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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巷藏在一大片老房子里，被高墙挤成窄窄的一小撮，两个胖一点的人相遇，其中一个得收起肚皮。巷子静悄悄。是的，静悄悄。幽深与寂寥并不足以概括它。这两个词语有点冷，能伤心肺。唯有静，安静的静，一种类似于果冻的静，才更接近它的气质。时间如水里的泥沙在巷子里缓缓沉淀。不要说巷子外面那些喧嚣声响，连阳光也只能浮在上空，泛出白色泡沫。巷子长长短短，曲曲直直，交错纵横，形状与房檐挂起的蛛网一样。这个比喻让我常出现一种不可言说的幻觉，构建起巷子的房子是一只只大小迥异的蜘蛛，颜色多半是黑的，偶尔有几只青色的，它们匍匐在大地上，沉默地吮吸土壤深处的甘液。
       许多巷子的名字与传说联系在一起，有非常好听的故事，比如孩儿巷。一个孩子要病死了，父亲非常伤心，向神祈祷，愿以自己的生命交换。父亲夜里梦见一个金盔金甲的人，说，只要在七天内，亲手扎出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孩儿玩具，并送给人们，孩子会痊愈。父亲开始动手制作，在七日七夜里，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篾条从他的指缝里淌过，像河流一样。一个个福态可掬的孩儿玩具出现在人们手中。孩子得救了。父亲居住的这条巷子从此改名叫孩儿巷。孩儿巷有一幢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的房子。房顶呈三角形，女墙笔直向上。大半个身躯在一棵古银杏树枝丫的笼罩下。树皮深褐皲裂。我曾在树干上找到一枚快要锈成粉末的钉子。银杏叶宛若鹅掌，夏天碧绿，秋日金黄。摘下它们，夹在书本里，是很好的书签，看书时心血来潮了，还可以把眉批写在叶子上，或在叶子上画上一个眉眼澄清的美人图。我常去那里，不仅仅是想得到这些迷人的银杏叶，还是想去看一些肩膀挎着布袋子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来，有人还操着我听不懂的方言，都是一些很普通的面庞，上面有很多疲惫与尘土，但眼神安宁。他们互相问好，进屋自布袋里取出经书，开始唱歌，唱得非常好听。他们是主的信徒。牧师是一个老男人。听说曾经是“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只有一条手臂。戴一副珐琅眼镜。镜框很大，鼻子却小，尖尖的一丁点。每有信徒进屋，老男人一定会迎出门外。当孩子们在他们诵经时趴在墙头往里面张望时，他也不出来驱赶，镜片底下的目光异常柔和。
       孩儿巷南边是花巷。几十年前，它是操皮肉生涯的女人们的聚集处。每日过了午时，有人拆下宽门板，往靠壁的老虎灶里添水。灶上搁几把紫铜大茶壶。水气飘摇而上。二楼辛苦了一夜的女人们，披散头发，趿上鞋，懒懒地靠在木板阳台飘出的栏杆上，或对镜梳妆涂脂抹粉，或嗑几粒昨夜剩下的葵花籽儿，互相间也闲聊几句。间或去隔壁卖煎饼的摊位上，买来一块烤得焦黄的饼，捧在手上小心地吹，细细地咬着，眉宇间有淡淡的笑。
