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的《
孽海花》风靡一时，作者曾朴指出他所描写的这段历史“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转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飞也似地进行”[1]。作者通过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向我们展现了动荡时代的文化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个由兴奋、惶惑与忐忑构成的分裂的世界。
一、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的衰落与难舍
《
孽海花》涉及的清末三十余年正是中国历史苦难集中爆发的开端，一系列的失败带给中国无比屈辱，也使陶醉于传统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了挫折感，一夜之间他们发现了自己原来是如此无力，于是他们开始了程度不同地对自身、对传统的审视。
曾朴更是直抵文化的思考的核心，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代表——状元。
传统文学作品中的状元会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辉煌，迸发出某种英雄色彩。曾朴笔下的金雯青却失去了这种神力。这位状元回乡省亲的辉煌一晃而过，马上冯桂芬就出场向他提出了顺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人生模式“若能周知四国，通达时务，岂不更上一层呢！”[2]随后，为他庆祝的聚餐会上“众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艺学”[3]又一次触动了他。这个天之骄子竟然感到“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4]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素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责任感总会使他们对时代做出一定的回应。当雯青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后，很快就在行动中给予了弥补，他研读大量新书“渐渐博通外务起来，当道都十分器重”[5]，最终被委以重任，出洋担负公使。
雯青变了，可是对这种转变作者仍然心存疑问。雯青式的读新书，学洋务，还是为了得到当道的器重，依然不脱“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其实仍然是在旧的规律中循环，所不同的只是“学”与“仕”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已。这一古老的模式本身并没有被瓦解。雯青所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把自己牢牢地捆缚在强大的专制政权上，他们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并没有质的转变。发生了变化的只是他们的知识，绝非他们的精神。那么没有新的精神支撑的知识结构变化又能进行到哪一步？比如出洋还需专门请风水先生择个良辰吉日。文中所谓的“博达”干脆就是一种讽刺。
这种并不彻底的转变，注定了这个学了“博达”外务的中国状元，在外国只能是四处碰壁。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沦落成了一个滑稽而又令人心酸的小丑。
自第九回雯青正式踏出国门开始，他原有的精明、能干一下子都不见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懦弱、迂腐。（前九回中，不管动机如何，雯青与那些食古不化的人相比还是略胜一筹的。）他学外国的知识，但听到毕叶宣读外国知识的精髓民主理论时却大惊失色，直斥为“大逆不道”，要对民主人士“明正典刑”[6]。他不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正常的外交工作上，却一味地去“修史”，遵循传统文人以史扬名立身的模式。一番辛苦的结果却是以高价买得一幅假边界图，成为被政敌攻击的罪证，毁了自己的前程不说，还使中国丧失了八百平方公里的国土。这种目的与结果的极大反差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悲剧性。
二、呼唤“新”与面对“新”的困惑、恐惧
对于旧的怀疑与否定，必然带来对新的猜想与追求。作者曾借维多利亚皇后之口宣传一种新型的人生观：“权诈的英雄与放诞的美人”[7]。《
孽海花》中那些代表着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的士子们完全没有可能充当“权诈英雄”。而那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公——傅彩云则显得美丽强悍、光彩夺目，无疑是个全新的“放诞的美人”，甚至在有的时候，她的表现也称得上是“权诈英雄”。
作品前九回中的彩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烟花女子，因为美貌、善解人意，嫁给了一位新科状元。此时她不过是金雯青辉煌人生的一个漂亮的点缀。可当她意外地得到出洋的机会，踏入新的世界，便马上神速地成长起来。彩云的变化也是从那艘驶向外洋的船上开始的，那也正是雯青衰落的开始。作者以此向我们展示两种力量的消长，两种观念的更替。
相比雯青的举步蹒跚，彩云的适应性极强。还在船上的时候，彩云就已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多次提出要学习洋文。而身为外交官的雯青对已经改变了的外部世界依然毫无察觉。他只是为能亲近美人才安排彩云向夏雅丽学习语言。彩云的“不到十日，语言已略能通晓”[8]虽不免夸张，却也足见其适应能力之强。后来得知被戏弄了的夏雅丽持枪而来，闯祸的雯青只知张皇失措。还是彩云“老当”[9]，巧妙地化解了矛盾。又在协商补偿款时，利用自己掌握了语言这一优势谋得五千块的私房钱。到了国外的彩云更是如鱼得水。雯青，堂堂一个状元，一国的使节，光芒却反被自己的夫人遮去了。此时的彩云，不再附属于雯青，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存在。
与雯青的循规蹈矩相比，彩云颇具反叛精神。雯青得到中俄地图，以为可以对朝廷尽忠、青史留名，喜不自禁。彩云却道：“你一天到晚抱了几本破书，……倒把正经公事搁着，……不要说国里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头脑哩！我不懂，你就算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难道算替清朝开了疆拓了地吗？依我说，还是省几个钱，落得自己享用……”[10]话虽有些粗鄙，却用“实利”的价值取向贬损了雯青的“虚”。日后雯青的失败也恰恰证明了彩云的明智。
彩云的反叛精神更集中的体现在她对待情爱的态度上。作为一个女性，彩云不再履行男性为女性设置的“相夫教子”的规范，而是执着地听凭自己欲望的召唤，毫无惧意。私情被雯青撞破后，彩云先是吃惊，马上镇静下来，发起了宏篇大论，“你们看着姨娘本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当初讨我时候，就没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七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伏侍的人，离不了我！那翻江倒海，只好凭我去干！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几年的情分，放我一条生路，我不过坏了自己罢了，没干碍你金大人什么事。这么说，我就不必死。也犯不着死。……”[11]雯青听了这 些话，也是哑口无言。
为什么同在乱世，雯青偏偏如此不堪应战，彩云却那么生机勃勃。以常理推测，雯青作为才华横溢的状元，更应该展示出过人的一面。其实原因也正在此，以雯青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身上承袭了太多的文化积淀，使他们在新的挑战面前总是瞻前顾后。如果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哪怕是更激进一些的维新党、革命党也不能完全挽救颓势。彩云不同，她没有太多的文化束缚，所以她的活力也更容易释放出来，更能够在新的时代中搏击。因此故事发展到中段，雯青死了，彩云则顺应着时代的潮流演绎着自己的传奇故事。
然而“新”的未来将会怎样？失去了束缚的“新”会不会发展成“恶”？作者依然是心有疑虑的。所以他虽召唤“新”的到来，却又不由自主地去怀疑它，质问它，丑化它。于是，《
孽海花》中的傅彩云显得矛盾重重。一方面，她适应力强，叛逆，另一方面，她也粗鄙，庸俗，甚至淫荡，譬如她的一段又一段的私情。从对彩云的丑化来看，作者的立场更接近于雯青。
《
孽海花》作者利用雯青对传统进行嘲弄，利用彩云表现了新的时代动向，可是同时他也流露出了对雯青的同情，对彩云的怀疑、丑化，这种对于新与旧的矛盾情绪是那个时代共有的，也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再地出现。正如王国维所言“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12]。王国维谈的是哲学问题，却也可以作为那个分裂的时代的注解。
注释：
[1]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
[2]、[3]、[4]、[5]、[6]、[7]、[8]、[9]、[10]、[11] 曾朴：《
孽海花》，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第11页，第11页，第22页，第69页，第86页，第66页，第67页，第91页，第164页.
[12]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71页.
张翼，女，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