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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朦胧诗以密集的象征和隐喻刷新了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色，把诗歌从对国家、民族、政治等抽象观念的盲目赞美中拉回到一个会思考会怀疑的人身上，随之继起的“文化史诗”，把笔触深入到民族文化历史的根部，使得诗歌具有一种深厚而又恢宏的气象，但在文化史诗喷涌的语言中却难得觅见“人”的踪影。创造了文化的人被其创造结果挤压是文化史诗呈现的些许遗憾。打着“Pass北岛”旗号的第三代诗人企图把诗歌带进一个“前文化”、“非文化”的世界里，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出了众多的诗学命题：“拒绝隐喻”，语言的“非两值定向化”，“民间写作”等。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也许未达到他们的诗学理论高度。对第三代诗人诗歌的文学命名却从未停止过。“语流诗”“语感诗”“口语诗”不断出现在诗歌评论文章中。于坚就说过：“这首诗（指《尚义街六号》）在一九八六年《诗刊》一月号头条发表后，中国诗坛开始了用口语写作的风气。”“显然，在于坚看来，正是与平凡生活相契合的日常口语，才具有消解精英独白而返回日常生活的巨大可能性。”[1]“很明显，于坚试图用一种当代口语来反叛以北岛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中掺杂着感伤色彩的‘今天派’传统，进而又用来抵抗正依附着‘燕园诗派’的酸溜溜的‘知识分子写作’。”[2]“于坚重视诗中的语感，认为在诗歌中，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诗人心灵的呼吸。”[3]“第三代诗歌的出发点是语言，本质是语言的解放，口语是它的旗帜。”[4]“不过如果说于坚有意识的口语写作，是以上两首诗‘指《怒江》与《尚义街六号》）’我又觉得大体上是准确的。”[5]在此，不厌其烦的引征诗歌论者的话语，目的就是为澄清一个事实，以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语言是不是口语，如果是的话，口语诗的审美特质又有哪些。
       （一）
       口语和书面语是人类语言存在的两种基本样式，口语诉诸听觉，书面语诉诸视觉。“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首先表现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交际行为。”[6]“人和人之间互相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最主要的方式是进行口头交际，也就是说话。”[7]“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首先是有声的口头语言，也就是口语。”[8]很明显，有声的口头语言——口语是绝不能用来写作的。因此，口语诗只能理解为用具有口语色彩的语言写出来的诗。口语写作只能理解为用具有口语色彩的语言去写作。“口语诗”语言的特征，只有通过与“非口语诗”的语言进行比较才能得出。
       1、是的，
       我错了
       我曾是如此的神情激荡！
       此刻我才明白：
       刚才是我望星空，
       而不是星空向我瞭望。
       （郭小川《望星空》）
       2、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3、我是金黄色的树
       收获黄金的树
       （杨炼《诺日朗》）
       4、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于坚《尚义街六号》）
       一是政治抒情诗，诗行具有沉思和表白意味。“是的/我错了”有口语色彩，下面几行因为副词和连词的介入有书面语色彩，从语言来看，这几行诗根本没具有诗歌的审美特质，语言在此纯粹是完成信息交流的功能。
       二是朦胧诗，排比句式使得诗行有咏叹意味。诗歌语言强烈的非口语色彩，一方面是使用了隐喻修辞所带来的结果，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诗行的句子过长。隐喻在口语中并不稀少，长句在口语中则较少见。
       三是文化史诗，诗行透露出巫者或精神病患者的口气。这两行诗是《诺日朗》最短的诗行之一。由于使用了隐喻，特别是“收获黄金”使诗语言“陌生化”，这是“非口语”写作。
       四是所谓的口语诗。第一行有强烈的口语色彩。第二行中“戴眼镜的脑袋”，此种表达方式在书面语和口语中都很少见。由此可知，口语诗的语言并不纯粹具有口语色彩，语言具有口语色彩的诗歌语言也并不能称为口语诗，如政治抒情诗。也就是说口语诗的语言特质既不同于口语，也不同于具有口语色彩的书面语。
       （二）
       口语色彩是口语的书面形式特征。口语色彩是口语诗一种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语言特质。那么，口语色彩到底有哪些特征呢？
