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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明的晨钟将在哪里响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日前撰文称：人类文明是全人类共同的创造，而传承文明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有这种能力。世界上能传承文明的国家大多都是在本地区占据主体地理板块的国家，而不是拥挤在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国家。近代工业文明产生于欧洲，传承于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美国。当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再也无法复制之时，新文明的晨钟将会在哪里响起呢？
       张文木认为：俯瞰地图，我们会发现，欧洲地缘政治力量分布是破碎的，而反观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景色则明显呈现出大板块特征：北太平洋东岸有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西岸有中国、俄罗斯和印度。
       欧洲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欧洲主要大国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它们相继对欧洲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英法德三国面积仅占欧洲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亚洲面积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主要大国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和印度约占亚洲总面积的30％。
       欧洲是世界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还在于除俄罗斯外，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还是大国间边际缓冲地带最少的地区。德国与法国边界相接，安全地带重合，经济重心紧邻，且双方实力均等，呈对称型制衡状态。法国与西班牙、意大利边界直接相接，后二者对前者也足以构成准对称型制衡状态。历史经验表明：如无广大殖民地补偿，国力，尤其是大国的国力会因与其力量对称的国家产生相应抵消，抵消的程度与双方力量对称的程度及边界接近的程度成正比。
       欧洲是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这也就是说，与其他陆地大洲比较，欧洲板块——不管其生产力总量如何——是合力最小的地区。欧洲国家近代殖民扩张更多是为了转移国家间的巨大挤压，这种内部挤压使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亚洲是一个相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地区，那么北美洲则是一个绝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地区。这为美国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欧洲和亚洲远不能比的地缘优势。如果联想到美国建国之初北美洲的地缘政治所呈现的远比欧洲破碎的地理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为从华盛顿到林肯的美国领袖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所折服，作为中国人也不能不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但也应看到，美国在北美洲拥有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对其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没有可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东合抱，在人类尚未完全征服大洋的昨天，美国的国家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只要国力许可，美国就可自由制定和实施其国家战略目标。如果说，正因为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那么正是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地位，才使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
       但美国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其所处地缘政治位置的限制。在人类有能力完全征服大洋的今天，美国绝对主体板块的地位，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又增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也就是说，两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的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胁。一旦威胁——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够越洋而来，那对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这正如东海在保护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中华帝国的道理一样。正是因为美国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它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使美国人养成了从世界范围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并从世界范围来实施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思维定势。
       随着人类越洋能力的逐渐加强，美国主宰全球的野心使它对两洋防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国正变得“无穷大”，以至一个必须不断扩张的美国的“安全边界”（即利益边界）与对手国家的“边界安全”（主权边界）相重合——这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在台海问题的对抗。更可怕的是，面对空旷而无阻障的两洋海域，一个奢望用全球资源来支撑的美国必须占据分布于各大洋中的关键岛屿，这又使美国的安全边界事实上与美国的边界安全无形重合，这对美国国防几乎是一个天价的负担。