       这些描眉扑粉的女孩儿现在去了福民巷。离花巷并不远，靠街，到夜晚亮起一排红灯。一条巷子，基本上是洗发店，零星有几家杂货店，音像店、水果店、小饭馆杂在中间。洗发店没有店名，玻璃门上贴着半透明的带花纹的膜，铝合金材质，开了半扇，门后坐着一位或两位嗑瓜子的穿白色高跟鞋的女孩。见人路过，就殷勤招手。店门口走来男人，粗矮胖瘦不同，所穿衣饰各异，干部模样的，西装革履的，也有民工打扮的。干部模样的，一定是一个人，边走边四下张望，神情谨慎，像抗日电影里要越过封锁线的人，看着是往旁边的音像店走去，一拐进了洗头店；西装革履的，多为一个人来，偶尔两个人结伴同行，但不会超过两个，边走一边松开颈间领带，偶尔停下，在水果摊买上几个桔子、一袋香蕉。唯有民工模样的，人最多，三五成群，搂肩搭腰，边走边哈哈大笑，露出焦黄牙齿，仿佛是去参加节日的宴会，直冲那几只不断摇晃的白净的手而去。但他们来的次数非常少。
       花巷没有洗头店，有一家小旅馆，绕过一间臭气冲天的公厕，能看见它。旅馆老板是一个中年男人，一只瘦猴也比他的体积大。整天趴在暗黑色的柜台里，有人进来，也不说话，手指敲敲桌子，指指墙壁上的价目表，再懒懒洋洋地接过钱，懒懒洋洋地递上钥匙。男人身后悬着一个玻璃框。左上角写着“开张志庆”，右下角写着“牛根生贺”。画面是迎客松。太阳趴在松树的枝干上。单间一晚十块钱，若是通铺，只需三块钱。在这里进出的多是一些面目可疑的人。跑码头卖假虎骨的、推销不干胶贴的浙江人、戴圆顶白帽新疆的葡萄小贩，以及一些形容猥琐的男子，一些靠身体谋生姿色平庸的女子。女子的年纪要比花巷洗头店里的女孩大，收费便宜不少。他们一前一后进了屋，男的递上钱，接过钥匙，头缩进脖子里，慢慢拐上柜台边的楼梯。女的碎着步子，捏着襟角，跟在后面。在阴暗潮湿的走廊尽头，是他们的房间。里面有张单人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台十四*(的黑白电视机。旋钮掉了。得用手扳动那根铁钉大小的调频。影像隐隐绰绰，屏幕被嘶嘶响的雪花点覆盖。电视机的旁边是暖瓶，暖瓶里一般没有水。要喝水，得下楼问瘦猴老板讨。
       小旅馆后面是吉祥巷，立着王氏家族的祠堂。天水一朝，整条吉祥巷都归王氏家族所有。那时，家族里出了个位列三公的朝廷宰相。他写下的绝妙好词让一代代人传诵至今。巷子外面最繁华的红旗大道上，能见到他的雕塑，三绺长须，面目威严。祠堂已经荒芜，依稀能看见昔日堂屋、东西厢舍、正殿的痕迹，穿斗式木构架、木石混合的檐柱，以及八字墙上细腻的砖雕。上面有烟熏火燎的伤痕。几年前的一场大火让在这里栖居的人们四散而去。他们多半不姓王。岁月早已让王氏族人悄然泯矣。祠堂门口青石阶上铺着碎石、枯草以及小孩子的粪便。旁边还长有两株龙柏，皆水桶般粗细，针叶密密地生，并以某种姿势朝一个方向扭曲，树干斜斜向上。这里曾是王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点燃香火，在诸多牌位前跪下，虔诚地奉上酒肴，祈求先人保佑。因为这种共同的祭祀，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在心灵上得到沟通，也因为此互相亲近认同。他们在这里宣读宗规祖训，执行族规家法。族约宗规的内容遍布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忠君、要孝亲、要祭祖、要禁赌、要禁邪、要节俭、要和睦宗族、要合乎礼教，不得奸淫诲盗，不得杀人放火。若有触犯者，或罚银或拷打或处死。这些内容被刻石立碑于祠堂内。但石碑如今已难寻踪迹。
       鸟在不远处的屋脊上对着天空叫。屋脊下的瓦片一张张叠着，前一张瓦叠着上一张瓦，又被后一张瓦覆盖。它们互相拥挤，挤成一片黑色的河流，檐角在飞，河流向前流淌。那一线青色的天空真美。巷子里溢出氤氲气息。双手束在袖筒的中年男人从佑民巷口走来，穿着布鞋，在吱呀吱呀地小声哼唱，鼻子、嘴还有眉头蹙成古怪的一小团，头还左左右右地打着拍子——
