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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延安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改造进程中最为波澜壮阔、风云诡异的历史篇章，发生于其中的社会改造与生产运动虽然远不如整风运动那样惊心动魄，但是那种以政治威权动员社会、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的力量同样令人感到震撼。多年来历史学界对延安时期的研究中有一种知识考古学式的努力，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受年鉴学派方法论的影响，总之是要还原出在意识形态话语遮盖下的社会真实生态和个体生命的体验。在多种探索历史的途径中，图像的解读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延安时期的文化中，革命美术家所创作的图像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历史的某一侧面。
       据《石鲁年谱》，四川青年学生冯亚珩于1940年到达延安，改名石鲁。同年任西北文工团美术组长，1943年参加中央党校三部整风审干，1944年调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任专业创作员。1946年石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创作版画《群英会》等。
       在石鲁的延安时期版画作品中，创作于1949年的《说理》和《打倒封建》被认为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相比较起来，版画《群英会》较少受到关注。其实，从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来看，《群英会》或许更具有图史互证的研究意义。
       从历史背景来看，石鲁创作的《群英会》的题材源于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以及由此运动派生出来的劳动英雄运动。这两个运动固然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性质、意义和影响上又有差异。石鲁的这幅作品正是在这两种运动的交汇点上提供了一种温和而富有亲切意味的图像。另外，在大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竞赛运动之下，还存在着一个对于中国社会之未来发展更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即吴满有式的新富农问题，因此这幅作品实际上也兼有了对于党的新富农政策的讴歌意义。再有就是，在劳动英雄运动中出现了在英雄主义掩盖下的个人崇拜问题，这幅作品虽然并没有在这方面有明显的提示，但是画家的确是取材于吴与毛的交谈，客观上也是当时对于劳动英雄的造神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对于《群英会》这幅作品在历史内容上的解读将会涉及到较多方面。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于1938年，最早是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发起。从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决策和实施的发展过程中有过众多的会议、决定和措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群英会”这种劳模表彰形式的起源。
       在1938年12月到1939年1月，毛泽东在多次会议和不同场合上谈到了“来一个大动员”以开展生产运动的问题；1938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的社论，指出这是一个“群众运动”，要“加强组织的动员”。在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林伯渠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扩大生产运动的政策，其中就提到了“奖励劳动英雄”。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要开展革命竞赛”；李富春则作了具体部署，其中有一条具体注意事项是“奖励劳动英雄，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热忱”。作为最具体的措施，边区政府于4月1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分别规定了对于个人和机关的奖励办法。对于奖励的具体内容也作出规定，就是由劳动英雄奖章、奖状实物和现金组成。
       于是，在1939年春天出现了生产开荒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该年的农业经济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王首道在中央直属机关的总结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生产运动在政治上产生了良好影响。1941年春季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粮荒。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中央和边区政府继续动员大生产运动，并且真正成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尤其是在1943年，最高领导层向全边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号召边区军民在1943年达到丰衣足食。为此，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单位都制订出“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1943年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3月4日，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林伯渠、贺龙、徐向前等领导人以及劳动英雄和各单位的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出席了大会。会上奖励了六十六名从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鼓励开展劳动竞赛。从1942年至1943年，由大生产运动派生的学习劳动英雄运动开始进入高潮。石鲁1946年创作的《群英会》就是一系列英雄表彰会、群英会的形象记录。
