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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向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先驱，其所提出的女性要从事写作首先得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向被奉为女性解放的圭臬。这个“房间”一方面指物质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指精神上的空间。物质上的空间是基础，女性必须先有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能谈得上精神上的独立。伍尔夫强调女性写作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才是心灵的自由、艺术的提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弗吉尼亚·伍尔夫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家：文雅、不用为生计发愁，一心只是进行文学创作。例如，《远航》的译者认为“作为现代主义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伍尔夫的创作道路与她的生活优裕、衣食无愁有着一定的关系。不必为生活奔波使她可以潜心写作”[1]。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伍尔夫的一生，就会发现，作为意识流大师之一的她也一直在为拥有自己的房屋而奋斗。
       一、海德公园门
       弗吉尼亚·伍尔夫拥有的最早的房屋应该是其出生地——伦敦肯辛顿区海德公园门，那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住宅区，伍尔夫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生活了22年之久。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和编辑，共写过21本文学批评、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他主编的《英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被称为是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她的母亲也具有贵族血统。她自己也说：“我的父母虽非富豪，却也家道殷实；我出生在一个人际交往频繁、文化修养优越、热衷写作、喜欢游览、擅长语言表达的19世纪末期的世界里。”[2]这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家庭，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晚年的回顾中说：
       “1900年的海德公园门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一个完整模型。如果我有能力揭开我们大约在1900年所经历的往昔的一天，它就展示出上层中产阶级维多利亚生活方式的一个横截面，就像展示蚂蚁和蜜蜂们正忙碌于它们的营生的那种玻璃罩子罩着的横截面一样。”[3]
       这个原本由两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随着孩子的增多，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八个孩子的庞大家庭使得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实际上，他们属于所谓中上阶级里的较低阶层。尽管一家人夏天可以去圣埃夫斯度假，但他们没有自己的马车，出门坐三等车厢的火车。如同《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一样，母亲一直为一大家子的开销操心。他们的住房也越来越拥挤，原先的三层楼房不够，后来又在其之上加盖了两层，房屋里面光线很差。伍尔夫同姐姐文尼莎住在四楼的一个房间，父亲的书房在顶层，那里成为她的主要阅读来源。
       当时，崇高的智性的冒险和自由是属于男性的。如果这需要花钱，那么，为了儿子们的利益，女儿们将会被毫不犹豫地牺牲掉。所以，伍尔夫的兄弟们可以走出家门去接受学校教育，上大学，而她和姐姐则在家里接受教育，照料房子。虽然，在父亲书房中的大量阅读给她以丰厚的文化给养，但是，伍尔夫终其一生都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觉得这是她的性别对她造成的伤害。在给哥哥索比的一封信中她抱怨道：
       如今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一起争论的人，我感到有这种需求。你每晚坐在火炉对面，抽着烟斗和斯特雷奇在一起，等等，你在这些情形下得到的东西，我不得不艰苦地独个儿通过钻研书籍来获取。我很缺乏知识，这不足为奇。我肯定，没有什么比得上教师的谈论。[4]
       随着母亲和同母异父姐姐的去世，伍尔夫父亲的脾气变得越发暴躁阴郁，他每周检查帐本，担心入不敷出。如果一周的花销超过11英镑，他就会捶胸顿足，大发脾气。在这个父母的房子里，伍尔夫曾两次自杀未遂，同时还受到同母异父兄长的性骚扰，留下永久的精神创伤。
       二、布鲁姆斯伯里
       父亲去世后，为了摆脱对他的阴郁记忆和兄长的压抑，姐姐文尼莎领着弟妹们把家从海德公园门22号搬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搬到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的租金比海德公园门便宜，因为他们没有继承多少财产。布鲁姆斯伯里是伦敦东部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有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和斯莱德艺术学院，是大学生、作家和形形色色艺术家们的聚集地，具有浓郁的波西米亚风情。从一个窒息的环境进入了一种自由的氛围，伍尔夫从心底觉得是发生了“从暴政向自由的一次奇妙转折”[5]。
       搬到布卢姆斯伯里后，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单独的工作室。她每天上午可以自由地写两个小时，这比起她的先辈她要幸运得多：简·奥斯汀一直到死都没有自己的书房，只能到全家公用的起居室里去写，并不时受到家人、客人的打扰；还得小心翼翼，不让外人知道她在写书，客人来了就把书稿藏起来。而伍尔夫可以从容自在地写。
