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都市
       一辈子生活在都市，正如一辈子生活在乡村，虽然同样酸甜苦辣皆具，但日子久了，一切也都变得漠然。始终以异类的眼光看都市，明明已与都市密不可分，却又似一直陌生。讶异于全新的经验，并因此快乐和不快乐，都市在其眼底，始终变幻不定，没有本来面目，天堂、地狱、异邦、家园，都是，又都不是，这样的人，想来想去，只有波德莱尔。
       受他崇拜的艾伦·坡，却对都市漠不关心，都市甚至不配做他那些神秘故事的背景。西方的小说多矣，写活一座城市如写活一个人的，似乎没有。城市如水，日夜浸淫乎其中，意识不到水的存在，同类之间，依然隔膜。这么想，波德莱尔多么可贵，而巴黎何其幸运。
       我在纽约住了近二十年，每次想拿纽约做题目写点什么时，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像波德莱尔那样揪住一个都市的灵魂，才算写得有意思呢。而纽约，我的真实感受究竟如何？想一想，空得很。
       效仿一下艾夫斯和格罗菲倒不难，《新英格兰的三个地方》、《暮色中的中央公园》，都是不坏的题目。哈特·克兰写了《布鲁克林大桥》，更早，惠特曼写了《在布鲁克林渡口》。艾伦·坡虽然心不在焉，也在西八十四街写了《乌鸦》，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但以此来付二十年“美好时光”的总账，未免菲薄得不成样子。
       说穿了，没有波德莱尔“恶”的勇气，一切都是茫然。
       但波德莱尔是令人厌倦和疲劳的。
       波德莱尔始终不具备艾伦·坡那样的明晰。莫奈们笔下海妖歌唱的大海，在波德莱尔这里变成了一锅煮糊的浓汤。
       纽约啊，说到底，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在艾伦·坡虚晃一枪之后，依然故我。
       一座城市，如一个人，历经痛苦才能成熟，至少有一个像波德莱尔这样的家伙，狠狠折磨它一番。
       而我喜爱的北京却是太成熟，成熟得快要腐烂了；太幼稚，幼稚得仿佛尚未成形。无数骑在驴子上的人和坐在轿子里的人走过，姓李，姓王，或姓张。
       在林肯中心附近
       庞诺书店四楼的咖啡座挤满了人，由于光线偏暗，加上在冬天，窗户紧闭，咖啡的热气造成烟雾蒙蒙的景象，仿佛艾略特诗中下等旅馆的门厅，或波德莱尔流连的夜总会。总之这不是我需要的地方，如果我抱着一叠书穿过几十位女人斜伸的腿和几十位男人后仰的脊背，透过窗户俯瞰的风景，正像我满怀希望的书一样，断不能使我即刻清醒，或持久地，直到深夜，留下玄想的回味。打开一本书如打开一扇门，真相不会永远符合期待，尽管打开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其实，在长期的对预先安排的厌倦之后，失望往往成为最好的报偿，以致失望和惊喜逐渐等同。
       相比之下，以价格昂贵出名的塔楼唱片店，它的古典音乐部历来清静。播放的曲子很有分寸，就连平时一向喧嚣的铜管也像得到抚慰的孩子一般柔和，甚至发出弦乐似的细碎的丝绸之声。大书店和音像制品店，只有古典音乐部毫无例外地另设单独的空间，可以关上门，让乐声充满。已经倒闭的HMV气氛最好，弧形的沙发座多少有形成隐秘世界的意味，而且不言而喻，非常舒适。柜台故意设在最偏远的角落，营业员的眼光不离面前三尺。那是一个喜欢歌剧的人，他放的曲子我多未听过，此时初听，觉得真好。
       如果时间充足，天气又好，可以坐在街头喝杯咖啡。和我平时配松饼权充午餐的咖啡不同，这时的咖啡需要苦一些，滚烫一些。一杯咖啡凉透的时间，也是我们对眼前的风景感到索然无味的开始。无止尽的人流，类型有限，重复太多，偶发的事件则无从预知。