       美国的发展模式及其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成了一个永远以世界主要大国为对手的国家。这对美国来说，是有幸中的不幸，因为美国自己创造又被迫维持了一个巨大却又是永远不足的国防开支，而这又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所在。这种脆弱性导致美国总是为世界所累，它无法做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此，美国通过二战摆脱欧洲压迫后，就投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遭遇“9·11”袭击后，又发动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据此而制定的全球性的安全目标需要全球资源支撑，这样的奢侈使美国不得不以全球海上关键信道安全为其战略的绝对重心。这些信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为美国保证了巨大的用以滋养庞大的国内中产阶层的世界资源和利润回流。因此，美国事实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远离制海权的陆上目标。
       张文木指出：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决定了这里将是传承人类新文明的国家。如果我们用“破碎型板块”来概括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那么，相对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而言，我们可以将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相对主体板块”来概括。由于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用“相对主体中心板块”来概括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与美国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处于“长袖善舞”的最佳状态：东北这边有朝鲜半岛抗护着，东南有印支半岛挡着。新中国诞生时，朝战和越战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下开弓，跟美国打了十几年，中国大陆“身体”没有受损伤，坚持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西南和西北部地区有俄罗斯和印度两个大国。中国的西部以及俄罗斯的东部空旷地带，使中印俄之间有了广阔的缓冲空间，其“减震”条件较充分。
       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上述条件使它伸缩自如，这个条件在未来发展中还将继续产生积极作用。所以说，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因此，世界霸权国家一直都想分裂中国，但都没能得逞。仅此就可知中国必然是有天命的国家，是有文明创新能力和传承条件的国家。黑格尔看出这一点，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如果说西方是人类文明终结之地的话，那么，按黑格尔的说法，东方则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现在的世界北面是“朱门酒肉臭”，南面是“路有冻死骨”。这么两极对立和分化下去，何时是了？世界还得和平、和谐地发展。目前这种高成本的和依靠掠夺外部资源来支撑本国发展的西方模式已走到尽头，东方新文明的晨钟正要敲响。和谐是世界本质，而和谐思想的故乡恰恰是在东方。现代世界文明正在向东方转移。
       （陈小林）
       中国改革应摆脱西式套话
       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相蓝欣日前撰文称：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西式套话更加到位。
       文章说：三十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将“发展是硬道理”作西化的、机械论的解释。其实，将“经济发展”的指数，特别是以西方发明的GDP为衡量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看成是政府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任务，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到一个世纪里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此之前，至少到凯恩斯经济学为止，经济活动总是被认为与社会安定和道德伦理不可分离的。指标本身不可能带来社会和谐和公正，不可能自动防止国内动荡。因此，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还在于国民财富如何再分配，并通过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再度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发展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西式套话，诸如现代化、进步、中心、转型，建设、文明等更加到位。众所周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软肋是财富分配不公平引起的社会动荡，而社会不安定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的西式发展观本身就有历史局限。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证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战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用“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模式来告诫发展中国家，但东亚并没有按照西化的思路走。西方经济学家要求东亚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东亚则直接进入“出口推动”的发展轨道；西方专家强调民主和法治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在所谓的集权体制里进行的；发展经济学以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却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顽强地捍卫传统文化。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没有被人家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今后更应突破这样的框框。
       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也是关键。在某些人看来，“民主”本身并不是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其实这个观点连西方人都已经不敢认同。冷战之后，西方政治科学日渐式微，原因是同政治实践并不相符。“程序民主”未必就是实质的民主。即使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欧洲模式同美国模式的分野。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改革能否成功，成果能否持续，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传统主流文化资源的阐发和利用，这就首先要打破普世主义原则。
