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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砖山、莽枝山、革登山、倚邦山、易武山和攸乐山(现称基诺山)，俗称云南普洱茶的古六大茶山。它们都在西双版纳州境内，由于产茶历史悠久，茶质绝佳，被誉为普洱茶的摇篮和圣地。六山之中，除攸乐山以小黑江为界，归属于景洪市外，其余五山都在勐腊县境。而此五山，除易武山归易武镇所辖，其余四山都在象明乡界内。
       西双版纳的地名，多以民族语命名，且各具含义。可古六大茶山之中，只有易武和基诺两山有可触之义，蛮砖、莽枝、革登和倚邦四山，我查阅了1988年6月出版的《云南省勐腊县地名志》，不仅找不到释义，连山名都没有，可谓一片空白。六山者，外部世界的六山，历代官方文献中的六山，它们似乎与这一片土地一点关系也没有，倒像是汉人世界中的纸上桃花源，傣族语系中的“不足不沙”(仙境)或“勐巴拉娜西”。勐腊，勐：地方；腊：茶叶，即“产茶的地方”，但在《勐腊县志》中，亦虽有除莽枝以外的古茶山条目，但仍无地理学意义上区域文化指认或诠释。对此，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汉文化与区域民族文化之间的“溶血现象”，进而形成真空。可是，当这种“溶血”或说不兼容现象绵延千年而各成体系，我们或许真的就可以窥见古代“安边”诸策的一点基本形态，并参悟到普洱茶与“中国茶文化”老死不相往来的基本关系。因为两种文化在此并没有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是两本不同的字典。用不着大惊小怪，当你走入象明乡，向人们打听蛮砖、莽枝和革登，除了那些做茶收茶的人们外，更多的人对应你的是曼庄、秧林和直蚌之类，什么蛮砖和莽枝，纯粹是不解其义的汉语地名。我到象明乡政府去寻找古茶园的调查材料，他们的表格上也没有这样的地名。而且，当我请他们按所谓的古茶山地名，来划分产茶的寨名时，他们也总是把蛮砖写成“曼庄”，把莽枝写成“曼枝”……而倚邦，只有称其为“唐腊倚邦”，也才会有“茶井”的傣意。
       救命的稻草，一般都生长在神话和传说中。孔明没到过西双版纳，但同样作为官方文献的道光《普洱府志·古迹》云：“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鶧(鶨)于莽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撒，因此名其山……”(易武是傣名，意为“美女蛇出没的地方”，没入此文献，代之以“曼撒”。)这就是我们赖以释解古六大茶山之名的铁证，有些虚飘，有些不敢认同。我不知道当年骑马从普洱府到六大茶山要走多少天，现在的公路上跑汽车，如果只到攸乐，顶多三个小时，不远。可为何坐在府中的刀笔吏也乐于听信传说呢?唯一的解释，此六山之名，的确是源于传说或刀笔吏们的傣语音译。
       一
       曼庄老寨一直都是蛮砖茶山的心脏，如果必须言及曼林，使之成为一对，那么它们则是蛮砖山侧卧于六茶山之怀中，自然垂下的一对汁液丰盈的乳房，哺育原土著居民，也哺育历代因军屯、商屯和民屯而来的汉人。当然，也顺便哺育了那些因人命案、负重债、逃荒、征战失散而亡命天涯的人。到此停顿和落地生根的人，一般都认为，这儿已是世界的尽头，鞭长莫及，最适宜于卸下行头和罪债，一切从头开始。他们学土著语，主动将装满汉文化的脑袋，伸到了竹竿做成的水龙头下面，从文化到习俗，都一概交给山规。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洗礼，现在你到这样的地方去找古老的汉人后裔，谁都会向你眨白眼，他们能告诉你，他们的祖上来自四川、江西和湖广，以及云南境内的石屏和元江，但没人说他们是汉族，顶多，有人会说，他们是本人、香堂人和握牛人，更多的则直接告之你，他们是彝族或者基诺族。