       林肯中心临街的台阶上坐了很多人，有手持本季节目单的游客，有刚刚在“全莫扎特音乐会”的大招贴前若有所思的年轻男女，有茫然的中年上班族，还有俨然此地之主人的推着超市购物车的流浪汉。
       在剩余的二十分钟或更短的时间里，我习惯坐在台阶上读唱片的说明书，但不能太投入。坐在这里也是一场音乐会，曲终人散，从不返场。过去的时代容易看得清楚，历史学家因此个个睿智而深刻。我呢，做梦都想听一场李赫特的独奏，听他弹弹贝多芬的热情，弹普罗科菲耶夫的战时奏鸣曲，弹巴托克。李赫特的“热情”是我听过的最热情的“热情”，第三乐章如饮烈酒，绝顶痛快。在李赫特最好的岁月，我还没有出生。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总是和自己向往的人物隔了时代。我们知道彼此能心心相印，但上苍不给我们机会。
       在地图上，林肯中心是个小站。我从地下钻出来，然后钻回地下，在等车的间隙，常常被呼啸而过的快车那使发烧友梦绕魂牵的钢铁节奏所震撼。说来也怪，我从没在别的车站听过如此凶猛的齐奏，即使是同样路线的列车。
       许多年前，是不是陪着母亲游逛的那一次，已经记不清了，我们走过林肯中心的时候，天色将晚，灯光开始照出喷泉的灿烂轮廓，背后剧场上圆下方的拱券里，透出橙色的乳质的柔光。晚饭前的行人在广场上踱步，依着栏杆交谈，早下班的居民已经让狗牵着遛弯儿了，婴儿躺在小推车里，仰望苍穹，看到第一颗星星的浮现。现实就在人一天奔跑后的疲倦中，在日和夜的交替中退隐了。我们在街边的长椅上休息，不想说话也不想再思考时，就由衷地把自己交给了梦——这些伴随着我们、从来不索求回报的影子。
       冷天的好咖啡
       今天，在常去的韩国店喝到了最好的咖啡。时有时无的玉米面松饼今天也有，而且是刚烤出来的。
       这样，就多坐了二十分钟，把布莱德伯里的《芬尼根》细读了一遍。
       外面风大，冷得像绝望之后的空洞情绪，除了冷，再无他物。
       可是有这么好的咖啡，苦味、温度都恰到好处，松饼的甜腻很容易接受。时间同样蓬松和温暖，鼓胀得软乎乎的，带一层棕色的惋惜神情的外壳，吞咽之前，回味再三。
       芬尼根是个神秘的怪物，一个巨型蜘蛛什么的，吞食一切生命。在三个孩子接连死亡，警探们戮力搜寻某个绑架者而一无所获时，业余侦探罗伯特爵士登场了。这位和善的乡绅喜欢收藏，收藏世界各地的门，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门——以食人兽为铺首的朱门、隐士的柴扉以及古代农人的荆扉，多刺，可以防止攀爬。
       罗伯特从案发现场异乎寻常的静寂中假定了芬尼根的存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不可能什么声音都没有：食肉和食草动物的声音、鸟类的声音、昆虫的声音。假如失踪的孩子的确被人谋害，罪犯需要花多少功夫才能把周边的一切动物全都捕杀一空。
       所以说，真正的寂静是不自然的，也是难以忍受的。这一点，伟大的艾伦·坡早已证明给我们看了。
       因此，不需要她们在远处轻声交谈，咖啡滴落的声音几不可闻，正说明声音无处不在，这是安宁的保证。
       罗伯特知道，没人相信怪物的存在，而他自己，单枪匹马，绝非怪物的对手。好在他老了，已经厌倦了，他知道生活中那些他制造出来的意义原本一片虚空，而他一直向往走进一扇门，进入他虚构的门后的故事。他下定决心，在故意被芬尼根吞下之前，痛饮满腹毒酒。
       从此他和芬尼根，一个厌倦的人和一个恶物，都从人世间消失了，森林重新充满声音。如果芬尼根只是他的臆想，他们同时消失再自然不过。
       有时候，纽约的惶急正如森林的寂静，也预兆着一个不知潜伏在何处的芬尼根。和罗伯特的处境不同的是，我们的搏斗没有见证者。
