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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幅生动活泼的画，充满了和谐美，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小说中处处充满了对健康美丽人性的描绘。他的小说注重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美，生命的意义。可以说和谐是汪曾祺小说的审美尺度，更是汪曾祺小说的价值标准。而用简单、清新、自然的语言来表现厚重的思想内涵则更是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色。汪曾祺擅长用最平常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对文学的终极追求，简单精练的语言加上独具匠心的设计，使得他的小说很容易就能获得读者的共鸣。
       和谐——传统思想精髓与创作主体的融合
       众所周知，小说可以呈现出很多色彩，鲜艳的、明朗的、晦暗的等等，而汪曾祺的小说显现出柔和之色，并且汪曾祺还巧妙地把这种柔和的色彩在小说内容中转化为和谐。这种和谐之美的出现与汪曾祺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是分不开的。汪曾祺认为在任何时候也不能丧失了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爱。汪曾祺在逆境中也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性生存状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
       汪曾祺把儒家思想的精髓融合在作品中来追求和谐，但这种和谐并不是乌托邦式，决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的小说首先关注的是最普通的人的现实生活，站在民间的生活立场，表达民间的道德观念。因为和谐必须自然才会统一，感情必须真实才会感人，这样的“和谐”之美才有牢固的基础，仍来源于生活，也就更容易触碰到读者的心灵。
       汪曾祺小说的和谐之美还表现在对情感的理性节制上，但这种和谐并不是没有热情，也不是没有悲愤，主要是指在行文过程中，尽力“克制”热情冲动，“节制”悲愤激昂。比如在叙述地方风俗民情时，他的行文手法看似平淡，对任何事情均不加褒贬，而读者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隐藏的点点信息：或是透露出作者对旧式封建婚姻、男女恋爱的深刻的思考；或是暗暗表达出对某种爱的追求方式的同情；或是对某种悠悠往事，风土人情的无限怀想。没有道德的评判，没有思想的剖析，也没有是非观念的引导。汪曾祺这种充满理性的行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他的小说整体和谐之风相辅相成的，也许正是汪曾祺自己对人的存在的最惬意的情感状态已经大彻大悟，才有了这种不动声色的和谐追求。即使在触及到人性丑陋，人生艰难的题材，汪曾祺也总是把它嚼得细碎，先默默地咽到自己的肚里，配以中国独特的儒家思想，把丑陋和凶恶缓缓化解而后付之笔端。所以汪曾祺的笔锋很少放肆激动，不尖酸刻薄，不极尽讽刺，而是采取幽默诙谐这种喜剧的形式来展现人世间的种种痛苦。
       另外，汪曾祺小说的和谐之美也体现在人与环境的和谐。在他的小说中，人物通常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活动着：洁净的天空，柔美的阳光，摇曳的花草，安静的河面……而且汪曾祺对景物描写决不刻意雕琢，多是随意而为，率性而作。但也许正是这样的不经意，恰恰更好的揭示了：人与自然世界是和谐共存的。在《受戒》中，青蛙、寒蛇、萤火虫与男女主人的和谐共处，揭示出人类所处的外在的环境不是没有情感的，它们是可以和人类进行情感、心理或者潜意识的交流与沟通，人和环境在没有外在干预和私利的影响下，是绝对可以形成亲切、友善、和谐的共存关系。
       汪曾祺拥有这样的和谐的创作自觉，与作家自身深厚的儒家思想根底密不可分。汪曾祺从小从祖父那里接受了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儒家“仁爱”、“讲人情”的思想深入其心。汪曾祺曾这样解释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赋予人情味的思想。”所以即使是在最恶劣的现实境遇中，他也着力遗忘与回避现实的痛苦，这正是儒家思想给了他一片洁净的精神领地，使得他随时可以栖息自己的灵魂，做一个超脱人世的高人。所以，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大多数是由于对现实生活的超脱而形成了自由和谐的状态。这种追求和谐的创作，既抚慰了汪曾祺受挫的心，也可使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疲惫的心灵，彷徨的状态找到生命中最适意的释放。这绝不是愚人政策，而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其在现实中碰的头破血流，不如给自己的灵魂洒几滴甘露。