       只有在一些节庆和婚葬仪式中，这儿的人们才会暴露出汉人的身份。象明王先号古树茶庄的开创者王梓先老先生，是六茶山之上的著名手工茶人，他们家采六山古树茶菁所制的茶砖茶饼，在普洱茶的高端领域，享有崇高的声誉，国家领导人、省上的领导到西双版纳视察，都会到他家的小店啜饮一杯。现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爱新觉罗毓·松石先生，亦会在茶人聚会上说：“王先号?我家的!”一脸的自豪。他之所以如此说，缘于王梓先老先生一生阅历茶山，保下了位于倚邦曼松的清朝御茶园的命脉，将八十余棵逃生于“破四旧”和“反封建”运动之斧或开荒大火的“皇家老茶树”或称“曼松贡茶树”，一一的以合同买断的方式，花了三万多人民币，留存了下来。这几十棵茶树的留存，留下的是普洱茶贡茶史的根，功德无量。正因为如此，在普洱茶江湖中，“王梓先”三个字，被一个广东人抢注，其家的茶庄只能叫“王先号”。
       王梓先祖上来自陕西，其妻潘荣芬祖上来自四川，但现在他们的户口簿上，民族一栏，填的是彝族。其弟弟家的户口簿，填的则是基诺族。他们的祖上是军屯、民屯、商屯而来，还是因其它什么原因而来，他们都不知道了。但从他给我讲述的彝族人的婚葬仪式中，我发现了太多的汉族元素，并断定他们家的祖上也是汉族。
       居住在除基诺山而外的“古六大茶山”上的人，很多都是彝族，象明乡，是“勐腊县象明彝族自治乡”。但这儿的彝族跟大小凉山和楚雄的彝族在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天壤之别。他们既没有神符与鬼板，亦无图腾，寨子里亦无“毕摩”。死人的时候，他们与土著一样，门上挂桃树叶和“金刚壮”，以示驱鬼；安葬死者时，用桃树枝清扫墓坑，念道“生魂出，死魂入，死魂入棺木”。与当地傣、基诺等民族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彝族人葬死者，不仅有坟堆，墓碑亦高大威严。而且，他们的出殡仪式，起殡时用公鸡血点棺，念咒：“一点青龙头，子孙代代侯；二点青龙腰，子孙代代标；三点青龙尾，子孙代代传……”送葬的路上，棺上亦置一“送魂鸡”或叫“爬棺鸡”。另外，对风水之术的迷信，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无一不与云南汉族人聚居区和川南风俗同出一辙。
       同样，我所置身的曼庄老寨，竟无一幢楼房是干栏式，集体性地患上了思乡病，都是穿斗式木屋或土木结构房。寨中道路，开阔，四通八达。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见到旧时的柱墩，从家祠和关帝庙废墟上搬来的雕花石条，有的石狮子，被寨民用来固定电视接收器。关帝庙的功德碑，记录了“妖气流疾”逼生出的建庙之因，也言及了“六大茶山”的点点情形，现在，它镶嵌在寨民丰绍康先生家的灶台上。据说，它是古六大茶山遗留下来的年代最为久远的石碑。丰绍康先生的家中较暗，碑上文字也已难辨，我看了一会儿，没看出什么所以然来。碑之命运，能长寿到几百年，不错了。曼庄村口那个“云南省扶贫温饱示范村安居工程”碑，立于2000年，已经拦腰断毁，躺着的地方，野草丛生。可以断定，再来几茬野草，它便藏立于地下了。
       曼庄在历史上，就是现在的象明乡政府所在地那样的大寨，以茶而兴旺。茶之“大钱粮”，把丰姓人家滋育成了六山之上的豪门。只是天不遂人意，民国初年，一场“祸害”即瘟疫，瞬息之间便卷走了二百多户人家。剩下的十多户，坐在向阳的高坡上眺望四方，山天相连处，近十年的时间后，才有如名满茶界的古茶坊杨聘号的掌门人杨朝珍等，一路逶迤而来。可以掘金的地方，不愁没有人来，何况这儿的茶叶，托举杨聘号，乃是杨聘号的福分。现在的杨聘号遗址，长满了芭蕉。雨打芭蕉的时候，几米开外，新生的“赵庄号”正在不停地压茶饼，一百米开外，则是台湾人开的三合堂，也在压茶，大红喜字印在茶饼上，像彝族人的婚礼，气氛浓郁。
