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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莱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利度，这个名字对中国观众来说有点拗口和难读，一如看罢他的电影《通天塔》(又名《巴别塔》)后，大部分人会产生人物语言繁多、情节错综复杂、叙事曲折迷离的感觉那样。
       一次偶然的枪击事件，串联起原本毫无关联的四组人物，他们分别来自四个不同的国家，操着四种不同的语言，拥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过着各得其所的平静生活。可以设想，这个题材如果拿给美国导演，他们会运用被商业文化熏陶出来的大众审美趣味，将影片中的情感元素发挥到极至，无限地复制一个又一个版本的煽情故事。如果由欧洲导演来处理这个题材，他们很可能会带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借助刻画极端的性格去演绎深奥玄虚的主题。
       可是，伊纳利度来自墨西哥——与我们相同的第三世界。这个身份不禁令人产生好奇，想知道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地带，墨西哥导演在看待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时会有怎样的独特视点，而这一视点或许与生活在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有某种契合？
       情感的激流
       伊纳利度这样解释自己的电影：“对我来说，《巴别塔》是一条情感的河流，围绕着整个地球流淌。但如果拆开来分别细究这些故事，就完全没意思了。”情感可以让我们避开纷纭交错的表象，潜入平静的思想底层，探究叙事背后隐藏的真实。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某种默契，导演的这番话竟然在上世纪的美国电影大师格里菲斯那里找到了回响。在谈到《党同伐异》这部令自己毁誉参半、终身负债的影片时，格里菲斯曾这样说道：“四个故事在开始时是四条分别从山顶上流淌下来的河流，它们分散地缓慢而平静地奔流着；随后它们逐渐接近，愈流愈快，到最后，它们汇聚成一股惊心动魄的情感奔流的急流。”两段话如此惊人地一致，看来，在处理多线索的宏大叙事时，无论是格里菲斯还是伊纳利度，都将重任交给了内在的情感。以动人心弦的情感串联起庞大的人物关系，用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情绪与感受支撑起散漫的故事结构，在时间的流逝中搭建起情感的堡垒，这或许就是本片的魅力所在。
       在影片中，每一组人物关系都处在情感的漩涡中。美国夫妇为修复破裂的感情去摩洛哥度假；摩洛哥的一对兄弟出于对武器的好奇和比试高下的竞争心理轮流试射猎枪；日本聋哑女孩陷入对母亲的深深依恋和对父亲的冷漠疏离中，她通过不断地去勾引每一个她感兴趣的男人来表达自己的生活姿态；墨西哥保姆既无法推卸看护孩子的职责，又不能割舍对儿子的深爱，最后只能选择偷偷带着主人的孩子赶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墨西哥保姆的侄子为避免再次被美国警察扣留驾照的尴尬和麻烦，不顾姑妈的苦苦哀求和孩子们因恐惧发出的啼哭，决定铤而走险硬闯边境关卡。
       每个人都是在内心情感的支配下产生反应与采取行动的，而每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既构成某种情感联系也都受制于这种情感。情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状态，更是人的一种本真的存在状态。一个人就是一条情感的溪流，生命与感受在情感的静静流淌或汹涌澎湃中展现着、沉积着。当这些溪流汇聚成河时，世界的进程就此展开。电影作为对人生的影像表达，自然也是情感激流的一部分。导演用河流解释自己的影片，也许会被简单地看作对影片内容和结构的述说，我宁愿把它当作导演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
       情感需要感受和体会，语言需要分析和理解，情感是柔软的，语言是坚硬的。当坚硬的理性语言去碰触柔软的感性情感时，异质与隔膜势必导致语言和情感两败俱伤。所以，从每个人的情感世界入手去理解他们的感受，才是理解这部线索错综复杂的电影的门径。如果纠缠于对故事的梳理和情节的分析，只会让人陷入理性的迷魂阵而无所适从。
       语言的牢笼
       内在的情感需要外在的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不同语言之间无法理解和互通，这显然早已成为一个无须解释的不争事实。可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就能沟通顺畅吗？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时，语言的阴险面目渐渐显现出来。
       影片中的所有情节都源自一次枪击事件，并围绕它展开。肇事者是一对摩洛哥兄弟。父亲为了避免豺狼的危害，给放牧的儿子买了一把猎枪。哥哥并不熟悉如何使用猎枪，他射不中目标，就埋怨猎枪的射程范围太小，弟弟把枪口指向了远处的目标，想证明哥哥对射程的怀疑毫无根据，实际上也是借此想展示自己娴熟的枪法。一个较量枪法的简单意图和一种争强好胜的情感在使用语言进行表达时，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被转换为对射程范围的争论，并直接导致了弟弟对山路上行驶的旅游车开出致命的一枪。说话人的意图和语言本身传达出的涵义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完全被掩盖在说话这一自然行为中并显得自然而然，如果不是借助影像的力量，观众很难察觉出语言的诡计。
