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宪，男，1947年5月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湖北省文艺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文学批评学、马列文论的研究与教学。代表性著述有《论情感在审美中的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怎样论述审美的》、《对更新文艺研究方法的思考》、《现代批评的策略》、《语言批评的世界——求索于言意之间》、《语言的痛苦》、《话语分析：文学言说中的文化选择》、《“以言破言”与“能指优势”——从一个差异看中西文学批评的语言意识》、《作为虚构的意识形态的文学》等。近几年开始关注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问题，发表《跳出“雅”、“俗”看金庸》、《世俗生活的意义——对池莉作品及其评论的读解》、《艺术世俗化的意义——论本雅明的大众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等论文。主编有《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
从小就养成了无事乱翻书的阅读习惯，至今没变。只是随着读书经验的积累和人生阅历的增长，现在的“乱翻书”比起当年要进步了许多。少年时代乱翻书往往出于好奇，觉得有趣的书都想看看，而激起好奇心的原因更是五花八门：有时候是因为书的封面、装帧或插图，有时候是因为书名、作者名、甚至书中某个人物的名字，在更多的时候则是因为道听途说，“久仰”其名让我有了想把某本书找来翻翻的欲望。到了文革时代，能读什么书几乎完全取决于机遇；记得在农村当知情的时候，一本不知道怎么到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因为没人跟我抢，也让我来来回回地翻了几遍……总之，那个时候的“乱翻书”是“乱”在盲目性上，属于不怎么挑剔也没有挑剔标准的乱七八糟的“乱”。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书都看的虎头蛇尾，甚至半途而废。成人以后的“乱翻书”少了盲目性却多了随意性，“乱”在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上，看书既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也不受所学专业的限制，要看哪本书完全取决于兴趣和心态，常常是跟着感觉走，只想在没有负担的阅读中放松一下心情，不期而遇的收获也因此成了乱翻书的最大乐趣。
在乱翻书的过程中我还发现，喜欢读书的人好像都有这个毛病。比如，美国人汤姆·拉伯在《嗜书瘾君子》里说，有次他在逛了一天书店之后，买了这么一些书：《豆腐大百科》、《如果河里淌着酒》、《比力·巴德》、《一万四千件开心事儿》、《人生该明白的事，幼稚园早就全教过》、《蚂蚁全书》和一本“德土字典”。抱着书回到家里，拉伯说，“我坐在地板上，宛如脱胎换骨，把书一本一本拿起来左看右瞧，然后一边吃吃地笑”。光看书名和他的这副痴迷的“傻样”，就知道这位肯定是一个喜欢乱翻书的主儿。
作家老舍曾写过一篇关于读书的“自述”，头三条说的也和乱翻书有关。他说，“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到什么，遇到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兴趣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我都记住，还要书干吗？”“第三，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激不尽。”
到底是深谙此道的行家里手，老舍确实说出了乱翻书的好处和乐趣：由于“无事乱翻书”是一种“无主题”的随意阅读，你常常会被感兴趣的书带进一个并非刻意追求的知识领域，这不仅让人开阔了眼界，有时候还能把人带出习惯性的思路，换个角度看问题，说不定还会蹦出一些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想法。这方面最有趣的例子，大概就是福柯写作《词与物》的事儿了。
福柯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被誉为“一部关于新思想的伟大作品”。可是谁能想到，激发福柯写作这部巨著的灵感，包括这本书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竟然是他在一次乱翻书时，受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启发的结果。关于这件事儿，福柯自己在《词与物》的“前言”里是这么说的：“博尔赫斯作品的一个段落，是本书的诞生地。本书诞生于阅读这个段落时发出的笑声，这种笑声动摇了我的思想所熟悉的东西……”
让福柯发笑的起因，是他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偶然看到了一段描述“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对动物分类的文字，内容如下：“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就是这段近似胡言乱语的文字，成了福柯思想的发祥地。
博尔赫斯所说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大概是指中国古代的“类书”，不过即使类书也没有这么划分动物的，这段文字显然出自博尔赫斯的想象，属于文学的虚构。可是对于福柯来说，这个令人惊奇、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分类却让他在大笑中想到了人们通常不会想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人不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为什么西方人会对博尔赫斯描述的这个“动物分类”感到不可思议？这个追问使福柯意识到，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事物的分类，其实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而人们怎么去划分事物的类别，则要受一定的文化和知识的规范，西方人是因为“自己的思想的限度”才会对这个“动物分类”感到莫明其妙。对于“知识限度”的发现让福柯的思考沉入了更深层次的思想领域，他指出，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的秩序，其实并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关系，而是人按照自己的知识划分和建构起来的，事物的秩序是人在某种思想和文化的作用下，人为地把“词”与“物”结成一体的结果。福柯由此注意到现代理性知识的局限性，这使他意识到，由于受理性知识的局限，人实质上只能是一个有限的主体。这个思想颠覆了现代西方人文学科所建构的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神话，开启了后现代哲学反思现代性的思路。