       在青呀青的秧苗蓝呀蓝的天，情妹妹站在那个秧田边。美呀美的身段笑呀笑的脸，情妹妹长得那个赛天仙。巧呀巧的双手拔呀拔的秧，情妹妹像在那个裁衣裳。甜呀甜的小嘴轻呀轻的唱，妹妹拔秧那个可想郎……
       曲调不长，仅两节。男人反复吟唱，嗓音不敢恭维，模样实在滑稽，但曲调自有的旋律是那么舒展优美，是这样轻柔异样。
       佑民巷的出口在人民大道。有一幢三层老式西洋小楼，颇有几分落魄贵族的气息。墙体敷砂石泥浆，门由青石砌出，宽仅供一人通行，顶部微拱，屋顶尖斜，有老虎窗，朝向街道的一面有圆弧形的阳台。阳台下方的人行道上是一排卖花花绿绿劣质廉价商品的摊位。穿汗衫褂子的老妇人摇动蒲扇，守候着身边的塑料盘、拖板、电池、文胸、内裤、发夹、丝袜，任时间滚滚而去。人是天地之间的旅客。这年年岁岁也是天地之间的旅客啊。缺掉门牙的老人家扳着手指为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讲述小楼里的故事。那还是在解放前，一个白皮肤的外国商人建起这幢房子，娶了一妻三妾。最小的妾杀死了她的男人，被当时的民国政府判了死刑。那是一个标致的女孩子，不敢说倾国，倾城是有的。有个国民党大员贪她貌美，说她若肯为妾，饶她一条性命。女孩真执拗，不肯，真是可惜了。小楼现在是邮局。附近的人们通过它与远方建立起种种关系。因为附近有许多不识字的老人，代人写信成了一门生意。摊位支在邮局门口的石阶下。一张小方桌。那个王师傅的钢笔字清秀挺拔，字字珠玑。毛笔字疏秀淹润，宛如活物。生意清淡时，王师傅还会在小方桌上铺上报纸，悬腕运笔。王师傅的家在佑民巷，日子过得不好，老伴过世得早，唯一的儿子因为盗窃在蹲班房。那是一个粗眉大眼的小伙子，小时候，是王师傅的心肝宝贝；大了，是王师傅的麻烦与羞耻。
       佑民巷青得发黑，墙上缀满斑驳暗绿色的苔藓。因为房子比别处矮，瓦遮盖着房子，草又遮盖着瓦，就仿佛在屋顶下生活的人不过是这些草的根茎。到处有潲水、粪便散发出来的臭味。还是清晨，各家门口坐着不少摇动蒲扇的壮年男子，表情木讷。他们多半是第三机械厂的工人。工厂效益不好，班要轮流着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靠麻将来打发时间，等到日头升起，肚子里灌下一碗热稀粥，便会呼三喝四在某户人家的堂屋里搭起台子。虽然打得小，二角钱一个子，有输有赢，日积月累下来，也会攒起一笔不小的数字。有男人跑到巷口摆摊的老母亲那伸手要钱，母亲自然不给，男人一脚踢翻摊位骂骂咧咧走远了。母亲蹲在地上抹着眼泪把那些不值钱的小商品摆回原处。还有的男人昼伏夜出，倒并非说是去做贼，吃过晚饭，他们骑上永久牌载重自行车——当年，他们就骑着这车把妻子风光地接入新房。他们的妻子坐在颠簸的自行车后座上，打开坤包，掏出眉笔、粉饼盒、口红。有时，车轮胎遇上石头，口红涂歪了，她们破口大骂起来，男人一言不发，把腰弯得更低。他们要载着同样下了岗的妻子去城市另一头，那里有许多与福民巷一样的巷子。那些亮红灯的地方是他们妻子工作的地方。他们把妻子送进发廊，自己在旁边巷子的暗处靠着墙壁蹲下，蹲成一排，嘴里叼着烟，时不时聚成几堆人，就着路灯打起纸牌。他们在等着接老婆下班。没法子，有一些小瘪三爱抢这些做小姐的女人的钱。一个女人因为不肯撒手，结果被人砍断了手。
       房子逶逦起伏。在深深浅浅的小巷里深深浅浅地走。走过灰褐色的墙，走过黑黑亮亮的门，走过映得见人影的长条青石，走过庭院里挑出的几朵红花与斜斜横出的一枝碧绿，走过打包、斗拐、甩万岁、用饭粒逗蚂蚁的孩子，走过撅起屁股用一根长铁钉玩三面红旗打到台湾游戏的儿童，走过穿开裆裤手捏小鸡鸡对着别人家大门撒尿的小男孩，走过坐在门槛上丢沙包眉目嫣然的小女孩，来到井水巷。
