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先生来电话请我写篇文章，主题很明确，是如何评价这两年诗坛对于一些公共事件的介入，远的如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反战诗写作热潮，中国也有不少诗人参与其中，再有是萨斯肆虐时期诗人们的写作，以及黑龙江沙兰镇突发的洪灾造成一百多名小学生死亡，有不少诗人也就此事件写下了诗篇。
编辑先生当然没有要求我按照某种既定的观点去写，但是他的稍稍激动的语气还是清楚地表明他对上述介入式诗歌写作持一种基本肯定的态度。我能理解他的态度，但是我也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篇多么难写的文章，因为它涉及到诗歌写作中几个核心问题，比如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诗歌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最复杂最微妙的诗歌和道德的关系等等。老实说，这些问题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也许它需要几本书的篇幅来探讨，而且我对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阐明这些问题也毫无把握。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问题这几年确确实实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能有这样的机会厘清一下自己的思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诗人或者诗歌究竟是什么？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十九世纪的诗人更强调诗歌的内容，英国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和诗人马修·阿诺德说得很明白：“诗歌是对人生的一种批评。”另一位诗人史文朋在评价雨果时说：“一切大诗人必然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二十世纪诗人的看法似乎要显得形式化一些，奥登就说过：“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茨维塔耶娃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进行补充，她说：“内心天赋与语言之间相平衡——这就是诗人。”而对于诗人的义务，艾略特说得最为明了：“诗人对于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
表面看来两者似乎截然对立，其实不然，在我看来后者实际上是对前者的引申和深入。艾略特、奥登所说的语言决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语言上的雕虫小技，它有更为广泛的内容，在某种极端的意义上语言就是世界。那么这时候被十九世纪诗人所强调的诗歌的道德内容实际上是被二十世纪诗人们强调的语言囊括在内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艾略特、茨维塔耶娃和奥登的诗作中得到印证——谁敢说这三位诗人的诗歌是雕虫小技呢？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当然称得上是对人生的批评，而艾略特的《荒原》甚至是针对整个人类处境的一曲悲歌。
反过来也一样，十九世纪诗人也充分意识到他们强调诗歌道德因素的微妙和危险，所以史文朋要在“道德力量”前加上两个限定的词——间接和潜移默化。我以为史文朋的“间接”和艾略特讲的“间接义务”的“间接”是同一个词，有着相同的涵义和外延。由此看来，两个世纪的诗人讲的意思是相同至少是相近的，只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着重点有所差异而已。他们肯定都会同意：诗不是简单的直接的道德宣言。这实在是小儿科，他们肯定会为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感到惊讶。可是不幸的是，这就是中国诗坛的现状，中国的诗人习惯于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微妙的问题粗俗化。在当代中国诗人中艾略特、奥登的信徒不在少数，他们也喜欢把语言挂在嘴边，可是他们的“语言”是简化和萎缩的语言；再看他们的诗，真的就好像是空洞的语言排列和表演，至少可以这样说：所谓的人生批评和道德诉求在他们的诗中是稀薄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段时间以来对诗歌的道德诉求呼声越来越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我理解编辑先生的态度。
可是问题接踵而至，一些诗人对于简单化的诗歌语言论的厌恶，使他们毫不犹豫和怀疑地倒向道德的一边——那些描写社会底层和灾难的诗篇似乎也渐成风气。这些诗作在道德立场上无可挑剔，他们同情弱势群体、抨击权贵，可是很遗憾回到作品本身，它们一样毫无魅力可言。就我个人看到的所谓介入式诗歌（文章开头讲的那三批），老实说还没有让我心悦诚服的作品。
