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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在四川平武的县城。由于地震呈线形沿龙门山断裂带朝东北方向传递，距断裂带五十公里的平武县城只是建筑物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次日凌晨，得知汶川、都江堰、绵竹、什邡、北川、青川等县市受重创，人员伤亡惨重。尤其北川县城，被夷为平地，被掩埋者上万。13日早上，得知平武县的平通、南坝、石坎、水观等地亦遭受毁灭性地震，中、小学教学楼全面垮塌，人员伤亡过半。地震后在县城的几天，我为不能亲历重灾现场而深感不安和羞耻。5月17日，我随同难民租车到高庄坝，步行两个小时到了南坝。
       南坝是龙门山断裂带上的一个镇，也是三国时著名的江油关。唐宋时是龙州的州治，著名的牛心山为唐太宗李世民先父李隆迁墓。1984年—1987年，我在南坝中学教书。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南坝被夷为废墟，牛心山几近崩裂，山顶的庙宇碎为瓦砾。在南坝，我见到了一些幸存者，一些遇难者的家属，一些第一时间爬上废墟的人……听他们讲述，陪他们流泪，和他们一起沉默。
       我在“5·12”之后二百个小时开始打这些字。手指还在颤抖。山脉、江河、大地和生命的安稳还没有得到恢复。这不是通常意义的日记，而是惊恐、绝望、虚弱和感动之后的余生。
       （此时是5月21日23∶31，又一次强余震。惊恐而疲惫的人们都在抗震棚里睡了，我在平武县政府院子的车棚里摸着键盘打字）。
       ——作者题记
       5月12日
       早上起床，依然感觉头晕。昨天输液的效果并不好。去医院前打开电脑，改动了10日写在博客上的诗歌《这个春天》里的一个字。
       带了《博尔赫斯谈话录》去医院。八点四十分，冰凉开始流进我的血管。翻开书，继续昨天的阅读，比药液要温暖的另一种真实也开始注入我的血管。
       中午吃粉蒸排骨和炒青瓜。午饭后妻进屋午休，叫我两点喊她，她有第一节课。
       洗碗时发现窗外光线变得很暗。想起早上输液室外面灿烂的阳光，突生不祥之感——但仅仅是一刹那。
       躺在客厅沙发上小憩，感觉冷，抓起旁边一件妻子的外衣搭上，习惯性地捧起昨天傍晚刚从值班室拿到的《山西文学》第五期——上面有我的《生产队》。
       没看几行字，就迷迷糊糊睡着了。迷迷糊糊醒来，看见妻子从卧室出来。侧目看墙上的钟：差一分钟两点。
       在妻子洗漱的声音里再次睡去——昏沉，搁在肚子上的《山西文学》掉在了一旁。
       昏沉中，又一次直觉到窗外天光的灰暗，意识里闪过“地震”一词的概念。
       两点二十五。是两点二十五吗？听见声音，同时感觉到颤动。意识到地震，且不是一般的地震。飞快地奔跑。开门、择路、转弯，直到站在县政府院内的草坪上。失忆。脚上怎么穿的运动鞋（而不是拖鞋）？是从政府院内的侧面跑进草坪的，还是从前面的窄巷跑出街再从大门进到院内的（侧门上班时总是关闭的。听楼上一位大妈讲，侧门是地震过后她叫保安打开的）？又是怎么开的家门、楼门？为什么没有像平常或者梦中那样感觉到身体的笨重（梦中的逃生不是力不从心，就是迈不开步）？
       站在草坪上，地震没有停止反倒加剧了。除了身体感觉，眼睛也能看见大地的颤动：宿舍楼、办公楼都在剧烈抖动、摇晃。从未有过的经历让我惊恐万分，唯一的感觉便是置身世界末日。
       大地的抖动继续了很久——两分钟，还是三分钟？
       恐惧的极限是，大地如同一口沸腾的油锅，好像我们转眼就要掉进去。
       从政府大楼里跑出来的人聚集在院子中间的过道上。县长毛一兵在喊：“大家不要惊慌！”“学校，学校！”我本能地叫出这个名词——学校里有我的妻子和女儿。
       地震结束了，惊恐还在。我感觉身体比从珠穆朗玛峰下来还要瘫软，后腰空洞，像是有人取走了肾脏。
       我两次进屋：一次去关门，一次去拿照相机。
       一路小跑去学校看女儿。街上一遍狼藉，政府街的牌坊倒塌了，到处是建筑物坠落的砖瓦和广告牌子。满街是惊慌的人群，每个人都面色惨白。我自己也惊魂未定，感觉完全置身于一个陌生的混乱的城市。余震不断，我本能地注意着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和电线、电线杆。
       有一种隐秘的感觉需要说明——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像是被地震震裂开了，渗透出一种诡秘的难以言说的快感——它或许意味着对生命平淡无聊的日常生活的厌弃。
       来到南桥桥头，看见涪江对岸女儿所在学校的教学楼是站着的，松了口气。很多家长都在往学校拥。转身朝妻子所在的学校小跑。
       没有看见有楼房坍塌。紧张已经有所缓解。一路拍着照片。裂隙的、檐顶垮塌的建筑物。坠落的钢制广告牌。惊慌的人、惊恐的脸和眼睛。
       意识指向远方：什么地方是震中？震级到底有多少？
       进入北山小学，两次看见报恩寺万佛阁旁边屋顶被震塌的椽檩和瓦。
       妻子带着学生站在操场的古柏下，见到我就问操场的古柏会不会倒下来。看见她和学生都好，我眼睛里满是泪水。
       穿过报恩寺杀牛巷，穿过人山人海的报恩寺广场，穿过水果市场。看见有人开始抢购物品。有宣传车开过，发布着抗震救灾指挥部一号公告，听得出是以前的播音员高小兰的声音。滨江广场到处是人，医院已经搬出来，有年轻人抬了被褥占据了明城墙下的亭子。
       晚上，传言不断，说震中在甘肃岷县，又说是文县。震级7.8。
       5月13日雨
       凌晨听到新的传言，震中汶川。不久在收音机里得到证实。
       开始传言北川县城被摇平，七千人死亡。
       惊恐开始消退，车棚里有了笑谈。平武幸运，平武幸运吗？
       早上听到本县灾情：平通镇被夷为平地，中、小学教学楼垮塌，近千名学生死亡；响岩镇死亡三百人；南坝镇没了，中学、小学教学楼垮塌，小学六百学生被埋，中学因为搞体育测试逃过一劫。
