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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是一位享誉全球的艺术家。他为世界所认同和接受，原因很多，或者是他的简练含蓄的叙事风格——“冰山”风格，或者是他通过一系列文学作品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代青年的迷惘情绪，或者是他塑造了一系列打不败的“准则英雄”，或者是他斩获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每个人、每个民族或许出于不同理由对海明威的小说创作表现出认同和接受，但我们认为海明威最可能为全世界接受的理由在于，“海明威在他的作品中宣讲人生哲学”，[1]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既非功利又非伦理道德的人生价值信念，即审美的人生价值观。
       一、“海明威精神”
       海明威出生于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这个时代正是被评论家们称为价值真空的“爵士乐时代”，即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坍塌了，而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正值此时，海明威踏入社会，开始了他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之路。首先，他带着自己的英雄梦想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前线，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因为自己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获得了意大利政府授予的银质勋章。19岁的海明威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想，可是这一虚假的英雄梦幻很快因为身体的伤残、初恋的失败、事业的渺茫和顽固保守的生存环境而破灭了。接着，他带着痛苦、失望和迷惘离开美国本土，凭借自己对文学的一腔热情踏上了他的文学流亡者之路。在巴黎的最初岁月，他刻苦向前辈作家、艺术家学习，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勤奋耕耘，可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他陷入更加深刻的迷惘痛苦之中，一度加入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流亡者”行列，沉浸于酗酒、赌马、情感游戏和各种野外的冒险刺激活动。尽管如此，海明威并不甘于迷惘，在痛苦中他仍在寻找着“如何生活”的答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西班牙斗牛活动，他从勇敢无畏的斗牛士身上体味到一种别样的人生之路：勇敢地正视人生的痛苦与不幸，凭借一种完美的勇气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永不停息地拼搏，不求胜利，不求收获，只求在拼搏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展示人的勇气、尊严和旺盛的生命力量，以“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称职的“人”。从此以后，海明威爱上了西班牙，迷恋西班牙斗牛，并坚持用这种斗牛士精神去指导和衡量自己的人生态度。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他终于取得了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功，从而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同样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到非洲丛林与狮子、野牛拼搏，在墨西哥湾流与鲨鱼、大马林鱼拼搏，在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战地记者与各种危险拼搏。即便在晚年他病症缠身之时，在传说他“才思枯竭”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依然顽强拼搏并完成了他的绝唱《老人与海》，以事实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当他确实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在更高层次上超越自己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让命运之神来主宰自己的生死，而是勇敢地对准自己举起了猎枪，最终成为主宰自己生死的人，用行动诠释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给打败。海明威毁灭了自己的肉体，但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生和人的意志力量。