在诗歌的诸多因素中，道德因素确实分量较重，可是要警惕的是：如果你觉得它容易成就一首诗的话，那么它也同样容易毁掉一首诗。关于诗歌和道德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有抱负的诗人避不开的问题，许多诗人和批评家对此有过精深的思考。在此我愿意引用批评家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的说法：“我们如果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最有价值的。……本该认识到价值存在于反应和态度的‘细微末节’之中，我们却总想以符合对品行的抽象规定以及一般礼法来发现价值。”他说得非常明确，那些所谓的“大是大非”的地方恰恰是诗人们应该绕道而行的地方，因为它所提供的道德空间要比那些游移不定的细节所提供的道德空间小得多，如此一来就必然会违背诗人追求个性和自由的天性，从而使诗人反而沦为道德的工具了，这无疑是诗人最悲惨的几种下场中的一种。对此，希腊诗人里索斯在一首人物讽刺诗中顺便带出了他的观点：“她甚至没法如愿地闭上眼，/臃肿，沉溺在她的肥胖里，松懒，/就像革命数年后的那些诗。”
在后来的诗人中，我以为布罗茨基将此问题引向了更深层。在那篇精彩的洞见迭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中，布罗茨基写道：“美学是伦理学之母；‘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概念，它们先于‘善’与‘恶’的范畴。……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创作出杰作的保证，而且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也就是说，在这里“好”的外延要比“善”的外延大，当我们说一首诗好的时候，既是从修辞上肯定它同时也就是从道德上肯定它，当然如果你说“这首诗语言挺好”，那其实你也不是真诚地觉得这首诗好。当“好”和“善”重叠的时候，那也意味着一个大诗人诞生的时刻，通常这种时候总是非常罕见。
说到这里，问题好像清楚一些了：介入式诗歌不是不能写好——正面的例子有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等等，可是你要幻想介入这种姿态本身就能轻易带来美妙的诗歌，那就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了。每一首诗在通向杰作的道路上遇到的险阻是完全一样的，无论这首诗表达的观念是什么。真正的诗有它自身的生命力，可以经受住公众意见的改变，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在如今的俄国已经失去了当年十月革命的背景，但他作为大诗人的地位至今仍坚如磐石。也就是说真正的诗完全可以超越所谓的现实，哪怕这些诗看起来真的好像就是所谓现实的衍生物，可是在某个奇妙的时刻它终究可以摆脱“现实”的羁绊，就像风筝最终摆脱来自陆地的牵引，进入松弛自足的“美”的状态。
对于诗人要介入现实或者要表达对苦难的关怀的论调（仅指这种呼吁本身，而非事实），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因为倡导者的这种姿态本身就预先将自己置于无需辨析的道德位置，有一种居高临下地布道和施予的意味。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先天地获得这样的位置拥有这样的权力。事实也证明那些看起来最有政治激情的诗人往往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你足够真诚和敏感的话，那些苦难和时代的脉动会自动投身到你的诗句之中，而且遵从着“美”的拷问，根本无需做出那样外露和不得要领的标榜。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诗人，倒往往是一些貌似冷漠的离群索居的遁世者，比如荷尔德林、狄金森、卡夫卡、佩索阿等等。关于这其中的奥妙，美国耶鲁大学的温茨洛瓦教授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是在评论布罗茨基时说这番话的：“他（指布罗茨基）还具有俄语诗歌那种独特的伦理态度——缺少感伤之情，对周围的一切持有清醒的认识，对那些轰动性的题材持有外露的冷漠，但与此同时，却又充满对人的同情，带有对虚伪、谎言和残忍的憎恶。在这一点上，布罗茨基与其同时代人如叶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等差异甚大，他们诉诸的都是些具有轰动效应的题材，但与布罗茨基一比，他们却显得不那么严肃了。布罗茨基以自己对诗人之尊严的理解，远远地超越了他们。”
如果你既不想贸然破坏创作本身的规律和纯洁——没有把握在创作中敏锐准确地体现道德感，而现实的许多问题又让你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么至少还有一种不那么痛苦的选择在等着你——向桑塔格学习。用文章迅速地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施加自身的影响力，但决不在创作中轻率地挥霍道德感，以降低自己小说和诗歌的艺术水准为代价。在人类的历史上像桑塔格这样的作家有悠久的传统，比如左拉、吉普林、萨特，自然也包括中国的鲁迅等等。他们在写小说时严格地遵照小说的美学（自然其中不乏某种更内敛也可能更诚实更具有灵活性的道德感），而他们写文章则是为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道德主张。如此，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散发着道德光辉的公共知识分子。可是同样让人遗憾的是，这种看似稳妥的方法，中国作家也极少采纳，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迫切的愿望去写那样的文章。自然你不能为作家们制订任何强人所难和不可妥协的道德守则，规定他们应该有什么兴趣或不该有什么兴趣，但一个国家作为复数的作家长时间对最敏感重要的问题（不是指上述三个事件）集体保持沉默，那只能说是可怕的事实了。