       1943年8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盛况空前的军民大生产胜利庆功大会，参加者有中央高层领导、八路军将领和劳动模范。同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和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同时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八十五名。朱德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展览会展出了六千六百多件展品，毛泽东参观了展览会并邀请劳动英雄座谈。这次会议产生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分别列举了多名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及其具体事迹，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互相竞赛。1944年12月22日，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1945年1月13日举行了陕甘宁边区群英会。这些会议都被通俗地称为“群英会”，在边区军民中产生极大的影响。
       石鲁创作的《群英会》是否特指那次会议尚不清楚，但它所描绘的会议情景却是真实可信的。会议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召开，阳光透过一排整齐的窗户照射进来；墙壁上挂着镶在镜框里的艺术品（或是图片），屋角的小圆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有烟、茶待客；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服装暖和、胸佩红花、神情喜悦——所有这些都是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生活好转的形象说明，而经济史研究表明这是符合历史的。根据对于众多劳动英雄的报道，他们都获得为数可观的奖金。
       画面中间描绘了毛泽东正在与代表交谈，值得注意的是，毛的神情和手的姿势恰好与1943年12月9日他和陈云等人参观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的照片中的神情、姿势相似。我不知道石鲁是否见过这幅照片，但是他在创作中遵循着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却是可以肯定的。坐在毛泽东对面，甚至一条腿跪在椅子上的这位农民是谁？我原来的分析估计是当时延安非常出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后经石鲁家属证实就是他。
       因此，这件版画作品在今天看来就具有历史画的重要意义，它描绘的是最高领导人与一位陕北农民的交谈，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表彰会。而且，在画中的主人公之一吴满有的身上折射出中国政治文化的众多特征，因而颇有研究的价值。
       吴满有是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1935年分得了土地，住在延安城南柳林镇吴家枣园。由于他辛勤劳动，努力开荒，改良农作方法，积极发展畜牧业，不断增加生产，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提出吴满有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
       吴满有不愧是有点政治头脑，1943年春节刚过，《解放日报》又发表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我们知道，主动提出替毛泽东代耕的还有一位延安县的农民杨步浩，在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群英会上，他也被选为甲等劳动英雄，解放后还受邀到毛泽东家里作客。当然，替领导人代耕只具有感恩色彩的象征意义，真正推动大生产运动的是劳动模范之间的竞赛。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与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正副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从吴的复信的思想高度、文字组织等能力来看，似乎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位陕北农民之手，而更像是由深明此事意义的文人捉刀。当然，此事立即引起中央高层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朱德电令全边区所有部队，都要积极响应吴满有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倡议。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市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于是，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农民群众中，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
       从大生产到大竞赛，本来做的是同一事情，但组织、动员的方式却有了不同，效果自然也有区分。这种方式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被继续运用与发展。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又号召在工业战线开展赵占魁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可以说，日后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树立典型的方式早在延安时期就已出现了。
