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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学界，“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与“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前者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后者以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尽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绝对主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使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西方经济的“标准时髦”，但是，这两种思潮之间关于市场是否失灵、政府是否有效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跟随合理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一九九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加入到了这一论战的行列中。他们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理论”揭示了经济周期的性质和原因，证明了最优政策的非时间一致性，回答了什么是经济周期、宏观政策是否能够熨平经济周期这一双方论战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由于其对动态宏观经济学的杰出贡献，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得了二○○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而且还应用于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中。他们的获奖成果为拓宽经济政策的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用需求冲击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性质和原因。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周期是由投资需求冲击引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供给的冲击，即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是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探索用实际因素解释经济周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共同开创了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ircle）理论。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首先定义货币为中性，即货币因素不可能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他们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供给量的波动是由实际产出的波动引起的。具体讲，货币服务是银行部门的产出,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波动而变化。当实际部门产出增加时,货币需求增加，银行系统将会创造出更多的货币；当实际部门产出减少时，货币需求减少，银行系统将会减少货币供给。在这里，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根源于实际部门对货币的需求变动，而不是货币政策的自身变动。因此，货币数量无论是在长期内还是在短期内都不会对经济产生真实影响。
       在货币中性的基础上，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进一步指出，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中，需求永远处在最优状态，所有的产品都能以市场价格出清，供给本身就能产生需求。当然，这也是供给学派的观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贡献在于他们揭示了下面的道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不只是需求冲击带来的，也可能是供给震荡造成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波动不仅受需求影响，还会受供给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更多地来自供给方面的实际因素冲击，尤其是技术冲击。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冲击决定了投入，即资本与劳动转变为产出的能力，从而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由于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质,它使产出的长期增长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技术进步发生时，经济将在更高的起点上增长；当技术条件恶化时，经济将出现衰退。技术冲击最初只是发生在某一个部门中，但由于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当然，这一波动可能是由连续的、单方向的技术冲击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一次性的、重大的技术冲击带来的。这里所说的技术冲击是广义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许多事件并不是技术性的，但也能像技术冲击一样影响生产函数，比如，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气候的变化等。
       长期以来，凯恩斯主义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并认为在长期内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长期总供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资源和技术，长期的经济增长具有稳定趋势，称为潜在的GDP或充分就业的GDP；在短期内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经济周期就是短期经济围绕长期趋势变动的结果，或者说，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相背离的结果。如果把长期经济状况用实际GDP来表示，长期趋势用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GDP来表示，那么，经济周期就是这两种GDP的背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在长期内和短期内决定经济变动的因素是相同的，既有总供给又有总需求，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即不是实际GDP与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GDP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或者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GDP的变动结果。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经济偏离长期趋势,从而形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区别在于,凯恩斯主义认为，这种偏离可能是非常剧烈且持续时间较长,因此需要政府干预，以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维持均衡的能力，干预政策是不必要的。与他们的看法不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也就是说，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也不需要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无论在长期或短期内都可以使经济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真实因素的冲击，即“外部冲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把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外部冲击”分为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冲击”和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冲击”。并进一步把这两种冲击区分为引起有利作用、刺激经济繁荣的“正冲击”(或称“有利冲击”);引起不利作用、导致经济衰退的“负冲击”(或称“不利冲击”)。前者如技术进步，这种冲击可刺激投资需求；后者如石油危机，这种冲击可抑制供给增长。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可以成为对经济大大小小的外部冲击，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表明，在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中，技术进步占三分之二以上。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外部冲击之一。
