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坛巨匠苏轼，人称“坡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旷世奇才、士大夫心仪神往的人格典范、民间妇孺喜闻乐道的豪士雅客，有一派刚直不屈的执著风节和一颗善于解脱的智慧心灵。他一生历经磨难和挫折，但他在不幸的际遇面前，在人生处世态度上，始终不改其乐。这除了跟他本身的乐观豁达的性格有关外，跟他建构的独特生命范式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少年得志的苏轼以才华卓绝而名动朝野，又因率真的性格注定其荆棘丛生的人生旅途。就仕途而言，苏轼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中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谪黄州，一住数年；第二次是晚年被贬至惠州再至儋州，直到65岁才遇赦北归。面对坎坷的人生，苏轼始终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
在北宋活跃的文化氛围中，苏轼集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身，或者说儒、道、佛思想在他身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生命灵气，这种灵气之中并显现出一种博大之气、厚重之气，不为人生苦短、人生坎坷而折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从苏轼这些创作于被贬谪时期的诗词可以窥见，苏轼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苦痛。汲取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苏轼对人生的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这种执着人生、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使他能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来的种种不幸。
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以求解放之道，这已为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所证明。当某个王朝极端强调人的“社会性”、“政治性”而束缚人性的正常发展的时候，这个时代往往走向禁锢，只有走向内心，才是解除外在束缚的正途。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已经露出它的鲜明特点：走向内心，追求人性。“传统文化的早期所呈现出来的汉、唐开拓进取精神至北宋已逐渐消失殆尽，剩下的是一种疲软和纤弱。”[1]壮志难酬的士子文人感到社会振兴无望，便纷纷退避内心。在这时期，儒、道、佛比以往时期都更容易交汇融通，更容易在文化上出现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因为这三者在深处存在着一种“心灵相通之处”。由于人们不容易在社会功业中去自我实现，于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就凸现出来。苏轼作为一个天才诗人、睿智的哲人当然会更敏锐的觉察这些，而他的坎坷遭遇，又为他提供了他人无法得到的感悟人生的外在契机。于是他把传统文化中最为深层的东西运用到生活中来，构建了精神家园，实现了审美人生。
应该说儒家思想对苏轼的人生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以往中国传统的政治本体化的一个必然结局。苏轼不仅是一名文人与哲人，更是一名政客，而且主要是一名失意的政客。虽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无奈现实难如人意，入世坎坷，出世却也为难。“独善”与“兼济”这个古老的话题又一次被提到了苏轼的面前。陶渊明因“有志不获骋”而“归去来兮”，“兼济”不得只能“独善”，他集儒、道一身，把田园当作心灵的避难所，借以逃避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进而体察山林田园的“真意”；李白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道家的自然人格和儒家的伦理人格交错体现，且具有浓厚的仙、侠思想。他一方面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一方面又“举杯消愁愁更愁”，虽然也曾有一番建功立业的抱负，但现实的不如意让他更只能去寻求身心的自由。而苏轼则打破了“独善”与“兼济”的人格界域，将二者重新建立在了和谐心灵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形成了一个融合无间的统一体。他以思辨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形而上的超越，并对生命本体进行探索。在人生逆境中，苏轼以自己的特有的文化心性，把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与道家的“任其性命之情”和“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培养了他不懈、不惧、不馁，任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生命品格。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可以说正是他和谐融通的生命品格的诗意吟唱。
道家思想体现在苏轼身上则是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齐物观。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的差别都来自于相互比较，苏轼注意到了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以哲人的睿智取消了事物间的差别和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模糊了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以此改变了事物的参照系，把自然万物和历史、人生放到一个更大的参照系当中去考察，随着参照系的无限扩大，具体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就无限缩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万事万物就平等了，就没有区别了。苏轼年少时读《庄子》，就曾说过：“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2]“齐物论”让苏轼以一种高昂的姿态凌驾于一切困难之上，当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知不可乎骤得”而生悲时，苏轼却以一种超然乐观、旷达洒脱的胸襟和气度，在难以忍受的苦难环境中自得其乐：“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赤壁赋》）
苏轼尘世一生，经历了百态人情，他常独自一人静坐沉思，回顾过去，考虑将来，掂量人际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思考人生的真正价值和生死归宿，体察天地万物变化无穷的道理。在黄州，他每隔一二日入佛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3]他之所以异于屈原之郁愤难遣，应是得益于他与佛教思想的接纳与融通，从而激发出对自然与人生的哲人似的思考。而这种思考致使他的诗词文章闪现出一种非凡的人生哲理光彩。读罢《离骚》，我们可以看到屈原香兰芳桂的高洁品行以及国君亲佞远贤的昏庸。而苏轼文章则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跳出苦闷走入旷达的超脱，达到了一种“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物我两忘”状态。如果说将事物放在无限大的范畴中来考虑以消除具体事物的差别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那么苏轼的这种“物我两忘”则是从人的情感上消除万物的区别。苏轼“羽化而登仙”（《赤壁赋》）的心境，正是佛家“容而化之”的观照。
宋代文化的特质是“以人为本”，即从人的理性或感性入手来解决人的问题。如苏轼所言“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道不能决定人，而人能主宰道。人不是道的附庸和奴隶，而是实践道、发挥道、创造道的主体力量。人的审美主体意识在此得到提升，万事万物皆成为人的审美观照对象。苏轼发挥了人的超越精神，不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中彻底解脱了出来，以一种更开阔的胸怀和更深邃的眼光对现实进行了审美体验，这就是他执着而又超越现实、现实而又审美的人格。苏轼这种思维方式实际就是以心理本体为特征的精神家园，是一种人生境界。它不仅是中国士大夫境界的极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
苏轼以大气承载着生命、以灵气涵养着生命、以勇气激励着生命、以浩气鼓舞着生命，这便使他饱经忧患的生命焕发出美丽的光彩。他的生命里“既充分包含了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的刚柔两方面精神，又具有释道两家冲虚旷达、随顺世事的思想成分。”[4]从政治化的儒学到心性论的审美的北宋文学嬗变使苏轼单纯地解决了人生不能永恒的烦恼，确立了“气”与“神”可以永存于天地之间的坚定信念。因此苏轼做到了有史以来真正的旷达和执着，他的精神超越不离对现实的执着，他从细微的现实生活中体味生命的本真，建立了以感性的心理自由为指归的审美人格。苏轼融会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精华而构建的多元和谐的生命范型、审美人格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让他同时代的人及后来人都为之折服。
参考文献：
[1]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363.
[2]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A].苏轼资料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4.71.
[3]苏轼.黄州安国寺记[A ].苏东坡全集[M].广州:珠海出版社，1996.280.
[4]胡遂.苏词中的生命体验与超越[J].文艺研究.2003(3).156.
徐定辉，男，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