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自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开始萌芽，至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世代相袭，流传不衰。作为一种学说，儒学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规范和制约的作用，当然对战争的影响也不例外。尽管儒家文化起初极少直接涉及军事术语，更少赞同杀伐攻占之事，但其思想依旧在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内容
1、非战立场
儒家思想中“非战”立场和厌战、反战色彩极为浓厚。孔子厌恶谈及战争，“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孟子也深刻认识到战争的危害：“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者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荀子思想虽已涉及具体的军事理论，但也和孔、孟一样，极力主张避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他对齐桓公动用军事手段达到个人目的的行为深表蔑视：“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呼五伯，……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并进而指出专恃武力将带来严重恶果：“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衅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可见，先秦儒家在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指引之下，从民本主义思想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生存价值，强调尊重人性，认为战争是对人性的践踏和对“仁”的破坏。因此，“非战”立场成了先秦儒家军事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2、民本主张
儒家思想极为重视政治对军事的影响和作用。在他们看来军事只是一种手段，政治才是最终目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服务于政治目的。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坚决反对杀戮：“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孔子主张以德服人的政胜之道，将民心置于首位，肯定了政治的主导地位。孟子也充分认识到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基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精神，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真知灼见。他主张修明政治，行仁义之师：“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意即只要施行真正的仁政，使民心归顺，在军事上就会所向无敌。孟子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政治上的得失，并一再强调政通人和，赢得民心。荀子则在孔孟“仁”的思想前提下，进一步强调了“礼制”和“礼教”，主张修“礼”，提倡附民爱下。“上不隆礼则兵弱。”“礼修而士服，政平则民安。”若不隆礼，“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所以荀子思想的实质是“仁”、“礼”并重的，他既主张行仁义之师，又提倡能令行禁止，其《议兵》看起来是直言军事，实际上关注更多的问题是议政，关注的核心是民本思想。其实，民本思想是先秦诸子学说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它是春秋、战国惨烈的战争现实所造成的，但是儒家军事思想中的民本思想较之其他学派的民本思想其理想化成分要更浓一些，许多东西在乱世中的专制制度下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儒家军事思想乃至它的其他治国主张在当时并不被诸侯们所重视和采纳。
3、礼乐精神
儒家注重礼乐文明，其在具体治军方式上也强调以礼治军。孔子“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戒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孔子、孟子坚决反对让百姓不教而战，教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人民的修养素质和为统治者施行仁政服务，更是为了能使人民（士兵）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令行禁止，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荀子是先秦儒家中主张以“礼”治军的代表人物，他深知礼仪有赖教诲而成，如在军事准备工作中他认为：“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一，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为了使人民在战争中协调一致，三军齐心、上下协力，以赢得胜利，荀子一方面主张用仁义节操巧妙训导士兵，另一方面，还以“礼”的方法严肃军纪，要求士兵以服从为第一要务：“故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意思是讲求礼法道义，教育感化，才能使士兵齐心协力，若诸侯中有人用仁义节操训练士兵，就能一举吞并消灭几个国家，以“仁”教兵，威力无比。同时，荀子对军纪也作了严格要求：“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由此观之，儒家的礼乐精神实际上并不紧紧局限于宫廷礼仪，它与军事思想也是紧密结合、融会贯通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4、制度完备
儒家军事思想并不是一纸空文，更不是建筑在空中的楼阁，它有着比较完备的、自成系统的制度作为保证。例如儒家对将帅指挥作战制定有详细的制度，其中包括：“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等。“六术”指“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五权”指“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三至”指“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欺百姓。”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三种具体情况。“五无圹”指“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荀子认为，只要能做到这些要求，就能成为“通于神明”的杰出将帅。另外，儒家也非常注重严肃军纪，要求全军将士绝对服从军令，违令者严惩不怠。“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尤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有不由令者，然后诛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荀子认为，只要军纪严明，就可称王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二、儒家军事思想与《
孙子》之间的关系
综前所述，先秦儒家军事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并将之作为其思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站在“非战”、“民本”、“礼乐”的立场之上，对军事的一种独到认识。其实，作为先秦时期对中国社会影响颇深的一部思想体系，其与当时兵学思想的代表作《