       传言渐渐有了情节、细节，有了人物、时间、地点：平通对岸的李家坝某某在山上薅草，地震来时抱住一棵大树，顷刻间从几百米高的山坡冲到河坝；水观乡某某在石坎赶集，在地震中逃生时第一脚踩在锰分厂，第二脚就踩在小河对面的健康村；水观马鞍石两夫妇在村子对面的坡上薅草，地震来时坐了一盘“阿拉伯飞毯”，从山这边飞到了山那边；水观乡的某某在山坡放牛，地震来时看见山路上两百架拉锰矿的拖拉机被抛上天空，变成了直升飞机……南坝沙湾有人看见地震时涪江飘扬如彩带，江水倒流几公里；石坎有人看见地震时造成山体滑坡，两山合并，植被完好，泥土奔流如液体……
       上午，被人从车棚赶出，只好把被褥和东西搬到了政府大楼门前的平台下。
       傍晚，妻子在车棚抢得一个铺位。
       我在政府大楼门前的被褥里读《博尔赫斯谈话录》。
       夜里听刚从豆叩步行回来的科技局司机老胡讲述平通、响岩、南坝的情况。平通小学：初中教学楼坍塌，师生被埋过半，地震当天从响岩调集挖掘机过来救援，每一次挖掘都能挖起两三具尸体，以至于挖掘机司机不敢再挖。从废墟里救出的人摆在街边，不少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老胡是地震后从豆叩步行到平通的，在土豆地里睡了一宿。
       5月14日晴（当天黄昏打在手提电脑里的字）
       天气很好，我却感觉十分疲软。下午有过四次较大的余震，但已经习惯，不再惊慌跑。（此时此刻，抗震棚里收音机传来温家宝总理的声音）。
       昨天便开始考虑出发去重灾区。去到鲜血、死亡、废墟当中。我游离的状态却让我不能做出决定。
       有关本地灾情的消息越来越多，午饭后坐在树荫下躲余震，听一个从平通救灾回来的人讲灾情：平通初中死亡惨重，整条街的楼房垮塌。地震后是淹到脚颈的尘埃，血浸湿了尘埃。还讲到一个在地里干活的人看见学校倒塌，从山上跑下来，喊他孩子的名字。医院化成废墟，镇上医术最好的医生也被坠落的广告架砸死。救援的人因为看见救出的人没有医药救治而绝望。路过的人听见压在预制板下的人呼喊，也无能为力。
       我决定出发，去南坝或者平通。那里有大地的伤口，那里有死里逃生者的眼神……
       12日地震后就与外界中断联系，不知还将中断多久。也许——应该，有许多朋友在牵挂我。我不能排几天几夜的队列去打卫星电话，为他们报上平安。
       5月15—16日晴
       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不安、耻辱。死亡在废墟里继续，在分秒里继续，而我却在余震里吃、言谈、阅读、行走。想去重灾区，却下不了决心，好像是只在期待（通路，或者组织安排）。作为震区内的一个作家，应该去到那些废墟，去到呼喊和绝望中。汶川之外，北川、都江堰、德阳、绵竹、什邡、青川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亡，且学生居多，整班整班被埋于废墟。我们县的平通、南坝学校的景况也一样。石坎的半条街被山体滑坡掩埋，不晓得康朝彦一家人咋样——她的丈夫在石坎小学；不晓得二哥的岳父岳母如何——他们就住在平通镇上。
       时间没有停止，只有去想象自己站在曾经熟悉的而已变成废墟的那些地方的情景与感受。南坝、平通、北川、青川……都已是怎样的面目全非？越是听从平通、南坝回来的人讲述他们的见闻，越是感觉毛焦火辣。
       早晨六点左右刚醒，突然发生强余震，我本能地跳下床冲出去，摔倒在水泥地上，碰翻了棚外茶几上的茶杯，脚趾和膝盖受伤流血。妻子在喋喋不休地数落，我沉默不语，厌恶自己之极，渐渐滋生的羞辱像出血一样浸润了我。感觉自我被震裂开一道口子，很多碎片沉落了进去。
       进屋擦过酒精，一声不响地扫地拾捡12日地震砸碎的玻璃和脱落的墙皮，希望突然大震，让附着在我身上的怕死的本能和羞辱坍塌。
       第五天了——没有回乡下去看母亲。
       平武的灾情开始为外面知晓。央视一套开始有报道。想到朋友们的担心，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活着，我很好，虽然是羞辱地活着、羞辱地很好，勿念。
       上午移动通讯恢复信号，在妻的手机上收到黑陶的短信。能想到朋友们在我博客上的留言。给江少宾发去短信，要他替我在我博客报个平安。
       从地震学上讲,这次地震叫“5·12汶川大地震”，但我希望从历史学的角度叫“5·12四川大地震”。据央视昨晚报道，死亡已近二万，预计会逾五万。这个平常只能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看见的情景成了我们自己的事件。有人说这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我以为不是，它仅仅是地球的一个事件，无可奈何地关涉到地球表面的我们。
       给周佩红等朋友短信报平安。接到少宾、赵瑜、雨田、牛放、程永红等朋友的电话。得知北川的郭志武、都江堰的王国平平安。担心汶川的杨国庆。
       傍晚去指挥部衔接赴重灾区的事。坐在指挥部抗震棚外的水泥地上，接受了上海《文学报》金莹的电话采访。明显感觉自己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坐在指挥部的帐篷外，一块石头渐渐落地。
       夜里失眠。
       5月17日阴
       早上6∶40便去城外找车，未果。遇熟人，找到交通局一辆送粮的车，说可以赶到高庄。仍未果。
       去等客车。客车因为客源不济决定不出车。无奈，只好随同几位逃难的灾民租车到高庄坝。
       车过白草，开始看见有越来越多的房屋倒塌。石头坝到高庄的路通了，塌方到处都是，公路上的裂口触目惊心。到处都能看见倒塌的电杆、电线、光缆、天然气管道和被滚石砸毁的汽车。
       从高庄开始步行。在第一道塌方处就看见飞石呼啸，一辆载人的摩托车差一米被巨大的流石击中。我以赌博的心理飞跑过塌方处，不慎拉伤了左大腿后侧的肌肉。从高庄到南坝的何家坝要经过十几道塌方处，最长的塌方有好几百米，最大的石头有好几间房子大；特别是快到旧州那一段，整个山体滑坡，得绕道走河边。