       井水巷是旧书市场。大一点的老板坐在门口的藤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桌，桌子上放一把磨得锃亮的黑木算盘，还有几本样书。老板不紧不慢地呷茶，一只手划拉着澄亮发光的算盘珠子，也不看人，望对面房子上那一小片在黑瓦上移动的阳光，脸上透出很惬意的神情。书在背后堆着，堆到天花板上，只允许人侧身进去。客人来了，老板拉开抽屉，甩过去一根烟，最起码是红塔山，那时要十四元一包。客人接了烟，夹在指间，笑笑，也不进门，随手翻动样书就说，一样拿五十本。又问，到了啥好货？老板一笑，弹弹手指甲，抠去指甲缝里的污垢，又呷口茶，往里面招手，喊了个名字。屋里飘出一个眉清目秀的女人，也不说话，拍拍衣襟，往巷子深处行，客人跟上去，一前一后。
       小一点的老板蹲在门口的书摊后，叼着云南出产的阿诗玛烟，与路人招呼，热情得紧，一问价，皆要四五折，最便宜的也得三折。有时，一本标价二元钱发了黄的旧书，比如《戏曲四种》，居然喊十五元，也有人买。真奇怪。那时，我还小，常蹲在书摊前，煞有介事地四处翻动。看摊的小老板瞅熟了我这张脸，不耐烦地喊，不买别翻。我只好起身，嘴里嘀咕，啥玩意嘛。
       不过井水巷的书确实多，现在想想，大抵是盗版书，上面错字连篇，可我也看得津津有味。很惭愧地说，这些被政府部门严厉打击的盗版书是我的启蒙老师。
       井水巷有一个摆地摊卖过期旧杂志的中年男人，鬓发斑白，有顾客蹲下翻书，也不招呼，目光黯然。他少有与人交谈，包括同行的老板们。据说，男人曾是资产上百万的大老板，被一场大火烧掉了他曾拥有过的所有荣耀，还有妻儿。
       在井水巷口有一位卖饮料的脚有残疾的老妇人。每天凌晨，老妇人坐在儿子的板车上赶来此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左右，才由儿子拖着板车接回去。午晚两餐，那个面目忧伤的儿子会骑车用保温瓶带来饭菜。我一直奇怪老妇人怎么上厕所。难道她不需要生理排泄吗？也许她已经习惯。与老妇人做邻居的是两个嘴角溃烂、手掌皴裂的新疆人，炭火把他们的面庞熏烤得黝黑。他们卖的烤羊肉串非常好吃。羊肉的油脂在炭火里熔化，冒出火星子，香味漫开。穿着时髦的女人在摊位边三三两两站着，用牙齿准确地撕下串在竹签上的肉，嘴上抹的口红居然完好无损，让人叹服。井水巷相对于这边的几条巷子要繁华一点，也要吵闹一点。须发皆白的卖菜老人骑在三轮车上拖长声调喊：自家种的黄瓜，一毛钱一斤，顶上还戴着花呀。
       卖唱的盲人，边吹口琴，边用脚踩木板，木板上的连线拉动一个机关，敲响了铃铛。盲人吹的最多的曲子是《小小少年》，还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巷口还有一个熊猫造型的垃圾筒。筒下常堆着散发恶臭的垃圾。一个头发高挽面容枯槁的乞丐常酣睡在那里，在这些声音里打着鼾，时间也不能惊动他。
       过井水巷，往南是凤尾巷。里面有几家录像厅。来看录像的人多半是附近乡镇来的农人。也有逃学的学生与穿圆领汗衫或旧西装但把袖子高高挽起的罗汉们。门票是二角一张，若掏一元钱，可以在里面呆一整天。偶尔会打起架。一般是罗汉们七手八脚从录像厅里揪出一个乡下人，大家再轮流扇那个倒霉鬼的嘴巴，一直扇到那人跪地上喊爷爷。有的乡下人很强悍，等罗汉打软手，跑出巷子，跑到街头卖甘蔗的老太婆那抢过一把削皮刀，再杀回来，抡圆了，朝正在兴奋交谈的罗汉们兜头砍去，就砍出血。罗汉们逃，乡下人追，追到桥头，桥那边已听见呼喊，涌来密密麻麻的人流。罗汉们有了胆气，也抢来刀，回身与乡下人对砍，在马路上砍出一行行血印子。