       海明威的这种人生态度更加清晰地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我们从他的四部主要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精神的生成、发展和作用。《永别了，武器》是一部关于人生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指挥最糟糕的大屠杀”的一战战场上，主人公亨利经历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从战争和爱情生活两方面的悲剧，亨利充分感受了世界的非理性本质，体验了人生的痛苦本质，认识到了人与世界的对立以及人生悲剧的必然性。《太阳照常升起》的主人公们带着一战的创伤来到巴黎，他们是消极的、颓废的和痛苦的，他们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找寻不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们把巴黎当成了“永久的游乐场”。正是在这种“迷惘”的情绪之中，杰克·巴恩斯认识了斗牛士罗梅罗，就像海明威接触西班牙斗牛一样，杰克·巴恩斯从斗牛士精神中找到了走出迷惘的途径，获得了对抗人生痛苦和虚无的“法宝”，从而明确了人生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伯特·乔丹正是带着这件“法宝”主动走上了抗击法西斯的西班牙战场，在几乎不可能的“炸桥”任务面前，他表现出超常的勇气和胆识。尽管他存在着较多的悲观情绪，但他最终还是以自己的行动和牺牲表现出了有限生命对生存之无限痛苦的抗争和超越。《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的孤苦状态下并没有丧失抗争的意志，他以满是伤痕的年迈身躯，凭借丰富的经验、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最终战胜了大马林鱼。尽管他的胜利果实被成群的鲨鱼所毁，但他在与马林鱼、鲨鱼搏斗的过程中显示了人的勇气和力量，而且他并没有因挫折而懊悔和颓唐，他仍梦见象征勇气和力量的狮子。圣地亚哥老人面对不幸和痛苦选择了勇敢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展示出人的顽强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量，面对抗争之后的失败表现出无怨无悔的精神。“一个人你尽可以把它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2]这是圣地亚哥的座右铭，也是海明威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痛苦人生中苦苦寻求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圣地亚哥是海明威小说中一系列主人公发展而成的总结性英雄，他的精神正是海明威和他的小说主人公一道体验、认识和思考人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人生态度。[3]
       海明威在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宣扬的人生价值信念，我们称之为“海明威精神”。其实海明威有很多言语也明确表达了这种人生价值观。“死在幻想还没有破灭的幸福的青年时期，光荣地死在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要比死在筋疲力尽、梦想破灭的老年强得多”。[5]“我相信，人生就是一部悲剧，也知道人生只能有一个结局”。“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就像拳击场，每一个人都在场内。你只有还击才能生存，所以，我时刻准备拿起拳击手套戴上就打……我要打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那时我就要跟自己打，目的是要把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享受”。“精彩的斗牛不是一种运动而是一出悲剧，其中所有的人物——骑马斗牛士、短扎枪手、斗牛士以及头号主角公牛——都必须有技巧、有美感、有勇气扮演各自的角色”。“一个人只要在反叛死亡，他就会成为天神那样的主宰死亡的人物，也就乐在其中了”。[4]由此可见，在必死的人生道路上有勇气、有技巧、有美感地永不停息地拼搏，是海明威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所选择的最好的生存方式，也是海明威终其一生所宣扬的人生价值信念。“海明威精神”的诞生在“信仰丧失”的时代完成了一种新的生存法则的重建和价值观念的重塑。
       二、“海明威精神”与尼采哲学
       关于美国作家海明威有无哲学思想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有论者认为没有，有论者以为有。我们认为海明威的文学创作中是存在一种哲学思想的。法国作家加缪说：“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6]海明威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道关注、思考并尝试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所以，说海明威没有哲学思想是欠公正的。关于海明威的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学界的回答就更加缤纷。美国学者罗维特和布伦纳曾撰文指出，“海明威规则是道德的或哲学的艺术原则，他借此把意义与价值赋予人们扑向死亡时表面上徒劳的搏斗”，并进一步指出海明威规则是一种“逆境求生的态度”，“其生存作用无异于其他任何以宗教或人道为中心的二十世纪生活哲学”。[7]库尔特·辛格在《海明威传》中强调了他的所谓“行动哲学”：“这是一个行动的巨人，一开头就只有行动，没有空谈。……甚至到最后，也还是只有行动，没有空谈。”更多学者从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自然主义、达尔文主义甚至斯多葛主义去探讨海明威哲学思想的内涵和来源，并取得了可资借鉴的成果。海明威的话语、生活和创作中处处都在阐发他关于世界的本质、人生的本质以及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与德国唯意志主义哲学，尤其是尼采的人生价值学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以唯意志主义哲学、尼采的人生价值学说为参照，更能看清海明威人生哲学的内容和本质。