       在旧州看见凤翅山，看见江油关，松了口气，它们熟悉又陌生。我已经没有能力把面目全非的江油关与我的青春记忆联系起来。旧州、旧州老街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公路边到处是临时搭建的抗震棚。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还看得见些许人间烟火。
       变换着角度拍摄了在地震中坍塌的旧桥、新桥。新桥尚未完工业已报废。旧桥本已是危桥——这么多年，我都是通过它走出涪江大峡谷的。
       站在凤翅山下看对岸的南坝，南坝已是一片废墟。这个隋唐便有繁华的边地关隘，在这次地震中终结了它的繁华。
       在凤翅山下的河边等候通过时，遇见两位来自开封的空降兵，他们于13日晚第一批抵达南坝。我喜欢他俩的模样——笑容。问及姓名，只说是陈和孙。我看见笑得最甜那位水壶套上的名字是余林祥。
       桥梁坍塌，公路中断，南坝变成了孤岛，仅靠一只近乎废弃的铁皮危船维系着与外界的交通。
       部队开始架设简易浮桥。已是地震后的第五天。大型机械依然不能进场。看见从水观、石坎流出的发黑的溪水，想起了锰粉、锰矿。拍了照。
       下渡船，脚踩在了南坝场的地皮上，感觉身体里已经有东西在融化、崩溃。不是在变成废墟，是在变成荒野。路上、沙地里、河滩上、河流里都看得见解放军官兵的身影——扛着东西，在小跑。
       午后的太阳白光光的，远远近近的行人、废墟、山脉都蒙了粉尘，呈现出惨白。指挥部的几个熟人在码头上扛矿泉水和方便面，我上去帮忙，被过来的几位战士替换。坚持与一位战士抬着纸箱往场镇上走，注意到战士年轻甚至还有些稚嫩的脸——黝黑。中途我们换过一次手。路上来来往往都是部队的人，间或有灾民和地方救灾的人。快到街上时，战士看出我有腿伤行走不便，就一个人不由分说扛起了纸箱。
       走进化为废墟的南坝小学，脑壳里是长时间的空白。记忆消失。来自河北的消防官兵正在搜救。树木的青翠和消防官兵衣服的橘红色是唯一的存在。从废墟到废墟，从废墟到废墟，从废墟到废墟……白亮亮的太阳照在废墟上，时间没有丝毫从死寂中复苏的迹象。没有风。我看见废墟里的书本还停止在12日14∶28那一刻：6年级4班，伍加浩，《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时间回转121个小时，一个不敢想象，也无法描述的时刻，却注定要进入我们个体和群体的记忆。
       在废墟边，遇见一位在现场负责登记遇难学生姓名和人数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发生地震时他正在南坝检查工作，地震后第一时间投入了废墟抢险。地震首先发生在酒店老板递给他的茶杯里，接着就是被震倒、昏天黑地、教学楼垮塌。在场的还有南坝镇的屈书记和中学的任校长。在电视上已经看见够多的教学楼坍塌、学生被埋，已经听见老百姓足够多的质问、感受到老百姓足够多的愤怒与绝望，而今又看见，又看见教学楼坍塌后的缺口衬托出的周边站立的楼房。我用商榷的口吻询问局长，几乎是传达全国老百姓的质问，同时也是传达我个人的质问与哀惑。局长答天灾天灾，人其奈何哉？兼述以教学楼结构特殊、稳定性差。
       上到后坪上的南坝中学——二十一年前我在这里教书。指挥部设在中学校园内，因为有柏树，被灾民戏称为“柏林”。中学教导主任吕述国接待了我。接待规格为一把木架长椅和若干关切的话语，没有水、烟。知道我还没吃午饭，吕老师四处找寻得一包方便面。
       中学黄土操场就是一个难民营。到处是自搭的简易抗震棚，到处是学生、老师和从场镇乃至水观、石坎逃生的灾民。操场边的矮墙上、树荫下到处坐的、睡的是灾民——老人、女人和孩子。随处都能看到、听到有人在讲述死里逃生的故事或者他人遭遇不幸的惨状。指挥部的伙食团建在废墟边，周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救护、卫生应急队。有浙江的、广东的、内蒙古的、四川本省的。
       在指挥部废墟上遇见过去在阔达教书的同事陈洪，他满面尘土，衣裳上满是盐迹，问我有没有水喝，从帐篷里给我拿来一瓶矿泉水。陈洪也是死里逃生。发生地震时，他们国土局五个人正从石坎开车出来走到旧州老街上。我熟悉那个路段，生死只在十秒，快十秒慢十秒都必死无疑。地震后他留了下来，却无法过河，在河边睡了一宿，13日早上才过到对岸投入抗震抢险。
       我和陈洪到坟场去了一趟。之前去医疗队领了口罩。坟场在中学背后的坡地里，一片新土，几丛土堆。一两百个小学生已经入土，几个挖好的大坑等着挖出的死者。消毒的队员等着消毒。据掩埋死者的人介绍，开始的时候用小型挖掘机挖坑，后来挖掘机被调去废墟作业，我看见的土坑是由部队用镐头和铁铲挖的。太阳已经落坡，新土蒙上暗影。拍照的时候，颤抖从手指一直传遍全身。想象新土下那些被中止的稚嫩的生命，接受起来有多么难过。这难过里包含了无力完成的对人祸反思的愤怒与绝望。
       为寻找我的朋友老胥，傍晚独自翻过一山山废墟去了信用社。信用社已化为废墟。信用社在夕日场镇最繁华的十字街头。一台挖掘机正在作业。几个记者正在拍照、录像。有别短火的便衣守卫。“短火，你知道什么叫短火？”我听见有人问一位戴口罩的女记者。女记者笑笑，口罩遮住了她大半边脸。我想走近废墟看看，被别短火的守卫呵斥住了。信用社旁边的一栋高楼二楼变成了一楼，倾斜成七十度的角度却没坍塌，被火烧得漆黑。“地震过后，火烧了三天三夜。”有人告诉记者，“一、二楼都是超市，东西烧得干干净净。”我在十字街头转身、转身、转身，看见每一条街都是高耸的废墟。举起相机拍照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每一处废墟下都还埋着遇难的人。
       信用社的废墟里埋了六个人：中学老师严志书，严老师的妻子刘园园，营业员M和Z，以及Z的儿子。Z是位母亲，离婚多年，与儿子相依为命，儿子在成都上大学，五一回家还没有走。M是位孕妇，过几天就该生产，怀了一对双胞胎——不敢想象。听说地震过后两天，废墟里都还有呼救声。
       没有找到老胥，一个人翻越废墟往回走，在渐渐变暗的天光里看见一堆堆的鞋，那些曾经穿在鞋子里的脚在哪里？它们都好吗？