       数了一下房顶，几十片，不可能再恢复清末民初的规模了。问一上身赤裸、头戴绿色军帽的老人：“祖上从哪儿来?”他答：“元江。”想必是杨聘号的后人。最为兴隆的，是原关帝庙旁过的一棵高达几十丈的榕树，上面有巨型蚂蜂窝一百多个，密密麻麻地挂在不同的树干上，谁也不敢靠近，那些窝中的蜜，想必会像甜雨，纷纷扬扬。
       
       二
       臭花树丛中，躺着乾隆盛世时的曼林茶商姜某某的墓上残碑。几米开外，几十棵老茶树还在吐芽。人，终究熬不过它们，只要不遇上刀光和烈火，谁都叫停不了它们生命的步伐。传说中的曼林老寨，已是一块坡地，长满玉米。几堵断垣边，办过学校，立着的一个篮球架，更像是一堆土以篮球架的形象，从土里冒了出来。移至几里外一个山凹里的寨子，还叫曼林，房屋都是汉式，偶有人家以傣式筑屋，弄得像微型的悉尼歌剧院。王梓先之子王智平，领着我在四十多户人家的寨子中穿梭，他不停地碰到熟人或亲戚。到何士斌家坐了一会儿，其门楣上挂着黄泡刺，知其家得子。屋檐下的席子，三个一岁左右的小孩在上面静静地玩耍，偶尔发出嗷嗷之声。问何士斌的大儿媳，她腼腆地抱起其中一个，说是她的儿子，又指了一下另一个，她说是她的弟弟，第三个孩子她也说是某某的，记不清了。午饭是在李华家吃的，这个三十岁左右的彝家汉子，有胶林一百亩，古茶园一百亩，仅卖茶去年收入五万多，今年仅春茶收入六万多。他说，今天又种了一百亩茶苗，满天星种法，不施肥不用农药，生则生，死就死。他家的门前停着一辆三菱吉普，他的坐骑。他们都把茶叶的老黄片叫“老帕卡”，李华家的老帕卡，泡开了，叶片足足有三寸长，宽两寸左右，极其油润，状若油纸。
       从曼林返象明，必经属于蛮砖山的另一个大寨曼赛。一个傣寨。这个寨子是我所见到的最有气象的傣族寨子，在曼林河与象明河的交叉口上，依山临水，茂林修竹。寨口有一百年缅寺，小和尚们刚洗的黄昏袈裟，晒于走廊栏杆上，像天堂垂下的帷幕。在缅寺间穿行，只遇上一个少年和尚，正用MP3听流行音乐。寨中只有妇女和儿童，唯一遇到一个四十七岁的中年男人，手拉一小孩，背上背一小孩，他说，一个是孙子，另一个是外孙。
       在山顶上看曼赛，就像在石景山上看故宫。这个群山里的故宫，旁有梯田状如元阳，加上山水树木和往来的人烟，使之乃是人民的故宫。这一带的山，都已开发种上胶林或庄稼，在胶林和庄稼之间，有时会有类似神树林一样的山包，突兀而起，树是古树，藤是老藤，孤独无依而又卓尔不群。它们之所以被遗留下来，全因为树底是石头山，烧荒后也无利用价值。不过，如果寨子里有人想就近重温什么是原始森林，它们就是教育基地。
       三
       一个名叫“老四”的人，我几乎天天都在山路上碰到他。他往来于六大茶山各个寨子，贩卖茶树苗。他的生意很不错，并因此丢了老本行。据王智平说，老四有一闻名于全象明乡的不二绝活：往水田中一走，手落鳝起，从不放空。老四捉鳝鱼，一天可收入一百元左右，可他嫌太累了，不如贩卖茶树苗。老四有一伙伴，胸口上有纹身，一个女孩子的肖像。我问他是不是女朋友，他笑而不答。
       我这次重走六大茶山，所见最多的景象，就是种茶。人们倒不是因为明白了六山之于中国茶史的重要性，而矢志恢复旧日茶山的原貌，大叶种茶或说茶之摇篮，在他们的心目中，到底有多大的份量，谁也测定不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茶价的上扬，是最大的趋动力，也是恢复六山茶都最基础的物质保证。许多迁走的茶农又回来了，许多茶叶企业也来了，跑马占地，砍山拓荒，把一根根茶苗种下，也把一个个希望埋进了沃土。
       在革登山竹林湾，有一家茶企买了一万多亩荒山，用以种茶。在当地人李保友和瞎子李四的率领下，近百个来自四川、江城、临沧、绿春、澜沧、昭通和宁洱的民工，按每种一株茶苗一元一角人民币的价格，没日没夜地苦干。这些民工，用塑料布搭起简易的工棚，就驻扎在茶山上或者路边。他们有的是全家搬迁而来，带来的孩子，在工棚四周跑来跑去，一点也不觉得这荒野之上，有什么不好。一个名叫钱继明的绿春人，只有十七岁，刚到，腿内侧就起了一个无名的肿块，所以没去种茶，一直坐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我问他：“你会不会留下来?”他回答道：“婆娘找不着，留下来干什么?”而按照这片茶山的规模，年轻时被熊抓走了一只眼睛的瞎子李四告诉我，至少要有八百人左右才能管理得了，我盘算了一下，八百个工人，至少意味着三百户人家的诞生，也就是说，一个崭新的大寨，就将出现在这片孔明山下的茶山上面。