       在走向图书馆和巴士站的路上，我仍然想着罗伯特爵士。但在图书馆，我只借了两部电影，莫里斯·皮亚拉的《梵高》，我自己看，和刚上架的老电影《罗马假日》，给儿子看——到目前为止，他只喜欢喜剧和善恶有报的侦探故事。
       时报广场
       纽约的广场不是广场，正像羊角风不是风，熊猫不是猫，而天牛既不是天上的牛，也和牧童横骑之上的青牛毫无关系。纽约的广场，就是街的夹角，但又不是寻常的十字路口。名叫广场的这些街角，多是一条街斜着穿过另一条街形成的一个小小的三角地带。坐在出租车里从天安门广场飞驰而过，直奔首都机场，十几多个小时抵达肯尼迪机场的来客，如果日程紧迫，草草吃过便饭，赶在黄昏前踏上曼哈顿四十二街，他怎么找也找不到大名鼎鼎的时报广场。他站在百老汇、第七大道和四十二街的交汇之处，望着前方五彩闪烁的投影广告，神情茫然。等他定下心来，怯怯地拦住一个过路人询问，对方可能微微一笑，说，这里就是时报广场！
       想想看，一个连立足都困难的弹丸之地都可以叫广场，那天安门广场算什么呢？最初翻译square这个词的人，也许是在苏州的小巷子里长大的。但美国人也难辞其疚：即使不翻译，square还有一个意思是方形，偏偏他们的广场是个三角。
       很多年了，从时报广场不知走过多少次，我始终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闹市街头散步（或赶路）。说实在的，除了游人多些，广告花哨些，随便搭出一个台子，唱歌或演讲的所谓活动家、艺术家出现得频繁些，这里和曼哈顿的其它热闹场所并无太大不同。论富丽，比不上第五大道；论宽阔，比不上公园大道；论雅致，可能还不如麦迪逊大道。只一点，时报广场周围，电影院和剧院比别处都多，这是我个人喜欢的地方：找不到要看的影片，或找到了而买不到票，能够及时换场。
       每年的西元除夕之夜，时报广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从傍晚起聚集一起，迎接新年。寒风中的五六个小时过去，人群齐声倒计时，数到零，一个彩灯簇团的大苹果应声降下，然后是几分钟的狂欢。
       我凑热闹的那一次，天气特别冷，必须不断跺脚才能坚持下去。年年乐此不疲的老纽约，往往带了扁瓶的烈酒，又驱寒又给自己酝酿情绪。喝啤酒的人则愚不可及，他们异乎寻常的狂热估计是让尿憋出来的。但沉痛的教训却没有人代代相传，大家照样喝，照样憋得要死。等到欢呼之后，人群尽情地抛洒、摔砸酒瓶、饮料罐、简易面具、做成眼睛形状的年号，推挤、跳跃、狂吼，迅速作鸟兽散，我和伙伴正在为找地方方便而发愁，却看到了这一辈子难忘的景象：一排排的男人涌向街边，面墙而立，哗哗啦啦，大放其水，背后是滚滚不断的人流。细流冲下人行道，汇合到街上，很快被踏踩成一片潮湿。逐渐腾空的街区，留下波澜壮阔的垃圾的海洋。
       当然也有辉煌的一面。任何地方，它的值得回忆，值得向往，并不在于它同样拥有那些共同的品质，如豪华、壮丽、优美，而在于它的个性，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对于时报广场，一旦说起，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它除旧迎新时展示的痛快淋漓的不文明。其次才是它深夜的辉煌。
       我很少在曼哈顿逗留到深夜。那年夏天，家人回国度假，剩下我一个人。下班后无事可做，到四十二街上看电影。第一场，看威尔·史密斯的《我，机器人》，看得开心，散场后意兴不减，接着到对街的影院看《灵异村》。看完出来，快一点了。下意识地以为，街上定是一片萧条，不料推门出来，满目光芒暴雨一般把人打了个措手不及，路边的烧烤摊上生意正兴隆，三三两两的男女一手肉串，一手啤酒，谈笑正欢。还有卖画的，卖玩具的，卖小首饰的摊子。剧院外灯光雪亮，人头攒动，不知是散场还是将要开场。步履艰难的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天呐，居然还有孩子，这些小夜猫子，比拉着他们手的父亲还兴奋呢。