       中国的改革需要有中国的特色。“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就远远不如“用人”改革。对党内干部如何进行监控，党外干部能否进入核心部门为外交和国家安全作贡献，各决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如何明确规定？潜规则如何破除，决策透明度应当多大？总之，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实在是很多。人们一谈改革就喜谈“制度建设”，其实中国从上到下，“制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是明制度太少，暗制度太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之。
       实际上，如果从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源头上进行探索，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进一步改革的很多答案。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传统的六部九卿制用人极少，但职权分明，效率很高。都道府县的实缺官位十分有限，但责任重大，必须以身家性命担保。在盛唐时期，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务、经济、邦交和礼仪往往只有数千士大夫官员即可正常运转。荀子有言，“士大夫众则国贫”，我们现在的官员体制，虽不能算“十羊九牧”，但也相去不远。传统制度难道一无可取之处吗？再比如说，传统的监察、考绩和反腐败机制未必没有成效，士大夫不得在本乡为官，就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大家都承认，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国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美国的权力制约机制、西方的舆论监督机制等等，都有可以借鉴之处，但为何中国吏治和廉政传统却被主流学人以“伪命题”一言以蔽之呢？
       对外关系领域的思想解放似乎更加紧迫。在中国大国地位急剧攀升的历史时刻，对外关系的领域受西化的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突出，一个负面后果就是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入侵。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强权为公理，实力是硬道理。弱者被打无奈，打人反而有理。按照五四以来流行的西化历史哲学的结论，中国到“现代”之前一直在“沉睡”,长期落后于西方文明，落后就要挨打是势所必然。如果我们以此推论，必然得出国家的“崛起等于威胁”，于是陷入种种“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观而不能自拔。
       如果我们彻底跳出五四传统的历史哲学，放弃“现代化”的西式语境，就会发现，今日中国对外关系的大环境同鸦片战争前的国际大势并无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的无非是两大国际问题：首先，由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十分显要，对外贸易的顺差和硬通货的积累均居全球之首，因此出现外交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存在。其二，能否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准入”还是“不准入”的标准。其实，早在康熙时期就发生过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争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西方文化比中国本土文化优越，于是中国儒家的礼仪是否符合基督教义，就成为中国人是否有资格“进入”基督教主流文化的先决条件。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这场“礼仪”之争仍然在继续进行。所幸的是，中国不再是孤军奋战。传统西方的欧洲也开始与美国发生“礼仪”之争，对国内治理推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化市场经济”原则，对国际事务的管理则提出多边主义和多极主义的要求。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正是这场全球性的“礼仪”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既重礼仪(或称软实力)，也重合和。融入世界绝不等于接受别人的强权意识形态，相反，传统文化将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历史时刻，缺乏向世界解释自己的能力是造成与他国相互误解的巨大隐患。以欧洲为例，近年来中国商品遍地皆是，中国文化急剧升温，但新“黄祸论”的幽灵也开始在欧洲上空回荡。从根本上讲，欧洲人并不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但他们抱怨中国人没有向世界传播明确的信息，展示其对全球发展方向的看法，这必然加剧欧洲人对未来世界不确定性的焦虑。比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传统本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创哲学，但是中国人现在被欧洲人普遍看作是只要经济发展，只向地球索取，不顾地球生命。诚然，中国在环保上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但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公开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日益焦虑不安的欧洲人将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必要让世界了解自己。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过客座教授，新加坡虽是一个小国，也不是西方民主制，但它解释自己的能力确实让人称奇。前总理李光耀在国际媒体上纵横捭阖，在中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既谈经论道，也直言优劣。虽然未必能够说服所有的西方人，但新加坡模式同不少其他模式相比的优点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总而言之，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国际社会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国际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对“中国威胁论”置之不理，用“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终究不是战略思维的优秀表现，更不能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
       （姚远玲）
       李玲：解放思想要破除对
       西方模式的迷信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已经发生改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认为，三十年前改革的动力是底层民众，阻力是中上层，而三十年后，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发生了变化。