       录像厅因为这事关停半月之久。半个月后，那勾人心魄的兄弟情深照样上演。那时的我因此对录像厅更加好奇——据说里面不仅有英雄不死的种种传奇，还有不穿衣服的女人。上学路上，特意绕了一个大弯，到凤尾巷，趴在门缝里看，一种混杂着烟草、狐臭、脚丫子的恶臭味从门缝里渗出，熏得眼睛都睁不开。黑乎乎的人头乌鸦一般，在这些人头的前面，立着一个高大的木架，架上搁有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彩电。屏幕上的人在打生打死，从地上打到房上，从房上打到天上，又从天上打到河里，打得天崩地裂。我看入了迷。屏幕上正在放《射雕英雄传》，翁美玲真漂亮。我咽下口水。几分钟后，门边伸出一只烫有烟疤的手，一把拎住我的衣领，声音低沉，买票进去看。吓得我赶紧撒腿跑。
       跑出凤尾巷，进了金枝巷。黑瓦灰墙隔出一个个让人们转瞬逝去的空间。金枝巷口有一个小人书摊。这是一种很便于挪动位置的书摊，是一个打开的木箱子，箱底与箱高等高。木条钉层，两头用橡皮筋固定，每层可以搁十几本小人书，一分钱一本，先看书后给钱。摆摊的老者靠着墙壁任明暗两种光线穿透身体。岁月把一种接近于死寂的光芒刻入他的骨头。他目光安详，双手交叉束在袖里，身子蜷缩，腿边搁着一根油光澄亮的竹棍。竹棍用来把翻乱的小人书挑回原处，也用来驱赶蹲在一边想不花钱看书的孩子。老人脸上有酱色的瘢痕与褐色的沟壑。几个孩子围在摊位前一点点挪动屁股，眼珠子是直的。
       老人身后缝衣店的台板上摆放着盒式录音机，里面传出邓丽君缠绵的歌声，《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店老板的女儿蹲在门边，面庞嫩白，眼眸滴水。这是一个不幸的女孩。幸运的是，此时的她还不知道在时间深处等候她的命运。在她十六岁的那年，她将接过金枝巷为民首饰店一个大她二十七岁老男人手中的水晶发夹，整个人生被那枚几块钱的夹子改变。她在念课文，念错了，她把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念成“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钱”。这可真逗。她是故意的吧。
       一个中年男人在女孩的旁边爆米花。锅是一个大肚子的铁罐，被炭烧得暗红。男人拉动风箱，目不斜视，嘴里还呼噜呼噜响。男人头上戴着一顶与罐体一样黑的小帽，模样蛮古怪。在我的记忆里，男人一直呆在这里。几岁大的时候，我常蹲在旁边听男人讲故事，讲天上的神仙，讲中国是一只大公鸡，讲所有的水都往东流入大海，讲当有人修道成仙时天上会出现彩虹，也讲苏联的赫鲁晓夫。知道赫鲁晓夫为什么是大麻子吗？当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看见爆米花机，很吃惊，问主席这是什么？为什么一点点米会变成一大堆粮食？主席笑而不语。赫鲁晓夫很生气，怪不得主席不听老大哥的话了，原来是有粮食膨胀机撑腰。赫鲁晓夫偷了一台回国，亲自做试验，把土豆放罐里，心想，米可以膨胀那么大，那土豆更可以膨胀出一个共产主义。结果，“嘭”，机器爆炸了……
       我每次听到这里总笑得肚子疼。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男人不再说故事了，变得单调乏味，面目可憎。每天只晓得转动把柄，把铁罐移至麻袋，然后把铁棍插上罐盖，用力一撬。空气里炸出一团团甜津津的香味。
       过了金枝巷，就是东门巷。这里有一间大众浴室。来洗澡的人并不多。小时候，我老被母亲掐住脖子拽进浴室。母亲手指上有很多茧子，与她手掌里那块硫磺皂一样坚硬。母亲匆忙地用皂擦拭我的身体，舀出滚烫的水往我身上浇，浇到皮肤通红。我想叫，不敢叫。我也不是没叫过，叫得越凶，母亲越不耐烦，手上的劲就越大，似乎我是要擦洗的厨柜桌椅。浴室里水汽氤氲。一块块白色的肉是锅里煮的芋头，咕嘟咕嘟地冒热气。我试图捂住下身。母亲不由分说地扒开我的手，恶狠狠地用铁钩一般的手指在那里来回刷洗抠弄。