       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从意志和表象出发提出了生存意志学说和著名的命题“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并从生存意志出发创立了他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叔本华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生存意志，这就决定了人生的必然痛苦、人生的徒劳和虚无。“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皆为痛苦”。“每一个体的不幸似乎是出自一种突发的例外事例；但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幸，却是出于必然的法则”。“人生是一个逐渐解除幻想的过程”。“所有幸福皆为虚无缥缈之物，而所有苦难则为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看作是在令人惬意之虚无的寂静中出现的一场毫无用途的骚动时节”。“生存所具有的全部形式，都在向我们展示着生存之空虚”。“时间，以及由时间所导致的所有时间中存在之物的终有一死，不过是生存意志向自身展示其努力奋斗之一无所获的形式”。[8]尼采作为叔本华的学生，其哲学思想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说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他继承了叔本华的悲观世界观，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讲述了一则古老的神话：国王弥达斯终于找到了酒神的养育者和教师西勒诺斯，强迫他说出“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的答案。西勒诺斯说：“可怜的浮生啊，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就死。”[9]
       如前文所述，海明威也发表了类似于叔本华、尼采的言论，而且他的全部作品都在向世人展示世界的荒诞、非理性，人生的痛苦、无意义，以及人与世界的紧张对立关系。他的全部故事都发生在战场、狩猎场、拳击场、斗牛场等危机四伏的被失败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的场所，这些场所没有秩序、规则可言，没有理性可依，有的只是荒诞、痛苦和死亡。弗朗西斯·麦康伯因为怯懦而遭老婆唾弃乃至背叛，而找回了男子汉的勇气却丧失了性命。《杀人者》中，一面是紧锣密鼓的谋杀，一面却是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束手待毙。《印地安人营地》中，一面是成功地接生新生命的自豪，一面却是忍受不了痛苦折磨的自杀。《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们，一面是喝酒、斗牛等无休止的狂欢，一面却是人间地狱般的漫长煎熬……不得不在这样的世界求生存的人们，无论你具有如何顽强的生存意志，无论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态度，你的失败、毁灭或死亡是别无选择的，总之，你的悲剧结局是注定了的。《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借火中的蚂蚁很好地描绘了人在这个世界痛苦无奈的命运：“我有一次野营，加一根木柴在火上，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结队地涌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蚂蚁在木柴尾端聚集得够多了，就掉到火里去。有几只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爬去，挤在那还没有着火的尾端上，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10]即使为世界的民主、和平事业而投身于一场正义战争的“反法西斯英雄”乔丹，也无法摆脱掉浓浓的悲观意识；圣地亚哥的“乐观”在对非理性世界的宽容中也透露出几分凄凉。因此，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如亨利、杰克、乔丹等人，还是他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无论他们最终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他们的生存信念都是以其悲观的世界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动都无一例外地浸透着痛苦感、徒劳感和悲哀感。因此，海明威以及他笔下的人物都和叔本华、尼采一样对世界和人生持一种悲观的信念。
       但是，海明威和尼采一样又不甘于这种叔本华式的悲观。尼采发现了“酒神精神”以拯救苦难人生，赋予人生以审美的意义。尼采说：“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艰苦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尽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11]尼采提出酒神精神，是把悲剧所显示给我们的那个本体世界艺术化，用审美的眼光来看本无意义的世界永恒生成变化过程，赋予它一种审美的意义。把不断创造又毁掉个体生命的意志充盈的世界看作酒神艺术家，站在他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痛苦与毁灭，那么，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就化作了世界的喜剧。周国平在《悲剧的诞生·译序》中把酒神精神的要义、尼采的悲剧世界观概括为“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9]由此，尼采在宣称“上帝死了”的同时，向人类内在生命本身开掘出一种精神力量以替代传统外在的英雄救世和基督教道德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尼采呼唤具有强力意志和旺盛生命力的“超人”，主张“重估一切价值”、“打倒偶像”。