       一切恍若乡间的庙会。
       相对于从运河街往北直到十四街的这一广大区域，四十二街之夜的热闹是奉献给游客的皮影戏，不具备销魂蚀骨的力量。
       还可以提一句闲话。一些为时报广场感到骄傲的人称它为“世界的十字路口”，中国人也有把时报广场叫时代广场的。事实是，时报广场不管多摩登，却与时代无关。它是因《纽约时报》得名的，距今不过百年光景。
       春天
       春气渐暖，满街的山楂、樱花、玉兰和海棠花都开了。这是纽约郊区的典型景象。连翘蹲在人家的窗下，夜色里灰乎乎的一团。连日微雨，困倦中常起错觉，以为是别处的节候。风雨直来直去，硬梆梆的像股票的走势曲线。这种暖而无风的微雨之夜，难得有机会时常消受。
       路边尚未展开嫩叶的树上，一只杏黄肚皮的小鸟发疯般地叫个不停，不仅叫，似乎还在枝头不断地跳。等了很久，半条街外传来一两声低沉的回应。再一会儿，街对面的树丛里响起成串的和鸣，水泡似的漫空绽放。这些回声欢快和悦，急促但不焦躁。
       透过灯光，看见那只胖乎乎的知更鸟抖了抖翅膀，忽然安静下来。它一低头便发现我站在树下，但毫不在意，自顾自地歇息片刻，又高声唱和了。
       睡梦中一直想着那只只比麻雀大一点点的鸟，隐约地，路口那棵已被锯掉的大桑树的密密枝叶里，成群的鸟，搭宝塔似的分别栖息在一到七层，叽叽喳喳，笑闹到催人失眠。
       中午吃饭时，窗外竟然纷纷扬扬，下起大雪来。吃罢饭，雪停了，继续下雨。
       鱼缸前些天清洗过，透明得若有若无，更显得空旷寂静。原来十几条鱼追逐嬉戏的景况，一去不再，大难之后，只有两条鱼幸存。一条红鲤，一条红帽子。红鲤围着缸壁一圈圈地游，有时把嘴伸进石头堆里，找食物，也可能在打发时间。那条小红帽子多数时候伏在缸底不动，以为它病了，但一喂食就跑过来，吃饱了，接着做它的青天白日梦。这家伙，也真够无聊的，简直就是鱼缸里的卡夫卡嘛。
       双塔
       我迄今没有登上过帝国大厦的顶层，以后也不会。在我眼里，帝国大厦灰暗破旧，孤零衰败，是一幢早该拆除的腐朽建筑。我多年前进入过帝国大厦的门厅，唯见墙壁灰暗，灯光苍白，像被舍弃的舞场。相比之下，我喜欢世贸中心。这里宽敞而明亮，那些我从无兴趣进去的小店，也以清爽的橱窗布置熨贴人的视觉。每逢圣诞季节，照例摆一个漂亮展台，小火车在北欧童话背景中呼啦呼啦地来回跑。画里的北欧，模型里的北欧，祥和静谧，以其迷人的沉稳展示了时间的无限包容，那里的时间简直像绸缎一样温暖、绵软。在这样的联想下，世贸中心，我才不管它什么见鬼的商业和企业呢，权当它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模型。
       世贸大楼和金融中心内部相连，我也喜欢去金融中心的室内花园，透明的大圆拱下，逼真的椰子树以优美的弧线亭亭玉立，游人随意坐在椅子上休息，貌似宫殿的华丽台阶上，时有新婚者全身披挂拍照。好事者或称之为冬宫花园。
       童话是让人做梦的，人则因为做梦而无意间把现实变成了童话。这样的纯真是幸福，也是不幸。两个极端，无法居中。
       出后门，就到了哈德逊河边。一个雅致的小广场，中间是喷水池，两侧是西餐馆，临水处居然嵌了一个微型船坞，泊着几只纸折似的游艇。
       从曼哈顿岛最南端的炮台公园开始，河岸的散步小道一直延伸到世贸中心，继续向北，尽头是一个儿童游乐场。小道一面栏杆，一面散置着供行人憩息的长椅。向西眺望，新泽西的工厂区历历在目，它们低矮和灰暗，衬得天空直如一块破布，云彩则染上了铁锈色，仿佛它笼罩的，还是西部的荒野。
       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我们全家常来之地。在河边看风景，在花园闲坐，在底层的商店乱逛，累了，时间又恰好，随便吃些东西。