       外部冲击是如何引起经济周期呢？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用技术进步的例子来说明。假定一国经济处在正常的运行之中，突然出现了重大的技术创新，引起社会对新技术的投资增加，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快速增长，于是，出现经济繁荣，因此，经济繁荣不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背离，而是经济效率提高的结果，是长期趋势本身的改变。但是，技术创新不会一个接一个，当技术创新所引起的投资浪潮过去之后，经济又趋于平静。当然，这种平静也不是短期经济低于长期趋势，而是一种新的长期趋势。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大大小小作用不同的外部冲击无时不有，所以，宏观经济的波动是正常的，它不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表现，更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
       由此出发，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由外部冲击所引起的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能由宏观政策来熨平，而只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稳定，因为只有市场才会对宏观经济波动做出准确而又迅速的反应，使经济恢复均衡。比如，技术进步引起了投资需求增长，带动了整个经济繁荣，这时资源紧张将会引起价格上升，价格上升则抑制了经济的过快增长，使之恢复均衡。此外，由于决策者的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能起到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相反，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负冲击”，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总之，既然经济周期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并且会自动回到均衡状态,便具有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意味着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不可能使得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得到改善，因此，那些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实际上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政府为保持经济稳定而付出的成本高昂的努力很可能是反效率的”。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是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中,提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time consistent)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是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另外一种诠释，是对政府干预政策的进一步否定。
       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是指使经济达到完全竞争、有效率的均衡状态的最优经济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是最优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相互影响进行了长期研究，他们发现，社会公众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政府当期和以前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会采取什么政策,以及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将来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假定最初政府制定了最优的政策决策,但在随后的时期内这一政策不一定停留在最优状态上，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环境会发生变化，如果公众没有约束政府行为的能力，政府就可能随时改变其政策决策。这样，就出现了“政府重新选择的最优政策”与“最初的最优政策”之间的差异，即最优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
       很明显，最优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根源于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的非一致性。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一致的情况下,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是一致的，这时政府的最优政策就能够引导个人行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不同、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个人目标与政府目标存在着广泛的差异，最优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问题也成为一个普遍的存在。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用许多国家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他们假设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是低通货膨胀，并为此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再假设这一政策的确达到了公众低通货膨胀预期的目的。然而，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货币决策当局就有可能改变当初的政策取向，转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因为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在短期内减少失业，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政策选择的不一致性会迫使宏观经济再次回到高通胀之中去。也就是说，在第一期的行动中，政府宣布它的政策目标是低通胀率，然后社会公众会基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来决定自己第一期的行为，于是出现了公众的低通胀预期。这样在第二期的行动中，政府会改变自己的政策初衷，转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通货膨胀陷阱”。他们认为，经济波动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即使政府的最优政策，也会因为缺乏时间一致性而引致经济出现更加剧烈的波动。
       从更深的理论层面上看，由于个人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其当期政府决策，只有个人所预期的未来政策规则恰恰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制定规则时,经济政策才是动态一致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有约定”环境中达到的均衡解与在“无约定”环境中达到的均衡解一致时,才会出现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所谓“有约定”的决策环境是指政府首先一次性地选择一种政策,然后社会公众决定自己要采取的行动,这种情形等同于公众有某种手段迫使政府遵守事前的约定。“无约定”的决策环境是指社会公众首先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然后政府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接下来，社会公众再选择自己的第二期行动，然后政策再选择自己的第二期行动，如此循环往复进行序列决策，这种情形意味着公众没有约束政府行为的手段。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用其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性理论还可以解释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应该采取“单一规则”还是“相机抉择”的争论问题。“单一规则”是指“有约定”情形下的政策策略，“相机抉择”是指“无约定”情形下的政策策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由于社会不可能在“有约定”的均衡与“无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此,社会也就很难在“单一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自由选择。实际上,在“单一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中还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政策通常被描述为是由社会来选择的,而实际上是社会需要选出一个机构或一部分人作为其代表来制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政策选择问题,不如说是政策设计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赋予政策制定者多少权利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普雷斯科特与基德兰德是一对师生搭档，普雷斯科特是基德兰德的老师。几十年来，从青春少年到白发老者，他们师生二人鼎力合作，就宏观经济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终于二○○四年十月十一日晚上降临到这两位长期合作者的头上。他们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对师生获奖者，其生平和学术生涯也都有非常独特的地方，这里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