       晚饭后坐在操场边一架木椅上，看着天像平常一样黑下来，但感觉已经不是天在变黑，而是时间在变黑，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心里。帐篷内外混乱不堪，跑道上人来人往。有人在做饭、吃饭，有人拿了塑料脸盆或桶去外面洗漱。我坐在木椅上，瘫软如泥，什么也不去想。往日的同事路过，平常在同一栋大楼同一层大楼上班的熟人路过，也不去理会。有一阵子，分明感觉自己从混乱的现场游离出来，从深重的灾难游离出来，没有丝毫的力气去承担记忆与眼前的真实。
       起风了，尘土飞扬。我从木椅上站起来转过身。没有归宿，没有惊恐，没有孤独。直到看见我单位的领导老何，直到老何带我在简易帐篷里找到我们的朋友老胥，我才回到沉浸在黑夜的地狱里的逼真，并在地狱破碎的封盖上找到几缕人烟火的温暖。
       老胥是中学的老师，与我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他刚从信用社的废墟回来。整个下午，他都守候在挖掘现场。他的同事严志书和妻子刘园园都在地震中遇难。
       抗震棚里没有灯，看不清老胥的脸。在这样的背景下见面，我们自然没有平常的打趣和戏谑。老胥告诉我，坟坑已经挖好，掏出来立即就埋，天气越来越热。
       说话间，风越刮越大，雨点噼劈啪啦打在棚布上，尘土一股股卷进棚来。我们不管这些，继续着交谈。老胥也是死里逃生，地震发生时正在镇上的家中午睡，光着脚跑到后院，还是被埋在了废墟里，好在他反应敏捷、身手矫健，毫发无伤，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在街上捡了双鞋穿在脚上，立即跑回中学去看自己的女儿和学生；看见学生和女儿没事之后，又跑到小学去看自己的爱人和学生；见爱人和学生没事，第三个冲进小学的废墟，与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家长开始救援埋在废墟下的学生。老胥是南坝地震现场的亲历者，也是第一时间的救援者。从地震发生十几分钟之后到晚上九点，他独自与人合作共挖出三个幸存者和五个遇难者。老胥的讲述还算不上平静，但已经趋于平静。我能够想象他在惨烈的现场救援生命的激越与激烈。讲述中，他用到一些形容词，一些修辞，但不是为了夸张和伪饰，而是为了表达留存在他记忆里的洪流般的恐怖与温热。老胥流泪了，看得出他在克制，但他又克制不了。我从未见过一个说着形容词与修辞语的人哭泣。我没有准备。那一刻，我确信自己看见了一颗善良、纯朴而勇敢的心的剖面。
       老胥还告诉过我一个细节。在救援的间隙，他看见几十具小小的尸体横七竖八摆放在公路上，很凌乱，便过去一具一具整理。他说他相信人的死是有尊严的，小孩子的死也有尊严。
       老胥活了下来，除了身上穿的一件背心、一条裤子什么都没了，手机也没能拿出来。唯一一件背心，也拿去遮了遇难女老师的身体。
       “只要人在，比什么都好。”这不是一句安慰的话，而是死里逃生者的切身感受。
       外面狂风大作，雷电火闪，大雨倾盆，棚里的师生都在抗风救棚。说话间我们也伸出两手抓住被风掀起的棚杆。我们的交谈没有停止。心里有恐惧，但没有惊慌。老胥完全沉浸在讲述里。狂风掀起棚布，雨水灌进棚子，洒在身上也不躲让。我在默认老胥的生死经历，默认他对亲历生死的理解与升华，也在默认自己内心的恐惧与绝望。在我的感觉中，仿佛大自然还在孕育更大、更绝对的事件；仿佛南坝就要在这狂风、雷电和暴雨里沉陷。
       风雨雷鸣中，一直默然坐在一旁的老何讲到几件不快的事：一件是从市里来南坝的某要员喝茅台，一件是两帮过渡船的人在记者面前公然打架。两件事都是老何的亲历。在渡口，老何被要员的随从呵斥去扛过茅台，还有一纸箱卤鸡、卤鸭。打架的两帮人都是他的熟人。一帮是船主的人，一帮是从绵阳回南坝处理遇难家属后事的人。双方都有受伤。打架事件最终导致船主罢渡，急得等着过河发稿的记者一筹莫展。老胥讲，就在昨天，他也遇到一个尖锐的问题，有同事问他：“看见有人往指挥部里送茅台，你对自己的英雄行为有何感想？”
       “回答你的提问是一种羞辱。”老胥是这样回答他的同事的。
       我欣赏老胥的回答——救人与喝茅台是两回事。
       两个朋友的话题让我想起下午一位姓陈的老师讲述的他亲历的事。陈老师是地震第三天从外地赶回来的，因为过不了河在南坝对岸睡了一宿。一同在对岸睡了一宿的还有从湖南赶来的消防救援队。指挥部规定夜晚停渡。最为可惜的是，消防官兵携带的生命探测仪最适宜夜间作业。陈老师说他听见消防官兵不止一次说到“时间就是生命”——而且大多是幼小的生命。
       就在我们谈论官僚漠视生命和瞎指挥的时候，棚子外面发生了纠纷。出去看，是中学老师跟一位副县长在争吵、推攘，为了向指挥部要帐篷——指挥部已经调集到三百顶帐篷，但不够分配，怕灾民哄抢闹事，就一顶也不拿出来搭。
       最后的赢家是中学老师。部队很快就为学生搭建了几顶帐篷，先把漏雨的棚子里的学生搬了进去。
       倒在湿淋淋的稻草里，身上搭着湿淋淋的被褥。耳朵边是横伸过来的臭烘烘的脚。风停了，雨住了，喧嚣像纷扬的尘土渐渐沉入黑夜。很多东西被忽略，世界交给醒着的人承担。
       老胥已经入眠，明天醒来还要去守他的遇难的同事。我希望他睡好，不要有梦——如果有梦，一定是废墟、死亡和狂奔。
       5月18日晴
       凌晨1∶08，发生了一次强余震（第二天方知，震中江油六合，震级6.1）。后余震N次。我从强余震中坐起，以为要死，心跳得厉害，直到一股暖流从一只陌生的手传递过来，才渐渐舒缓下来——什么时候我的身边多睡了一个人。
       早上醒来，身边已经没人。对面丫头坪的阳光很好。陆续有人拿了盆子去沟边洗脸。记起昨夜雨后插在指挥部办公室帐篷外面桉树上充电的电池，跑过去取。
       早上的空气真好，我去叮当泉坐了一阵。看着脚下的南坝，看着废墟，我知道很多人已经无法享受这早上的空气了。叮当泉是一泓名泉，三国时马藐就喝过它的水，唐时李白也喝过，二十多年前我也喝过。它甘冽、醇厚，像是自然与历史共同酿造的美酒。
       太阳一点点升起来，麦地开始流溢火苗。麦子成熟了，天天都很热；麦子无人收割，更热的是人们的恐怖与绝望，更热的是部队官兵抗震救灾的热血与汗水。
       国旗在小学的废墟上高高地飘扬，有凤翅山的青翠衬托。废墟上，最显眼的是消防救援队员的橘红色。
