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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棉乡党委汪书记出身于郎中家庭，刚满36岁，浓眉小眼，额头上有一道疤，看上去好像半截蚯蚓，走路时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兜里。
       汪书记是个脾气很臭的人。在部队时，他因为和北方兵争水龙头洗澡打架，额头被铁桶底圈划伤，留下了一道疤，他写信回来给父母说是火海救人光荣受伤，弄得他父亲十分高兴在单位摆了两桌酒庆贺。他复员后安排在畜牧站养公猪（其实只有三只公猪）。有一次他回乡下喝朋友喜酒，畜牧站的贺副站长趁机偷偷把公猪赶去给亲戚的一群母猪配种，他知道后很生气，冲进办公室指着贺副站长说：“男人做鸭得了舒服还有收入，公猪比做鸭辛苦多了，你怎能分文不付呢？”贺副站长的脸涨成猪肝色。他又大声说：“你以为自己有权是吗，你干脆把我也赶去给你不生孩子的亲戚配种嘛。”贺副站长站起来嘿嘿傻笑。他把发票往玻璃板上用力一扔，说：“这是公猪应得的出勤费，一千块一分也不能少，想占公家的便宜没门。”说完脸黑黑地走了。贺副站长望着他的背影突然大声嚷了一句：“神经病，萨达姆！”
       他刚到乡里时大家都以为他干不了，但干部群众很快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凭着常人难以做到的韧性和忍耐，使全乡的计生工作提前完成了任务。有个种香蕉的大老板以为有后台硬是不肯交税，弄得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汪书记知道后一拍头上的伤疤，二话不说就带着乡里的干部职工去地里砍了老板八汽车的香蕉当税款。汪书记还警告他，以后不按时交税除了罚款外还要取消租地合同。老板自知理亏也知道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很铁，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惹他，老老实实按时交纳税款。
       来到红棉乡蹲点的当天晚上，他陪我去镇上散步。我说，你都结婚10年了该要孩子了。他说，我是个没蛋之人，生个屁孩子啊。接着他告诉我，在部队时因为一次翻车事故，医院把他的两个蛋子都摘掉了。我说，北京有家医院做蛋子移植手术效果不错，有时间你应该去住院把手术做了。他摸摸裤裆说，现在工作忙，钱也不够。再说，没蛋也好做计生工作有说服力。说完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们一同去围捕一个抢劫歹徒。当时歹徒已躲进镇上一座刚落成的楼房里，扬言派出所不退兵就引爆身上的炸药与楼房同归于尽。我用望远镜看到歹徒身上真的绑了一大包东西，派出所长判断一定是烈性炸药，主张先退兵以后再想办法。汪书记一拍额头上的伤疤，说：“退兵个屁，妈的，你们都不长脑袋的。”他捋起裤腿又说：“你们想想，歹徒是因为抢钱追逃进楼房的，在这么仓促的时间内他有可能准备炸药吗？这楼房是别人的，他不可能提前进去藏上炸药，而且这歹徒前几天才去民政局登记，一个要结婚的人会想死吗？”他的话把我们都弄糊涂了。我们没来得及说话，他就猛地站起来对着歹徒大声喊：
       “你听着，不投降休想逃出去。”
       “老子不怕你们，大不了与楼房同归于尽。”
       “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投降？”
       “你们统统离开，否则我真的点炸药了。”
       “妈的，你不怕死，我更不怕死。”他边说边举起塑料手枪向楼房冲去。歹徒见来人气势汹汹立即就瘫倒在地，派出所的干警一拥而上将歹徒拿下。经检查歹徒身上的炸药包其实就是一团破布。
       这事在乡里一下子就传开了，汪书记见到有人提起这事就满不在乎地说，屁大小事，说来说去干嘛。我问他，你怎么对歹徒如此了解？他沉默了片刻才说：他是我的堂弟，从戒毒所出来不到三个月。
       不久，他向我请假要去北京移植蛋子。我建议他冬天去刀口容易愈合。他说不了，冬季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而且老婆也天天催。没想到仅一星期他就回来了。我惊奇地问：手术怎么样呀？他拍拍额头上的伤疤说：“他妈的，现在的科技真是绝了，想不要蛋就不要蛋，想要蛋就有蛋。”说这话时，他眼里放射着光彩，脸上的笑容跑到耳朵边，额头上的蚯蚓也显得生动起来。
       手术室的灯光
       晚饭后，乡里的干部回家的回家，外出的外出，简陋的政府大院立刻陷入了寂静。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听到了鸟叫狗吠，听到了门窗经不住风吹发出的“砰砰”响。我不知道这样的情景还要延续多少年。
       其实我并不孤独，因为还有值班室的老胡。这时老胡正戴着眼镜坐在大门口翻杂志，他很快就翻完手上那本杂志，然后抬起头望着窗外那株老椰树发呆。
       老胡今年五十出头，满头白发，说话歪嘴巴，妻子去年车祸死了，儿子在省城工作，为此他打了几次报告要求内退，但乡党委都压着没批，理由是不满60岁。
       我在院子里随便走了几圈，见他还是神经兮兮的样子，便走上前去对他说，你去通知钱副乡长到我房间里来，有事找他。老胡抬头看看我就诡秘地说，钱副乡长很忙呀，正在卫生院上夜班呢。我有些纳闷：钱副乡长既不是医生又不管卫生工作，他去医院干什么，难道他病了或是去看别的病人。我对老胡说，你一定带我去看看。老胡见我态度坚决，便关上大门然后领我朝卫生院走去。
       卫生院离乡政府并不远，远远便看见三楼有一些灯光从窗帘里透出来。走进昏暗的楼梯口老胡就停下来说：“你自己往三楼走吧，不要说是我带你来的，否则乡长知道了又要卡我了。”
       上了三楼才看清灯光是从手术室传出来的。我悄悄推开玻璃门，只见明亮的灯光下，黄木方桌上堆满着麻将，四双手正哗哗地洗牌。钱副乡长见到我急忙站起来说：“我们玩一玩，出的卡都很小。”其余三人理也不理照样低着头哗哗地洗牌。
       钱副乡长急忙摆了摆手，他们才悻悻地站起来，抽出抽屉里的钱慌忙离开。我拦住问：“你们是什么人？”一人说是包工头，另外两人都说是外地来收瓜菜的老板。我说，你们不知道聚众赌博是违法的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玩得很少，偶尔玩玩。”说完他们就兔子般溜下楼。