       李玲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激动人心的就是思想解放。
       李玲说，三十年前的改革动力是底层的民众，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是民众自发的，当年改革主要的阻力是在中上层，或者说我们当时要突破“左”的束缚。
       “但是三十年以后，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上层不断要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李玲表示。
       李玲认为，改革下一步到底改什么以及怎么改，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所以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找好路，为下一个三十年的改革找到方向。“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迷信，破除多方面的迷信。”
       首先是要破除对市场的迷信，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对三十年以来我们自身经验的迷信。李玲说，要从那种原始的市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的文明能够创新市场的形式。
       其次是破除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李玲说，从1840年到今天，中国的仁人志士一批批地在向西方学习。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们应该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总结，然后走向世界。
       对此，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也表示赞同，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全世界不仅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而且现在正在总结中国的经验，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了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经验的宝贵。
       （肖军）
       中国的新知识分子
       欧洲知识界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崛起，却不知道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对美国知识界了如指掌，却对当代中国学者的状况所知甚少。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用了三年的时间走访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写成了《What Does China Think?》
       今年3月号的《展望》(Prospect)杂志，以《中国的新知识分子》(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为题，刊出莱昂纳德的封面长文，介绍中国当代思想界。
       莱昂纳德在文中首先回顾了他在2003年对北京的访问。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和黄平接待了他，王洛林告诉他，该院有“50个研究中心，覆盖260个学科，有4000名全职研究员”。而英国的全部智库不过数百人，全欧洲千把人，在美国也不过万人。中国一家机构就有4000人，而这样的智库，在北京一地还有十来家。
       莱昂纳德说，他本想到中国打个转就走，原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几个执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子，藏身于党的秘密研究室或者顶尖大学的校园，没想到他却发现了一群知识分子、智囊人物、活动家就国家的未来展开着激烈争论。他举例说中国的新左经济学家针对新右提出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政治理论家讨论选举和法治的相对重要性，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争论大方向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由于政治敏感性而更加突出。
       他去北大见张维迎，在张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六盒昂贵的古巴雪茄，相当于中国农民一整年的收入的几倍。张维迎把这些雪茄盒子当成西方自由主义象征的碎片（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希望这些盒子象征的力量能最终战胜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右典型一员，张维迎跟他的朋友们想法差不多，就是希望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政府萎缩成主要功能只是保护私有财产。新右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是核心力量，但三十年以后，中国已经反对他们的观点意见。 社会调查显示，新右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群。
       莱昂纳德也见了汪晖，他是公认的新左领导之一。所谓新左是一群关联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他们日渐获得大众越来越强的支持，也通过他们的文章为政治讨论提出话题方向。莱昂纳德介绍道，汪晖年轻时也是市场的拥护者，但1989年以后在陕西农村接触到农民的生活，思想发生转变，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万能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意识到国家必须为了消除不公平做出努力。新左之为新在于他们支持市场改革，之为左是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不公正现象。 “中国困在迷失的社会主义和裙带关系的资本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同时受到两者最恶劣因素的困扰……我主张国家进行市场改革，但是不能为了GDP的增长牺牲工人利益和环境。”
       新左提出的问题是，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应该继续在精英手中集聚，还是应该建立所有公民都能受益的发展模式。他们想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汪晖认为：“作为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中国无法采纳德国或者北欧福利模式。因此我们才需要制度革新。王绍光探讨低廉医疗保险，崔之元探讨所有权改革，以使工人在雇佣单位获得一定权利，胡鞍钢探讨绿色发展。”