       这片将被植上茶树的荒山，与西双版纳著名的草山连在一起。民国以前，是众多驮茶马帮的养马场。草山只长草，只在最高处长着两株无花果树，象明乡的小伙子和小姑娘，称为“爱情树”。树身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爱”字。最显眼的一行，肯定是一个痴情的小伙子刻下的：“我爱玉吨。”坐在无花果树下，基诺、倚邦、易武和莽枝都尽收眼底。著名的曼丫寨，在俯冲向小黑江的一道山梁上，远远望去，像座光阴深处的古堡。
       总体来说，这方山水仍属于地广人稀，那些茶山面积或胶林面积大一些的人家，都雇佣了人数不等的工人。这样的现象，历史上出现过，清代的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可谓大钱粮矣。”只是，这次入山做茶的人，恐怕没有古时候多。至于收茶的人，台湾、广东、香港、北京……无处不有。我曾于倚邦山，见到过来自北京的收茶车辆。不过，古时候没有的入山茶客，现在倒真的不少，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法国，他们或考察拜山，或购茶外运，有的还自已收茶菁请人加工后再运走。
       四
       革登山上曾有过一个老寨，现在的人都称其为“革登老寨”，究其历史，此地系阿卡人的息壤，当为“阿卡老寨”。寨子的废墟全变成了玉米地，中午的太阳，照下来，地上就有刺眼的光闪烁，那是瓷片。当年的寨心和风水树还在。风水树上，有一种柔软的细藤，黄色，像蛛网一样，把树包了起来，好像是不忍心让这株千年古榕，继续目睹树下那条贯通倚邦和莽枝的石板古道。古道长草，人烟不再，寨口的大庙已被林木遮蔽，灌木丛里找到那个“万善同绿”的功德碑，上面全是青苔。寨心处，有一棵高高的黄桑树，也被一棵后起的榕树，活活的用皮肉包裹了起来，植物界的荣辱观，令人心里更冰冷。距此不远的新酒房寨，住着八十三岁的鲁金福老人，他说：“我七岁那年，去革登大寨和阿卡寨(新发寨)，都没人了。”他说的是1931年。而且，在这位老人的记忆中，革登大寨似乎就没有存在过，一切都是道听途说。他一再强调：“听祖上人讲，很久以前，最旺的是莽枝大寨，许多山下寨子的人都来赶集，路过新酒房，就买酒喝，醉了，就在旁边的平地上跳笙。”
       整个革登山都流传着一个名叫“六十年大旺”的故事，关于革登大茶商邵三祝一家。咸丰年间入山的邵三祝家，其鼎盛时期的兴旺之象，民谣曰：“一进邵家门，稀饭几大盆；中间起波浪，两边压死人。”另一则是：“过路不从邵家门前过，不是舂米就是推磨。”有此旺象，都因茶。与其他茶商不同，邵三祝家的茶房不产成品，只做原料，因为他家基本占有了整座革登茶山，为此，到了民国初年，人们也称他为“邵山庄”。驻家于阿卡寨附近的邵家，其衰落，原本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普洱茶的整体衰落有关，可人们并不这么认为。故事中，邵三祝的祖上死后，葬之某地。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风水先生。这位先生是位诚实而又能破天机的高人，却不能预破自己的命运。他选中了一官地，可保邵家一轮甲子之后仍然大旺六十年，但是，如果他指出这官地，就将眼瞎脚瘫。于是，他向邵家后人说：“你们必须保证为我养老送终，我方告诉你们，让你们迁坟而保兴旺。”邵家人欣然同意。遂将邵三祝的祖上之坟迁至先生所勘之地，邵家果然接着呈旺象，可几年后，却对赡养一个残废之人失去了耐心，不但对风水先生不敬，还迫他干一些苦力。先生心痛，便带信给远在四川的大弟子，让其过来。弟子见师傅，泪涕满衣襟。师徒合计了一番，弟子便去找邵家，说师傅所选之地，只能保六十年之旺再旺六十年，他见有一官地，足以保邵家万代常旺。邵家也果然信了，便将祖上之坟又迁一地方。没想，迁入了绝地，到邵三祝，家业全败，六十年大旺变成了六十年大败。