回到文章开头中国诗人针对三个公共事件的写作，不仅在作品质量上不能令人信服，退一步说他们所倚仗的道德力量在我看来也是可疑的。三批诗作所持的道德立场和中国社会的或者说官方的立场没有明显的差别，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立场就失去了原本该有的道德张力，最终变得轻浮和有几分投机之嫌。我这样说可能会激起众怒，一些诗人会说我那样写是由于受到良心的驱使，可是对良心的（尤其是自身良心）省察和残酷的剖析不正是作家诗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吗？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被某件事唤起了激情的时候，所有追求诚实的诗人都应该仔细瞧瞧这激情本身是不是能经受住推敲，而不是贸然听凭激情的驱使。我真正要说的是，在中国有更多需要诗人们展示道德激情的地方，但是那些为远方的战争和死去的孩子而激动的心灵却绕开了它们，原因仅仅是你所持的立场可能和主流立场是相左甚至是不被允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的这三次介入写作在道德意义上甚至远远不及朦胧诗，尤其是北岛当年的诗。
前两年北京一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据说拍摄手法很幼稚，影片中几次出现漫天大雪和一块白纱巾在蓝天中飘舞，显然缺乏经典纪录片的那种客观和冷峻，可是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却撰文为之辩护：“林昭这样的英雄及其业绩太值得记载和加以传唱！仅凭此，这部影片就成功了一半。”我同意她的观点（尽管我知道我正在向道德投降，是感情用事），可是我看到的这几次介入式诗歌却并不享有这技术上的豁免权，因为他们介入的地方总体上来说太安全，如果按照某种更严谨的道德标准看，他们的介入仍然是避重就轻的。
无论从语言还是道德的立场谈论诗歌和现实的关系，都会多少显得机巧，最高明的诗人用诗句反而能总揽其中一切的玄妙，而且是那么优美和谐，请听荷尔德林的声音：
待到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哑默无语，茫然失措。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凌越，诗人，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诗集《虚妄的传记》等。
自杀路上的小文人诗歌
谭克修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诗歌的年代。在芒克、北岛、多多、舒婷、顾城等引领下的今天派诗人带来了现代汉诗的狂欢，使诗人成为1980年代的光荣人物，不管是文化领域的还是在民众视野的。这样的美景真好，可惜转瞬即逝。《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算是诗人们最后的晚餐。
从时间上来看，1986年的两报大展，把第三代诗人和后现代诗歌美学同时推向了诗坛前台，却又让他们以及后来的所有诗人同时消失于民众的视野。二十年过去了，人们关于诗歌的话题，涉及到的只有两个事件：海子和顾城的先后自杀。直到诗人动用了死亡，才让人们突然想起：这个世界上除了克林顿、比尔·盖茨、本·拉登，以及体育、影视明星之外，还有一种人叫作诗人。显然，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死亡而不是诗歌。因此，我看到自杀的并不是海子和顾城，而是所有健在的诗人。他们正抱着自以为是的小文人诗歌集体走在自杀的路上。
在埋怨普通民众、文化界乃至于文学界对当代诗歌的整体漠视之前，先来看看诗人们面对的无边现实是什么样子？——过去的二十年，国内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转型时期。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在向工业社会转型，农村社会在向城市社会转型。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交融……这一切，交给诗人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复杂而混乱的现实？那么，诗人们呈现给我们的又是一个怎样的现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拨诗人将“Pass北岛”当作兴奋剂，在西方语言哲学的压力下玩着各种新奇的语言游戏。1990年代初中期，一拨诗人被死去的海子领进麦地里迷了路，寻找他们遗失的近视眼镜，齐声歌唱土地、家园和灵魂。1990年代后期，诗歌语言的翻译语、书面语和口语之争，成为整个诗坛最了不起的大事情，引发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打了一次大规模群架。二十一世纪以来，基本就靠虚幻的网络诗歌和各种急功近利的命名，维系着诗坛表面的热闹气氛了。这就是诗人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干的事情。
诗人们对泥沙俱下的、活生生的现实熟视无睹。迟钝的目光迷失了方向，敏锐的目光瞄准的是诗歌内部的利益：如何掌握话语权，以挤进各种档次的诗歌史；如何获得仅有的几个汉学家的青睐，以混进国际诗歌市场。在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当代诗歌是文绉绉、软绵绵的，是不及物的，是顾左右而言他的，是不在现场的。数以万计的诗歌写作大军中，就靠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立场的极少数个人写作，主张“反文化”、介入社会的“莽汉”主义，温柔地坚决反抗的“撒娇派”，让诗歌关注肉身的“下半身写作”，提倡贱民思想的“垃圾派”，充当着绑住小文人诗歌软骨头的石膏板。这未免有点过于幽默。