       后来，我大了，再也没进过这间浴室。我讨厌它。
       浴室旁边有一间理发店。理发师傅是酒糟鼻，额头长着两个紫黑色的疱子，模样挺吓人，手里捏着一把剃须刀。凛冽的刀光如飘下的雪花，一片又一片，在客人脸上发出的声响，胡子不见了，像被施了魔法。理发师傅手下不停，嘴里还在说话，说镇长的老婆在菜市场偷鹌鹑蛋，一角钱十八个的鹌鹑蛋那婆娘也好意思偷，她老公的脸被她丢没了。客人吱吱唔唔地应。另一个客人说，咋不偷哩？镇长老婆就不是人？赶明儿，还偷大男人呢。客人们哄笑起来。理发师傅又说，那卖蛋的小贩就不肯了，去扯那婆娘。那婆娘急了眼，耍起泼，手往小贩裆下一掏，哈哈，手里又多出两个蛋蛋了。客人们的笑声愈发大了，一个个前仰后翻，还有人拿手指在肚皮上挠，可能是因为笑得太厉害，肠子也打起结。
       东门巷口有座桥，叫东门桥。是石拱桥。桥头有两块石碑，被人敲去了大半边，可依稀看到“邀信男善女，礼佛三年……”以及“匠人元宝应”几个汉字。我常在桥栏上坐，双手叉开，两条腿朝向水面。这种姿势有点危险，但我喜欢这样，影子出现在水面上，随着水波摇摇晃晃。桥洞里飘出垃圾，像桥洞呕吐出来的秽物。里面住过一个乞丐，那么冷的天，乞丐也把没穿鞋子的脚伸出桥洞。有人说，这人死了吧。那脚似乎有耳朵，马上动了，缩回去，隔不多时，又缓缓伸出。后来，下起雪，乞丐就不见了。那时，水面已结起冰。扔过去一块石头，石头会在冰面上滚很远。乞丐或许是撑着底下带轴承的小木板从冰面上溜走了。
       桥上有四个女孩儿，一个圆脸大眼睛，一个扎羊角辫，一个穿尖头布鞋，一个小脸尖瘦。女孩们在唱，“点滴油菜花，油菜姐姐会绣花，她绣的花像喇叭，滴滴答答回娘家。点滴油菜花，油菜姐姐会绣花，她绣的花像喇叭，滴滴答答回娘家。”这是雪粒一样的声音，细碎，清澈，犹带有女孩儿舌尖的一点甘甜。那个小脸尖瘦的女孩儿跳得最好，两条细细长长的腿在那么高的橡皮筋里上下摆动，手臂在身体两侧翩翩飞起，宛若一只翅膀发光的小鸟。像有一滴泉水突然滴进心里。世界在这一瞬间停止流动，变得简单透明，晶莹纯净。
       小脸尖瘦的女孩儿的母亲是兽药厂的工人，家里有好多包装纸盒。把纸盒子剪去边角，装订好，是很好的草稿簿，可以在上面画算式题或者画美人头像。我捡到过女孩儿画过的一张美人图，线条挺细腻。我在美人儿的下颌添上几笔胡子，折成纸飞机，在桥上放飞，让它一头扎入幽幽河水。女孩儿的母亲还是我们这里一个人人都怕的泼妇。她家丢了鸡，她母亲就拿着菜板与菜刀，盘腿坐在桥上，奋力剁着菜板，大声咒骂偷鸡的人，骂得太阳受不了月亮爬上来，骂声仍不见小上一个分贝。人人在背地里竖起大拇指。第二天凌晨，那只丢失的鸡神奇地踱回鸡窝，大家以为她母亲要笑了。谁想她母亲还要骂，一边夸口母鸡的英勇，一边痛骂偷鸡贼的胆小如鼠，只可怜那个檫木菜板被剁去一层。小脸尖瘦的女孩儿很凶，在学校里敢与男孩子打架，用伞尖差点捅瞎一个男孩儿的眼睛，还好，她爸爸是轻工局的股长，所以最后只付了一点医疗费了事。
       过了东门桥，是营上巷。墙很高，高得让人只能看见一线天，它们歪歪斜斜，互相推搡。墙壁缝隙里的草像呲牙咧嘴的兽，冷不丁咬住过路行人的衣袖，又或是顺着风势往人们脸上扑，惊出人一身冷汗。这里有不少过去有钱人的住宅。屋脊上蹲着螭吻、海马、鸽子，拱梁上饰有鸟兽花纹，一般是一进三堂，坐北朝南。因为有钱，大门的建造很讲究，没按正屋的中轴线开，稍偏东南，取坎宅巽门之意。大门两扇，上悬牌匾，匾上金字剥落，难以辨认，已不复当年富贵气象。唯门上那对兽形铺首虽已斑驳仍有咆哮之势。进门堂，过耳房，是饰有花鸟人物浮雕的照壁。照壁后是一口天井。抬头可以看到明晃晃的天空。天井四沿铺有长条青石，被人踩出光滑的凹处。天井里没有水，上年纪的妇人蹲在天井边剥莴苣。四周环有厢房，门窗上雕有莲、藕、石榴、游鱼、缠枝莲及福寿的图案，非常精致，轻轻触摸了一下，指尖会滚烫。