       世贸中心内部宛如巨大的迷宫，一如四十二街时报广场和大中央车站的地下购物中心，但世贸中心的气派是四十二街的两个车站难以望其项背的。我每次去世贸，地铁直达其下，回程走原路，对于它向街一面的外部景观，一向不甚留意。这一带街区狭小，高楼拥挤，靠近市府和唐人街，市容凌乱，人物驳杂。不过也有例外，就是如今已记不得在什么方位的一片游人休息区，位于大厦的夹角，点缀着现代雕塑，摆放着舒适的轻便坐椅，夏日清风习习，视野开阔，看咫尺之外街上烈日下匆忙奔走的上班族，恍若隔世。
       也许我也像《昏眩》中的吉米·斯图尔特，有难以克服的惧高症。从一百一十七层的“世界之窗”遥望下界，真的是高楼如戟，行人如蚁，街道如深渊——我在人世间第一次看到了深渊——这无聊的遐想，没想到真成了恶兆。
       九一一之后
       九一一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曼哈顿上空一直弥漫着浓重的烟火味。每天上班，从法拉盛坐七号地铁，沿罗斯福大道一路居高奔驰，在亨特点附近俯首向下，穿过东河河底，在四十二街第五大道下车。走出地面，扑面而来的风，带来的不是花草的芬芳，也不是曼哈顿特有的都市气息，而是那种混合了车辆、豪华商店、咖啡细密的苦涩和金属感的摩天大楼的声音和味道。它不再复杂、暧昧、富有暗示性，而是单纯得如同一丝不挂的少女：风带来的，就是一种焦糊的味道，经过几个月的雨打风吹，千万人的吐纳和咀嚼，变得清澈透明，没有恶臭，相反，还渗着淡淡的焦“香”。
       拐进四十街之前，下意识地抬头仰望一下天空，看看有没有飞机的影子。九一一之后，天空成了恐怖片中那扇永远关不牢的卧室之门，而飞机，尖利的轰鸣声予人不祥的感觉。此时仰望之下，天空只剩下边缘如墙齿的窄窄的一条，高楼的影子坚硬无比，那一条天空则亮得刺眼。
       政府隔三差五发布恐怖袭击的警告，传言纷纷。供水系统易遭投毒，有人在家中囤积了大量矿泉水和罐头食品；曼哈顿死而不僵，仍是经济文化之重镇，仍是恐怖分子眼里有吸引力的目标，有人因此迁往新泽西甚至更远的中部和西部；一些交通枢纽，如连接曼哈顿和周边地区的大桥和隧道，包括地铁隧道，重要又脆弱，仿佛生来就是供人算计的……
       每周五天、一天两次坐地铁穿过河底，躲是躲不开的。我杞人忧天，暗想一旦隧道被炸，河水灌入，该是多么可怕的噩梦！至死不见天日，永远沉埋地下。灾难发生，不留一丝一毫逃生的希望。
       我的焦虑当下班之际尤甚，每当地铁驶出大中央车站，一头扎进阴森森的河底，我就绷直了身子，紧盯着隧道里紫色的荧光灯一盏盏鬼火一般忽闪而过。这一站特别长，行车时间是普通一站的两到三倍，车的行进仿佛永无尽头。等到列车减速，亨特点站灰黄色的灯光扑上眼帘时，身子才重重地砸回椅背。
       有一次，地铁在河底停驶，这在过去也是常有的事，但这一次，时间漫长得令人冷汗直流。我屏住呼吸，把涌进脑子里的东西粗暴地撕拉开，然而还是有很多影子在眼前飘。
       双塔从此消失了，曼哈顿的轮廓上缺了一段画龙点睛的剪影。
       一直有轻微的惧高症，几次上过世贸的顶楼遥看曼哈顿下城一带的风景，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克斯和新泽西环抱着红薯一样形状的曼哈顿岛，自由女神像个踏在滑板上的顽皮孩子，斜拉大桥上车如流水，阳光下的钢缆明亮纯洁，像白玉盘子里刚刚拔出的糖丝。远眺尚好，俯瞰则头昏目眩。金融街上行人如芥，一百零七层楼下的街道，绝似嗜人的深渊。
       然而不论远眺和俯瞰，不论喜欢和不喜欢，从此不再。我有很多遗憾。我有什么遗憾？