       从叮当泉回到中学，在学校值班室外消磨早饭前的一段时间。在座的有老胥和另外两位老师，龙斌和汪必伦。跟老胥一样，地震发生后，龙斌、汪必伦、小学陶老师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家长、志愿者都跑到小学废墟上救援。尘烟未尽，他们率先救出了露在外面的五个学生。他们传递着从废墟救出的孩子，为幸存的生命欢呼、亲吻；他们传递着遇难孩子的尸体，为不幸的生命悲痛、哭泣。有一个叫刘磊的学生没有能救出，他在废墟下哭喊，他的身体被圈梁压住了，找不到工具。说到刘磊，老胥的眼睛（写到这里，又发生强余震，6.4级，震中青川板桥）又红了。老胥说：“没有救出磊娃子是整个救援过程中最遗憾，也是至今都让我心疼的事。”
       中学的张海军老师也参加了救援。在临时抗震棚见到穿橙黄色运动背心的张海军，年轻、结实，看上去像一名体育老师。他向我讲述了一个细节：一位压在横梁下的女生不停地对旁边一筹莫展的爷爷喊：“爷爷快救我！爷爷快救我！”他找到一根钢钎伸进去撬横梁，女孩突然哭喊起来：“好疼，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他便没敢再撬。“我明天不来上学了。”女孩对爷爷说。幸运的是，女孩在晚上被救了出来。张海军告诉我，中学老师的五个孩子都被救了出来，有一个被当场截肢。
       早上8点半，路过阔达应急队的棚子，与宋正华有过一段简短的对话。
       “你们是好久来的？”
       “13号晚上8点。”
       “直接到的现场？”
       “不是，在高庄坝的公路边睡了一晚上。实际上是14日到的。”
       “这几天通过你们消毒处理的尸体有好多？”
       “14号7具，15号5具，16号5对小脚板，17号6具，17……”
       “晓不晓南坝现在一共掩埋了多少？”
       “171具，家属单独埋的还有六、七十具体。”
       对话时，阳光已变强烈，棚子外面的麦地开始燃烧。天空无云。天空却不是很蓝。从石坎、沙湾和巩固梁三个方向都有尘烟飘过来——那几个地方的山体垮塌一直没有停止。
       整个上午，我都一个在长达一两公里的废墟里行走——5月12日14∶28分之前，它们可是繁华的街市，遇见军人、灾民、记者、志愿者都不说话。每一堆废墟上都笼罩着灿烂的死寂，浮动的橘红色也无法驱散。没有人知道废墟里埋了多少人，但都知道几乎不会再有幸存者。公路、街道上到处可见地震留下的裂口，又宽又深，足以放进汽车轮子。有的路段被抬升，奇迹般隆起一米多高。有错位的，形成断裂。从公路和街道的变迁，差不多可以揣摩到千奇百怪的山地地貌的形成。已经是第六天了，从桐子梁到沙湾，山体垮塌、滑坡从未停止过；尤其余震过后，尘烟随风朝巩固梁迅速蔓延过来。我拍下了桐子梁山体滑坡的景象。太阳毒辣辣的，公路边的棚子里、树荫下挤满了灾民，有呼呼大睡的，有愁眉苦脸的，也有幸灾乐祸、谈笑风生的。不时有部队官兵、医疗救援队和志愿者经过，他们大多以急行军的姿态在运送救灾物资、转移受伤灾民。
       我是什么？废墟上的我是什么？烈日下的我是什么？没有树荫可供我躲。灾难太突然、太深重，没有可以划定的部分供我沉思、发挥。我戴上口罩又取掉，取掉又戴上。南坝开始发臭，即使戴上口罩，也能从闷热的空气或偶尔吹过的风中嗅到。
       古江油关的石碑还在。“江油关茶坊，请上二楼”。我拍下了电杆上茶坊的广告牌。请上二楼。二楼没了，一楼也没了。不敢去想象地震前茶坊的繁华。一位消防官兵站在烈日炎炎的废墟上用卫星电话正在向首长汇报工作，措辞工整、语气严峻。十几位身着橘红色消防服的官兵戴着口罩在废墟上作业，从动作与表情判断，已经发现了遇难者。一白一蓝两个人背着喷雾器正在给废墟消毒。我爬上废墟试图接近作业点，被一位队员拦了下来。
       我退到路边，差不多能够猜到作业点的情状。与在树荫下躲凉的本地人聊起茶坊，说里面至少埋了四个人。
       这时，运尸的拖拉机开了过来，负责尸体消毒的应急队员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有消防队员朝拖拉机大喊：“熄火，熄火！”我知道，不是拖拉机的声音影响了生命探测仪的使用，而是影响了与首长讲电话。
       从茶坊里挖出了四具遇难者的尸体，两个大人、两个小孩，都没了人形。消毒处理过后，立即被装进了蓝色的塑料袋，抬上了拖拉机。太阳在废墟上燃烧，顺着太阳的烈焰看过去，遇难者的尸体像烤红薯冒着烟。空气里感觉不到一丝风，我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第六天了，没有人相信废墟里还会有幸存者；即使相信，也没有办法施救。小学已经挖出164具尸体，还有61个失踪。桥毁了，浮桥还没搭起，七千多居民加万余部队官兵的一个场镇只能靠一艘小铁皮船运送过往的行人与救灾物资。大型机械不能进场，没有办法撼动废墟。
       在废墟上伫立、眺望、沉思，我不再感觉眼前的一切都是语言，或者是语言的替代物。那些残砖断瓦，那些缺少钢筋的预制板和梁柱，那些从废墟里挖出、被烈日烘烤得快要焦灼的书本，那些变形的小书包，那些写在课本扉页上一丝不苟的姓名……无法接受，又不能不接受……呜呼！
       午后一点半。中学运动场边的树荫里。我与后坪上的灾民开始了这样的对话：
       “这一次你们后坪死了几个人？”
       “11个。本社9个，外来两个。”
       灾民叫张兴荣，五十三岁，地震发生时在后山薅草。
       “死的都有些什么人？”
       “老人、孩子、妇女。年轻人大都在外面。”旁边有位婆婆对遇难人数表示怀疑，老张与那位婆婆一起掰着指头又算了一遍，是11个人。
       一位从石坎逃出来的灾民在一旁搭话。他叫曾启顺，石坎变电站职工，地震来时他正在电脑上查看当月电费收缴情况，反应过来开门而逃，跑出四五步就被摔倒在地。转眼昏天黑地。他是被后面的人抓起来跑到开阔地的。“变电站在上街子，要是在下街子，我就是有八条腿也跑不脱。”老曾告诉我，下街子被滑下来的山全埋了，包括锰业集团。问石坎究竟死了多少，他说他也说不清，而且很可能永远都没有人说得清，12号是个逢场天。
       老曾是幸运的，脸上有大难不死过后的平静和漠然。