       返回乡政府的路上，我想，打麻将成风的根源在领导干部身上，如不及时制止势必会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回到房间我找来老胡作进一步的了解。老胡摇着头说：“没办法，乡里的领导个个都这个样子，没药救了，彻底完了。”
       “钱副乡不是改了吗？”
       老胡冷笑一下：“改个屁，他哪一天不赌到三更半夜。”
       钱副乡长原先是田鸡乡的副书记，因为夜里打麻将白天不上班，被组织部免职调到红棉乡当民政干事，两年之后表现不错又官复原职。钱副乡长打麻将水平不一般，赢得多输得少，据说，他曾创下了连打三天三夜，赢了八万块钱的纪录。当然，这些传说都无从核实。
       思想工作不能过夜，我决定连夜和钱副乡长谈谈。
       钱副乡长迈着鹅形步来到我房间里，他坐在对面脸色很不自然。我直截了当地说：“挨过处分了，为什么不吸取教训？”
       “书记，你不知道，这是乡长让我这样做的。”
       我大吃一惊：“乡长让你去打麻将，你有没有搞错啊？”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把他上夜班的真相说了出来。钱副乡长官复原职后负责乡政府的接待工作，但乡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干部职工的工资都欠了几个月哪里有钱搞接待。但县委机关的领导同志来了总得要接待的。于是吃了没钱付先赊着，时间一久债越欠越多，酒店老板再也不给赊账了。后来，改在乡政府的饭堂接待，是便宜了一些，可买酒买菜的钱又从哪儿来呢？先是书记乡长带头拿工资垫，但机关下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干部职工的工资很快就垫完了。书记乡长再次动员干部职工，有鸡的出鸡，有鹅的出鹅，有狗的拉狗。尽管如此，接待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无奈之中乡长咬咬牙想出了歪招：让钱副乡长打麻将赢钱，白天不用上班，赢了70％归公，输了钱副乡长自己负责。
       钱副乡长真的不负众望，夜夜搓麻将，次次有收入，一年下来不但还清了乡里欠酒店五万多元的接待费，而且还还清了自己在县城建房时欠下的借款。
       “乡里的工作压力大，有时间偶尔玩一玩不要打得太大，这也未尝不可，但过了度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不知为什么我竟起了同情心。
       他叹口气说：“无路可走了，我们才这样做的。你看看我的脸，跟黄纸差不多了，都是熬夜落下的，你以为我愿意吗？”
       他用左手压压颈椎又说：“我现在神经都乱了，躺下去就做梦，常常梦到和成龙刘德华逛商场，梦到和张惠妹去海边唱‘站在高岗上’。完了，我真的彻底完了。”
       他轻松地喷了个烟圈：“现在好了，我解脱了，你这个政法委书记给我们乡一笔钱吧，以后我不用去找接待费了。”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也无法回答他的话。待他双脚一迈出门口，我就问自己：去哪找一笔钱给乡政府呢？
       躲债
       早就听说山根中学治安不是很好，常有一些流氓去骚扰，影响了师生的正常学习。我决定带上民警小陈去学校找陆校长了解一下情况。
       小车驶近学校大门时，有个满头白发的保安迎上来堵住车子。小陈摁下车窗探出头去大声说：“县委领导有事找校长。”保安仔细看看司机又盯了我几眼才不咸不淡地说：“陆校长可能不在，你们去看看吧。”小陈又问：“办公楼在哪？”保安头也不抬指指那间平房。
       所谓办公楼其实就是一栋很旧的红砖平房。我们刚下车就有个女老师迎来说校长不在。小陈没等她说完就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快去找，政法委书记有事找他。年纪大约三十出头，满脸雀斑的女老师听说是县委领导连忙改口说：“啊，真对不起，校长在，校长在。”说完用力拍了三下手掌，掌声一落陆校长就从房顶上站起来很抱歉地大声说：“对不起书记，真对不起啊！”女老师赶紧把放在墙下的木梯子架在墙上，陆校长顺着梯子一步步走下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校长说：“搞什么名堂，我们可不是日本鬼子啊，何必见到我们来就躲起来呢？”
       陆校长喘着气说：“包工头开的车和你的车都是一模一样的猎豹，我以为是他们又来了呢。”
       “包工头来也不用躲嘛。”
       “你不躲他就不走，我还用不用上课呀。”
       这时我才发现陆校长很像香港影星曾志伟。陆校长拍拍身上的灰尘说，惭愧呀，咱们办公室里慢慢谈吧。我说，咱们还是到操场走走吧。陆校长说，好，那里清静些。
       山根中学是乡里唯一的一间公办中学，有师生员工两千多人，由于县里历年投入较少，危房越来越多，下雨时学生都不敢在教室里上课。前几年县里要搞教育达标，为了迎接捡查，学校借债建了六栋教学楼，学校的面貌是改变了，但欠下的工程款根本就没法还清。起初陆校长想用学生的课本钱顶债，但书店孔经理坚决不干，还扬言不按时交课本钱就不给学校发课本。后来陆校长又打算用学生交的学杂费顶债，可根本就是杯水车薪，50年也还不清。因此几个包工头都急了几乎每星期都来催债，来了收不到钱就坐着不走。陆校长只好东躲西藏，但又能躲到哪儿去，总不能不在学校办公吧。无奈之中，陆校长只好从新楼搬下平房来办公，发现包工头进来就从后门出来顺着梯子爬上房顶躲起来。为了联络方便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办公室的小李老师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一套击掌为约的“手语”。即：“县领导来了拍三拍，乡领导和教育局领导来了拍两拍，包工头来了急速拍六拍。”这套简便的联络暗号让陆校长躲过了许多纠缠。
       我听了暗暗发笑。小陈说，这套联络办法拿去阿富汗打游击都顶用啊。陆校长摸摸头上的白发抿着嘴笑。
       陆校长摘下眼镜擦擦脑门上的汗水又说，有一次包工头坐在办公室就是不走，说不见到校长绝不回去。这回惨了，他呆在房顶的竹棚里一动也不敢动。那竹棚原先是一个老师用来养鸽子的，又臭又热，他呆在里面整整九个小时差一点儿中暑昏过去。包工头走后他再也无力往下走，是学校的体育老师邢大壮把他背下来的。“你说我这个校长今年都58了，窝囊不窝囊啊！”
       我说，不要急，慢慢还吧。
       “哼，慢慢还，能还得起吗，你看看吧。”陆校长从裤兜里抽出一张通知单晃了晃说，“县里来文件了，要求各个中学建两间电脑室，配置的电脑不少于60台，我又去哪儿弄钱呢。”