       在靠近世贸中心的唐人街，当初很多人都闻到空气中蛋白质烧焦的臭味，几场雨之后，才慢慢淡薄下去。那时站在第五大道上往南看，可以看到城市上空的一片烟尘，静静地飘浮在那里。电视上每天都播放世贸废墟的清理情况，丫丫杈杈的钢铁构架斜刺天空，给人惊奇、沮丧和痛惜的感觉，好莱坞最能烧钱、最有想象力的导演也拍不出这样的场景。现实总是在和想象力赛跑，而且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它的边界比想象能够达到的距离要远得多。
       我每天看电视，听新闻里讲多少吨瓦砾需要清除，多少吨废钢废铁需要切割成小件，据说其中一些卖到中国去了。废墟里刨出了数以千计的金属小物件，包括寄居在世贸大楼里的公司的名牌和私人物品。没人讲那些死者的遗体怎么样了。他们真的化作了贾宝玉所羡慕的一股股青烟，留下的不是形象，而是味道。
       整个九一一，最惊心动魄的场面不是飞机撞楼的一刹那，也不是双塔在新泽西天空的映衬下浓烟滚滚，在万人惊叫中花钿委地。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是在大厦将倾之时，一些困在楼中的人奋不顾身地从七、八十层的窗口跃出，然后蝼蚁一般轻飘飘地坠向大地。
       一直没有去零区域亲眼看看，后来再去，它已经变成一块围起来的空场。迟到的游客指指点点，他们除非透过时空才能一窥当年的景象。快一年之后，我坐车经过唐人街，但没有下车。世贸中心所在的柯特兰街站仍锁着门，列车不停，站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像往常一样灯光明亮，墙角扔着花束，墙壁上写着纪念的话语。
       有一段日子，我忽然高兴起来，觉得有希望从此离开美国，重回北京。FBI为了战争借口而施放的恐怖袭击警告，给了我一个说服人的借口。
       但也只是个借口而已。列星随旋，日月递照，第五大道上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繁华，行人不断，游客如织，路边鲜花怒放，天空湛蓝如洗。我坐在大图书馆的台阶上，看一架德尔塔公司的客机缓缓飞过。这一次，它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坐着的人
       傍晚时分，日光渐落，道路渐渐变成紫色，树的影子开始肆无忌惮地沿着台阶流淌，挟裹着落叶和蚂蚁，聚集到低洼的街角。
       下班或早早出来纳凉的人不断走过，从步履和神色上很容易分别。一栋殖民地风格的房子，门前花圃里立了牌子，告诉所有人，家里添了儿子，已命名为奥格，婴儿出生时重达八磅。
       路人抬头，看见二楼的窗口灯光昏黄，显然那窗帘是极厚而且极老旧的，没有声音，也不见人影。
       新沐的猫在车库后面山姆·斯倍德似的探头探脑，定定神，箭一样射向对街人家浓密的花丛里，留下久久不散的香水味。
       自然，你必须连打几十个喷嚏。
       蜡烛自然一只接一只地熄灭。其实这样吓不倒任何人。今晚的月亮太满，满得像溢出碗边的牛奶。你最后的音符并不匆忙慌乱，只是无理。
       父亲对儿子说，别总把鞋子拖在砂石路上走，呼呼噜噜的，像醉鬼，也像流浪汉。抬点脚，对，你再听听，街完全空旷了。
       很多花是不经意间被人养活的，很多人到死也没弄明白他前庭和后院一年一年自己枯荣的那些草或花究竟是些什么玩艺儿。他倒是记得在夏天浇些水，而且呵止过几次顽童的踏踩。蝴蝶来的时候，他做梦去了。他醒来，蝴蝶们已远渡重洋。
       下班的人数着街口往前走，被红绿灯折磨得快要失眠了。迎着他走来的人没有目的，顶了一头的银杏树叶，后来干脆止步，坐在游乐场的长椅上吃冰棍。
       哦，这样的天气，吃冰棍是要闹肚子的。
       奥格第一次在梦里想象到了老虎，出自街上路人脚步声的暗示。他被吓哭（更可能是欢喜），母亲则迅速把奶头塞到他嘴里。
       椅子已经彻底融化在暮色里，道路的紫色发出焦糊的香味，日光在车屁股的红光中最后跺了跺脚，不知何处飞来的石头击落了一串鹅黄色的椿树的果实。