福柯从博尔赫斯一段文字中得到的启发，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乱翻书的意外收获，但是仔细想想，又觉得也不尽然。因为用互文性理论来解释，可以说许多突发的奇想往往来自乱翻书对互文关系的发现，这说明思路的转变与乱翻书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关联。
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译为“文本间性”），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一种文本理论，说的是在文学和文学活动中普遍存在、却又常常被人们忽视了的一种现象，即任何一个文本实际上都和别的文本有着某种关联，每一个文本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理论通过互文现象的普遍存在力图说明，作品的产生和作品的意义并不完全来自作者自己的创造，它还和别的作品和别的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我们读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大概都会惊叹这首在文字上极其精致、简洁的小令，蕴涵的意味竟然如此丰满。你看，小令的前三句就凭着十八个字，九个名词，在省略了动词和一切表示语法关系的词语的情况下，就展现出一个有着丰厚意味的秋景画面，把一个在深秋季节还飘泊在外的孤独旅人的悲凉感受，表现得那么深切感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马致远个人的艺术功力当然不可忽略，但是，如果作更细致地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简洁的文字所以能够表现出远远超出其本身意指的深长韵味，其实和其他文本有关，《秋思》的意境是借助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造成的，其中蕴涵的意味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马致远对别的诗歌和诗人的“借贷”。我的意思是说，“枯藤”、“昏鸦”、“小桥”、“流水”这类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已被众多的诗人描述和渲染过，它们在进入马致远的小令之前，已被其他诗词赋予了丰富的寓意和情调——“枯藤”、“老树”不仅仅是植物的名称，它们还和“苍凉”、“荒芜”的氛围相关；“昏鸦”、“瘦马”也并非仅指动物，同时还含有“凄苦”、“孤独”的意味；“小桥流水人家”也不是日常生活场景的白描，其中还有“温馨”、“安逸”和“亲情”的蕴含……总之，这些语汇因为经过无数诗篇和无数诗人的营造，已经成了寓意丰富的审美意象，人们一看见它们就会产生丰富的联想，与之相关的情景和感受油然而生。马致远正是依赖互文关系赋予的这些寓意和韵味，才有可能仅用名词的排列组合，就把飘泊在外的孤独旅人的情思表现得如此深厚，如此感人。从这个角度看，《天净沙·秋思》的魅力与其说是来自于对秋思意象的原创，还不如说是来自诗人对古典诗歌中最富于表现秋思的意象的选择和提炼，这正应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的那句名言：“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
从上述的互文现象来看，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使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发：在文学研究和文本阅读中，若想更深入地理解一个文本的蕴意，就必须打破那种仅从作家——文本——世界的线性关系上去把握文本意义的成规，将文本意义的追寻延伸到主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网络之中。也就是说，在感受和分析一个文本时，我们同时还应该关注这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关注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所造成的意义衍生对这个文本意蕴的影响。它意味着互文性理论是对文学研究视野和思路的拓展，提醒我们在理解和解释文学文本时，不要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仅仅从文本本身和作家那里去寻找文本的涵义；互文性阅读要求我们关注隐藏在文本中的各种关系线索，从文本之间的关系网中去寻找意义衍生的踪迹，通过意义衍生、流变的过程去捕捉、感受和思考文本的丰富蕴意。以互文阅读的这个特点来看，“乱翻书”可就派得上大用场了，因为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并不都是显性的，仅仅根据字句、意象或主题的相似就可以找到。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是以隐性的形态存在着，人们可能找到的只是互文关系的踪迹，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去发现。而乱翻书这种阅读方式为我们建构的阅读视野和知识空间，显然更有利于追寻、发现和梳理文本之间的隐性互文关系。这里不妨说说我自己的一次经历，它让我体会到了乱翻书时发现互文关系的喜悦，更帮助我解决了在孤立阅读一个文本时难以搞清楚的问题。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大概在读小学的时候，就都知道了应该用“表现了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来理解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是在读了《自嘲》全诗之后，我却对这种说法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且不说《自嘲》一诗几乎全以反讽的语调写成，句句都是正话反说，把其中一句说得那么严肃，与全诗语境不符；就是从用词上讲，“孺子”的意思是“小孩子”或“年轻人”，鲁迅用这样的词语指代他心目中很高大的“劳苦大众”，似乎也难以说通。