       我很同情他，但又不好问得太多，因为我不是管教育的，问多了有插足他人领地之嫌。于是我直接了当地说，听说学校有流氓来骚扰？陆校长捋捋白发说：“哪有什么流氓，要说有流氓包工头就是流氓了。”我恍然大悟说，以后流氓来了你别报警，我可管不了啊。陆校长晃着圆圆的脑袋说，报什么警啊，不会的不会的。
       几天后县里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我正好和管教育的羊副县长坐在一起。我认真地对他说，山根中学欠那么多债务怎么办啊？羊副县长不加思索地说：那能怎么办？当校长的该躲还是要躲一下嘛！
       槟榔村的“新鲜事”
       下乡搞计划生育工作，午饭就在村长家里吃。放下饭碗村长就对我说，我现在就去把水英叫来，你帮我说说她，领导说话就是有力呵。
       水英是村里长得最漂亮的媳妇，勤劳孝顺，热情开朗。丈夫麦满仓也是个老实人，独身一人去温州打工赚了不少钱，现在家里盖了楼房买了摩托车，孩子也上了县城最好的小学。
       原本很幸福的家庭，随着丈夫打工时间一久事情就出来了。水英和村里的一个未婚青年好上了。这种不正当的嫂侄关系引起了村民的议论。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村长把事情捂了下来，把责任推到麦满仓头上，说他是荒了自己的地去种别人的田。
       村长曾在我面前抱怨说：“这是改革开放给村里带来的新鲜事。”
       现在，水英大大咧咧地坐在我的面前，大眼睛不停地在我身上转悠。
       村长捋捋衣袖说，县委领导和你谈谈，指出的问题要好好改正啊。
       水英侧头望着门口说：“改什么？怎么改？麦满仓外出打工几年了，儿子都上二年级了也不回家看看。我在家既辛苦又孤独，夜里睡都睡不好。”
       “你们经常通电话吗？”
       “通啊，可讲不到一分钟，他就说有事关机了。”水英满脸通红。
       “听说村里人对你有些议论。”我轻描淡写地说。
       “没那事，你别听别人瞎说。”水英眼圈红了。
       “人人都需要性生活，只要正当谁也不会干涉。”
       “领导呀，你不要相信他们乱说，不信你问问村长？”水英急了。
       村长咽口水，说：“是啊，没抓到事实就是没有事实。我要辟谣，我要辟谣！”
       “我也不相信槟榔村会出现伤风败俗的事。”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村长立即接上话说：“那当然，村民戴绿帽子等于村长戴绿帽子。”
       我笑着说：“既然没有，那就算了，不过你要知道乱搞的结果都是很惨的。”
       村长说：“是啊，男女作风问题会连累孩子连累家庭啊。”
       接着我把邻村一个有夫之妇乱搞被丈夫打死，又把县城一个有妇之夫乱搞得艾滋病的事例讲给她听。
       水英听后一言不发捂着脸跑出去了。
       望着水英的背影，我说：“农村的风气好不好，关系到生产建设的发展，关系到农民家庭的稳定。”
       村长白了我一眼：“有那么严重吗？”
       我点点头。村长摸着头上的白发，说：看来得和她老公说说才行。
       村长用家里的电话拨通了麦满仓的手机。对方说手机费很贵打宿舍的公共电话吧。村长再次打通电话说：“满仓呀，有个县领导想和你说几句话。”
       我在电话里通报了自己的身份后，对方说：“我早就听说你这个县委领导了，有文化有魄力，我们农民喜欢这样的干部啊！”
       我开门见山说：“你出外打工赚了钱，盖了新房，家里的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我恭喜你啊。希望我们乡里多一些像你这样农民，……”
       “哪里，哪里，我们钱赚得再多也是农民。”
       “钱要赚，可老婆孩子也不能忘呵。”
       “对，对，我经常打电话教育我的儿子好好读书。”
       “老婆也要关心，生活上关心，身体上关心，生理上更要关心，要经常回来看看她们……”
       他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先是哈哈大笑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领导同志，我算过一笔账，回家一趟得花六百多块钱，在家住几天勉勉强强只能和老婆打两次洞，如果去当地发廊一炮只要一百块钱，一个月打三炮也就是三百块，比起回家来解决问题省钱多了，我们农民过性生活也得算成本啊，你说是吧！”
       我说：“家庭生活不能算得那么细，你想想，孩子见到你多高兴，父母见到你多开心，老婆见到你更是喜上心头，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他说：“话是这么说，等我有了很多钱以后再考虑吧。”
       见他如此固执，我严肃地说：“乡里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后几年不回家，老婆都跟人家跑了。”
       “领导同志啊，你说得太严重了，生过孩子的农村妇女能跑到哪啊？”
       “有时间一定回来看看，你的孩子叫我跟你这么说的。”说完我就放下了电话。
       村长问，他怎么说。我说，他钻到钱眼里去了。
       村长摇摇头说，我看这小子打工打懵了，过几天我再打电话说说他。
       离开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村长送我到村口，我转过身对村长说，水英的教育你还要抓紧呵。
       村长瞪着眼说：“村里的生产要管，计划生育要管，社会治安要管，现在连俩口子睡觉的事也要管，你以为我是孙悟空哦。”
       少年窃贼
       天刚亮，我还没起床，毛所长就气冲冲地推开房门。他抖了抖手上的纸条，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猖狂，猖狂，完全是向我们挑战。”我以为又出了人命案便故作深沉说：“慌什么，天塌不下来。”
       “你看，现场留下的。”毛所长把纸条递给我。
       我接过纸条仔细一看，只见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着：“偷摩托车的人名叫唐玉米，家住王岗村。”
       “如此猖狂的窃贼，这还得了。一定要狠狠打击。”
       “人在哪？”
       “刚抓回派出所，你一定去看看，这是农村当前青少年犯罪的新动向呀！”毛所长脸色阴沉。
       我惊讶地问：“他还是少年？在校生？”