       与张兴荣谈到南坝的牛心山。1984年到1987年，我几乎每天都要爬一次牛心山，有时课间操二十分钟也要爬一遍。我还记得冬日小路边枯草上的白头霜。我天天看牛心山上的四棵古柏，从不同的方向看，有一个方向怎么看都只有三棵，后来有一棵果真枯死了。二十多年里，每次途经南坝我都要看，四棵三棵，三棵四棵，它们婆娑的姿势、永恒不变的样子，总是让我感动，让我想起一些往事。
       而今，牛心山也被震裂了，庙宇坍塌，菩萨破碎。据史书记载，牛心山是唐太宗李世民先父李隆迁墓，武则天篡位后曾掘断过它的龙脉。史书说牛心山是一座人工堆积的山，我并不那么认为，因为它是一座岩山。“5·12”地震提醒我，牛心山很可能是一座沉降的山脉。我们不知，这条龙门山断裂带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巨变；然而，我们却可以根据今天的地貌去推测和想象。我们的想象永远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记忆与经验之上，不经考证，我们很难知晓我们来到这颗星球之前发生的一切。
       我当然知道牛心山是名山，从唐宋到民国，从来不缺少庙宇、诗词和书法。八十年代，石墙上随处可见古碑的碎片，只可惜那时的我还不懂得珍惜那些意境幽美的诗词和圆润大气的柳体。庙宇是“破四旧”毁掉的，而山上的千年古柏则是大炼钢铁时被砍伐的。
       都在说“5·12”地震后牛心山变矮了，没原来雄伟了。我看不出来。从地质学讲，不是没有可能。听老张讲，九几年的某个雨季，在牛心山和巩固梁之间曾出现过一个四五间民房那么大的陷落坑。是古墓，还是地质沉陷？
       午后的阳光在燃烧，远远近近的麦地在燃烧，一天天变得寂寞的废墟在燃烧。在一棵桉树的绿荫里，我与坐在旁边的一位陌生青年聊了起来。地震、宇宙、时间、人类和无限的虚空。话很投机，有种默契。我们都认为地震、海啸、飓风、火山爆发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仅仅因为我们人类的居住才关涉到我们，成为灾害。考古发现证实，包括恐龙的灭绝，地球上会轮回出现人类及所有生命所无法抗拒的自然力。人是自然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胜天，唯一能做的便是与自然和谐共生——且是有期限的共生。
       也许，在这个时候如此理性地宏论是可耻的，但我们谈论了，且是相当悲观的。人类所做的，人类可以做的，看似伟大非凡，其实非常有限。
       谈话间，余震不断，而我们已面不改色。
       后来方知，陌生青年是中学老师张道清的儿子张伟，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教书。我在南坝中学教书的时候他刚上幼儿园。
       晚上月亮很圆。圆月从丫头坪背后的山坳升起，有些发红。我跟老何跟教育局的几位熟人坐在停车场聊天。已经挖出遇难学生166个，失踪还有56个。圆月意味着团圆，而成千上万的家庭永远无法团圆了。闲聊里，我又一次发现普遍的对生命的漠视。别人的死只是别人的死，别人的死永远是别人的死，与活着的人无关，哪怕是幼芽般稚嫩的生命。
       圆月从山坳升起是一幅图画。灾难赋予了图画一种虚弱的悲惨的美。月亮她知道人间的不幸吗？
       我去到废墟后面，拍下了优雅的、羞涩的、自废墟升起的圆月。
       夜深了，有人还不想睡，有人无法入睡。指挥部办公室帐篷外的路灯下也是一幅画：一搭木板，一个沙堆，一棵桉树，一抹电线，一串充电器，七八个人。一个小伙子背靠桉树讲述着他在石坎、水观的见闻：两百多架运锰矿的拖拉机被滚石和坍塌的山体埋在路下、打翻在路下，路上、路下到处都有死去的司机，有的脑壳还在外面，有的只看得见手和衣裳，到今天都没人收尸；窑沟里死了二十几个人，黄岩窠的王正成断了双腿没药医，叫唤了三四天才死。小伙子像是受了刺激，一边讲一边笑：“我们一家五口就活下来我一个，阎王看不起我，地震那天我上平武了。”
       我远远地望着，望着他的笑。有人问他是不是回去过，他说14号他就回去过，昨天、今天又带记者去过石坎，今天在石坎锰粉厂下面，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飞石打死在堰塞湖里。
       “我活倒是活出来了，可房子没了，家人没了，啥子都没了，也不晓得二回咋个过。”小伙子这么说，依旧在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王成勇。
       月亮在头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望它一眼。
       5月19日晴
       清晨，一个人又去叮当泉看南坝。明朗朗的地狱。太阳已经出来，但空气凉爽，有风。小学废墟上飘扬的国旗显得格外鲜艳。如果不去看脚下的废墟，不去闻空气里的腐臭，不去注意遍地疮痍和帐篷，单是看丫头坪、凤翅山的绿，单是看山地成熟的麦子，单是看万里无云的蓝天，南坝还是南坝——可是，谁的眼睛又能忽略那些废墟？
       （写到这里，5月27日16∶38，突然5.7级余震，震中陕西宁强。之前的16∶04，刚发生过一次5.4级余震，震中青川。）
       上午九点过，何家坝渡口。
       对岸的何家坝住满了部队。上面的丫头坪、檬子树也都住满了。除了军营，还有战地医院、灾民安置点。
       阳光是没有遮拦的火，烘烤着地上巴掌宽的裂缝。残剩的植物萎蔫了。到处都有奔忙的官兵的身影，个个都有着黝黑稚嫩的脸庞。浮桥架到了第三天，还没有合龙的迹象。对岸的物资已经堆山塞海，只是运不过来。大型机械还无法进场，更多的废墟只能保持原状。官兵绿色的身影的确给地狱一般的南坝带来了安全感。直升飞机在白花花的阳光里盘旋、降落，煽起漫天的沙尘。搜救队开始搜救学校以外的废墟，他们的橘红色已经蒙了尘埃变得不再鲜艳。从明月渡到落河盖，从后坪到桐子梁，空地里到处是天蓝色的帐篷。废墟间、河滩上到处是运送救灾物资的人。
       与老何走在一片接一片的废墟间，看见如火如荼的阳光不断地从瓦砾和断壁残垣上倾泻下来，不断地被巨大的地裂吞没。从酱园到林业站的废墟有好几百米长。已经第七天了，看不出有挖掘过的痕迹。地震发生后，南坝成了孤岛，这是最大的绝望。
       我和老何下意识拉上口罩。一只火鸟在一棵桉树下的废墟上跳来跳去，像是在留恋它的故园，又像是在寻找废墟的主人。或许火鸟的巢当初就建在这家人的屋檐下。
