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德威的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的发表，引起了海内外学者对现代性与晚清文学联系的极大关注，对晚清文学的研究又前所未有地凸到了学术研究的前台。那么，为什么说晚清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段？“晚清现代性”与“五四现代性”有何联系？与“五四”相比，晚清文学现代性有什么不同的表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拟就这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现代性，在西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命题，而是一个性质复杂的跨学科命题。从哲学角度来看，是欧洲启蒙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哲理设计，反映了一种强悍无比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逻辑，充满了新时代的理性精神。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它既是一系列反传统的独特的叙述模式，也是一场表现方法上的剧烈变革。而在社会学的层面，它包含了一整套艺术机构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创新、以及社会再造。[1]
而对于中国的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而言，现代性，则具有与文学古典性不同的新属性，比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输工具，运用现代汉语的符号系统，表述中国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体验，创造与古典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崭新形象；而面对市民消费群体，则是一种时髦的自我意识、生活方式或生存体验。[2]
如果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关于社会现代性的新解释来考察晚清和“五四”，在现代社会断裂性、知识反思、社会再造等突出特征方面，“五四”远比晚清来得更明显、更强烈、更彻底。“五四”的文学革命与晚清的文学改良相比，规模更大、更有力度、社会影响更深远，现代性的“西风”在“五四”也吹得更强劲。但据此将“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性高潮的时段也许较合适；倘若将“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时段，那么，此前晚清活跃的现代性因子就难以解释了。
二
早在明代中叶（1488——1620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早期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市民意识已开始觉醒，在思想界出现了与程、朱理学相对抗的“阳明学派”、泰州学派、李贽等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异端思想，强烈震动了明代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并不想说中国现代性在明中叶以后就已出现，但从李贽、王守仁等进步思想家的思考中已不难找到欧洲启蒙学者的思想影子。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中文报纸《循环日报》并撰写现代性散文。这一标志性事件，就已具备了多种现代性因子：其一，运用了现代大众传媒——报纸；其二，撰写现代政论散文体——其散文已冲出古文辞的门径，走向了大众化、社会化；其三，反映了中国人在全球格局中的新的生存体验。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19世纪60年代——19世纪末），是晚清文学全面繁荣的时期。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3]，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这使我们不难窥见“五四”胡适尝试写新诗的渊源。很有意思的是，这时也掀起了一个白话文运动——黄遵宪就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4]。陈荣衮、裘廷梁等也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的异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报章宜改用浅说”。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也纷纷出现。这一次白话文运动，虽没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取代传统古文的统治地位，但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古文的表达作用，对晚清的文体解放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妨看作是“五四”“白话文学”的先声。梁启超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曾风靡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语言、形式、文体等方面的变革，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文学内部，而是来源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的变革压力——旨在开启民智，这从哲学层面来看，是否也体现了一种新时代的理性精神呢？！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也不断输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引起了极其广泛的思想影响，这也许正是“五四”外国文学思潮大量涌入的前奏。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20世纪初——“五四”前夕），文学的群众性和革命性大大增强，进步的文学思潮得到进一步发展。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发起的“南社”，是明末“复社”以后最大的一个文学团体——这一文学社团的出现，似乎正是“五四”新文学社团蜂起现象的先导。
从上述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晚清现代性”与“五四现代性”前后的渊源关系。或者准确地说，按照“现代性”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内在逻辑，晚清是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时段，而“五四”则是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高潮时段。当然，如果按照西方文艺现代性来考察中国的晚清文学，晚清还远没有产生典型的现代性文本，但现代性的生存体验和意识却已经不易觉察地渗透到了作品之中——这也许正是晚清“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那么，尽管晚清的现代性有了如此之多的历史表征，但为什么长期以来却不被人们所认可呢？我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晚清现代性与早已形成定论的“五四现代性”相比，确有自己独特的、不易觉察的个性。