       “他只有13岁，读六年级，父母都在深圳打工。”毛所长补充道。
       说话间，班主任来了。他双脚刚踏入房门，就自责道：“真对不起。我的学生偷了派出所的摩托车，我很内疚啊。”
       “不要难过，先说说他的情况。”我安慰道。
       班主任说，“这孩子自上三年级以来，原本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内向了，平时不喜欢和同学交往，集体活动时常常溜走。今年初，班里有个同学说他骑摩托车来上学是摆富，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拳打脚踢，同学被他打得头破血流，这孩子脾气变得如此暴烈，我真担心啊！”
       据毛所长介绍，八年前，唐玉米的父母就去深圳打工，靠着勤奋和省吃俭用，把家里的老房拆了重新建起了新房，还给孩子买了摩托车，孩子吃住读书都不成问题了。但他们很少回家，每年只是到了春节才回家一趟，可到了初二又回去打工了，孩子全靠爷爷奶奶照顾。这孩子以前读书很用功，但从去年起成绩就下滑了。
       我决定去见见唐玉米。
       在派出所的审讯室里，我和唐玉米面对面坐着。
       你知道偷摩托车是犯法的吗？我严肃的问。
       唐玉米看了我一眼，脸无表情地答道：“知道，老师上课时讲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偷呢？”
       唐玉米一脸的天真，说：“偷东西派出所才能抓我呀？”
       “为什么要让派出所抓呀？”我奇怪地问。
       “派出所抓住我，才会告诉我爸我妈。”唐玉米幸灾乐祸地说。
       “因为爸爸妈妈知道我被抓进派出所，才会从深圳回来看我。”唐玉米露出笑容。
       “你偷东西是为了让派出所打电话给你爸妈回来？”
       “是的。只有派出所打电话给爸爸妈妈，他们才会回来。以前我打电话，爷爷奶奶也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他们都说忙，不回来。”唐玉米低下头细声地说。
       “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生活很孤单对吧？”
       “是的，我一个人住在房间里害怕，夜里都是蒙着头睡的。有时候我头痛也不敢说，忍着去上学。”唐玉米眼里涌出了泪水。
       “如果我是变形金刚就好了，每天都可以飞到爸爸妈妈身边。”唐玉米擦擦泪水说道。
       “我们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好吗？”
       “嗯。”
       毛所长先打唐玉米妈妈的电话，但小灵通已关机，再拨通爸爸的电话，可没人接。
       “以后不要去偷东西了，好好读书！”我鼓励道。
       “好的，爸妈回来我就不偷了。”唐玉米肯定地点点头。
       “如果我有哪吒的本领就好了，可以天天飞到爸爸妈妈身边。”唐玉米的眼里放出异样的光彩。
       由于学校承担了主要责任，派出所没有对唐玉米做处罚处理。实际情况是，派出所也不好作处理，因为红棉乡留守儿童的“作案”率在直线上升，更因为未成年人犯罪，通常由学校和家长监护和教育。
       过了几天，唐玉米的爸爸回来了，走的时候带着他一起去了深圳，据说在城郊一个很不错的学校里读书。
       后来我对“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作了个详细调查，县委金书记非常重视，当天就将调查报告批给教育局和学校的领导阅读，紧接着县委县政府下发了“关于预防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有关规定”，对全县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特殊遣送
       我们今晚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将非法滞留在海屯村的A国公民陆氏萍遣送出境。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遣送滞留在国内的非法移民是通行的国际惯例，多少年来都无可非议。
       由于乡里两次没有按时将陆氏萍遣送出境，受到了上级的严厉通报批评，乡党委书记鲍乃乃、乡长羊从政也因此年底干部考核时勉强评上了“合格”。
       晚上11点刚过，羊从政以及乡派出所的三个干警就往“长安之星”车里搬床板绳索和矿泉水，好像去执行追捕任务似的。我莫名其妙，问：“带床板绳子干嘛？”
       羊从政头也不回地说：“这回得来硬的，她要是赖着不走，我们就将她绑在床板上抬上车运走。”
       羊从政的想法虽有创意但已经出格，可为了完成任务我又不好说些什么。
       约12时，“长安之星”载着我们向位于海边的海屯村驶去。
       上了路我才想起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我回过头对羊从政说，你怎么忘了叫鲍书记，人多力量大嘛。羊从政摆摆手说：“让他知道就完了，上两次我们扑了空，有人告诉我就是他泄的密，让女的提前跑了。”
       我知道，陆氏萍的丈夫和鲍乃乃有亲戚关系，乡长和书记在工作上也有些矛盾。
       出于班子团结的考虑，必须在他们之间保持平衡，于是我说，不会吧，鲍书记不会是这样的人。
       羊从政吸一口烟说：“第一次我和干警上她家，进门一看她不在，再到船上搜也没有。她能跑到哪里呢，村里的船又没有出海。那次行动的时间只有我和他知道，不是他走漏了风声又是谁说出去的？”
       我还是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你只是猜想罢了，证据还是不足嘛。”
       羊从政喝口水又说：“第二回，我们又围住了她的家，可没进家门，就有两只大狼狗冲到门口对着我们呲牙咧嘴，谁也不敢从正门进去，等我们从后门翻墙进去时人又不知溜到哪里去了。那次行动的时间也只有我和他知道，连派出所长孟火昌我也没敢讲，你说不是他放的风又是谁胆子这么大敢和乡政府对着干呢？”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认真地说：“你太敏感了，鲍乃乃在原则问题上还是不含糊的。”
       羊从政摇摇头：“哼，他有原则？”说完就不吭声了。
       “长安之星”很快就转上了椰树掩映的沿海公路。车外是一片墨黑无边的海面，湛蓝的天空上挂着一轮圆月，有淡淡的鱼腥味道，弥漫在裹着清凉月色的空气中。