       妻子意外遭枪击后，丈夫想尽一切办法寻求救援。面对他的求救，同行的旅客除了在刚开始时报以遗憾外，剩下的时间则是喋喋不休地表达着自己的恐惧、不适和不耐烦。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政府关心和强调这个事件背后的政治意义远甚于对生命垂危的个人的担忧。不同的团体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自说自话，用同一种语言制造出的是众声喧哗。
       雇主夫妇在旅行途中出了意外，不能及时赶回家中。负责照顾孩子的墨西哥保姆却要在定好的日子赶回家乡参加儿子的婚礼，电话里和雇主的对话总也不能让她表达出自己的意愿，迫不得已，她只能铤而走险，非法带领美国夫妇的一双儿女回家。从儿子的婚庆典礼返回，在边境接受例行检查时，内心紧张让她有点语无伦次，她越是想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可信，越让警察产生怀疑。侄子开大汽车油门闯过边境标志着这场对话的彻底失败。
       为了追查猎枪的来源，一名日本探员介入了一对父女的生活。父亲误以为探员是来调查自己妻子自杀事件的，冷漠地拒绝。聋哑女儿沉溺在自己的感受世界中，不理会父亲的关心，也不接受他的解释。丧失语言能力的她想用内在的情感世界去面对外在的语言世界，可是她一次次地遭到误解和责难。妻子如丈夫所言死于饮弹自杀，还是如女儿所说死于高空坠楼，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不同，他们对事件的理解也就不同。
       当镜头再次转回摩洛哥时，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了。父子三人在路上遇到了前去找他们进行调查的警察时，面对警察的喝令，三个人出于保存生命的本能反应躲藏到了岩石后面，而警察对他们的身份和意图完全不知情，于是以开枪围攻的方式把他们看作是挟枪拒捕的危险分子。哥哥因恐惧不顾父亲的警告想逃跑，先是被警察击中腿部，继而被打死。弟弟为报哥哥无辜中弹之仇，愤怒中不顾父亲的劝阻开枪还击，最后演变成一场与警方对峙的流血枪战。看着老实沉默、满脸沧桑的父亲和天真活泼、朝气蓬勃的孩子，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原本善良无辜的父子卷入了一场疯狂的事件？
       语言的叙述剥离了情感的重量，只剩下轻飘空洞的信息，它不能承载任何直指人心的动人力量，也不再具有惺惺相惜的心灵感应，充其量只是一连串物理音响。同一事件造成不同人物、不同关系之间的纠葛和冲突，表明了语言在理解和解释上的破坏力量。
       不同语言之间无法沟通，同一种语言之间也难以沟通。以语言为媒介的人类交往困难重重。深陷在语言的牢笼中而不自知，或即使知道也无法自拔，这是人类的悲惨处境。
       空间的两极
       语言以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隐秘方式实现了对意义的隐藏与篡改，并在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中得到强化。这一事实在影片中被具体化为新闻媒体对美国游客遭受枪击事件的报道。
       在美国，枪击事件与恐怖袭击联系起来，强调的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去挑衅美国的世界霸权。在摩洛哥，新闻报道关注的是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和美国的国际关系。在这两个地域中，具体的事件在媒体的报道和描绘中被政治化、抽象化，成为抽象干瘪的词语舞蹈。这时，枪击事件的真正内容，即受害人的生命安全已经在媒体对该事件可能衍生的后果的过度渲染和矫揉造作的大呼小叫中被彻底忽略，极度关注和重视的背后是对个体生命的漠视。这就是为什么丈夫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因失血过多而渐趋昏迷，却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援助，尽管当他四处求助时，得到的答复总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在高度关注此事。信息到处流淌，阐释层出不穷，当事人的处境和感受反而既被忽略也被遮蔽。
       在日本，一位聋哑女孩坐在家中，她背后的电视机上正在报道美国游客的遇害事件。对她来说，她听不见这个新闻，即使她知道了这件新闻，对她本人来讲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事情被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完全摈弃了其中包含的活生生的生命色彩和独特强烈的心理感受，只剩下空洞的语言陈述，为充斥于生活每个角落的信息狂潮增添了一份可有可无的内容。导演用聋哑这种象征的方式，凸显出语言的苍白无力，对抗着大众传媒的虚张声势。
       语言是生存工具，情感是存在状态。剥离了人生事件的情感维度，任语言紧锣密鼓地编织出生活网络的假象，凭大众传媒肆意消解着物理距离，都不能改变人类的心灵在情感枯竭中日益萎缩的事实。无限接近的物理距离与无限拉远的心理距离构成了巨大反差，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的生活图景。