       巷子静得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路由一块块尺许见方的青石板嵌成，走在上边，心底幽凉。石板在脚下噼噼啪啦地响，就不觉得天有多热。眼前间或出现一个披件褂子乳房松松软软裸在衣外追打自家孩子的妇人。她们毕竟还穿了上衣。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干脆赤膊上阵，一手拿蒲扇，另一只手叉住腰，两只松松瘪瘪的乳房像两个灰白的棉布口袋从胸口垂落。那些叫卖冰棍的十来岁的孩子对这种情景已经熟视无睹。他们提着敞口暖瓶，瓶盖上覆着毛巾，肩膀上还挂着一个暗绿色的军用水壶。绿豆冰棍一毛钱一根，白冰冰棍五分钱一根。也有背木箱的用毛巾缠头的大人，卖的冰棍品种要多出一种二毛钱一根的奶油冰棍。他们趿着鞋底磨平的拖鞋，在九曲三弯的巷子里走来走去，鞋底扑嗒嗒打在地上。走累了，在树荫下喘口气，喝军用水壶里的水。树上有蝉，到处是蝉声。蝉声狂躁。孩子们的叫卖声，悠长清澈，略带有一点稚嫩，被蝉声一冲，有了阴平去入，唱歌似的。他们抹去额头的汗水，摇摇空了的水壶，舔舔嘴唇，摸摸暖瓶盖，就近找了户开着门的人家。门槛上坐着一个脸皱得像核桃仁的老人，口水滴在发亮的黑袄上，几只苍蝇在身上爬。孩子走过去，喊：阿爷，喝口水啊。老人的眼仍是闭着的。孩子跳进厨房，灌满水壶，再把头放在水龙头下冲，冲得神清气爽，出了门，也没对老人说谢谢，继续扑嗒嗒地走。
       与营上巷交叉的烟袋巷比较宽，人也多，泥脏水湿。店铺小门狭脸，一律敞开，货物摆到人行道上，大多都是一些做工粗糙的衣、褥、裤、袄及日用杂货。店内光线阴暗。小老板们跺脚呵着气与客人讨价还价，偶尔翻起眼白嚷道：这价钱咋卖的？卖了我要呷西北风。你去别处，去别处。顾客骂一声，不情不愿地扔下东西继续前行。
       担着剃头担子的理发师傅在众目睽睽下给客人修剪头发，神情专注。剪发的老者嘴里哼着当地的一种采茶剧，脚在地上打拍子，怡然自得。补锅的老师傅瞟一眼妇人拿在手中的破锅破碗，报出权威的不可变动的价钱。脸色乌黑的手饰匠用乙炔吹筒把一小砣金子加工成一枚金戒指，目不斜视。羸弱的乞丐四肢裸露在外，身上覆盖着污布与疾病，哀哀哭诉。肩挑财神像走过的农人、弄拉珠木盘诈钱的江湖骗子、肤白腰细衣着光鲜的女孩子、发髻盘起上面插一把银篦的妇人、被污浊的公文气息熏得未老先衰的小公务员、手脚粗大面容黧黑的乡下人……整条巷子不过五百米长，居然能容下这么多人讨生活，想想也不可思议。
       烟袋巷的豆腐脑特别好吃，细嫩、柔软、香滑，上面撒着绿色的葱末与黄色的姜片，用勺子舀起，喂入嘴里，舌头要在这美味里溶化。到夜晚，店铺收了门板，空地上支起一排大排档，灯光昏黄，人影憧憧。几块廉价的蓝色塑料膜搭在棚顶。风从巷口涌来，经过熊熊炉火，再被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卤肉汤一熏，让人食欲大动。腰间系着油腻围裙的女老板向顾客陪着笑脸，这位大哥，挤挤行不？她的嗓音粗糙沙哑。坐着的客人望了眼棚外站的几条影影憧憧的人影，一边咒骂，一边起身挪出位置。女老板快手快脚支起折叠桌椅。进来的是一群背井离乡又最终灰溜溜回到故乡的人。他们互相捶打肩膀，递烟，把手伸入鼻孔，抠出秽物，再用指甲弹掉。