       刚从警校毕业的小孔说，如果现在坐在沙滩上边赏月边吃月饼，多富有诗意啊。
       羊从政爽快地说，抓到陆氏萍，我请你们赏月吃月饼。
       小孔高兴地说，好呀，你要兑现呵。
       羊从政轻描淡写地说，OK。
       我没心情欣赏车外的美景，脑海里不断地回忆起陆氏萍的一些情况来。
       不久前，我在“公安简报”上看过有关陆氏萍的完整材料，至今还记忆犹新。
       陆氏萍是十分聪明的女人。她是在公海上认识吴海涛的，她不仅看中吴海涛老实能干，还看中了海屯村的富裕，看中了海屯村稳定的生活，偷偷嫁到村里后还将阮氏梅改为陆氏萍。她很注意邻里关系，平时有空就上各家坐坐，亲手教乡亲们做A国的椰子丝和方块糖，有时候还帮左邻右舍补渔网，日子一久村里人都觉得陆氏萍善良能干，因此派出所几次到村里来调查，村里人都替她打了埋伏，说绝对没有非法嫁到村里的女人，其实陆氏萍嫁到村里已经二年了。
       阮氏梅还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有一次，乡里的干部突然上门查户口，前后门都被堵住了，陆氏萍急中生智把一只小枕头塞进胸前，鼓鼓囊囊，像藏了一窝鸽子，显得很不利落。查户口的是个年轻干部，以为她真的怀孕了，不好意思地问了几句就走了。因为治安法规定，境外妇女非法进入中国结婚，只要生了小孩或已经怀孕的不能遣送，但仍属非法居留，不能取得永久性户籍。
       陆氏萍很想要个孩子，但肚子就是怀不了，有人说是吴海涛的“枪”坏了，也有人说陆氏萍患上了宫颈炎，也有人说陆氏萍两口子都在吃中药。
       车子经过海屯村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直朝停靠渔船的海边开去。我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她不在家？
       羊从政神秘地说：“听我的，不会错。”
       干警小孔说：“羊乡长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啊。”
       羊从政看我一眼，不好意思地说：“狗屁，真这么厉害我就不会一天到晚挨上面吊屁股了。”
       我说，你就不能做出成绩来，改变领导的看法吗？
       羊从政叹口气说，我现在不正在努力么。
       说着说着，车子就到了海边。我们躲在沙滩边上的树林里，信心百倍地等待着陆氏萍自投罗网。
       风渐渐停了，林子里顿时变得炎热而干燥，潜伏已久的蚊子疯狂地在耳边“嗡嗡”叫，轰炸机似的横冲直撞，把我们的脸部、手臂、屁股咬得又痛又痒，大家不得不用草帽左右反击。
       “哗哗”的海浪声越来越弱，渔船陆陆续续靠了岸，渔民们挑着鱼筐有说有笑地从我们身边走过，然后还是有说有笑地走向村里某间亮着灯光的民舍。羊从政和干警都瞪大眼睛打量着每一个从面前走过的人，但始终没有发现吴海涛和陆氏萍。我说：“今晚她可能不回来了。”
       羊从政很有把握地说：“回来，一定会回来”。
       我说：“有什么根据？”
       羊从政又神秘地说：“我们安插在村里的‘线眼’说的，明天是她家公的生日，哪有不回来的道理。”
       干警小孔说：“还等吗？”
       羊从政坚定地说：“等，我们一定要等到她。”
       夜越来越深，月亮已经明显偏西，缓缓涌动的海面被月光照射得白花花的，林子里的炎热也消退了许多，但成群结队的瘦长蚊子丝毫也没有降低进攻的频率。
       突然羊从政喊了声：“看，来了！”大家抬起头往海上望去，只见一条机动渔船“突突突突”地慢慢朝海边驶来。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做好了随时跃出树林的准备。
       我还是有些怀疑，说：“你怎么知道这条船是他的？”
       羊从政得意地说：“你看，船中间补了一大块，那白漆还十分的显眼呢。”
       我还是不明白：“别的船也补过嘛。”
       羊从政指着那船说：“错不了，补船时我去看过三遍。”
       说话时，渔船在离沙滩二百多米远的地方抛下锚，接着发动机也熄了火，过了一会儿船上就下来戴着竹笠的一男一女。女的卷起裤腿挑着渔篓，男的穿短裤肩上挑着几只白色塑料桶，一前一后朝我们走来。待那男女走近林边时，大家一齐冲出去挡住了去路，男的吓得大声说：“别打人，要什么都给你们。”显然他们把我们当成打劫的坏人了。
       羊从政不紧不慢地说：“真是你们两个啊。”
       陆氏萍立即醒悟过来，说：“是乡长呵，你是来送我走的吧，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吴海涛立刻附和道：“乡长你辛苦了。”
       羊从政一本正经地说：“前两次你跑掉了，我们不再追究责任，这回希望你配合我们工作，别为难我们。”
       陆氏萍放下担子说：“哟，乡长说到哪呢，我们都是熟人了，我怎么会跑呢。”
       羊从政捋捋衣袖说：“床板和绳子都在车上，你敢跑我就敢绑你。”
       吴海涛立即给羊从政递上香烟，说：“我保证她不跑，算我求你们了，允许她回家拿几件衣服吧。”
       羊从政看了看我，说：“我作不了主，你问领导吧”。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行呀。”
       “长安之星”载着我们朝海屯村驶去，羊从政紧紧地坐在陆氏萍身边，生怕她跑掉似的。陆氏萍却若无其事地用我们听不懂的A国话，叽叽咕咕地说个没完没了，而吴海涛则不停地点头。
       回到陆氏萍的家后，羊从政和干警还是紧张得如临大敌，分别堵住前后门，羊从政干脆就坐在客厅里监视着陆氏萍的一举一动，好像电影里盯梢的地下游击队员。
       陆氏萍在客厅喝了几口水，接着上楼拿了几件衣服，然后轻轻地出了门，前后不到10分钟。干警老杜悄悄对我说：“不妙，很不妙。”
       我不解地说：“怎么啦？”
       “你看，女的什么都不带，她是准备再回来的。”干警老杜肯定地说。
       羊从政摸摸脑袋说：“我们总不能强迫她再带上些什么东西吧。”
       我说：“对呀，上级一再强调要实行人性化遣送。”
       吴海涛似乎看出了点什么，主动靠近羊从政说：“她没东西，真的没什么东西。”
       羊从政冷笑了一下，说：“吴海涛，想唬弄我，老子收拾你。”
       吴海涛点头哈腰地说，领导放心吧，她再回来你们把她抓去坐牢我也没意见。