孙子》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
《
孙子》是春秋末期孙武所著，包括始计、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共十三篇。它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巨著。被誉为“兵经”、“百代谈兵之祖”，并与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起被称为“世界兵学双璧”，蜚声世界兵坛，饮誉中外。然而这样一部兵学巨著在中国历史上却被长期诬为“盗术”，宋代的一些腐儒甚至对《
孙子》极力贬斥，谓之“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当然这里的“盗术”今天已被称之为谋略思想，成为取得军事胜利、政治斗争和经济竞争的重要法宝和武器。
先秦儒家军事思想与《
孙子》之间存在有诸多差异。从对战争的态度上来看，儒家崇尚“非战”立场，对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持反对和蔑视的态度，而兵家代表《
孙子》则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立足于周室式微割据纷争的社会现实，提出具体而又符合实际的战争理论；从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上来看，儒家注重对战争性质的区分，他们把战争划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对于非正义战争他们深恶痛绝，对于以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之中的正义战争他们则采取了坚决支持和拥护的态度。相对而言《
孙子》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则不敏感，它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能否从战争中获利，只要达到了“屈人之兵”的战争目的，就可以不考虑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战争，也不用考虑战争中使用的手段是否合乎礼的规范；从双方的主要军事思想上来看，先秦儒家思想家中除荀子外几乎鲜有人直接论及具体的军事理论，他们大多数人继承的还是认为战争是“正道”、“勿事诈术”的思想观念。如荀子便主张行仁义之师，反对用诈：“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因此在战争中，“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以阻隘”、“不推人于险”等作战原则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到了春秋中后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残酷激烈的程度日益加深，那种认为战争是“正道”、“勿事诈术”的观念开始走向末路。孙武在总结前人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兵以诈立”、“兵者诡道”的思想。在这种历史趋势的洪流之下，实施伐交、重视用间，以金钱、乱臣、美女败其内政等一系列巧用谋略的记述跃然于史籍兵书之上。只要符合战争规律，能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就可以千方百计地将谋略斗争施用于大国之间的较量之中。《
孙子》由于作出了符合历史规律的选择，所以尽管实战中许多做法违背了“常理”，但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而先秦儒家思想则由于其对“仁”、“礼”等“大一统”思想内核的无限制放大，最终导致了其在春秋、战国动荡局面下的不合时宜和裹足不前，于是逐渐在百家竞起的局面中失去了原来显赫的地位。
先秦儒家军事思想与《
孙子》尽管有不同之处，但是它们之间也有许多一致性。如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大致都产生于春秋、战国的乱世局面之中，相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政治需要使二者必然具有共同的语言。如孙子兵法尽管对战争指导原则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证说理，但其前提和出发点却与儒家一致，孙子也主张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充分肯定人性。实际上《
孙子》对战争始终抱着一种极为谨慎的态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道”置于“五计”之首，阐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全”为上，“破”为下是孙武的重要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由此观之，《
孙子》军事思想与儒家“非战”立场和倡行“仁义之师”的主张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因此，简单地认为孙子兵法和儒家军事思想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观点是肤浅的、片面的。
三、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历史影响
尽管儒家军事思想在先秦时期并未成为主宰战争胜负的利器，然而由于其思想内核和中国传统社会机理的一致性，最终导致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到秦汉魏晋时期出现了兵儒合流互补断长的倾向。并且儒家军事思想在其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规范了先秦以来兵家用兵的宗旨与目的，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也有力地抵制了上古中国穷兵黩武的好战倾向，促成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秀文化传统。
但是由于儒家思想往往对战争作出种种理想化的虚拟，因而容易导致在实际战争中的失败。尤其是荀子反对用兵使诈的态度，曾一度给后世带来了消极影响。如韩信背水破赵战例中的陈余之败，就是受到儒家军事思想消极影响的一个典型战例：公元前204年10月，韩信率兵同属于楚王项羽势力的赵国作战，须经太行山一道狭隘的山口——井陉。井陉口是太行山著名的八大隘口之一，易守难攻，不利于大部队行动，赵王歇和成安君陈余屯20万大军于此凭险据守，以阻止汉军。赵王谋臣李左车向陈余献计说，井陉不容两车并行和齐兵队列，要求发精兵3万给他，抄小路截断汉兵的给养辎重，正面赵军则高筑营垒，拒险坚守，使韩信进不能战，退不能还，不出十天就可以获胜，并保证将拿韩信之头回来见陈余。可陈余却以嘲笑的口气拒绝了他的正确建议，认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而且韩信兵少而疲，避而不击会贻笑诸侯，拒不采纳李左车的建议。李左车知其必败，便投韩信。结果诚如李左车所料，20万赵军败于韩信数万汉军，陈余最终也被斩杀。这是在战争中过分强调儒家的“仁”却不讲究智胜而导致军事失败的惨痛教训。
总之，先秦儒家军事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中国古代兵学的构造奠定了“仁”的基调，引导中国古代兵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以儒家“仁”为基础和前提、以兵家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传统。这既与炎黄子孙安土重迁、崇尚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相吻合，同时也铸就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不屈性格。
韩红宇，男，重庆三峡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