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开讲《
论语》，2007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百家讲坛"又播出由于丹主讲的《庄子》，从收视情况看，一路飘"红"。不过，一边是于丹把向来波澜不兴的学术界、文化界“搅”得热闹非凡；另一边是售书会上的抵制，以及十博士集体要求于丹“下课”，真可谓是“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越发应该静下心来，擦亮眼睛，理性地辨别风云中的玄机。
一、探究出现“于丹热”的综合原因
1.时代潮流唤醒了国民的“现实性”的文化心理。
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易经》，由于《易经》的六十四卦构筑的是一个封闭的现实世界，这就使得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追求都具有“可触摸性”，现实性就成为中国文化的元精神。这种精神虽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几经扭曲，但是到上个世纪末终于得以复苏。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的文化语境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的调整和发展出现了相对较大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渐被国民所接受，并最终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地位。经济和商业因素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甚至比意识形态体制影响更广泛、适用面更宽的权力体制了，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转型时期人们的心灵彷徨无所适从，如何安抚心灵，如何确立新的道德与价值标准，成为时代的难题。于丹的《
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以其独到之处，对传统经典文化进行现代化的、个性化的解读，契合了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和欣赏口味。人们开始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看电视、读书，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在思考今天怎样更好更合理地解决“做人”、“处世”、“和谐”等现实问题。
2、精英意识的悬置加深了国民对现实的认同。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的三十年间，精英意识一直主宰着当代文坛。即便是八十年代前期，“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精英们基本上还是在继承“五四”的新文学传统，始终念念不忘对社会大众启蒙的责任感。然而，八九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精英传统遭到了有力的拆解，精英意识的“崇高”也开始显得无用武之地，芸芸众生所崇尚的仅仅是“实际”而已，他们所要求的只是生存下去。于是，精英意识似乎陷入了一种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世纪之交，文学界再次反思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用西方思想来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这个启蒙有没有问题？在一系列的追问下，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把精英意识悬置起来，通过对现实的思考来怀疑西方文化语境观照下的理论和价值尺度，从而充分引导了大众对文化品味的诉求。只不过这种品味诉求是生动而非刻板的，是活在普通大众生活中的“歌其食”、“劳其事”。
于丹适时地对传统经典文化进行发掘，拂去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埃，用一种轻松、通俗的语言解读平常人看起来非常深奥甚至有些古板的《
论语》和《庄子》，并且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因此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3、媒介传播的市场化加速了文化普及的进程。
经济的发展，价值观念的更新，使人们更崇尚客观实际，更关心个体生命在社会中的状态，也使得市场的供求关系比文化自身的规律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不仅如此，当代中国的文化事实上已经变成媒体的一部分，而媒体实际主宰了文化的传播和定位。正如于丹利用“百家讲坛”紧紧抓住了人们的眼球，吸引人们心无旁骛地一路看下去、听下去。现代出版印刷技术的方便与迅捷也让人们没有丝毫喘息的时间，这边言犹在耳，那边她的话已经以纸质材料的形式呈现，且以令人咋舌的庞大印数摆上书店的大堂。于是签名售书、跟踪采访、网络交流，有关她的一切也迅速火了起来。可以说，于丹的心得顺应了受众的文化消费心理，在新潮林立的文化消费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因此而成为当代消费社会的时尚潮流的一部分。
二、透视当代评论界浮华背后的隐患
正当好评如潮、声誉鹊起的时候，一些质疑的批评也慢慢出现了。随着2007年春节期间于丹对《庄子》解读的播出以及有关书籍的出版，对她的反对也声势浩大了起来。特别是十个博士联合起来发文抨击，且言辞激烈，称于丹亵渎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中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
我认为，十个博士攻击于丹，其中一个原因是双方的雅俗分歧，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个“出身寒门”的同行独占鳌头而使他们心理失衡。在他们看来，于丹借助强势的传媒，对传统文化进行掠夺性的开发，造成了消费市场的资源垄断。他们的联合抵制与去年红学家们对刘心武的围攻事件如出一辙。不过，十个博士言辞激烈且又有人身攻击倾向的做法，既有炒作之嫌，也难脱妒忌之疑，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逐渐缺少学术规范的哗众取宠的表演。八十年代活跃于文坛的批评家，在这一时期纷纷转向，目光渐渐远离了文学，而转移和分散到了稍纵即逝的时尚消费上。近些年，文化圈几乎没有包容的环境，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明明并不相斥的文化，偏偏弄得有了我的，就不能有你的，大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架势。但是一味地吹毛求疵，不及其余，只会导致理性的丧失。一些批评者口口声声责备于丹缺乏“学术理性”，而自己却使用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语言，把让对方闭嘴当成最终的目标。事实上，不论是中国传统修身的内省（慎独），还是西方基督教在“原罪”基础上的忏悔，都有两个前提：一、不是强制的，而是一种内在道德的自由和自觉；二、对于人格的充分宽容和尊重。
就文学批评而言，失落了“境界”的文学批评就失去了灵魂和生存的根基，就只能停留于文字速成或广告式的做秀上，而无法以其本有的方式安顿现代人飘浮不定的精神。文学和文学批评都不是为了赢得外在的利益和热闹而引领时尚，它期望的是内心的掌声和心灵的喝彩，唤起的是感悟和良知。因此，我个人认为，现在有必要建立批评平台，倡导平等的、多元化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三、简短结语
面对商业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应勇于承担唤醒社会良知的重任，自觉维护艺术的自律和精神生命的独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步入中国文艺批评新的辉煌。
杨理沛，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