       离开家时，陆氏萍的一家人都出来送别，两只狼狗也一齐叫起来。丈夫一再叮嘱她在船上一定要吃东西，少走动。家婆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眼里噙满了泪水。家公则不厌其烦地要求我们，路上车子不要开得太快，好像陆氏萍没出过远门似的。羊从政很不耐烦地说：“不要再嗦了，时间不多了。”
       陆氏萍被干警推上车，羊从政把车门一关就恼怒地说：“什么玩意儿，我们都成了她的奴隶了。”
       当我们赶到指定的交接地点时，四周已经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A国的接收船也停留在指定的海面上。离交接还有一些时间，我仔细观察着陆氏萍，仿佛一个猎人在端详刚刚捕捉到的猎物。
       陆氏萍人长得很甜，椰圆形的脸，皮肤虽然有些黑，但牙齿很齐很白，尤其是右嘴角上方生着一颗小小的黑痣，在微笑的时候，会妥帖地跟着她的笑容生动起来。可惜的是她的头发不争气，又短又黄，胡乱地耷拉在汗津津的额头上，仿佛沙滩上刚刚种上去的弱不禁风的木麻黄。
       她望着我似乎有话说。我故作严肃不理睬她。
       她失望地低着头，默默地聆听着隆隆作响的海浪声。
       阳光赤裸裸地照射着大地和海洋。被遣送的妇女共有27人，她们都是从A国非法入境成婚的，分别由邻近的乡镇押送过来。她们衣着简洁干净，面向大海排成三列横队，脸上的表情相当复杂，并时不时回过头似乎要找寻什么。
       8时30分，双方准时开始交接。海上边防派出所的干警逐一清点人数后，立即用快艇将她们送上接收船。A国警察再次核对人数，然后慢条斯理地在遣送文件上签字。海上边防派出所的干警拿着文件副本乘快艇迅速离开，至此整个遣送行动顺利结束。由于禁止亲人到现场，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悲欢离合的情景。
       10月的一天，有人发现陆氏萍又出现在海屯村，乡长羊从政又组织乡政府一班人上门清查。还没走近吴海涛的家门口，人们就听见陆氏萍在二楼用生硬的普通话唱：“大海啊大海，你是我生长的地方……”，羊从政二话不说推门入屋，陆氏萍笑眯眯地迎上来，说：“乡长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屋里坐吧。”羊从政不客气地说：“你刚走几个月怎么又偷偷摸摸跑回来？”陆氏萍边给大家递茶水边说道：“我怀孕了，正好三个月。国家治安法规定，孕妇不在遣送范围内，羊乡长你不会乱来了吧。”羊从政气愤地说：“我不信！”
       陆氏萍撩起衣服，很幸福地说：“不信，你看，你看看嘛！”
       羊从政低头看了看陆氏萍微微突起的下腹又气又恨，放下茶杯拔腿就出门。陆氏萍走出门口大声说：“乡长，吃了午饭再走吧。”羊从政头也不回气鼓鼓地说：“吃个屁，今年的治安工作算是白干了。”
       狱中两日
       由县委组织的“反腐倡廉学习教育”进入了“亲身实践”阶段。所谓“亲身实践”就是进监狱坐两天的牢，亲自感受服刑生活的味道，提高思想认识。
       这个方案是县委纪委制订的，一出笼就受到了许多干部的质疑。羊乡长大声嚷起来：“我们怎么一夜之间成了腐败分子，有没有搞错啊。”
       乡党委书记鲍乃乃晃着圆脑袋说：“如果没犯错误的干部都去坐牢，国家得建多少监狱啊。”
       我也想不通，认为这种侵犯干部人身自由的行为有悖于法律。
       我曾试图说服县委的主要领导放弃这种学习方法，但没有成功。
       那天，我去请示县委一把手卢书记，还没等我坐下，卢书记就似乎明白了来意：“你看怎么办？年年学习，月月教育，几乎每天都有警示，但我们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还是屡屡出现。再不想点办法，我们的干部队伍就彻底完了。”
       我说，反腐败是一项治党治国的长期任务，主要靠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依靠法律和监督机制来解决。
       卢书记严肃地说：“这我明白。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咱们不妨来点新的办法，你要支持县委的做法啊！”
       我说，我担心影响不好。
       卢书记把脸沉下来，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试试看吧。”
       离开办公室时卢书记又提醒说：“回来后，干部都要写心得体会，到时我要检查的。”
       卢书记年富力强，魄力过人，早就听说要提副厅了。
       按照县委的规定，乡（镇）党政机关股以上干部，村委会的书记、村长都列入了“体验生活”的范围。我是来乡里蹲点的县委领导，原本不在“改造”的行列。但鲍乃乃说，你是政法委书记，是来蹲点的，我们在哪里，你就要蹲到哪里。你不去我怎么敢带他们走。
       我说，去就去，大不了跟你们一同吃点苦。
       通过非正常渠道去坐牢并非那么容易。
       出发前的晚上，鲍乃乃给青岗监狱办公室的王主任打电话，王主任听说响水乡十几个干部要来坐牢，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了足足两分钟，然后才结巴起来，说：“你们……是……脑袋……进水啦……胡闹！”说完就“啪”的一声放下电话。
       鲍乃乃又和监狱的政委联系，政委听说后很高兴，说：“你们来吧，我们地里的活正需要人干呢，不过你们来了可不能两天就走喔，至少要住上个把星期把地里的活干完吧，否则就别来了。”
       鲍乃乃发牢骚说，去不了拉倒。
       我说，我亲自和刘监狱长联系。
       刘监狱长和我是老战友，七九年打仗时我们同在一个团，都是连长。青岗监狱虽然是省直单位，但坐落在我们县内，平时他们有什么事都请政法委帮忙，县里在土地、人力、财力方面都给过支持。因此，刘监狱长在电话里很客气地说：“呵，父母官嘛，你们来吧！”
       刘监狱长又说：“女同志就不要来了，没床位了。”
       青岗监狱设在一座大山脚下，占地三百多亩，高墙电网，四周设有岗楼，持枪的武警日夜守卫。据说现有700多名服刑人员，大部分是经济犯罪分子。
       大巴车赶到监狱时已经是11点钟了，刘监狱长站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一见面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嗨，卢书记真行，我想也不敢想啊。”接着他把监狱的情况给大家作了简单的介绍，再具体地强调了几点安全，然后又是拍拍我的肩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就坐车上省里开会去了。
