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613页，由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800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伯奇执笔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42年生）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个刘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
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2)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3)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4)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5)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这当然与纯文学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两回事；(6)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写《我爱每一片绿叶》时，技巧上开始有进步；到1981年写作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时，才开始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1959年从北京六十五中高中毕业，后在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习，1961年至1976年我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但我1974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活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直到现在（2008年）仍有一些提及我写的《班主任》的报道、评述，说我写作、发表这个短篇小说时是一个中学教师，这不准确。中学教师是一个应享有尊严的社会职业，我为自己在中学任教十五年感到自豪。但就我个人而言（不代表其他过去与现在的中学教师），中学校园的天地小，见闻窄，尽管有丰富的与之相关的生活积累、文学素材，但是，要写出《班主任》这样的有一定独立思考深度的作品（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控制而言），走出小校园，进入出版社，这种职业转变带来的视野拓展，是重要因素，不可不强调一下。
写《班主任》时，作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雅克萨》，写清朝抗俄的，这是那时很时髦的题材，后来好多出版社都出了该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责编的那本1978年也出版了。作者谢鲲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他本来可以写出脱离时髦的题材，特别是脱离“主题先行”那样路数的，体现其个性的纯文学佳作的，可惜却因肝功能衰竭而英年早逝。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烈，文字也活泼流畅，可是，虽说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1977年2月7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不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三十五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拖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直到现在，也仍有报道或评述说《班主任》是我的“处女作”，并不准确，那是我的“成名作”而非“处女作”。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到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发表在1958年《读书》杂志第16期上，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六岁。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出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出了单行本）、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个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随着杂志发行，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仁们也都为我高兴。我当时和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人都很快站出来支持。到1978年，涌现了从各种角度控诉“文革”恶果的作品，那年8月，上海《文汇报》用一整版刊发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在《班主任》面世后半年发表的作品，使得那股文学潮流获得了一个为绝大多数人认同的符码：“伤痕文学”。当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伤痕文学”作品还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宗璞的《弦上的梦》、郑义的《枫》等等，广泛流传，大受欢迎，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称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是泼天大）；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煞）；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大陆伤痕文学之父”，等等——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她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三十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7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认为是一场浩劫（现在一些年轻人总以为“四人帮”一被捕，就可以说“文革”“坏话”了，实际上在那以后仍有人因为“恶毒攻击文革”而被判刑甚至枪毙，1981年中央的这个决议才算正式否定了“文革”，但从那以后，这个《决议》还常被人有意无意地淡忘）；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站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拓展了以笔驰骋的空间；虽然我的写作已然边缘化，但从不违心，袒露个性，褒贬由人，自得其乐。到眼下，我在海内外已出版的个人专著，各种版本加起来已达一百六十四种，此外还有八卷文集；我这三十多年里也摔过跟斗，有过不小的挫折，但我毕竟穿越了八十年代，穿越了九十年代，把我的创作跨越到了二十一世纪。
刘心武，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班主任》、《风过耳》、《钟鼓楼》等多种。
参证文本：
《班主任》（节选）
刘心武
……四点二十左右，干部会结束了。其他干部们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张老师、谢惠敏和石红三个人。