       在布卢姆斯伯里每周四晚上，哥哥索比把在剑桥的同窗好友带到家里，请他们喝咖啡，谈论一些学术问题。同这些知识分子的交谈开阔了伍尔夫的眼界，弥补了她因没有上学而欠缺的东西；同时，同这些人的交往，提高了她对艺术的欣赏水平，开阔了视野，使她超越了一般女作家的琐屑与哀怨，投向更广阔的人性终极意义关怀。
       早在父亲死后的伍尔夫第二次精神崩溃病愈之后，她就觉得自己该挣点钱，即便仅仅为了弥补她的疾病所造成的部分开销。她在约克郡时参观了勃郎特三姐妹的故居——哈沃斯牧师住宅（Haworth Parsonage），写了一篇有关它的报道寄给了《卫报》，这是伦敦一家面向神职阅读群体的周报；其中妇女副刊的编辑特利尔顿太太是维奥莱特·迪金森的朋友。而迪金森是伍尔夫多年的密友，多亏她的引荐和鼓励，《卫报》成了日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早期报刊习作的固定渠道，从这时起，伍尔夫成了一个长期受雇的短文和评论作家。1905年起，她又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建立了一种几乎持续一生的联系。整个1908年和1909年她都忙着为报刊写作，《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成了她的头号雇主，但她也为《康希尔》写一些较长的评论。她还被聘为《耶鲁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大西洋月刊》等重要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她一生写了总计三百五十余篇的文学评论、随笔和书评，她的这些文章，后来收入《普通读者》和《普通读者二集》、《三个基尼》等。她的一篇评论刚开始有时只挣2、3个基尼，但是到后来，她的一篇文章可以卖到50英镑。所以在婚前，她主要靠写评论来挣钱。
       三、霍加斯
       姐姐文尼莎结婚以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弟弟艾德里安先是搬到了费兹洛广场29号，当租约到期后，他们在布郎斯威克广场38号找到了一栋四层楼的大房子，和几个朋友合租，其中有经济学家梅纳斯·凯恩斯，美术家邓肯·格兰特，和日后成为伍尔夫丈夫的伦纳德·伍尔夫，大家分摊房子的日常开销。1912初，为了养病，伍尔夫又租下了阿希姆（Asham），一个偏僻浪漫的地方，很多时候她在这里写作。
       1912年8月她和伦纳德·伍尔夫结婚。伦纳德并非显赫人物，用伍尔夫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伍尔夫从去世的哥哥索比和姑妈那儿继承了一些钱，这笔钱每年的收益少于400英镑。1916年他们夫妇一年的开销大概是500-600英镑，尽管很节俭，但也已经超支。1914年，1915年和1916年他们处于非常手紧的时期。伍尔夫回忆说：“在好些年里，我连一英镑多余的钱都没有，也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或一把垫子里不缺填料的椅子。”[6]维奥莱特·迪金森意识到伍尔夫夫妻财政情形的窘迫性，曾想借钱给他们。作为一个穷男人的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到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善生活。她甚至到一家烹饪学校去学习，为的是学会自己做家务，可以把雇佣人的钱省下来，但却因“把自己的结婚戒指忘在板油布丁里而出了名。”于是她转向了自己最擅长、最热衷的事情——写作。尽管写作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更多地是出自内心的需求，但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她自然也会考虑经济利益。
       夫妇俩从结婚开始就决心以写作为生，他们有意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这需要2000英镑，但是他们没有筹措到。1915年初，他们租下了位于里士满区的一个十八世纪的房子，他们称为霍加斯宅。伦纳德买了一架印刷机，夫妇二人学习排字、印刷技术，尝试着印刷了两本小书，印出后销路尚好，还赚了一点儿钱。于是，他们夫妇于1917年正式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他们陆续出版了当时一些重要文人的作品：如：T·S·艾略特的诗集，E·M·福斯特的小说、斯特雷奇的传记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小说等，这些年轻的文坛新秀，后来都成了蜚声文坛的名家。尽管伍尔夫也曾抱怨印刷书籍过多地侵占了她的写作时间和精力，但她对出版社的工作越来越感兴趣。她上午写作，下午就去出版社工作，完全变成了一个熟练的排字工人。除了早期的两本小说《远航》和《夜与日》是在她的同母异父的哥哥所属的出版社出版外，伍尔夫其后所有的书均由自己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伍尔夫曾戏称自己是英国唯一一位不用考虑出版商的作家，这个出版社的创立为她大胆地进行艺术探索提供了坚定的后盾。
       四、僧舍
       有了钱的伍尔夫，首先想到的就是改变住所，改善自己的住房。1919年7月，伍尔夫夫妇花700英镑买下了萨塞克斯郡的僧舍（Monk"s House），那是一栋隐没在僻静处的两层楼的乡村住宅，里面有许多彼此相通的低矮小房间，一楼地面铺着砖，楼梯狭窄，既没有浴缸，也没有热水和厕所。但住宅后面是一个盛大、凌乱的花园，花园之外是一片果园，果园之外是围墙环绕的教堂墓地。在伦纳德·伍尔夫的《重新开始》(Beginning Again)中，这样描述了这栋房子：
       “1919年前我们注意到这栋房子和花园，来回走过洛得梅尔教堂和村庄街道间的巷弄时，你可以看到墙那边的果园和花园，还能瞥见屋子的后面。那片果园很怡人，而花园正是我喜欢的那种，繁细分割地好像百纳布，一块块的是树、灌木、花、菜、水果、玫瑰和番红花，几乎和白菜和醋栗丛混成一片。”[7]
       他们俩都很喜欢这个地方，从这儿，他们可以步行到姐姐文尼莎的乡村住宅查尔斯顿，可以和姐姐一家喝喝茶。这里成为他们永久的乡间住宅，也成为作家日后的生命归宿。伍尔夫去世后，她的丈夫伦纳德就把她的骨灰安葬在花园里的一棵榆树下。
       在完成《雅各的房间》后，1922年新年伊始，伍尔夫决定不再写评论了，因为它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她觉得自己靠其他形式的写作也能挣到同样多的钱。她曾说过：在18世纪中期，有数百个女人写过小说，目的是增加私房钱或在紧急时刻救助家庭，“使她们头脑活跃起来的原因是那个不争的事实：女人可以靠写作来挣钱”。她非常推崇英国17世纪的女诗人和小说家阿弗拉·贝恩，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伍尔夫并不忌讳用写作赚钱，她甚至鼓励她的女同胞们“凭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每年也能挣到五百镑。”[8]她决心通过写小说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五、塔维思托克