       （1）句子长度，口语色彩的诗歌句子较短，从这点来看，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大多具有此特征，诗行长度是口语诗最外围的区别性特征。同时，我们也能反证出，凡是口语诗中诗行较长的句子并不具有口语色彩。如“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2）隐喻，第三代诗人曾提出一个拒绝隐喻的口号。与隐喻相对立的是转喻。索绪尔提出语言的横组合段和联想关系。雅各布森进一步论证这两种组合方式与失语症的关系，且把隐喻和转喻的对立运用到非语言学中去。“口语句子就是横组合段”。[9]以传递信息为主要功能的口语要求准确无误，因此较少使用具有隐喻色彩的语言，更倾向于语词的相联性。隐喻是建立在语词的联想层面上。“隐喻的真值为假。”[10]例如“他是男人”真值为真。“张三是猪”真值为假，是隐喻。但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如为了表达强烈感情，口语中也会出现隐喻。用“是”字带出的比喻是隐喻，用“像”字带出的比喻是明喻。[11]由此看来，“是”字是隐喻的一个潜在标志。在口语诗中，诗行无法回避“是”字的存在，但是“是”字在诗句中大多是作为判断动词的身份而出现的。如，杨黎的诗句“一张是红桃K”（《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先是小王他从雨中跑来，一直跑。”[12]（《享用雪茄》），相反，在朦胧诗和文化史诗中由“是”字引出的诗句大多运用了隐喻的方法。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中以“我是”起始的诗句毫无例外的都是隐喻。与朦胧诗和文化史诗相比，“口语诗”中隐喻的使用较少，但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话语表达的一种基本方式。当代口语诗的实际情况是：隐喻的使用减少，在形式上并不一定由“是”字引出，更为重要的是隐喻的内容消解了因历史文化因袭的价值观，把传统文化赋值为崇高、庄严、神圣的观念解构为世俗性、日常性的生活图景。从这方面看，把它纳入后现代文本世界也未尝不可。
       从某种程度而言，口语不但没有拒绝隐喻，反而丰富和完善了隐喻。既然口语诗的语言审美特质不全是具有口语色彩的语言，那么，口语诗的语言审美特质，到底还有哪些，下面分两个角度从“当下性”谈谈这个问题。
       “当下性”就是现场感与历史体验相对，它强调肉体的接触，重视感官狂欢。当然，语词不等于当下性，但可以模拟或创造当下性。已经死去的语词当然无法呈现当下性，现有语词在表现当下性的程度上有相当大的区别，这主要取决于语词的负载情况。可以说，凡是为了认识历史，文化传统和区别价值的语词负载较重。前者如民族、国家、历史等等，后者如理想，爱国主义等等。指向具体物或性质或行为的词，词的意义可诉诸感官的词负载较轻，如房子、街、红色等词。此等词语在具体的环境中有可能获得象征或隐喻的意义，此时，语词的负载就加重了。索引词（人称代词）负载最轻。当然，语词的负载不是一个定值，它取决于语词的使用。当代口语诗对语词的选择和使用趋向于一种情况，那就是使语词的负载减轻，以加强文本对世界当下性的呈现。在口语诗中，还有一种艺术手段——语词还原去重塑当下性。语词表达一定的概念，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在文化程度发展得越高的阶段就越明显，恢复形象性的方法之一是加描写性的修饰语，这是语词之外的手段，另一种方法就是解释语词，此种方法具有元语言的性质，在此命名为“语词还原”。但口语中的语词还原与字典或词典中的语词解释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为了呈现当下性，服从审美的需要，后者是为了认识的需要，强调知识性的启迪。
       参考文献：
       [1]王一川.在口语与杂语之间一略谈于坚的语言历险[J]当代作家评论1999，4。
       [2]张柠.于坚和“口语诗”[J]当代作家评论1999，6。
       [3]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蓝棣之.当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0。
       [5]于坚.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M]昆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6][7][8]胡明扬.语言学概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4。
       [9]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A]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5。
       [10][1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12]钟敬文，启功.中国诗歌经典[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
       聂笃友，男，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文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