       布鲁克林大桥
       一个国内来的人问我，纽约除了旅游手册上那些标着四星和五星的重要景点，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我说，去布鲁克林大桥。
       周末过去，再见到他，问他桥上观感如何。他说，真冷。
       是真冷。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可以围炉吃火鸡了。
       我是揣着一枚布鲁克林大桥的邮票来到纽约的。一张单色邮票，橙色线条勾描，那是大桥在最艳丽的夕阳中才会有的颜色。那个信封上，还并排贴着一张斯特拉文斯基的纪念邮票。因为这样的关系，生活初步安定下来，在旧唱片店里最早买的两张唱片，就有一张他的“火鸟”。那时我想，二十世纪的作曲家里，也许他是和我最投缘的。我听过他差不多所有的音乐，最后发现，事实并不如此。
       至于布鲁克林大桥，十几年里，去的次数不及想到的时候多。最后一次去，是在2001年的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从市政厅附近上桥，踏着曼哈顿下城低矮的旧屋步步上升，攀向东河水面。远眺布鲁克林高地和皇后区一带，只觉波光眩目，斯泰登岛像泼在蓝色丝帛上的一团淡墨，随着视线的凝注慢慢晕散，仿佛可以一直不停地晕散开来，直到完全退隐到蓝色深处，化为乌有。回转身看曼哈顿，正是李白当年在暮色中下山时的感觉：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街道和行人不见了，一节节高楼穿土而出，插进低空的紫色烟尘。太阳毫不留情地从闹市的清新空气中照出一派光怪陆离：车声，车的尾气，人声，人的喧嚣，头发的颜色，衣裙的颜色，橱窗的颜色，烤摊上热狗、肉串和面圈的香气，混合着每栋大楼孜孜不倦的排气扇的呜咽，全都在半空中扭结，把天空变成一块柔软的调色板。布鲁克林大桥凌驾于这一切之上，在水的映照下，在凉风的劲吹下，给人飞腾之感。然而实在的，一头是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一头是曼哈顿岛，曼哈顿的那边，千丝万缕，还拉扯着新泽西的临河区，布鲁克林桥像一只纤弱的扁担，晃晃悠悠的，怎么也挑不起来，所以始终是一副跃跃欲起的姿态。
       在后来洗出的照片上，曼哈顿的风景线上，世界贸易中心兰灰色的双塔鹤立鸡群，占据核心位置，这是它最后一次亮相，两个多月后，它像写完滕王阁赋的王勃，无来由地突然夭折了。
       纽约多水，故多桥梁。纽约的桥梁大概都是钢索斜拉桥。斜拉桥的工程意义我不太明了，它的视觉愉悦却是比石榴的酸甜还要鲜明。开车上桥，在晴朗天空的映衬下，那些粗暴的钢索忽然全都妩媚起来，变得纤细又透明，宛若清晨的蛛丝，触之即断，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吹碎为水滴。成排的钢索随着车的行进徐徐展开，像镜头推向舞台一角紧靠朱红帷幕的竖琴。竖琴的比喻实出无奈，不管有多少一流和蹩脚的作家用过，你只能自甘从俗。因为它不折不扣，就是一架竖琴，而你可以在想象中配上最动听的乐音，最恬静的演奏者，一双游动不息的手。
       横跨哈德森河的华盛顿桥，连接两州，往南是入海口，往北，在看不见的远处，将流经久负盛名的哈德森河谷。两岸林木葱郁，浓荫中藏着古老的庄园，范达因笔下以扮演莎剧人物出名的神探，如果我没记错，就住在这一带。
       威廉斯堡桥也许最平庸不过，一座斜拉桥的应有的要素它全有，但就是其貌不扬，甚至不无猥琐之态。这座桥，在过去若干年的工作中，夜晚和凌晨，曾经穿行过至少两千次。
       还有白石桥，这座由皇后区通向布朗克斯的小桥，令人难忘的是它出奇的洁净：天空、白云、在这里转向了且变得更宽阔的东河，以及高速公路下的所有草木。