       北京的力量权衡似乎微妙地向新左的观点倾斜。2005年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蓝图，这是从197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高于一切的国家目标。这个计划中提到将使退休金、失业补助、医疗保险和产假用资金每年增加20％，在农村改善卫生和教育条件，并减少20％的能耗。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是新的中国模式的一个模版。对新右来说，它保持了继续试验的想法，采用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新左来说，它关怀了不公平现象和环境保护，探寻能够把合作和竞争联系起来的新体制。
       2007年中国宣布将在赞比亚建立金属生产中心，毛里求斯、坦桑尼亚分别成为运输和经贸区。中国的投资力量在改变经济发展的结构，国际金融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发现他们的势力减弱了。安哥拉、卢旺达、乍得、尼日利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津巴布韦等国家都选择放弃IMF和世界银行而与中国合作。
       很多中等或低收入国家都到中国取经，伊朗、埃及、安哥拉、赞比亚、卡萨克斯坦、俄国、印度、越南、巴西、委内瑞拉都派员到中国城市学习。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张维迎和胡鞍钢等人常被邀请讲授经验。全世界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模仿中国，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20个国家有3000多个学习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区在建设。全球化的原意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胜利，但是中国经验显示，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好处。
       关于政治改革，莱昂纳德介绍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一些关于民主的观点，俞认为激进政治改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一样会导致失败，他提倡从草根开始的渐进从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通过在党内首先促进民主来推动民主。他建议莱昂纳德到四川平昌看看那里的党员“公推直选”的情况。莱昂纳德与北大教授潘维见面时，潘维严厉批评他太把草根民主当回事。潘维认为四川的地方领导就是想出名，实验没有成功。
       中国思想家们认为，所有发达民主目前都面临着危机。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心仍是多党制，但也有新的补充措施。但中国新一代政治思想者认为应该在边缘使用选举，但在决策中以公开咨询、专家研讨、社会调查为主。社科院的房宁打了个比方，西方模式民主是一个固定菜单，食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厨师的饭店，但是菜色是固定的；中国模式是厨师固定，但菜色可以通过商讨来改变。
       莱昂纳德介绍了一下重庆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试验，这个概念是斯坦福的政治学家James Fishkin提出的，建立在雅典民主理想模式上，随机选取一个人群，请他们来对市政提出意见。重庆政府很自豪地宣布，在商议民主之后，轻轨票价从十四块降到两块。很多中国城市都在学习这个方式。更有意思的商议民主在泽国镇，镇长的去留就是用这种方式决定的。该镇的四千万公共资金也是这样决定了使用方法。这种事例只有一次，但Fishkin和何包钢都认为这个模式也许会成为政治改革的模版。
       莱昂纳德提及或许中国的公开咨询方式可以成为一党制国家借鉴的模式。针对某些人权组织一味批评中国的独裁以及在非洲输出独裁模式，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的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不应该被简单化的看作是对非洲独裁者的支持，中国在试图重新定义“力量”在全球政治中的意义，推行“国家综合实力”的概念。中国的各个思想库都提出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的量化方式。在全球化经济中重新建立国家主权，使之不受全球经济力量、公司，甚至个人的影响，这个想法是中国世界观的一个突出特色。
       海军少将杨毅是中国军事智库的头脑人物之一。他对力量的看法决不局限于对兵器的衡量。他认为美国通过假装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某种“道德高度”，已经建立了对中国的“策略围攻”。每当中国试图在外交上做出努力，比如军事现代化或者与更多国家建交，美国就把这些努力描写成为威胁。 而世界其他地区很容易就模仿超级大国的想法。
       美国政治学者Joseph Nye1990年提出的软权力概念在中国要比在华盛顿热门得多。2006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会议，推出了与“美国梦”相对的“中国梦”观念，中心是把中国与如下三个概念联系起来：经济发展、政治主权、国际法律。美国外交官在讨论政体变化的时候，中国人探讨对主权的尊重和文化多样性。美国外交政策通过准许和孤立来支持它的政治目标，但中国人提供没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和贸易。美国把它的喜好强加给勉为其难的盟友，中国至少把看起来是在聆听其他国家的声音当成一种美德。
       虽然所有中国思想者都希望加强国家力量，他们对国家的长期目标仍在争论。所谓“自由国际主义者”郑必坚喜欢谈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如何重新加入了世界，适应全球标准，为全球秩序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北京通过六国会谈希望能解决北朝鲜核武器问题，与欧盟美国、俄国一起解决伊朗问题，2005年在蒙特利尔国际大会上对于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安抚姿态 ，派出四千名战士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当中国与西方意见不一的时候，姿态也更加委婉。西方干涉科索沃时，中国在“不干涉政策”的基础上提出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伊拉克问题上中国弃权了。
       但所谓“新保守派”或者说“新共产主义者”（neo－conns 即neo－conservatives 但莱昂纳德称其为neo－comms 即neo－communistis）的杨毅和阎学通公开提出要用现代思想来实现中国的古老梦想，阎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研究古代思想，他最感兴趣的是古代中国学者对“王”和“霸”的区分。王制是中央集权，但是基于温和政府，没有强制和领土扩张。而霸是指霸权，最强大的国家压迫它的边缘。阎向莱昂纳德解释，王、霸同时存在：“在中原用王制，在‘蛮夷之地’用霸术。这正像今天的美国，在西方用王制，在全球是个霸权，使用军事力量，采用双重标准。”阎学通认为，中国在日渐强大的同时应该有两个选择：“中国可以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系统。”
       “自由国际主义”和“新共产主义”矛盾是毛时代资产阶级外交政策和革命外交政策对立的一个现代变种。中国在今后的年代中，将会明显有资本主义特征。 中国已经决定加入国际经济和制度，它希望能够加强这些来限制美国并为中国发展建立和平的环境。但从长期来看，有些中国人希望按照中国模式来建立国际秩序。关键是避免冲突，但改变事实。