后来翻阅鲁迅的日记，在1932年10月12日这天的记载里，发现他在为柳亚子写的《自嘲》条幅上还有这样一段话：“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交代了《自嘲》一诗写作的大致经过。“达夫赏饭，闲人打油”，是指几天前郁达夫夫妇与其兄嫂请鲁迅夫妇、柳亚子夫妇和林徽音吃饭。席间柳亚子向鲁迅索诗，于是鲁迅写了《自嘲》一诗相赠，并自谦是“闲人打油”，意思是《自嘲》只能算打油诗。这些内容都可以在鲁迅日记里找到。这段话中还不清楚的内容是，鲁迅所说的“偷得半联”才“凑成一律”的“半联”是哪半联？这半联又是从什么文本中借来的。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找到这“半联”对理解《自嘲》非常重要；如果找不出鲁迅暗示的与别的文本之间的这种互文关系，我们很难说自己理解了《自嘲》的寓意。可是翻看了许多书，都没有找到与《自嘲》有互文关系的文本，只好作罢。没有想到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许多事情，有时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一次乱翻书时，我意外地在清人洪亮吉的《
北江诗话》里，遇到了鲁迅所说的那“半联”。
《
北江诗话》卷一第五十七则，有这样一段文字：“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原来让鲁迅“凑成一律”的那“半联”是“饭饱甘为孺子牛”！钱季重借此坦言了他对儿子们的溺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寓意显然和“狂士”钱季重所写的这半联相关。以此来读解鲁迅的诗句，其意思无非是说，他根本不理睬那些以溺爱儿子来攻击自己的言论。由此来看，可以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句和《自嘲》全诗的蕴意及风格是一致的，它表现了鲁迅不媚世、不从众的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
乱翻书对互文关系的发现，不仅给阅读带来许多乐趣，更重要的是，它还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在这方面做得最出色也是最有成就的中国批评家，在我看来就是钱钟书先生了。
几乎所有读过钱钟书著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在讨论问题时常常喜欢旁征博引，用随手拈来的各种文献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和阐发文本的蕴意。不仅如此，从钱钟书的旁征博引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对资料的阅读和使用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他更注意那些通常被人们视为鸡零狗碎、不成气候的小材料。用他自己的话说，许多“挂出牌子来讨论文艺”的著述，“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礼节性地表了个态”，“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大约就是这个原因，“乱翻书”成了钱钟书阅读的一大特色，他常用一些从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被人忽略了的材料来阐述问题。这使他对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的追溯，往往能见人之不见；对文本意义的阐释，也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手边有个现成的例子，刚好可以拿来说明钱钟书在文学研究上的这种特色：
韩愈《归彭城》诗里有一句“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前人解释这句诗时，一般都认为和佛教文化有关，更有人引经据典，用佛教文本《大智度论》中“以皮为纸，以骨为笔，以血为墨”的文字，来说明韩愈的诗句和释典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但是钱钟书却认为，这种以词句在表面上的类同来确认文本指涉关系的做法未免牵强，理由是它完全忽略了韩愈为人为文的特点。钱钟书说，“韩愈反佛教出了名，免不得就有和尚做翻案文章，说辟佛的韩愈也参禅信佛，也少不了有笺注家在他的诗里找出暗用释典的词句来”。因此拿他们的话来理解韩愈，在钱钟书看来无异于缘木求鱼。钱钟书认为，这种仅根据字面上呈现的显性关系去寻找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是否有联系的做法，很可能会误导我们对文本互文关系的确认，以至造成对文本意义的曲解或误读，更何况还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刺血为墨，剥肤为纸”是六朝以来中国文人在讨论佛教问题的文本中经常使用的话语，也是人们以身体来比喻“文房四宝”时很容易产生的联想，这说明“尽管不读佛经，一个人也会知道这个流行的佛教成语”；“尽管不受到印度的外来影响，一个人也会有那种想象。”这些很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会让我们以佛教文本来理解韩愈诗句的努力成为一厢情愿甚至自作多情。
以明显的文字联系引出的互文性不足以解释韩愈的诗句，钱钟书便以“了解之同情”的心理阐释，以他博览群书的所得，给我们梳理了另一条可以对“刳肝以为纸”做出更合乎情理解释的互文线索。他说，“在这两句诗里，韩愈并非引用释典，而是极力避免释典”，“但是，除了皮肤，身体里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纸张呢？从纸张想到‘褚叶’，从‘褚叶’联想到中国古医书里所谓‘肝叶’，——《黄帝难经》的第四十一难不是说么：‘肝独有两叶——应木叶也’？就此拼凑出那个很费解、极不浑成、毫无现实感的句子‘刳肝以为纸’来了！”这个说法体会到了韩愈的难处，以他为了避开释典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为依据，确有它的道理。但是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为了解释文学文本，给“刳肝”一个说法，钱钟书竟然从一本古医书里去寻找根据。在某些人看来，翻书翻到这个程度，几乎已经不能用“乱”来形容了，这简直是在钻牛角尖。不过对互文性理论来说，如此操作并不为过，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揭示文本意义因为互文关系而不断“延异”的特点。