       讲此故事，说的不全是道德人心，意在引出破解古六大茶山衰落的另一把“钥匙”。在牛滚塘街的袁其先老先生家，我见到了一份刘氏家谱，写于1941年。该家谱云：“前清乾隆年间走家乡江西进迤南倚邦、攸洛山、莽瓦，移居几多地点，都是讲究读书，儒门之子发达，大族人家，有能有志，名扬九州四海。为因，光绪初年有川人任地理，来帮倚邦土司葬坟，同吾族祖刘怀珍、代同家伯祖刘文基相好，说尽天文地理。吾二祖信实，翻弄祖坟起葬，想做大官，想做发尽无边天财。自此之后十年开外，老幼已房人败了，石梁子几家刘也败了，但用着任地司的牛滚塘聂、袁、刘三家败了，永无根判，绝灭了。刘府上字鶩二十个字×从文字十六弟兄，自启葬后，至光绪××年如数死光了。吾祖父庚寅年归终之时，丢下吾父兄弟四人，母年老，父先亡，母老子幼，么下场莽瓦家业尽化完，有先父刘德安无奈只得跑攸乐许成太广有恩统领吾父学营生。(文中××系纸破不辨)。
       “六十年大旺”中的邵三祝，据詹英佩女士考证，死于1930年左右，刘氏家谱中所说的替人迁坟的风水先生任地理，在六茶山的活动时间是光绪初年即1874年左右。两个时间一比较，1874年至1930年，刚好是六十年左右，所谓“六十年大败”是有依据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故事的真伪，而在于它们所涉及的光绪初年各个家族的灭顶之灾，是否符合史实，这一时间段，是否是莽枝老寨、革登老寨、牛滚塘街，以及架布和习崆两寨等寨子消失的时间?一个风水先生的迁坟行为是否掩盖了一场更大的流疾浩劫?
       五
       民国之前，勐腊县境是疾病超高流行区。民谣曰：“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旧尸未曾抬下楼，新尸又在竹楼上。”《勐腊县志》载，1940年，全县疟疾流行，造成人口锐减，仅勐满一地就由一万人减少到不足五千人。为此，曾有内地商人专做疫苗生意，或以疫苗换茶叶，或高价为人接种，可始终难敌此流疾。
       王梓先的妻子潘荣芬告诉我，其家爷爷辈九兄弟，遇瘟疫死了，只剩下其爷爷潘德。为了躲避瘟疫，爷爷领着家人，甚至搬到了一千七百多米高的孔明山去居住。而且，从孔明山开始，他们家之后又迁石梁子，又迁烟坪子，又迁龙夺，又迁大凹子，又迁江西湾，又迁洗布塘，又迁阿卡寨，又迁直蚌，总共九次搬家。如果不是嫁给在乡粮管所工作的王梓先，不知还要搬几次……
       是该有人看见或见证过那一场场浩劫。生者失忆或没有碰上，我只能到碑文中去寻找。早已变成原始森林的莽枝大寨，有赌场遗址、跑马射箭处遗址、有一台连着一台的屋基遗址、有染布池遗址、有挖银矿留下的通风孔，规模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林中有大庙，“永垂不朽功德碑”还在，捐款人有黄、丁、何、傅、刘、欧阳、吴和王等姓，落款是清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这说明，当时的大寨正充满了活力，尚在乾隆盛世的天光之中，以茶叶酝酿着一个永垂不朽的梦幻。另一例证，秧林寨中有张兴隆大坟。从坟碑文字看，这个据说是莽枝大寨风云人物的人，生于道光九年即1829年，死于1919年，活了九十岁。如果传说不虚，按其生辰推算，他的一生九十年就是大寨由兴而衰的确切时间。