       中国知识分子的论争将继续在智库内部、杂志、大学，或者，对那些更加敏感的问题来说，在互联网上继续。或许有一天，张维迎、汪晖、俞可平、潘维、阎学通、郑必坚……这些名字会像美国学者在前些年那样被我们熟知：就像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时代的经济学家或者9·11时代的新保守主义策略家们一样。
       更加自由的政治论争、留学归国的学生、奥运会这样的大型国际活动会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更加自由。现在中国正在尝试上千种想法——从商议民主到地域联合。从这个社会实验的大实验室，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出现，或许有一天它会形成一个明确的中国模式——一条世界其他国家可以追随的、另外的、非西方的道路。
       （康文）
       《士兵突击》海外热播令世界侧目
       2007年掀起内地荧屏收视狂潮的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主角是名不见经传的许三多，他有点笨，有点呆，却席卷全国，踏入2008年，不但热度不减，不仅多个省级电视台接连启动第三、第四次回放，其影响力更强势延伸至海外持续发酵。
       通过网络下载及DVD传播，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甚至南美、非洲，被击中“兵毒”的“突迷”遍及世界各地。在一片叫好声中，该剧目前除正式登陆日本、美国电视台展开热播外，还受邀作为首部中国电视剧角逐国际艾美奖，成功突出海外。
       没有宫闱秘闻，没有香车美女，没有儿女情长，这部“三无”电视剧因对人生及信仰的积极思索而异军突起。在信念虚空的浮躁世态中，许三多从“孬兵”到“兵王”的心灵成长史以及剧中人流淌的情义、信仰与执著尤显可贵，人们感动之余，也对从中体现的新一代中国人的勇气、风骨和开拓追求心生骄傲。外界评论指，《士兵突击》在海内外一剧风行，其实也寄托着全体华人对现代中国突击、成长的深切期许，昭显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该“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作品”激励了中国，也令世界侧目。
       剧集大热，在香港、台湾等地却还没有机会上映，然而凭借网络四通八达之便利，相当数量的台湾人通过下载工具，接触了该作品，并纷纷情陷“突击”。在最为熟络的ptt论坛、淡江蛋卷bbs等社区，有关《士兵突击》的帖子相当热闹，话题从内地的征兵制度、武器装备，到每个剧中人的性格分析，每个章回的细节推敲，不一而足，特别是一位细腻的女性网友认真记述了分集感想，其间弥散的同胞情愫，令人感喟。
       “父子之情，让我初次对这部戏动了心。三多父亲打骂的背后，隐藏的是不易察觉的关切与不舍。我会想起小时候父亲拼了命抡起棍子的模样，以及我上国中后，他未曾再动手的信任。”
       “同胞之谊，则使我彻底对它死心蹋地。无论到五班，或钢七连，三多遇到重重困难，但一个老马，一个史今，让他人生从此不同。我身边也有一个类似史今班长的人，督促教导我。”
       这位网友说，“原以为时间令两岸在彼此的思维上岔出了歧路，反映在戏剧里，自然会格格不入。但是看《士兵突击》，随着角色或哭或笑时，我才明白，我们的情感 、信念与道理还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
       香港网友也建立了“香港‘突迷’吧”，一个网帖写道：“对于解放军的印象，以前仅仅限于驻港部队的英俊战士或者电视上国庆阅兵的威武之师，但是傻傻的三多，精明的成才 ，侠义的史今让我看到了有血有肉的立体面，他们的孤独和坚守也展现了真实的生活感。”
       而世界其他地区，中“兵毒”者亦数不胜数。2008年初，在号称全球最大华人社区的天涯论坛 ，出现了“突到海外之调查”的帖子，很快回应者如云。
       “我在洛杉矶，五刀的压缩盘满天飞，半年前就中毒啦。这几天又犯毒瘾，想看第二遍，二次中毒跪求解药！”
        “中资公司员工驻扎哥伦比亚，我在这个毒品国度又发现新型高纯度毒品——《士兵突击》！据说公司在拉美各国（包括巴西、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的代表处，都有同事大面积中毒！”
       “小儿虽然似懂非懂，但剧中先进的武器装备与伟岸的军人形象，令他对自己华人身份的自豪感大大提升。”
        他接着表示，要让外国人认同中国的进步，不能仅展示硬体，还要反映人的素质和思想，“《士兵突击》对提升华人形象及海外 二三代移民华人身份的认同，都有积极意义。”
        对于《士兵突击》在海外的风靡，该剧制片人张谦深感振奋。他说《士兵突击》不仅能受到华人推崇，也能被非华人喜爱。因为军旅题材只是件外衣，其中体现的精神内涵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每个人会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欧陆嘉）
       中国青年抗议行为出乎
       西方媒体意料
       德国《时代周刊》4月6日刊出文章《西方应该对此感到高兴》，称： 就像中国政府不曾对达赖喇嘛的追随者在点火仪式上的捣乱事件有任何准备一样，西方同样惊讶于中国人对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过激反应。
       文章说：西方媒体习惯了面对笨拙的、没有创造性的中国媒体。但这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即中国网民。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场战斗无关政治和经济，而是对不公正的反抗。中国人民以自信、有理有制、创造性的方式追求公正。西方媒体被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惊呆了，至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回应。
       中国的这股新鲜力量来自新一代，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如何获取信息，自信，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党的忠实士兵”才为中国和中国政府说话、“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没受过教育的、闭塞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观点是大错特错了。
       中国人的抗议行动以高科技的交流技术为依托，他们利用虚拟媒体，在各个论坛、使用世界各种语言顽强地追踪着西方媒体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公正报道，他们据理力争，追根溯源、提供证据。即使少数几个人例外，但绝大多数参与者在这场战斗中恰到好处地理解了民主和人权的意义。
       其实西方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祈祷了很久的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改善终于初露端倪。但西方只是没有准备好，自己会成为民主和人权原则批驳的对象。如今，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终于埋葬了中国人民对它的信赖，某种程度上也让西方媒体失去了本国人民的信赖。
       这次对峙有很多后果，首先会改变传媒界的整体形势，逼迫西方媒体更加客观。政治上，中国将更加自信。可以预想，这次的事件会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脚步，因为自信的中国民众将同样针对自己的国家维护其自身权利。
       （邵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