       也许正因为有着浓郁的儒者之风，汪曾祺不像文化先锋那样急躁暴力，也不像其他深受政治、经济或者商业影响的作家那样急功近利。在命运受到挤兑的时候，他都以平和的人生态度来对待，及时从内心调整自身感受世界的方式，面对非人的严酷的责问，汪曾祺默默忍受。他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平静的写作情绪，即使眼角留着泪，内心在滴血，他仍然滤尽冲动打磨内心的和谐与作品的和谐。他的文学之路非常独特，但是他并不寂寞，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有无数寂寞的人和他一样快乐、自足、和谐的生活着。
       清新——俚俗和创新的结合
       毋容置疑，汪曾祺的小说处处呈现出和谐的美感，但是这种和谐之美依靠什么来传达的呢？这就得涉及到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语言必须承担起表现和谐主体的责任。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一件艺术而实用的工具，汪曾祺将小说语言与自身个性、小说内容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和手段，应该把它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小说的语言和内容是互相浸透的，二者都可以浸透在作者的思想观念中。合适而得体的小说语言可以充分地体现出作家的创作个性，也能更好地诠释作家的艺术思想、感情、方法以及作家努力追求的美感。
       为了使小说更好的展现和谐之美，汪曾祺采取了用散文美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写诗化小说，使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汪曾祺被公认为小说的语言大师，他有一句名言：“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于话与话之间的关系。”他主张小说语言的艺术美感，认为语言是一种文气，就像树，像水一样，不可切断，它是有生命的艺术。在创作中，他常常突破语言的框架，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美的境界，特别是一些看似极平常，极简单的字词，如果单独拆开，再普通不过，但是在汪曾祺的笔尖调排下，最简单的词语却产生出中国语言的无限魅力。在《大淖纪事》里，有深不见底的蓝蓝碧水，春意盎然的新柳，娇艳欲滴紫红色的芦芽，抖着蓬松黄色绒毛唧唧直叫的的小鸡，在描写这些物体的时候，汪曾祺的笔触是非常细致轻柔的，缓缓流动的笔调营造出诗一般的境界，让读者遐想无限。当然，就算是作为单独的个体或种类存在，在现实中引不起任何美感的臭气熏天的牛屎粑耙、传播病菌的长脚蚊子、讨厌的水蜘蛛等等，汪曾祺也运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采取各种意想，调配各种词语来描摹它们的形状，颜色，声音，气味。让这些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丑陋之物在他的笔下与小说和谐主题保持一致，这正是汪曾祺语言非常独到的地方。
       李陀曾经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我以为现代汉语到了汪曾祺手中，已经到了‘写话’的境界”，这句话实则指出了汪曾祺的语言另外一个特色：即他的小说多采用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每写一句，每出一语，看似平淡无奇，简单明了，然而连缀成篇，又韵味十足。这是因为汪曾祺是把家乡话与普通话，文言和口语，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汲取群众语言中的精华，配以中国传统语言的精髓，逐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语体——简单精练、内涵丰富、自然流利、幽默生动的汪曾祺式的个性语言。他的个性化语言的典型招牌是：写环境的时候在语言上必花大功夫营造意境，写人物的时候则费尽心思使其极富情致和趣味，写市井街头的时候，他下笔就像一个通晓百事的民间好手，注重民间资源，多用俚语、俗语，各种人物和场面都写得生动活泼，跃然纸上。
       如果汪曾祺的语言仅仅只是俚俗，那语言魅力将大打折扣，其实，俚俗的语言到了汪曾祺的手上经过创新之后，都“像在水里洗过”，变得新鲜之极。没有辞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锤炼，却神气十足，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能够达到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造诣，是因为汪曾祺懂得在俚俗的语言基础上，进行自我创新。创新使汪曾祺能把自己观察到的生活中的独特印象，用最清晰、最准确、最贴切的语言来进行表现。既做到大俗，又兼顾大雅；既贴近生活，又极具个性。这样的言语造就了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独特清新神韵。看《八月骄阳》中“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这些文字，极短、极简、极省。但却是一种最接近骨头的写法，句子虽然短促简洁，但意象鲜活，音调和谐、节奏明快，极具音乐感。
       肖燕云，女，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