       车子开动时，他摁下车窗又对我说，有什么事尽管找董副监狱长，我都交待好了。
       至此，我们的双脚已经踏进了监狱。
       我们排队进入办公室，董副监狱长笑眯眯地发给大家每人一套囚服，一个满面红光的干警再给每人发了一套洗漱工具。董副监狱长的嗓音很粗，说：“大家要保管好这些东西，走的时候还要交回来。”
       鲍乃乃说：“这些东西用过了还要它干嘛？”
       董副监狱长肯定地说：“要，下次有人来发给他们用。”
       鲍乃乃对着我伸了一下舌头。
       董副监狱长很热情，陪着我们一起吃午饭。午饭非常简单：8个人一桌，两碟白菜，两碗萝卜干，一盆红烧豆腐，一小桶清汤。董副监狱长见大家吃不下饭就很抱歉地说：“原来刘监狱长想给大家加几个菜的，考虑到你们是来体验生活的，所以就改变了，大家只好忍一忍了。”说完，董副监狱长抱拳向大家道歉。
       羊乡长说，犯人平时就吃这样的饭菜吗？
       董副监狱长不假思索地说，对，基本上是这样。
       董副监狱长又补充说，比五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好多了。
       大家用比平时快得多的速度草草吃完饭。
       我们列队进入服刑人员的生活区，只见大约有二十来个囚犯在操场等候我们，他们都理着光头，一律穿灰色囚衣，看上去都很年轻。他们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大家，有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囚犯轻声说：“怎么一下子来那么多啊！”
       原来他们是来带大家去找房间的。也就是说这两天，我们要和囚犯同吃同住同劳动。囚犯面无表情地走上前接过我们手中的洗漱用具，然后又主动地站在我们的面前。董副监狱长下口令似的，“大家没什么问题，就快去认房间吧。”
       突然有个囚犯指着我们说：“他们为什么不理光头，不公平啊！”站在董副监狱长身边的一个高个子警察立即严肃地说：“妈的，理不理光头我们老大说了算，关你*6事呵！”那囚犯听到训斥立刻低下头再也不敢吭声了。
       牢房是六十年代修建的，每个房间不足十平方米，站在里面感觉很压抑，四周的墙壁很旧，墙上还掉了几块水泥灰，露出红砖的内墙。木架床旧得发黑，用手一扶就摇摇晃晃，好像要掉下来似的。
       我住在“222”房间。房里的简洁程度，超出了我最大胆的想象。三张木架床住满了人，发黄的衣柜靠墙边摆着，又矮又小的板凳统一放在床底下，在房里来回走动几乎要侧身子，脏兮兮的鞋子整齐地摆放在衣柜的右侧，散发着一股莫名的气味，一面不大的镜子挂在门后，让人联想起五十年代的兵营生活。
       我担心干部睡不好，就去羊乡长的房间看一看，刚走到三楼“307”房门口，一个理光头的麻脸汉子挡住了去路。他翻了翻眼珠子，大声质问：“你是什么人，不准随意走来走去。”
       我说，我刚来不太清楚。
       他横了我一眼，又说：“今后有什么事多向我请示。”
       我正想教训他，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干警就走上来对着他大声骂道：“金老大，你找死啊！”金老大立刻低下头：“没什么，随便问问！”
       长着娃娃脸的干警把我拉到一边说，“别理他。他已经是三进宫了，自称是这里犯人的老大。”
       羊乡长的房间靠着厕所，坐在床上都能闻到恶心的臭味。羊乡长说，房子又闷又热，连个风扇都没有，怎么睡。我说，能不能换个房间。
       一个纹身的囚犯立即站起来说，别问了，换房子要刘监狱长亲笔批。
       羊乡长说，箅了，我忍一下吧。
       回到房间，只见鲍乃乃正在床上叠被子。这是一张囚犯用过的被子，已经褪色成灰白了。正是这床白里透黑的被子，鲍乃乃只盖了两夜就一辈子也心有余悸，因为这床被子是一个强奸杀人犯用过的，前个月因肝癌死了。当然，这消息是鲍乃乃下铺一个姓杨的囚犯在我们离开监狱时说的。
       大概是为了照顾老战友，刘监狱长给了我一床新的黄色被子，一个新的军用水壶，以及毛巾牙刷牙膏拖鞋。鲍乃乃开玩笑说，还是县委领导待遇好啊。
       下午，董副监狱长安排我们去打扫猪圈。原本负责养猪的几个囚犯见到我们，立即就将扫把交到我们手里，然后站在边上对我们指手划脚，好像他们就是领导似的。有个长三角眼自称组长的囚犯大声对我们说：“老老实实干，以后我就是你们的领导了，想评上月先进我说了算。”羊乡长像受了污辱似的叹道：“妈的，真是虎落平阳受犬欺呀。”
       当我们把100多个猪圈用水冲洗干净，已经累得够呛了。
       晚上10时准时熄灯，可我一直睡不着，同室三个囚犯也睡不着，尽管他们挖了一天的鱼塘实在很累，其实他们很想和我们聊天可又不愿开口。鲍乃乃不断地辗转反侧，睡他上铺的囚犯问，动来动去干嘛？
       鲍乃乃说，身上奇痒，好像床上有小虫子似的。
       睡我上铺的囚犯说，不可能，前两天才喷了“六六”粉。
       睡他上铺的囚犯又说：“痒几天就没事了，我在这里睡6年了，现在虫子咬了身上也不红呢。”
       ……
       早上出操时，先跑步后做广播体操，和我们站在一个方阵上的是一群五、六十岁的囚犯。他们见到我们都彬彬有礼地点头，好像遇到老熟人似的。做完广播体操就是自由活动，所谓自由活动就是让犯人上厕所或和别的犯人说说话，时间不超过15分钟。
       奇怪的是，这些老囚犯都没走散，他们迎上来问鲍乃乃，“因什么进来了？”鲍乃乃故意说：“拿了不正当的钱。”有个脑袋光亮的囚犯说：“钱害人呀，我们革命了几十年最后还是栽在钱眼里。”后来打听到，说话的原是个副厅长，管公安的，姓于。
       眼看自由活动的时间到了，又是那个姓于的囚犯对鲍乃乃说：“来了就安心，好好改造就是了。”鲍乃乃点点头。待姓于的一转身，鲍乃乃“呸”了一声骂道：“现在觉悟挺高的，当初收人家钱的时候你的觉悟跑到哪儿去啦！”
       早餐是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小碟榨菜，饱或不饱都是这个量。草草吃完后，我们和其他囚犯在武警战士荷枪实弹的押送下，排着长队去监狱外的花生地拔草。
       花生地在监狱不远的东边，约有几百亩，也有人说上千亩。据说每年花生收入有十几万，这些钱用于补贴干警的生活。
       这时正值初夏，连绵成大片的花生地，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呈现出墨绿色，花生藤上盛开着红、黄、白三色小花，把田野装饰得生动而美丽。在干警的指导下，我们排成一字队形向前推进，人与人之间距离大约在两米宽，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看出谁在偷懒，谁在干活。