       石梁子有一坟，几年前被盗墓者挖开。其碑文如下：“鸿蒙未判，天地初分，伏羲治世，始立人伦。气禀阴阳，气聚而生，气散而亡。寻龙点穴，荣昌者焉。故显考妣詹公门讳聂朝氏老大孺人魂牲之墓。祖籍湖广长沙府人氏。孝男詹国柱。道光二十三年。”此坟当是一个父魂与母牲的合坟，立于1843年。奇怪的是，盗墓人挖开此坟，坟中并无尸骨，埋的是又一写满文字的石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盗墓人见此，没有迅速逃走，而是重新将里面挖出的那块石碑又埋了。我的确对这埋魂又埋人，但其实又只埋了一块石碑的坟墓充满了好奇，但当有人提议再将坟挖开，看看碑文上写着什么，我制止了。家谱?藏宝图?茶山史略?咒语?仇杀者名单?瘟疫之苦?械斗?或者其它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碑困扰我多天，我只能期盼文管所的人，有一天能将其发掘出来。
       石梁子还有一个当地人称为“大碑”的墓。墓联：“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弹万古弦。”碑文：“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吉日立。江西省吉府永新乡人氏。清故显考讳曾仁芊老大人之墓。孤子曾东贵敬祀。”此墓2000年被盗，空坟。与此相同的墓，石梁子还有几座。同时，“大碑”旁过，立于道光时代的坟墓亦有多座。
       所谓空坟，都是藏埋金银财宝的地方。唐樊绰《云南志》：“南诏家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此还系奢华之举，埋得有人。明代玉笛山人《淮城夜语》：“南诏王……密令崇模弟子正鲲，派掠自成都俘军三千众，凿点苍四库，以储金银宝藏、丝帛奇物，历时五年始成。”这是国库。民国李学诗《滇边野人风土记》：“亦有以挖玉石，取宝石、琥珀、鶪鶫、砍树胶为生者……稍有盈余，窖藏深山，为再世计，虽至饿死，不肯往取……”此乃小民之举，一如空坟。但以坟而藏财宝，绝对属异举。夷边有藏宝之风，为何偏偏以坟的形式?
       如果说莽枝大庙的建设时间尚是鼎盛之期，后面这几座可找的墓碑，它们所属的时间，对这一区域来说，则是乱世。咸丰末年，民族械斗；光绪初年，又一场瘟疫流行，所谓道光二十四年即1844年，正是风雨欲来、黑云压城的时候，筑坟而藏金，异乡人唯一的办法。当然，从坟多系道光时所垒这一现象，亦可说，道光之日，亦有瘟疫流行。
       所以，当械斗与瘟疫，或夺人命或赶人迁，寨寨空荒，并不奇怪。至于刘氏家谱和“六十年大旺”，一定要把天灾人祸置于一个风水先生的头上，无非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让人们得以找到了一个解释瘟疫起因的理由。
       六
       石梁子寨有一个哑巴，逢人便嗷嗷嗷地说个不停，也许他知道些什么，但又谁都听不懂。正如阿卡寨，至今仍有外省人来信，说某某地方藏着白银，让人取了各分一半。信仍然是看不懂的天书，因为收信人根本找不到他说的地点。藏宝于坟中，藏的人本以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毕竟常人谁也不敢轻易拔外人坟头的一根草。可他们怎么会想到，百多年过去，这一带，经常有人拿着金属探测仪，不舍昼夜，奔波于山上。空坟，挖开，既得了宝藏，又不怕鬼缠身，真是一代异人对后一代异人的馈赠。
       当然，关于空坟藏宝，还有另一种说法。山上的茶农，解放前都颇有积蓄，解放后划成分，不敢怠慢，便把钱财造坟埋之。也有例外，莽枝人杨顺才，祖上世袭豪门，他没有造坟，而是将财宝装在三个罐子里，桃树下或岩洞中分而藏之。1953年，他被捕入狱。十多年后回家来，临死，将家中所有的钱一一装在身上，亲戚来侍候他，凡触到藏宝处，便死死捂住。想想所藏的三罐，自己已无力再去找回，便迫不得已地对着有耳疾的妻子，说出了藏宝的地点。妻子听清了前两处，第三处没听清。前两处果然有宝，那么第三处又在哪儿呢?全寨子的人都去找，至今没找到。
       七
       一个不便透露姓名的老人跟我说，在六大茶山，莽枝人不能跟蛮砖人结婚。一旦有了婚姻，男方都会死掉或日子难熬。他说：因为两山的祖先发过毒誓，有过诅咒。他的例子是，与他同辈的人，凡有此姻亲者，都走了。
       我把这事讲给莽枝和蛮砖的年轻人听，他们哈哈大笑。谁都不信。
       八