       巴别塔与全球化：语言的自负抑或传媒的幻像
       《圣经》中记载，人类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决定修建直冲云霄的巴别塔试与上帝抗衡。由于人们语言相通，信息上传下达畅通无阻，巴别塔很快就修到了天庭。上帝见状开始担心，为了阻止人类，他开始让不同地方的人操不同的语言。人们彼此无法传达信息，修建活动乱作一团，最后只能放弃。
       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信息裹挟着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席卷全球，勾勒出当今的世界景观。电子传媒用视觉形象取代了语言文字，图像化的信息传达已经克服了语言的障碍，直接成为无处不在、无往不利的世界共同语。全球化浪潮的泛滥，正是语言与传媒合谋修建的另一座巴别塔。借助现代传媒的图像话语，人类无论身处何方，操何种语言，都能迅速、直接地了解和掌握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电影中在摩洛哥发生的枪击事件不是在第一时间就传遍全球每个角落吗？得益于并受控于电子媒介的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麦克卢汉的这个结论不仅揭示了传媒和语言试与上帝再比高的勃勃野心，也表明了这种野心至少在创立图像信息这个当前人类的共同语方面已经取得胜利的现实。
       资讯时代的巴别塔以全球化的面貌俨然矗立起来，人类从中得到了什么？深陷其中的第一世界当然被胜利的激情推动着欢呼雀跃，正在被卷入的第三世界则因为半推半就的边缘位置而少了几分盲目的冲动。用导演所代表的旁观者立场去看这场通天之塔的再造运动，我们发现，尽管当前的传媒时代让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实现了全球无障碍，但是，个体的切己体验却在信息的流通中被彻底抹杀。本来，语言的交际功能是将属己的、独特的、隐秘的个体情感表达出来，并能为其他人理解和接受，因此，信息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的传达。然而，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情感体验如何能够被抽象的公共语言表达？影片中每个人都在反复向别人诉说自己的想法，已经清晰地表明语言在传达情感时的力不从心和勉为其难。具体的情感感受总是在语言的抽象表述中不知不觉间滑落。如果说语言至今仍被人们使用的话，那么只能解释为语言一直在尽力保存和传达着情感，即使效果差强人意。但是，与现代电子媒介结合后，传媒赋予每个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同时却又让所有人都在图像化的声音中隐藏起血肉之身，被符号化为一条条冷冰冰的信息。语言曾努力保留的情感部分被传媒彻底剥离与抛弃，影片中纠结牵绊于每个人内心中的滞涩状态不就是这种处境的生动写照吗？
       在前现代社会里，上帝这个无所不能的神秘力量主导着世界。上帝在不同语言间造成隔阂，阻止信息的交流，破坏了人类团结合作的基础。在第一次的较量中，一座因交流的不可能而没有最终完成的巴别塔使有血有肉的人类败下阵来，失败的原因被归结为上帝的造化弄人。
       在这个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时代，上帝已经从世俗世界隐退。在第二次的较量中，修建完成的巴别塔独自矗立在人类从其中隐身的全球化景观里，任巴别塔直上天庭，却没有了去攀爬的人。这次，让人类失败的不再是万能的上帝，而是那个企图帮助人类实现野心的传媒。
       沉浸于大众传媒渲染的天下大同的幻像里，图像信息企图重新担负起世界共同语言的重任，竭力推进着全球化的进程。可是，巴别塔与全球化，都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巴别塔的修建让人类丧失了世界共同语言，全球化的实现让人类丧失了情感和感受。共同语言的丧失只会造成不同语言间的理解困难，情感和感受的失落却导致人类与上帝一样从世俗世界隐身。只不过，上帝的隐身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仪式，而人类的隐身却是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根本颠覆和完全否定。当人类从巴别塔上第二次摔落时，不仅仅是摔了跤，而且是摔得粉身碎骨不复存在。
       影片展现的故事给那些为全球化的到来鼓掌庆幸的人浇了一盆冷水，导演试图提醒盲目乐观的人们：全球化的梦想至多只是语言的自负，或者传媒制造的幻像，它既不是现实，也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现实，除非我们能接受把我们自身排除在外的现实。
       看来，不管上帝显现还是隐身，人类始终都不能摆脱建造巴别塔失败的命运。因为，犹太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不仅如此，上帝在转身隐退时，仍然面带微笑。
       高燕，大学教师，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从忠实的镜像到超真实的幻像——20世纪模仿理论的演变》、《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神话的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