       不管海明威是否曾经接触过尼采学说，也不管他是从什么途径接受尼采影响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海明威的言行和创作所表现出的人生哲学思想与尼采存在着惊人的相似。首先，他同样在认识到人生的痛苦、虚无本质之后，不是否定人生，而是通过对人生痛苦、虚无的抗拒从而在根本上肯定人生。海明威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们都曾经因为发现世界的残酷非理性、人生的虚无痛苦而在迷惘中徘徊消沉，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正视死亡，把痛苦和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接受。“死自有一种美，一种安静，一种不会使我惧怕的变形。……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但是只要你活着，就要以最好的方式活下去”。[4]进而认识到“一个人只要在反叛死亡，他就会成为天神那样的主宰死亡的人物，也就乐在其中了”。[4]于是，海明威的小说，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人生各式各样的必然痛苦与不幸，一方面又通过“准则英雄”形象展示了人借以蔑视痛苦、超越虚无的勇气、意志和生命力。曼纽尔、乔丹、圣地亚哥这些英雄虽然身处各式各样的痛苦不幸之中，但他们毕竟没有被吓倒或征服，相反，他们凭借勇气、尊严和生命力顽强地执着于生，以一种悲剧的形式肯定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海明威敢于反叛传统和权威，致力于开掘新的人生价值，并最终赋予人生以审美的价值。海明威反对基督教道德，称宗教是“麻痹人民的毒品”；他淡漠来世，“我的灵魂也许不会得救。谁他妈的关心自己的灵魂是否得救呢？明智地丢掉自己的灵魂，是人的职责”。[4]他只希望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生命力量和意志力量旺盛的人，一个有勇气面对苦难并超越苦难的人。他笔下的英雄也都在努力成为最优秀的斗牛士、渔夫、猎人、拳击手等。海明威热衷于描写失败或死亡，他的英雄们最终都难逃厄运，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失败和伪装巧妙的胆怯更富于人性，更为人所爱”。[12]尼采也说：“假如你们在伟大的事业中失败了，你们自己因此便是失败了么？假如你们自己是失败了，人类因此便是失败了吗？假如人类也是失败了，好吧，别在意！”“失败了的事情因其失败更应当被人尊敬”。“当不可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13]他们在不同领域中共同发现了失败和毁灭背后隐藏着的人的永恒价值：尊严、勇气和生命力。尼采把这种价值赋予他的“超人”，海明威把它赋予他的“准则英雄”。我们清楚地看到，准则英雄如同超人一样，他们的人生态度中激荡着一种抗争激情。这正是尼采对人生给予充分肯定的原因：“然而，死和死亡寂静便是这未来唯一确凿和一切人共同的事情！多么奇怪，这唯一确凿和共同的事情对人们几乎毫无影响，他们距离感觉自己与死相邻最为遥远！我看到人们根本不愿意思考死亡思想，为此甚感快乐。”[13]
       总之，海明威透过自己的言行，尤其是透过他的“准则英雄”形象，向世人展示了一种与尼采的人生哲学如出一辙的审美的悲剧人生观。人生是痛苦、虚无的。人生所能获得的唯一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鼓足勇气与人生的痛苦和虚无进行殊死抗争。这种抗争不求有所收获，也不可能获取胜利，只求在不屈的抗争中表现出人的完美无缺的勇气、顽强的生命力和至高无上的尊严。这就是海明威和他的准则英雄的审美人生观。准则英雄的敢于直面人生悲剧、追求超越和永恒的人生态度，不正是酒神精神的显现吗？通过圣地亚哥、乔丹等个体的痛苦、失败或毁灭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永不屈服的精神，我们难道不是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人的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吗？准则英雄们抗争后的肉体毁灭（或失败）和精神不败不正说明人的生命意志的不可穷尽吗？他们在审美层面上找到了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从而执着人生、肯定人生，他们因此而欢欣鼓舞，这正是海明威精神所蕴含的人生哲学。
       总而言之，“海明威精神”的形成，与他生存的时代有关，与他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关，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因素有关，但其与唯意志主义哲学尤其是尼采的悲剧人生观存在着更加显著和密切的内在价值关系。
       参考文献：
       [1]童庆炳：《太阳照常升起》，《文学自由谈》，1999（5）。
       [2]海明威：《老人与海》，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3]苏顺强：《海明威的创作道路》，《襄樊学院学报》，2005（6）。
       [4]辛格：《海明威传》，周国珍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
       [5]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6]加缪：《加缪文集》，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
       [7]罗维特等：《规则：重新评价——海明威论》，《当代作家评论》，2000（1）。
       [8]叔本华：《叔本华随笔和箴言集》，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8年。
       [9]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
       [10]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11]杨恒达：《海明威》，长春出版社，2001年。
       [12]海明威：《老人与海》，董衡巽等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
       [13]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苏顺强，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