       唐人樊绰在《云南志》中说，云南有两种好刀，一种叫铎鞘，如刀戟残刃，积年埋在高土中，用之，所指无不洞也；另一种叫郁刀，造法用毒药虫鱼之类，又淬以白马血，经十数年乃用，中人肌即死……这两种刀，都有些邪门，就算哪一个英雄，以其杀人无数，总让人觉得缺少阳光，非正道。早些年的莽枝人屠蟒，就拒绝使用这样的冷兵器，山上有一种藤类植物名叫葛麻藤的，状如细蛇，柔软而坚韧，传说是蛇的祖先。他们只消把这种藤条往巨蟒的脖子上一套，一拉，巨蟒就会乖乖地跟着他们走。走到寨子里，开阔地上，一阵乱棍，巨蟒的肉就可以煮上几大锅，蟒皮就可以绷无数的三弦琴。莽枝山，我想，此“莽”应当是彼“蟒”，巨蟒太多了，靠曼赛寨的斜坡、龙潭、接牛滚塘的橡胶地，常有它们的身影出没。秧林寨的王建荣说，这些蟒，每次见我，都是静卧，没有攻击性。它们身上的黄色花纹，每一朵，直径都在八寸左右，头上的“王”字非常清晰。一般情况，它们都喜欢盘起来，如走动，就会在草丛或灌木丛中留下巨大的蛇路，拉出来的屎，有骨头和毛，一砣一砣的，比大碗还大。那些骨头和毛，出自麂子，它们是巨蟒的主食。
       莽枝人最后一次屠蟒，是三十年前，一说屠了两条，一说屠了三条。反正是有一条春天的某一天，有家人想把放养于山上的一头黄牛弄下来杀了，便请寨子里的人去围捕。人们的说法是，一围这头牛，它就朝野猪洞那儿跑，寨民便撤；过了一阵，又去围牛，牛又朝野猪洞跑。一些胆大的人就围了上去，脚刚踩上野猪做窝的山茅草，蟒蛇的大脑袋就露了出来。结局大家肯定都能想到，连续三天，全寨人都食蟒，就连蟒蛋也有一大盆。记忆中吃了三条蟒的人说，一条八十六公斤，一条六十四公斤，最小那条四十三公斤。至于那头领人们去见蟒的黄牛，第六天才被人们捕杀，剖之，一大堆牛黄在肚子里。不过，这次屠蟒，莽枝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说，那一年，寨子里的九百多头牛全部死光，一千六百多头猪除老母猪外也死掉了，有一个星期天，寨子里还连续死了两个人。人们只好杀猪、杀鸡到野猪洞去祭祀，方才得到次年的清静与平安。
       制蟒蛇干巴，在莽枝茶山的历史上，与制黄牛干巴一样，都是人们存贮肉食的基本方式，但现在，它已经绝迹。按象形字的简单读解法，蛇，是另外一种虫类，通灵，讳杀。可蛇之不杀，现在的莽枝人依据的却是法律，偶有偷猎，密而不宣，谁都不知道，若露了口风，就会有牢狱之灾。都说，现在的山上就常见一巨蟒，足有两百公斤左右，太阳一照它，蟒皮反光，就像太阳照在了摩托车的倒车镜上。
       在秧林寨里，有一古墓，是当年莽枝大寨的风云人物张兴隆的歇息处。因当地人入了民俗，不事祭扫，墓已被粗藤密集地捂了起来。在其墓碑的石块连接处，塞了很多铁锅碎片，照人们的说法，这是异姓人家出的歹毒阴招，以铁压坟，是希望压一下坟主一家的兴旺气象，并让其衰败。这种带有强烈汉文化特征的行为，在死后不垒坟墓的民族区域并不多见。然而，不守山规，终究是汉人迁入夷区之后，最难克服的品行之一。的确，汉人要想彻底融入脚下的土地，远非人死埋骨那么简单。比如，在一些地方，他们置下了自己的山神树，凡清明节就去祭祀，可在他们心目中，山神树所在的地方，并没有像少数民族那样被视为神界，不可靠近。他们极有可能因为私仇或族仇，月黑风高之夜，潜至仇家的山神树下，埋死狗于树底，或直接将麝香埋在树底，不惜一切代价施以黑色的巫术，目的就是将仇家的山神树弄死，以求仇家陡然衰落。此法与在墓上塞铁片，性质和目的，是一样的。
       在六大茶山，坟，都是异乡人的。
       九
       站在革登老塞遗址，南北下陷，背依山峦，西北方向的孔明山，在凡人眼中，确像神山。上神山而看六山，六山低伏，状如孔明之兵。然而，我却最乐于在莽枝大寨废墟旁的“老街子”看山，平视，基诺像琴弦，革登像仰睡的女子，倚邦的大黑山像面旗帜，蛮砖像卧狮，易武是天际线。“老街子”曾是瑶族人的家园，他们织布的染池，一个个山腰的大坑，还在。他们从这儿走掉，传说中却不是因为械斗与瘟疫，而是某一天早上，全寨人醒来，突然发现，寨子东边的草丛中，多了两块天上掉下来的巨石。两块石头，一块压着一块，称“石背石”。巨石来自天上，瑶族人视为不祥之兆，八十户人家，静悄悄地搬走了。他们走后，莽枝大寨里果然难逃厄运。