三
表述中国人在全球格局中的现代性生存体验，是构成文学现代性的基础。每个个体体验现代性的进程，构成并直接影响着整个现代性进程。
晚清的中国，面对的是“列强环伺”而“中国积弱”的全球性遭遇，昔日傲视群夷的“天朝上国”当时已沦为劣等民族，而向来被看作末技的器具而今居然成为日常家居的舒适工具和卫国兴邦的致胜法宝。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为精英人物的思想变迁，而且体现为包含精英人物、普通民众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整体的生存体验模式的转型，这种生存体验模式的根本性转型也就使文学由古典性向现代性的转变成为必然。
这种现代性的生存体验，在当时的文本中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惊羡体验，以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为代表，体现了现代性进程中对新生事物的惊奇和艳羡。第二类是感愤体验，以黄遵宪的诗作为代表，显示了现代性体验的悲愤与感伤。第三类是回瞥体验，以刘鹗的《
老残游记》为代表，凝聚了对即将消逝的中国古典传统的深深眷念。[6]
这种现代性的生存体验，要么显得不够“现代”而被忽略、受压抑，要么显得过于“现代”而难于理解、不被认可。生存体验中，一种与现代都市消费文化密切相关的“现代性”就是如此。
这种与消费文化相联的“现代性”，我们不妨称它为“被压抑的、边缘化的、消费的欲望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显然不如“五四现代性”来得明显、强烈、宏大，并被正统的“五四现代性”排斥和压抑。它不像“五四”那样强调“启蒙”、“救亡”的恢宏叙事，而是注重“现代”消费中欲望的满足。
民众“现代”消费欲望的满足，在晚清的文化语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上海开埠二三十年后，随着商业的繁荣发展，货币流通量增大，消闲娱乐业发达，物质生活和消费生活内容的丰富以及新兴商人的炫耀行为，金钱在人际关系中地位上升而形成的崇富心理，在这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追求享乐的消闲方式和崇奢逞富的消费方式，它首先由商人阶层兴起，而后向社会各个阶层广为蔓延，形成了弥漫于社会上下的享乐崇奢风气。人们的消闲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的新观念。”[7]
而这种消费欲望的“现代性”，正是中国人在当时的全球格局中的现代性生存体验，与当今中国的全球化、市场化的历史情境有着直接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已经完成了由“生产”向“消费”的转化。“消费”不再是一种次要的和附带的行为，它本身就成了人生的重要目的。生产和劳动已被看作消费的条件，而不是生存的目的。“消费”的冲动和“欲望”已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驱动力。它建构了完全不同于“五四现代性”的有关“启蒙”、“救亡”的宏大叙事的新的“现代性”。于是，这种新的“现代性”要有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来认定。
这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在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得以体现：“一句‘到和平饭店喝咖啡去’，说出了上海年轻人一个怀旧的夜晚。坐在那里，他们想要是自己早生五十年，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故事。那是比坐在他们邻桌的欧洲老人更梦幻的心情吧，也是只有上海孩子才能有的心情：对欧化的、富裕的生活的深深的迷恋。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曾经有过的历史的深深的自珍。到那里去的上海年轻人，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英文，更懂得怎样用刀叉吃饭，更喜欢西洋音乐，有一天，可以拿出来一张美国护照，指甲里没有一点点脏东西。这也是这个城市年轻人潜在的传统，从来没有被大声说出来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现代性”的历史意识在“五四现代性”启蒙、救亡的宏大叙事传统中被压抑——以致于“从来没有大声说出来过”，或被忽略、或令人难以理解。而这种试图将上海这类大都市与世界接轨的强烈冲动，正是“现代性”意识的突出表征，也正是“五四现代性”传统压抑的边缘，更是晚清“现代性”历史的、现实的存在。从鸳鸯蝴蝶派到“感觉派”，到张爱玲、苏青，到王安忆、陈丹燕、唐颖等的缅怀旧上海，再到池莉、邱华栋、李大卫等人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我们都不难看出“被压抑的消费欲望现代性”的脉络。
晚清现代性之所以容易被人忽略，还因为它不像“五四现代性”那样，能够在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变革中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而是常常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是晚清诗歌变革的特殊文化语境。由此产生的变革主张与思想，具有独特的意义：其一，“日常生活”决定了变革的实用性特征，即诗人所体验的不是形而上的玄思，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处境。其二，“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被遭遇，带给诗人的首先是感官上的刺激，而不是思想或精神上的刺激，这就决定了变革的物质特征，即诗歌首先遇到的是能否准确地描绘出“现代性”的物质世界，然后才是能否描绘出“现代性”的精神世界。
另外，在晚清进步作家的作品中，已出现了与古典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学形象，比如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3年）中的维新人物黄克强为开端，创造具有神圣性、原创性和感染力的“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人物，已成为现代性文学在20世纪的一种主流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8]
注释：
[1]参见赵一凡：《现代性》，《外国文学》（京）2003年第2期54—59页。
[2]参见王一川：《晚清：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段》，《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7页。
[3]参见黄遵宪：《杂感》诗。
[4]参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
[5]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6]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8]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吴跃平，男，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