       从唐人街出发的曼哈顿桥，则似一个面色黧黑的驼背老人。
       在所有这些桥中，包括那些我没提到的桥，没有一座桥能建立起像布鲁克林大桥这样的声名，稍有文化的人都会告诉你什么是“浓缩的永恒”（condensedeternity）。确实是哈特·克兰那首诗给了我对布鲁克林桥最初的向往，但当我置身其上时，哈特·克兰的时代就一去不返了。事实上，我一直没有读完克兰的全诗，现在我可以说，不必了，因为我已经在这里。
       格格不入
       有些声名显赫的人，一辈子和我们格格不入。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机会或从未期望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促膝长谈，而是说，他们的存在，对我们的生活不产生影响，我们完全可以忽略他们的显赫而自行其是。同理，某些声名显赫的地方也是如此。
       譬如自由女神像，我不觉得这个伪锈斑驳的庞然大物有何可观之处，它甚至可以说相当丑陋，虽然它过去企图代表的那个理念无比美丽。法国的雕塑应当是优雅的，就连小铜章上的浮雕，都那么精致可爱，自由女神作为远隔重洋的礼物，难道出自一个业余艺术家之手？
       再说了，把如此庞大的雕像安置在巴掌大的无名小岛上更是一个错误，我们每每看到，满心敬仰的游客为了把自己的视线拉到雕像的顶端而差点扭折了脖子。不带长焦镜头的相机，要想拍下雕像的全貌，摄影者必须跪在草地上，或者干脆躺下仰着拍，而我的一个朋友则感叹说，最好的办法是挖个深洞，人站在洞里，踮脚探头来拍。
       坐在曼哈顿最下端的炮台公园的长椅上遥望，波光粼粼中的女神像隐约有点亭亭玉立的意思，她那古怪的冠饰你还以为是娇媚的发带呢。从空中航拍的镜头效果更好，很多电影里都忍不住露一手，而且是呼啸着俯冲推近，然后一晃而过。
       自由女神印证了思想家对政治人物的失望：草色遥看近却无。作为美德和魅力的草色，原来是距离的把戏。
       对一个熟悉的地方，个人的偏见无处不在。我何尝不喜欢自由、不喜欢希腊神话中代表各种美德和理念的女神呢？然而纽约，这个世界之都可以和任何东西有关，甚至假想中的倾城之恋，但唯独与神话无涉。古希腊人的单纯和明朗也从来不是纽约的时尚。华盛顿广场，我至今没有发现太多的趣味；哥伦布圆环则简直难以容忍；第五大道的夜晚，要多令人失望有多令人失望，除了圣诞节前的短短几天：无聊的人，孤独的失眠者，尽可与橱窗中的圣贤美女彼此深情地凝视，重温一部分人眼中的人类重要时刻。
       我对大都会博物馆的喜爱和对古根汉姆的失望同样强烈，我始终看不出众口称赞的大螺丝建筑如何艺术。我羡慕那些崇仰它的人，以及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波洛克和安迪·沃霍尔的绘画的人。在野蛮人的眼里，波洛克和安迪·沃霍尔，一堆有颜色的垃圾罢了。
       以“真冷”来回答对布鲁克林大桥的观感，不是讽刺，也不是误解。电影《雨人》中，汤姆·克鲁斯的漂亮女友在电梯里赐给傻瓜达斯廷·霍夫曼一吻，然后满怀期待地问他：感觉如何？霍夫曼无动于衷：湿的。在电影院里，这个最简单的形容词引起哄堂大笑。
       对纽约，我的很多回忆正像达斯廷·霍夫曼如此没心没肺地回报一个女人的同情和关怀，但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没办法的事。
       张宗子，作家，现居纽约。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垂钓于时间之河》，译作《殡葬人手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