       “石背石”现在还在，旁有一株四丈左右高的羊奶子树，繁茂如莽枝山王冠上的流苏。有一拨拨地质工作者来过，敲石样带走，可化验的结果始终没有传回山上。这天外飞石，疑为陨石，周边的人，取其石渣为药，据说可以治腹痛。它的旁边，有一条人字形的山路，一条通向另外的山，另一条，是死路，入了密林便没了。坐在路边的绿草中抽烟，树帘一动，爬出一个人来，口中唱着：“道光时代怪事多，风吹石头滚上坡……”
       在此，顺便说一下。公元1799年，檀萃所著的《滇海虞衡志》云：“茶山有茶王树，较五山独木，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这儿所说的“茶王树”，多有学者不理睬阮福的《普洱茶记》所作的“革登山有茶王树”的论断，定其为南糯山那株八百多年的人工茶树王，其实不然。从文献资料和民间口碑的叙述来看，这棵茶王树，均是特指革登茶山阿卡寨(新发)与新酒房寨之间高山上那棵。曹当斋的后人曹仲益先生，于1965年10月在《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录》一文中说：“奇特的茶王树，真是罕见，它生长在象明区(倚邦)的新发寨背后的高山顶上。据老人讲，这棵茶王树在光绪初年，每年尚可产茶六至七担之多，每季约二担干茶，真是茶树中稀有之物，可惜已死。民国初年，其根部枯干尚存。因传闻已久，我心中甚疑，1963年元月，我因回家省亲，路经此地，特请当地农民陈小老等二人带我一看，至则枯干已被白蚁吃尽，只存洞穴。当时我带有一小钢尺，约量一下，其洞直径一方为二百七十公分，另一方约三百二十五公分。旁有过去农民祭祀立的碑数堆。”学者的指鹿为马，大抵都是不入茶山所致。当然，也有不断史料之因。其实，此茶王树亦出现在1807年师范所撰的《滇系》一书中：“又莽枝有茶王树。”只是革登与莽枝相连，师范错把莽枝当革登了。
       现在，茶王树所在的地方，是新酒房寨八十三岁的老人鲁金福之孙鲁建华家的茶山。古茶树已稀，茶王树遗坑四周，植了新茶。遗坑用木栏栅围起，坑内移种了另一棵古茶树，或许这棵古茶，承受不了如此茶皇宝座，死了。1963年还在的那堆祭祀碑，只剩基础，碑已不在。倒是距遗坑十多米外，有竹棚遗址，问之，王智平说，乃是几年前的一批韩国和日本茶人所建，他们晚上住竹棚，白天则静静地跪在茶王树的遗坑前，持续了一个星期。
       这棵茶王树之死，统一的说法是死于雷击。老百姓给出的原因：它立于高山之巅，富者祭以牛，殷者祭以猪，贫者祭以鸡，一年到头，香火不断，夺了老天的威仪，故击之。
       十
       在莽枝山、革登山和蛮砖山那些并没有严格分界的山山岭岭之间，孟加拉虎渐渐地变成了记忆，只有年老的人，才会在略作沉思之后说起，某某年，在某地曾远远地看见过两只，它们的皮毛，在阳光下闪着光。野象偶有出没，但也不多了。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像我一样纳闷：以前成群结队的野象，它们究竟去了哪里?统一的说法，天下的任何一头象，都能预感到死期的来临，为此，每当它们看见了迎面走来的死神，无论身在何方，都会立即起程，无论如何，都要在死之前赶往祖先死去之处。死去后，有活着的象为其举行葬礼，而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将死者的象牙拔下来，彻底弄碎。据说那是一个象骨森森的山谷，可没有一个人到过，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哪里。人类未解的谜，这也是一个。
       雷平阳，诗人，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雷平阳诗选》、散文集《我的云南血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