       又一次驻足在小学的废墟，为满地的书本、书包发呆。国旗在绿树间招展，好像一刻也不曾停止；在我眼里，它的鲜艳和舒展，在成为一种标志、一种象征的同时，也成了一种茫然。
       盛传北川县城有七楼变一楼的，我在南坝看见的是二楼变一楼。地震前停靠在一楼楼下的摩托、轿车，变成了扁平的废铁。我能够想象到那一刻，14点28分那一刻，可是想象是苍白的，它远不及肉体与灵魂的亲历。二楼阳台上的花草还有活着的，有一株美人蕉甚至开得很娇艳。
       明月渡在江油关关口，涪江穿过巩固梁和凤翅山擦着南坝的后腰而去。我和老何冒险去了一趟废弃的桥头，侧目看见头顶严重坍塌的万丈裸崖。不晓得大桥垮塌的那一瞬，上面有没有车辆行驶。我们看见离老桥不远处正在新建的大桥也已垮塌，桥墩严重倾斜，预制板掉在河里七零八落。
       在云坝的一处废墟旁边，我看见一个孩子正在跟一只狗说话，身后的地上是地震过后留下的裂口。我把孩子和狗留在了我的镜头里。孩子的表情是沉默的，沉默的背后有暧昧的疼痛。孩子的裤裆扯开了一条口子，两个蛋蛋露在外面。而躺在地上的狗显得十分疲软。
       铁皮船一刻不停地穿行于两岸，从对岸运送着搜救队员和部队官兵。等着背救灾物资的灾民坐在岸边麻柳树的树荫里。有直升飞机飞进石坎、水观，有直升飞机降落，有部队首长下来，有官兵在抬预制板搭桥。我坐在烈日里，看这一切，不知不觉又有眼泪浸出。有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打电话，安排做三幅标语。第一幅：平武人民深情感谢所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第二幅：危难时刻见真情，感谢亲人解放军。第三幅：手牵手，你我同在；心连心，难关共度。旁边，有人还在给打电话的人交待：赶做“绵阳市平武抗震救灾军地联合指挥部”招牌，外加91个工作牌，其中一个指挥长、30个副指挥长、60个工作人员。
       午饭后，又是一段困顿而炎热的无法躲藏的时间。很多人都坐在中学操场外的矮墙上。在矮墙上，我见到了南坝小学校长何晓兵。他认识我，叫得出我的名字，说很多年前就读过我写的诗。提到诗，我突然感觉羞耻——“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不敢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搞文学是可耻的，但我至少认为，在“5·12”汶川大地震的废墟里谈诗是可耻的。
       何晓兵告诉我，在这次地震中，他可能有两百来个学生遇难，有六位老师遇难，他自己的母亲、舅母、侄女也都遇难了。在不断移动的有限的树荫里，我没有问他太多。他眼睛里干冰一样的泪花让我欲言又止。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录下遇难的学生的名字，但可以录下遇难教师的名字。他们是：张兰（女，三十一岁）、任维志（四十六岁）、方秀琼（女，三十二岁）、曹红梅（女，二十三岁）、杜正香（女，五十三岁）、庞朝新（四十二岁）。最年轻的是曹红梅，今年2月刚刚结婚。
       坐在矮墙上的还有南坝小学幸存的两位女老师。陈光荣是我的学生，中午在父母家里吃了饭正走到学校大门口，看见红光一闪就昏天黑地。身材窈窕的黄玉显得沉默。陈光荣告诉我，黄玉的女儿任诗雨遇难了。我不敢问黄玉。我只是看着她，希望通过目光传递给她一点安慰、一点希望。
       在朋友老胥为县教育局写的采访稿里，我读到了黄玉口述，摘录如下：
       在地震发生的瞬间，我有两份担心：八岁的女儿任诗雨在小学读二年级，我带的五年级二班要在下午第一堂课考英语。我不能准确分辨这两份担心哪个重哪个轻，我只能说，这其实是一份担心。在奔向学校的路上，我先看到我班上的两个学生，他们说同学到得很整齐，听说有几个同学还活着。我哪里还怕什么余震，跟丈夫一口气跑到女儿教室的位置。哪里还有教室！家长在用檩杆撬，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救出了活着的严宇。丈夫怕我受不住刺激，把我扶到一边。好多家长来帮忙，他们用力刨着，手很快烂了！我看他们找来斧头，使劲砍一张拦路的铁皮，救出了四个小孩。我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泪水就不住地淌，心底只残留了一点很渺茫的希望——女儿也许有救……在昏昏沉沉中，不知不觉捱到天黑，有老师来叫我去辨认女儿的尸体。在成排的尸体里，我一眼看到女儿的衣服。我把盖在她脸上的纸揭掉，轻轻抱起她，她的身体软软的，四肢没有明显的伤痕，脸也还算干净，只是鼻子给压歪了一点……我连续好几次晕倒过去……第二天天刚亮，我独自去看女儿的尸体，泪水湿透衣襟！谁能理解年轻母亲失去爱女的滋味？为什么命运把人生中最不能承受的痛楚强加给我？苍天不公啊！在夺走我女儿的同时，竟然也夺走了我的二十一个学生的生命！死去的学生簇拥着我的女儿在我的眼前忽明忽暗，我知道这是幻觉。在我心里，班上的学生和我的女儿同样可爱……在走访家长核实死亡名单时，我和每个母亲抱成一团放声恸哭，流泪人劝流泪人，我哽咽着说：“这是天灾，没法，怨谁也不行……”我没有请假，也没有休息，我坐在地震的废墟前守望这些早逝的生命，我想用母亲和老师的双重名义送孩子们最后一程……
       在刚刚搭建好的救灾帐篷前遇见杨山泉，他有些发胖，但模样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其实昨、前天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只是各忙各，没来得及摆谈。他不喊我李老师，喊我嗨，直接给我招手，像老哥们儿。记得他是八六·三罗忠孝老师班上的。
       我们几个人坐在帐篷外面。林昌斌、田友伦、杨山泉和我。林和田是我当年的同事，也是杨山泉的老师，都有些早生华发。林还是喜欢笑，喜欢打趣。我还记得，林的妻子叫郑君，每次听郑均的歌总会想到她。郑君也早生华发，在林脚边的一个破沙发上睡着了。她睡得多么香甜，林喊了好几声都没有反应。我暗示林别喊，等她睡。林说，12号地震后郑君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天天折腾，今天又搬又洗。我们坐着，都一个劲地吸烟，几年、几十年没怎么见面，好像也没什么话要说。灾难太大，南坝太惨，有什么好说？在废墟面前，在成百上千的死难者面前，旧情很小。