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具有解构特色的互文性理论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会因为复杂的互文关系而形成持续流变的不确定性，其源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所造成的无休止的意指过程。所以在阐释文本意义的实践中，互文性理论主张在追溯文本的互文关系时，尤其需要关注文本意义衍生和流变的踪迹，在一种开放性的互文关系中去阅读和理解文本。所以，为了寻找流变对意义的影响，翻书也因此不能局限于明显的互文关系，更不能画地为牢，囿于某个专业领域。当然，这也不是说对文本互文关系的梳理要没完没了地穷追下去，钱钟书的解释其实是有“度”的。对于他来说，限制文学研究不能把互文关系无限推衍下去的那个“度”之所在，就在于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否能够既不偏离文本意义形成的各种条件，又能丰富和深化对其意义的理解。钱钟书以古医书的说法来解释韩愈的诗句，所以可以接受，就是因为这个解释是靠“刳肝”之说的奇奥和韩愈反佛教的史实建立起来的。这说明钱钟书为了追寻互文关系的“乱翻书”是以文本提供的依据为前提的，其源于韩愈“刳肝”一词的生产语境，属于走出学科局限、打破习惯思路的“乱”。
对于翻书和追寻文本互文关系的前提与条件，钱钟书曾有一个透彻、风趣的说明。他在谈到具有互文批评特点的集注时，以解释韩愈的诗歌为例说：“……集释真不容易写。你不但要伺候韩愈本人，还得一一对付那些笺注家、评点家、评论家、考订家。他们给你许多帮助，可是也添你不少麻烦。他们本来各归各的个体活动，现在聚集在一起，貌合神离，七张八嘴，你有责任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他们的分歧，综括他们的智慧，或者驳斥他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如果我们在乱翻书时只管追溯文本的互文关系，只关注文本相互指涉呈现的意义流变，却不顾各种见解是否有助于对文本的理解，甚至放弃对文本意义的把握，钱钟书说，那就像“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去主持他们的会议”。这就是说，我们翻书、寻找互文关系，是以更好的理解文本为目的。这个目的构成了翻书和寻找互文关系的前提，它既有引导作用，又是一种规范。
不要以为钱钟书对文本互文关系的追寻和他的乱翻书只和枯燥无味的学术研究有关，实际上，钱钟书以这种方式所作的阐释，也给文学欣赏带来了新趣味和新境界。了解这些，对提高文学欣赏的能力也有很大帮助。比如说，宋代诗人叶绍翁《游园不值》中的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古今传诵，倍受推崇，但是很少有人能说出它的好处到底在哪里。而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通过互文关系的梳理和比较，让我们领略了这首诗的妙处。在解说这一句时，钱钟书先从互文关系上指出，叶绍翁的诗句与同时代的一些诗歌有关。他说：“这是古今传诵的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初墙头。’”不过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叶绍翁的第三句“写得比陆游新警”。也就是说，在描绘春色上，陆游的“杨柳不遮春色断”是被动句，而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则是主动句，后者显然更能显示春天的勃勃生机。钱钟书又指出，与叶绍翁同属“江湖派”的诗人张良臣在他的《偶题》中也写过类似的景象：“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俏。”可是张良臣的“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指出与“春色满园关不住”相比，“一段好春藏不尽”既不精炼也不生动。说完了宋诗，钱钟书接着梳理《游园不值》与唐诗的互文关系。他说，“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并且一口气说了三、四首。有温庭筠的《杏花》：“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的《途中见杏花》：“一枝红杏初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以及《杏花》：“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李建勋的《梅花寄所亲》：“云鬓自粘飘处粉，玉鞭谁指处墙枝”。拿这些诗句和叶绍翁比较，它们的毛病是“或则和其他情景搀杂排列，或则没有安放在一篇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地位，都不及宋人写得这样醒豁。”你看，就凭着互文关系的追溯和比较，钱钟书就说清楚了“春色满园关不住”究竟好在哪里。
在《宋诗选注》中，这样的解说还有很多，细细揣摩一番，能让我们充分领略互文关系的梳理和阐释对深化文学欣赏的作用，并从中体会到乱翻书的好处。顺便说一句，在乱翻书时，从胡颂平编写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看到，胡适也很欣赏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所写的注释，说“他的注确实写得很不错”。
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在《
文学小言》里，他又把这三种境界称为做学问的三个阶级，即三个阶段。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我以为，拿这三个阶段来说明“乱翻书”和做学问、长知识的关系倒挺合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的是乱翻书的积累能给做学问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说的是在乱翻书打下的基础上，追寻和发现互文关系所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经过这两个阶段，我们才可能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收获，从知识升华的感悟中，尝到不期而遇的喜悦。
对于做学问和长知识来讲，要达到第三种境界肯定要经过漫长的过程，甚至会付出一生的努力。不过对于喜欢乱翻书的人来说，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或许随时都会发生。大家不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