       村长支书们倒好，基本上都不掉队，而我、鲍书记、羊乡长以及乡里的几个干部一会儿就被抛在身后了。太阳越来越猛烈，我身上的背心紧紧地贴着后背，脸上的汗水一滴滴往下滴，胸口也有些发闷。我问站在身边看我们干活的白脸干警：“天太热了，不发草帽大家容易中暑啊。”
       白脸干警说，“几百人，每人买一顶草帽得多少钱，那钱又从哪开支？”
       我又说：“犯人万一中暑怎么办？”
       白脸干警说：“从来没听说中暑过，他们年轻不会中暑的。”
       我担心地说：“年纪大一点的怎么办？”
       白脸干警幸灾落（乐）祸地说：“活该，谁叫他们年纪那么大还贪污受贿。”
       囚犯们大概是农活干多了，拔草对他们来说那是小菜一碟。他们将上衣脱下来用左手顶在头上，而身子则不停地向前推进。快到吃午饭时，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而我们还有近百米长的地没拔完。这时，他们坐在地头上抽烟喝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艰难地往前挪，谁也不站出来帮助我们。
       这样的劳动其实并不算辛苦，小时候比这更辛苦的活儿我都干过。
       12时30分，准时在地里吃饭。每人一盒盒饭，军用水壶可以重新装满开水，够不够就这个量。我问囚犯老宋：“平时出来劳动伙食都这样吗？”他说差不多，可能有时候肉多一点点。
       休息了30分钟，我们又继续拔草。猛烈的阳光丝毫没有减弱，我和羊乡长腰都站不直了，汗淋淋的身子像散了架似的。鲍乃乃头痛得厉害，擦了驱风油也不顶用。羊乡长说：“劳改太辛苦了，简直不是人干的。”
       我说，不辛苦算什么劳动改造，干脆叫休养算了。
       羊乡长目光呆呆地说：“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贪那么多钱干什么？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话没说完，一个瘦个子干警就冲过来照着羊乡长的屁股抽了一皮带。羊乡长跳起来说：“你怎么乱打人呀？”
       “妈的，劳动时不准说话，你忘了纪律了吗？”瘦个子干警理直气壮地说道。
       羊乡长大声申辩道：“我是来体验生活的，不是犯人。”
       瘦个子干警又举起皮带，说：“你嘴还硬，老子打你怎么样？你不是犯人跑来这里干什么？”
       我赶紧把瘦干警拉开，鲍乃乃连忙递上一支“555”香烟，但瘦个子干警还是怒气冲冲地说：“我只听说过有去体验当官的，从没听说过有来监狱体验坐牢的，你骗谁呀？”
       鲍乃乃说，真的。
       瘦个子干警又说，真个屁，鬼才信呢。
       我怎么解释他也不相信，最后骂骂咧咧地走了。
       羊乡长摸摸红肿的屁股有气无力地说：“妈的，老子要告你。”
       返回监狱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大家都很疲惫，步伐一歪一歪的，仿佛从战场下来的败兵。
       晚上洗澡成了大问题。一栋房子几十号人，只有两个洗澡间，规定每人洗澡不超过5分钟。我因为当过兵，3分钟就洗好了。鲍乃乃刚洗完头就被囚犯拽出来了，还说他超过了2分钟。鲍乃乃正想说些什么，那囚犯举起水桶就要砸过来，鲍乃乃不敢吭声转身就出了门口，回到房间身上还是水淋淋的。
       晚上8时操场放电影，要求人人都要去看。放电影前大家连续唱了6首革命歌曲，唱到最后大家都几乎是声嘶力竭了。影片是老掉牙的“地雷战”，放映途中几次断片，声音也不太清楚。羊乡长看着看着就打起呼噜来。我拍醒他：“你又想挨揍了?”
       羊乡长打起精神说：“我没睡，我没睡。”
       熄灯上床后不到十分钟就停电了，走廊里的灯也灭了，而岗楼和办公室的电灯却大放光芒。听说为了节约电费，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
       我自言自语地说，刘监狱长呀刘监狱长，你治理监狱真有办法呀。
       夜里我静静地躺在床上，也不想和同室的囚犯说话。鲍乃乃和其他囚犯不是说梦话就是咬牙齿，把我折腾得一夜没合上眼。吃了早餐我们就离开了监狱，同室的犯人见我们收拾行李就惊奇地问：“你们怎么蹲两天就走啦，拿多少钱买通监狱的领导了。”
       羊从政故意说：“我们无罪，法院判错了。”
       刘犯人说：“他妈的，上次也发现判错了两个人，什么玩意儿！”
       返回的路上，大家都好像脱胎换骨似的，谁也不想说话，上了汽车就睡觉，一时间呼噜声几乎压倒了发动机的声音。
       如果有人问我，狱中生活的体验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从穿上囚服的那一刻起就要接受身体改造和心理折磨。
       一个月后，我带着响水乡十五个农村干部的“坐牢”心得体会去见县委卢书记，但县委卢书记已经不在位了，他因涉嫌卖官买官被上级纪委“双规”了，如今正押于青岗监狱。
       我把这消息告诉了鲍乃乃，他好半天才说道：“如果卢书记也跟我们一起去体验坐牢，也许不会出事。”
       我说，不一定。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一个人的贪婪是生下来就有的。
       [资料写作者附言]：九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被安排到某县担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报到两个月后，县委就决定我去木棉乡、黄沙乡蹲点。两个乡都处于偏远地区，贫困乡的帽子戴了十多年，县里的很多领导都敬而远之。县委书记担心我思想准备不足，临走前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说：“这两个乡的工作不好做啊，你主要蹲在木棉乡同时又要兼顾黄沙乡，两头跑真为难你了。你下去以后先认路认门认人，处理事情该了的了该断的断，遇到棘手问题不要随便表态。”最后，书记说：“按照常规，回来要向常委汇报的，我希望听到一些想看看不着，想听听不到的新鲜事。”于是，我把蹲点期间遇到的人和事记录下来，是为《蹲点手记》。
       资料写作者：植展鹏，作家，现居海口。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