       田和林向我提到杨山泉，说他是南坝的英雄。我有点不解，在我的知识范畴，英雄一词总是与鲜血、牺牲、誓言搭配的。地震过后，杨山泉第一时间拍摄到南坝震后的惨状——废墟、死伤、烟尘、自救，次日黎明起程步行去绵阳，把灾情报告给市政府指挥部，把画面带给市电视台。
       对于他人的称赞，杨山泉没有任何的回应，好像那个冒死报灾的人不是他，好像他仅仅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去了一趟叮当泉。
       晚上，老胥的爱人王老师又把洗漱用水为我准备在了帐篷外。我知道这些水来之不易，坚持要自己到沟边去洗。老胥又在信用社废墟上等了一天，依旧没有等到有他遇难的同事。
       “我们去走一走。”老胥拿了脸盆对王老师说。
       月亮没有头天晚上好，朦朦胧胧只看得见路。牛心山下的小沟边已经断水，接到水、没接到水的都陆续在往回走。老胥带我从山腰下到公路。我熟悉这段坡路，二十多年前我时常骑自行车不带刹车往下冲，享受车轮子在鹅卵石上跳荡的快感。大震后的南坝之夜有一种浸透骨头的冰凉；这冰凉与温度无关，一半是未知的恐惧，一半是浮现在朦胧月色里的死亡。
       一路上我不停地找话说，以对付从废墟和破碎山河游离出来的亡魂——废墟里可是还掩埋着他们的肉身。
       看见有人在公路边洗漱，我们便过去接水。隐约可见观音庙下有一个水龙头，等着好一些大大小小的塑料桶。有人接了水在一旁冲洗。有人在核桃树下说话。水声、说话声和隐隐绰绰的人影带给了我安全感，还有那么一丝温暖和恬静，让我想起夏天麦收后村庄里的情景。很多人都认识老胥，主动为他让水。老胥客气了两句没有再推辞。坐在公路边倒塌的一块石碑上洗漱，我感觉到一种凉透。要不是地震，这样的经历也算是一种田园生活的回归。可此时此刻，我怎么也不能接受、不敢想象。
       夜里余震，惊醒后再也无法入眠，与老胥谈起黄玉的女儿任诗雨。老胥记得她，读幼儿园时就在老胥的爱人王老师班上。老胥反复地说，他忘不了她的羊角辫，她的小酒窝，她的大眼睛，她的瓜子脸。
       “她天真，可以带给每一个人快乐，她走路跟郝璐妍一样，也蹦蹦跳跳，爱唱《小燕子》。她虽然只是个七岁的小姑娘，但她拿眼睛看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温暖和美。”老胥这么讲，我的眼前也幻化出一个小精灵，她站在漆黑的夜里，只浮现出羊角辫、小酒窝、大眼睛。
       “真的不敢相信是任诗雨，像被呼啸而来的子弹射中，感觉心脏流血，全身瘫软……又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个案。难道又是巧合？一声叹息，再一声叹息……简直就是对自己身心的一种割舍。”老胥坐起身说。
       作为文学，也许他说得有些俗套；要是在平常，也许他说得有些空泛，但是作为惜痛，作为对幼小、美丽的生命的缅怀，它是超出文学的心声。
       “昙花一现，当你惊艳于她的美丽的时候，她已经凋谢了，或者闭合了，成了记忆，成了疼痛。”这是老胥的原话。
       5月20日阴
       在南坝还找不到安全感。不是人，是地，是山，是连续不断的余震。在南坝，感觉每一栋欲倒未倒的建筑都会倒塌，每一座山都会崩裂，每一寸土地都会裂陷。
       我要走了。灾民住进了帐篷，得到了救助。部队越来越多，驻扎在涪江两岸。大型机械排列在对岸的河滩上。浮桥快合龙了。一切的意义已只在活着的人。废墟依旧，死去的人在里面腐烂。
       我在废墟的南坝。七十个小时。
       清早，从帐篷出来便没再见到老胥，也没有看见老何。太阳没了，气温骤降。阴阴的天光里透出一些惨淡。去指挥部找一瓶矿泉水路上喝，没找到。想托熟人要一瓶，想一想算了。
       去帐篷找老胥道别，只见到王老师。王老师说：“真要回去，你就莫等伙食团的饭吃了，我给你泡方便面。都在说还有强余震，你最好早点走。”
       不等我答应，王老师就开始拆面、泡水。
       方便面吃得我发吐，没吃完，看见指挥部伙食团开饭了，就过去排队，分到一碗稀饭、一勺盐菜。
       一个人从叮当泉下到街上，与形形色色的人擦肩而过，没有言语。早晨的废墟显得尤其沉默。看见的人也都显得沉默。穿橘红色衣服的救援官兵正走在通往废墟的路上。
       从街口转进南坝小学，在没有倒塌的教师宿舍楼的通道口拍摄了南坝小学“教师风采”。离开时，我最后看了一眼小学的废墟。
       渡到涪江对岸，我没有急于赶路。我在河滩上站了很久。永别了，南坝！这永别不是我与南坝地理关系的结束，仅仅是我与废墟南坝的一种道别。我知道南坝已经消亡。我知道南坝不会消亡。视线从已经变得遥远的巩固梁、牛心山、桐子梁向下移动，废墟、废墟、废墟，最后停在废墟间的空地上——成千上万的军人正在把废墟变成战场——停在小学鲜艳的五星红旗上……别了，南坝！南坝，珍重！
       天空愈加阴沉，冷风四起。爬上凤翅山腰刚刚疏通的公路，小跑过百余米长的山体滑坡路段，随处可见夜里强余震造成的新的塌方，清晰地感觉到心脏扑通扑通的跳荡。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存毁只在一线。
       在旧州老街上遇见一辆摩托车，麻起胆子坐了上去。“平安，上帝保佑！”我在心里为自己祈祷。摩托车通过一个又一个山体滑坡路段，有几次，我紧张得几乎不能呼吸。我一再叮嘱师傅慢一点、再慢一点。在一些相对平坦、相对安全的路段，我也找师傅攀谈。师傅姓马，石坎文家坝人，家里的房屋也被地震摇平，所幸人都还好。
       摩托车师傅在每一个塌方路段都要踩一脚油门。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阵阵强风迎面吹来，除了寒冷，我感觉到的便是逃亡。
       2008年5月21—30日于四川平武
       阿贝尔，作家，现居四川省平武县。主要著作有散文集《隐秘的乡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