       吴满有成名了，但他的劳动致富使他的身份有所改变，于是出现了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概念——“吴满有式的富农”，指的是贫苦农民在根据地政策扶助下，通过辛勤劳动成为新富农。在《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吴满有运动》社论后，有读者来信提出疑问：开展吴满有运动的内容，究竟是鼓励农民努力劳动，还是提倡富农方向。《解放日报》对此做了详细解答，明确了中央对新富农的政策及其理论依据：吴满有在经济上是努力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这是开展吴满有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吴满有式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的发展。然而这又有什么奇怪和可怕呢?谁不晓得，现时我们是处在民主革命阶段，民主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和封建的压迫剥削，就是为了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才有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正是边区革命后必然的产物……这种富农经济虽然是剥削雇佣劳动的，但比之未经土地分配区域的地主经济，却是进了一步，比起未经过减租减息区域的地主经济，更是一个进步。没有这一步，就不能准备革命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中国革命能否越过这一步呢?显然是不能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民粹主义的幻想就是叶青之流的反动欺骗，是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因此，吴满有式的这类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文章并且指出，“边区发展经济的道路，是可以看为未来全国经济健全发展的样本。”
       因此，综合上述几个方面来看，石鲁创作《群英会》的历史背景具有多重性：大生产运动与劳动英雄运动的时势造出了被奉为民众偶像的“群英”，“群英”作为动员社会资源、攫取人心的世俗工具而成为绵延至后世的政治管理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富农的问题则凸显出革命原本的朴素真理：使人民过上好生活，但是尽管在后来的土改运动的深化过程中中央也曾一再申明要保护吴满有式的新富农，但在实际上还是有不少地方把新富农也重新打倒或剥夺其部分利益。
       非常有意义的是，当年石鲁创作《群英会》的时候可能对于新富农的问题还没有很敏感的想法，但是到了后来随着所谓“国内矛盾的上升”而进一步发展的土改运动的时候，石鲁却能够看到了对新富农的批判。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号召实现耕者有其田，对于华北地区的贫困农民和抗日积极分子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的行为表示认可。同时还要求各地干部发动贫雇农，掀起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新的土改运动首先就是把先前的比较温和的耕者有其田运动宣布为被右倾错误严重干扰，于是把原先的运动领导人撤换下来，代之以新的一拨人。1947年在陕北要再搞土改时，画家石鲁提出：“老区土改已过了十二年(刚好在1935年贫苦农民吴满有经过土改而获得了土地——本文作者注)，现在又要土改，什么人有这个要求，是‘二流子’（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好吃懒做，自己分到土地，不好好劳动，又穷了，现在想趁机‘打富济贫’，抢别人的劳动果实。这些人虽穷，是流氓无产阶级，不能依靠。”但是在左的风气下，有人批评他反对土改，是个立场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把他创作的《群英会》与这个事件联系起来分析。石鲁创作《群英会》，并且把吴满有作为主要英雄人物进行讴歌，肯定是对于中央发展生产、鼓励致富的政策怀有真诚的赞同。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纯朴而由衷的赞美，但是作为一名艺术家他无法洞悉政治现实的发展逻辑，他的《群英会》所描绘的情景在不到一两年后就开始被现实所嘲弄；他更无法预见的是，他安置在毛泽东对面并且兴奋如斯的主人公很快就要从天堂坠落到地上——吴满有后来的被俘和被认为是投敌的经历（有研究者认为吴满有并没有投敌，而是国民党实施的离间计），使他的学生的家长毛泽东不再有理睬他的兴致。
       《群英会》中的吴满有形象其实在当时的劳动英雄造神运动中根本还不算什么，因为画家石鲁还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朴素的人性理解把领袖与英雄处理为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画面上还是弥漫着一种亲切、温和的氛围。但是，在当时大力开展的学习劳动英雄的边区文化中，个人崇拜的况味已经很浓了。当然，劳动英雄的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与对领袖的造神、崇拜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的吴满有可以说是在延安的劳动英雄中最红火的人物。不论在公在私，他所获得的革命荣宠在延安无人能比：他的名字和事迹曾经在毛泽东等高层的文章中被提到多次；他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他被拍成红色政权历史上的第一部故事片电影；被著名诗人艾青写成叙事长诗《吴满有》；被受到徐悲鸿高度评价的画家古元绘入画面；他的名字是延安时期一种香烟的牌子；吴满有也成为边区参议员，开会时照片和毛泽东、朱德的照片挂在一块。
       甚至连讴歌英雄吴满有的人也镀上了一层金，这种因发现典型、讴歌英雄而腾达的现象也被后来的革命新闻史、革命文艺史不断复制。《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因为写了对吴满有的通讯报道而深受重视，并因之受到过毛泽东三次接见；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因为是《开展吴满有运动》这篇社论的执笔者而为毛泽东召见。更有戏剧性的是，1946年毛泽东把儿子毛岸英派去当吴满有的学生，学干农活。小毛在吴家枣园住了七个月，这件事被传为美谈；但是吴满有没有想到的是，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后来被枪毙的翻译家、杂文家王实味曾在1942年10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在整风运动中心情极为痛苦，希望能到吴满有家里过一段安静的生活。可见吴满有在当时延安的知名度。