       1924年1月，伍尔夫夫妇搬到了布鲁斯伯里的塔维思托克广场52号。他们定了十年的租约，那是一排19世纪早期的房子，有四层楼，他们也接手了一、二楼的现成租户，上面的两层是伍尔夫夫妇在伦敦的家，房屋明亮、宽敞，出版社搬进了地下室，原先的弹子房成了伍尔夫的工作室。从没有自己的房间到有一个小房间再到大的写字间，伍尔夫用手中的笔改善了自己的住所，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宽敞的写作空间。
       发表《达罗威夫人》后，伍尔夫雄心勃勃，在1925年4月19日的日记里她写到：“决心今年夏天靠写作挣上300英镑，用来在罗德麦尔修建一个浴室和热水系统。”[9]她的代表作《到灯塔去》第一年就卖了3873本，她用这笔钱买了辆汽车和留声机；《奥兰多》让她成为了畅销作家，前六个月就卖了8104本。她不再有财政紧张的问题了，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富有。现在只要她愿意，她可以走进店里买下任何她想要的东西，不用考虑花多少钱。她在日记中写道：
       “自我结婚以来，（1912到1928年共十六年的婚姻），这是我首度开始花钱。这花钱的动作还不算顺手，我觉得有罪恶感；当我知道应该买的时候，我还是延后消费；然而口袋里塞满超过我平常每周的十三先令——过去这十三先令多半总是花费殆尽，或是遭人觊觎——有种很是优渥的感觉。”[10]
       1930年1月26日，她和丈夫就半年的收入算了一笔帐，发现去年她自己已经挣了3，020英镑，相当于一个公务员一年的工资。这对她来说是个惊喜，因为一直以来她都满足于一年200英镑。写完《海浪》后，她有了一笔860英镑的“小金库”；还拥有了物质上的奢侈品：一张希尔品牌的床，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电灯，外加一台电冰箱；还能给外甥女安吉莉卡一份买衣服的零用钱；最重要的是她可以写一些轻松自在，不必忧心忡忡的东西，不必考虑市场行情。
       有了钱，伍尔夫不再囿于家里的会客厅。她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可以去国外旅行，去法国、希腊，异国的风土人情让她大开眼界，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然，生活的富裕并没有让她仅停留在物质享受阶段，而只是为她的艺术探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她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自己的文学实验，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把自己所崇尚的文学标准付诸实践。所以1919年当英国国会通过法案取消对妇女就业的限制的时候，伍尔夫热情欢呼：“……闺房的门猛然敞开了。每位妇女的钱包都有、或者可能有一枚崭新的六便士，由于它，每一种思想，每一个眼光，每一次行动都有了新意。”[11]钱确实影响女性写作，在分析夏洛蒂·勃朗特的时候，伍尔夫大胆假设，如果“这个以1500英镑的低价卖掉自己小说版权的愚蠢女人，每年有300英镑的收入，也许她就不会那么愤怒地写作，也就不会因精神抑郁、内心苦闷而过早去世。”[12]女性如果有一小笔钱，有闲暇的时间，她们就会超越个人得失，更加用心于笔墨，更加自信，技巧会更加娴熟，更具创意；从而去关注一些大问题，如：人类的命运会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
       纵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她并不是高高在上地享受现成的物质财富，而是在收入窘迫的情况下，不抱怨，不愤慨。作为女人，作为妻子，她从未想过依赖男人、丈夫，而是拿起笔，亲自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她不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而且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她用亲身经历实践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对现代女性应具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宜思.“前言”远航[M].弗吉尼亚·伍尔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2]Virginia Woolf: "A Sketch of the Past", Moments of Being[M]. Jeanne Schulkind ed. Hogarth Press, 1985. P65.
       [3][5]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 存在的瞬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8页
       [4][6]转引自Quentin Bell. Virgina Woolf:A Biography[M].Triad Granada,1981. P196; P367
       [7]转引自约翰·雷门.弗吉尼亚·伍尔夫［M］.余光照译，百家出版社，2004.第46页.
       [8][12]弗吉尼亚·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读书随笔［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58-59；63页.
       [9][10]Virginia Woolf.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 [M]. Anne Olivier Bell.ed. Penguin Books Ltd.1982. P272; P285.
       [11]Virginia Woolf.Three Guineas [M].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8. P24
       段艳丽，女，河北师范大学外语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