石红恰好面对窗户坐着，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庞上，使她的两颊更加红润；她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慢地游动着，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这是每当她要想出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一道教学题时，为数学老师所熟悉、所喜爱的神态。可是此刻她并不是在解数学题，而是在琢磨怎么写出明天一早同大家——也包括宋宝琦——见面的“号角诗”。
张老师同谢惠敏在一旁谈着话。围绕着接收宋宝琦需要展开的工作，已经全部落实。男生干部们分头找男生们做工作去了，跟他们讲宋宝琦并不是什么威震菜市口的“英雄”，而是个犯了错误的需要帮助的人，对他既别好奇乃至于敬畏，也不能歧视打击，大家要齐心合力地帮助他。女生干部将分头到那几个或者是因为胆小，或者是出于赌气，宣布明天不来上学的女生家去，对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楚，学校一定会保证女孩子们不受宋宝琦欺侮；对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消极躲避只能助长他的恶习，只有团结起来同他斗争，进行教育，才能化有害为无害，并且逐步化无害为有益。张老师则要对宋宝琦进行家访，对他以及他的家长进行初步了解，并进行第一次思想工作，石红的“号角诗”明天一早将向大家强调：“让我们的教室响彻抓纲治国的脚步声！”
当石红的“号角诗”快要写完的时候，张老师同谢惠敏的谈话结束了。张老师把摊在桌上、刚给干部们看过的几件东西往一块敛。那是张老师从派出所带回来的、宋宝琦犯案后被搜出的物品：一把用来斗殴的自行车弹簧锁，一副残破油腻的扑克牌，一个式样新颖附有打火机的镀镍烟盒，还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说。小干部们面对这些东西都厌恶得皱鼻子、撇嘴角。谢惠敏提议说：“团支部明天课后开个现场会，积极分子们也参加，摆出这些东西，狠狠批判一顿！”大伙都同意，张老师也点头说：“对，要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抓好反腐蚀教育。”
没曾想，临到张老师收敛这几件物品时，突然出现了矛盾，还闹得挺僵。
别的东西都收进书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说。张老师原来顾不得细翻，这时拿起来一检查，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
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
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没看见过这本书，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围坐在篝火旁，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但，不管怎么说——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辩道：“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谢惠敏的两撇眉毛险些飞出脑门，她瞪圆了双眼望着张老师，激烈地质问说：“怎么？不是黄书？！这号书不是黄书什么是黄书？”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这实在也不能怪她。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倘若在谢惠敏最亲近的人当中，有人及时向她点明：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号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那该有多好啊！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没有人向她点明这一点。她的父母经常嘱咐谢惠敏及其弟妹，要听毛主席的话，并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们好好学功课……谢惠敏从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但是，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形的斗争环境里，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和盲从，而“白骨精”们正是拼命利用一些人的轻信与盲从以售其奸！就这样，谢惠敏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而奋斗，却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岂止《牛虻》这本书她会认为是毒草，我们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青春之歌》已经进行再版了，但谢惠敏还保持着“四人帮”揪出前形成的习惯——把那些热衷于传播“文艺消息”，什么又会有某个新电影上演啦，电台又播了个什么新歌呀这样的同学们，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就在前几天，她发现石红在自习课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说，下课她便给没收了。那是1959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正想拿来上交给张老师，石红笑嘻嘻地一把抢了回去，还拍着封面说；“可带劲啦！你也看看吧！”结果两人争吵了一场；后来她忙着去团委开会，倒忘记向张老师反映了，没想到今天张老师竟比石红还要石红——亲口否认这本外国“黄书”不黄！在谢惠敏心中，外国的“黄书”当然一律又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了。面对着这样一位张老师，她又联想起以前的许多细琐冲突来。于是，往常毕竟占据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顿然减少了许多。她微微噘起嘴，飞走的眉毛落回来拧成了个死疙瘩。
这时候，石红写完“号角诗”，正准备给张老师和谢惠敏朗诵，突然听到张老师说：“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她这才知道那本破书原来就是《牛虻》，赶忙凑拢谢惠敏身边去看，谢惠敏大声质问张老师的话刚一出口，她便热情地晃动着谢惠敏胳膊说：“别这么说！我听爸爸妈妈讲过，《牛虻》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两天我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头的保尔·柯察金是个无产阶级英雄，可他就特别佩服‘牛虻’……”石红早就想找本《牛虻》来看，一直没有借到，所以她从谢惠敏手中拿过书来翻动时，心里翻腾着强烈的求知欲：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时代的事儿？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牛虻”究竟是个啥样的人？真的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吗？……当她把破书还到张老师手上时，不禁问道：“读这本书，该注意些啥？学习些啥？”谢惠敏咬住嘴唇，眯起眼睛，不满地望着石红，心里怦怦直跳。张老师翻动着那本饱经沧桑的《牛虻》，他本想耐心地对谢惠敏解释为什么不能把它算作“黄书”，但是这本书是从宋宝琦那儿抄出来的，并且，瞧，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一律野蛮地给她添上了八字胡须。又焉知宋宝琦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黄书”来看的呢？生活现象是复杂的。这本《牛虻》的遭遇也够光怪陆离了。对谢惠敏这样实际上还很幼稚的孩子，分析过于复杂的生活现象和精华糟粕并存的文艺作品，需要充裕的时间和适宜的场合。
想到这些，我们的张老师便把破旧的《牛虻》放入书包，和蔼地对谢惠敏说：“关于这本书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谈吧。看，快五点了，咱们赶紧听听石红写的‘号角诗’吧，听完分头按计划行动。”
石红念的诗，谢惠敏一句也没装进脑子里去。她痛苦而惶惑地望着映在课桌上的那些斑驳的树影。她非常、非常愿意尊敬张老师，可张老师对这样一本书的古怪态度，又让她不能不在心里嘀咕：“还是老师呢，怎么会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