       延安的秧歌队出现了“吴满有秧歌队”，“向劳动英雄看齐”是当时的口号。在王大化等人编剧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的唱词：“边区边区地呀地方好，劳动英雄真呀真不少。年时来开了一个群英会，尔刻咱边区的生产更呀提高。”“向劳动英雄看齐，向劳动英雄看齐！”
       由延安枣园文工团集体创作、陆石执笔的秧歌剧《动员起来》更是直接写明以“1943年12月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时”为时间背景，剧中唱词不但有对于劳动英雄去开会的热闹、光荣的描写，更有劳动英雄与毛主席见面、谈话的描写，正可以与石鲁的《群英会》所描绘的情景相呼应：“今天后晌劳动状元到咱村上来开会，做报告……/他见毛主席没？/人家有福气，毛主席、朱总司令、贺司令……一满都见过哩。毛主席请他们一块吃酒席，给他们讲话，……/毛主席给他们说啥哩？/说的多着哩。毛主席叫咱们庄稼人一满都组织起来，好好务庄稼……。”
       石鲁创作《群英会》的时候，必定是处于有关英雄吴满有的种种宣传氛围的濡染中。在画面上，背对观众的吴满有与毛泽东说话的姿势非常活跃、生动，他的一条腿跪在椅子上，两只手生动地比划着、计算着，显得毫无拘束的样子。从历史上看，吴与毛肯定有过不止一次的交谈，而且吴还是毛钦点的“国师”——毛岸英的劳动老师，因此在画面上对两人交谈情景的处理是合乎情理的。那么，在画面中的他们正在说什么呢？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4年8月，他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从这幅画面上吴满有的动态、手势来看，很像也是在数说着他家今年打了多少粮食、喂了几头猪、几头牛等等。应该说，此时的石鲁还没有被造神的文化改造过来，他仍然是朴素地把握和表现着他所理解的那种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革命圣地延安的社会生活氛围就发生了转折。但是在一些会议场合上，尤其是劳动英雄的群英会上，融洽、温和的氛围还是存在的吧。
       有意义的一种认识是，《群英会》这件作品是对劳动英雄运动的现实主义描绘，展示出历史的一个侧面——尽管它未必真的是“边区生活的重要历史”。从创作的动机——或者如贡布里希所讲的“方案”——来看，创作这件作品的动机无疑是歌颂党的大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选拔运动。但是，石鲁的可贵和他的不足之处都在于它只给予一种现实主义的认识和描述，但它远没有达到党所希望的典型论的高度。只有在几年之后，由林岗创作的新年画《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才真正建立起革命领袖与劳动模范之间的那种辉煌、宏大的图式语言。在这幅影响极大、被认为对于新中国美术传统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年画中，石鲁笔下的那种平和、自然的情景不再可能了。领袖的高大形象、谆谆的教诲，英雄人物的激动、崇敬的心情，侍立在旁边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满意、欣慰的姿势和神情，周围英雄人物的目光聚集于领袖的向度，颇具民族风格与堂皇气派的殿堂环境，一切都描绘出一种革命领袖的威权感。同样是群英会，同样是领袖与劳动英雄的谈话，《群英会》和《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这两幅作品揭示了两个差异很大的世界——虽然我们都会同意，后者其实正是从前者演化而来的。
       《群英会》所处理的题材是“群众运动”以及由“领袖”话语造成的意识形态崇拜，这本身就是重大的现代性现象。作为群众的吴满有首先就是启蒙的对象，他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在石鲁的画作中以及众多文艺作品中的出现就是为了证明主体意志在唤醒群众之后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刚才说过，劳动英雄崇拜的实质还是领袖崇拜，正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中，代表们说：“在开会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都那么热烈地招待我们，指导我们，和我们握手，请我们吃饭，把我们看得像自家兄弟姊妹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实在高兴，实在欢喜。……在大会闭幕的时候，让我们向毛主席、向朱总司令、向高司令、向贺师长、向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们说句心里的话吧：我们实在感激你们，敬爱你们！你们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句句记下，永远照着你们的话办，永远跟着你们走！”感恩、崇拜和自觉接受驱使并从中产生自豪感，这是所有意识形态运动之于群众的根本要求。
       在革命文艺的话语中，“群众英雄”在很长时期中都散发着巨大效力。《群英会》表现出早期的“群众英雄”的纯朴与融洽，但在朝向权力最大化、社会的另一种等级化的意识形态理想的转变过程中，“群众英雄”的表现图式必然要和领袖的表现图式一起共同被多方力量推导着、改造着，从而发生质的变化。
       我曾在一篇谈延安版画的文章中谈到，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成功关键在于发动了群众，即马克思所讲的理论只要是彻底的就能掌握群众。“群众”必须被划分为“阶级”、划分为“革命群众”与“落后群众”、划分为“群众积极分子”（所谓积极的含义常常就是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与暴力）与“没有被改造好的社会闲杂人员”。延安版画对于这些分层在很大程度上都能提供形象的教科书。现在通过认识《群英会》，看来还有必要在“积极分子”中挑选出英雄人物，使在艺术中可以投射出来的权力控制群众的谱系更加清晰。当然，如果是对于1949年以后的美术来说，这都完全不是问题了，因为在那以后我们就一直生活在英雄辈出的红旗下，种种的“群英会”、英雄谱都成了几代人的语文教科书。
       李公明，艺术批评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广州美术史》、《左岸的狂欢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