把与自己奶奶同辈的人都尊称为“奶奶”。如若不然，则会被视为缺乏教养。至于与同辈之间或与晚辈之间，家庭称呼与姓名二者均可使用。
而与中国人相比，西方人特别是英美人则没有这么多相关的禁忌，他们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西方有一个独特的习惯——人们喜欢用长辈的名字为孩子命名。英国著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给他儿子取名为兰道夫（Lendorff）, 兰道夫原是丘吉尔父亲的名字。祖孙同名的现象在西方非常普遍。美国人还甚至喜爱用伟人、总统或国家英雄的名字来给孩子取名。这样，美国就有了无数的人叫华盛顿、富兰克林、林肯等等，这在中国而言，是不可能的。
对于关系疏远、不大熟悉的人，人们通常单用“先生”“女士”这样的称呼。这样的称呼显得郑重、尊敬但疏远。此外，在普通场合还有另外一种称呼方式，即用称呼加某人的姓。在西方有许多不同的称呼，最常见的三个便是“先生”、“夫人”与“小姐”。至于称呼亲近之人，像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好友等可以直呼其名。而且为了表示亲昵，西方人还惯用人名的昵称，如帝摩斯（Timothy）常被叫作堤姆（Tim）。他们这样的做法有着他们本身的文化根源。
为什么会这样？在西方，人们崇尚天赋人权。早在希腊时期，人们就重视平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强调人权，呼吁自由、平等。在18世纪，天赋人权被启蒙思想家们拿来作为反封建主义的武器。他们反对阶级不平等、歧视以及其他的一些封建残余，认为这些将被牢牢建立在自然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之上的永恒真理、公正以及平等所替代。从那时起，平等的理念在西方深入人心。人们相信：人人生来平等并享有上帝赋予的平等权利，人与人之间无等级贵贱之分。因此，人们可以直呼长辈之名，这并不意味着不礼貌，反而是一种友好、亲切的称呼方式。用长辈名、伟人名等来为孩子命名，目的是纪念他们或希望孩子能成为那样的伟人。
二、种族称谓禁忌
种族称谓禁忌的存在源自于种族歧视。某些种族中存在种族主义。他们歧视别的种族并给以带歧视性的称呼。因而，这些不受欢迎的种族称谓便成了一大禁忌，尤其是在交际对方有这些种族的成员时。
总的来说，新中国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当然，在历史上，汉民族依赖本身发达的制度及文化，歧视少数民族。比如，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汉族统治者们称少数民族为“夷”、“戎”、“蛮”、“狄”。还有，在封建社会晚期，人们称西方人为“洋夷”、“番夷”。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旧的民族压迫政策，在称谓方面，带有歧视性的少数民族称呼从此消失了。以“壮”族为例，以前，“壮”族被称为“僮”族，1958年后则改为今天的称呼“壮”，保留了原来的读音，但把表示奴仆的“僮”改为表示强壮的“壮”。至于对外国人，新中国持不卑不亢的态度，“洋夷”也不再出现。
但是在西方则是另外的一种情况，人们认为人人生来平等，那么有色人种就不应受歧视，带歧视性的种族称谓也不应存在。在社交场合，人们通常认为违反这一禁忌的人极为无礼或者是种族主义者。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人们广泛使用“Nigger”一词来称呼黑人。如今，这个词成为正式社交场合中的禁忌语。
三、行业称谓禁忌
毫无疑问，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职业比别人的优越。这就导致了职业歧视这一现象。在西方，出于对职业偏见等种种社会意识的考虑，人们极力将地位低微的职业往上类比，一系列好听的名字便被加在那些体力劳动的工作上。于是，“扑鼠者”“清道夫”成了工程师（exterminating engineer/sanitation engineer），“理发师”成了艺术家（tonsorial artist），“园林工人”变为“建筑师”(landscape architect)，“垃圾工”成为了“卫生工作者”（sanitation worker），“刷盘子的”变为“器皿保全工”(utensil maintenance men)。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做法其实是与西方的平等观念紧密相连的。这样的观念使得人们认为违反这一禁忌的人极其缺乏教养。这样的行为也将使人遭遇尴尬。
在中国，行业称谓禁忌依然存在。注重职业高低贵贱的观念致使社会存在职业歧视现象。人们通常使用较为光彩的称呼去称呼那些从事低等职业的人。例如，人们称呼鞋匠、司机、工人等为“师傅”。使用这样的称呼是一种社会习惯，显示了对他人的尊重。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大同小异。
总而言之，作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面镜子，极其生动形象的言语禁忌深深植根于人类文明之中，从中可以折射出人类的智慧及思想。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言语禁忌“记载”了各种各样独特的民俗。同时它们也受到各种社会观念及习惯的影响与制约。如果不了解对方的相关禁忌，在与西方人交流时就会产生误解，不利于双方交流。在全球化的时代，跨文化交际已经越来越频繁。了解对方的禁忌以及隐含于禁忌之中的文化内涵会使人们减少对对方无心的冒犯以及增进相互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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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ll E.T..Beyond Culture. Doubleday, 1976
郭洪，广东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