他们绕桌坐下，说起在外面那个世界曾经拥有过的艳遇与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一个男人吃饭时因为吃得太饱肚皮裂开了，又或者是一只蟑螂钻进一位漂亮女工的耳朵在里面孵出许多小蟑螂。然后，他们不约而同大笑起来，笑出两眼泪水。他们先每人要了一碗豆腐脑，喝了，额头沁出汗，再要了猪蹄、牛肉与几箱啤酒，用牙齿咬掉酒瓶盖，把瓶口对准嘴。这叫“吹喇叭”。有人唱起歌，唱“儿须成名酒须醉”。有人脱去外衣，问老板要了一副扑克牌，耍起魔术。玩了一会儿，摸了烟，吸着了，头往后垂去，任烟灰一寸一寸地跌落在脸上。这些人中有一个女孩，酒喝得最凶，好像身体是漏斗。琥珀色的酒滴到下颌，又滴到头发上。女孩伸手想去梳拢头发，因为食指断了，头发从拇指与中指间飘起，钻到鼻孔里，女孩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骨头仿佛因此裂开了，嘴里短促地啊了一声。女老板投来一眼，快手快脚在案板上切了姜沫，煮了一碗汤，端过来，小声说道，喝了吧。女孩笑了说，齐彩霞，你还认得我呀？大家都哄笑起来，去给女老板敬酒。女老板喝了两口，不再喝了，脸上涌起一片淡淡红晕。此刻，没有人再提起异乡的事。炉内鲜红的木炭犹如玫瑰的花瓣，灼热的气息在他们的口鼻之间流淌。女孩的目光落在女老板身边的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身上，说，这是你的儿子？女老板点头说，细崽，过来叫阿姨。那孩子侧过头，似乎听见了什么，突然跳出帐篷，露出狂喜的表情，指着小巷上空，尖声叫道，飞机下来，带我上去，飞机下来，带我上去。
       他们旁边还坐了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这从排档外面停着的板车、三轮车、人力车能看出来。他们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面前的海碗上。海碗里盛满水酒，一种据说是用农药乐果酿的酒，酒色浑浊，入口与刀子一般。他们往嘴里扔进一颗花生米，再大口地喝。有人把脚架在椅子上，一边吃一边抠脚丫子，吃着吃着或是觉得某处痒，用啃过食物抠过脚丫的手再在脸上乱抠一气。他们劳累了一天，却似乎并不觉得疲惫，嘴里放肆地说着各种荤话，并做出一些少儿不宜的手势。说的人快活，听的人也快活。女老板也快活地笑。一个脖子上长着个大痦子的马脸男人叉开巴掌往女老板的臀部掐去，说，再温一壶。女老板拍开男人的手，也不恼，手脚麻利，嘴里高声应道，好，你等一会儿，马上来。
       我家就住在烟袋巷里。烟袋巷四十三号。我熟悉这条巷子的每一寸土地。怎么说呢，要胜过熟悉自己手掌上的纹路。这里的每块砖头都有故事。要把它们讲完，恐怕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已经有十年没回老家了。通过网络与报刊，我知道老家的拆迁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不知道孩儿巷、花巷、福民巷、吉祥巷、佑民巷、井水巷、凤尾巷、金枝巷、东门巷、营上巷、烟袋巷是否还是记忆中的模样，甚至无法肯定这些名字是否依旧存在。我常常在半夜惊醒，看着在身边熟睡的妻子，想起它们。也许，在或者不在，并不重要，比如此刻，我闭上眼睛，它们就在我脑海里抬起头。
       黄孝阳，作家，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网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