当代诗歌和现实脱节的本质原因，与诗人身份被这个社会逐渐边缘化的现实有关。他们由于对诗歌过于痴迷而偏废了更为重要的社会生存技法，他们已经基本被排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之外。他们乐于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传统文人生活，做着传统文人的美梦。他们相信，诗人是这个社会唯一的神灵、英雄和精英。他们需要面对的就是镜子里的自我，被劣质酒精醺得不省人事的自我。他们也写现实，就像他们在浴缸里操练游泳。他们也可能在社会上干些不算太坏的事情，诸如偷鸡摸狗、尔虞我诈、欺世盗名、骗财骗色，但一回到诗歌，就会清一色地露出假模假样的悲悯情怀。他们也写自怨自艾的卑微日常生活，但更喜欢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话——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来弄虚作假” 为唯一的圣旨。因此，他们已无需关注生活本身的真实，而只关注叙事手法是否符合某种流行腔调。
他们想写出新诗、混出更响亮的名声，就必须长时间在书房里徘徊，在案前冥思苦想，喃喃自语地吟唱，在网络上和熟人或马甲们打打招呼，互相吹捧或者对骂。他们的全部精力，需要在书面语还是口语上，在口气、语感上，在形式和修辞上反复折腾。他们以为凭借《病梅馆记》提供的现存的美学，就可以完成所谓语言、形式的历险。他们唱歌跑调，却自以为在诗歌的音乐性上是天才。他们在题材上有着传统文人的洁癖，单调的生活又让他们无话可说，所以成天在小圈子里、在虚构或现实的讲台上谈论着“怎么写”，琢磨着怎么对自己贫血的诗歌进行玄学般的阐释。他们善于将席梦思上的一个恶梦描述成人类面临的普遍精神境遇命题。他们的诗歌一直在进行着个人精神的无边无际的梦游。
对他们而言，“无情的现实”却是，中国仍将持续、稳定地发展，全球化的脚步会越来越快，社会文明程度会更高而“物质性”会更凸显，影视文化对年轻一代产生的影响将愈来愈大……传统意义上的诗人将被继续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能也是现代文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他们对变化的时代难以置信，因而喜欢瞎操心：这样的时代究竟是诗歌的黄昏、黎明还是黎明前的黑暗？他们看不到这只是一段庸常的午后时光——会议正在进行，诗人只是普遍困乏的人群中少数几个认真的倾听者、思考者和记录者。正是他们，在忧心忡忡中成了会议的瞌睡者和缺席者。
因此，还在枕着语言、修辞和形式做梦的诗人，还一味地想去遥远的传统文人社会寻找祖先和诗歌荣誉的诗人，还在对现代化进程及其带来的无边现实充满了误解和恐惧的诗人们，就抱着你们那些唧唧歪歪的小文人诗歌，集体走向自杀吧。
（转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7月4日）
诗人能否直面时代？
沈浩波
诗歌应该直面时代，这在很多年前，是不用说的，是最主流最正确最不容置疑的，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连钱钟书在《
宋诗选注》中也要煞费心机地选出了几乎一半直面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歌。物极必反，“先锋”了之后的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诗歌迅速将此掷若敝屣，朦胧诗以后，沉浸在反抗意识形态、语言解放、思想解放和个人写作的中国先锋诗歌不但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当作陈腐之物，更将“直面时代”视为与“艺术”背道而驰的主流货心生不屑。
2006年6月13日，我在长沙麓山诗歌节上发言，说我们今天应当重新连接“朦胧诗”时代的诗歌传统，让诗歌重新去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重新面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有感于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艺术”和“语言”以及“个人”的道路上跋涉已久，诗人们甚至忘记了如何面对时代发出声音。不料这一发言迅速演变成了“鸡跟鸭讲”。人们似乎不能接受这样的话是从他们已经符号化了的“下半身”诗人口中说出来的，我当年那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成了我自己的“绝对符号”，他们忙着关心“沈浩波是不是背叛了‘下半身’，是不是要从‘向下’变成‘向上’了？”弄得我无话可说。其实类似的表达我从2003年开始就像祥林嫂一样在一系列文章里到处说给别人听了，我的诗歌《致马雅可夫斯基》、《文楼村纪事》甚至更早的《淋病将至》等早就在做这样的努力。
当然，就在这个会上，我依然听到了一些同气相求的声音。诗人伊沙虽然不希望我的话题被误解为要确立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但在私下里一直在和我谈论当下大部分诗人面对时代的无能为力甚至失语的现象。在为诗人谭克修举办的诗集《三重奏》的研讨会上，诗人们之间的分歧也与此有关。《三重奏》是近年来少见的一本现实主义的诗集，充满了诗人对外在于自己的各种社会现实的强烈介入感，这样的诗歌，我认为非常可贵，甚至可以构成尖锐的话题。果然，参加研讨的很多诗人认为这样的诗歌不够“艺术”，甚至有人说杜甫的“三吏三别”是诗圣写得最差的作品，我见过胆子大的，没见过胆子肥成这样的！这种对诗歌艺术功能的绝对推崇而对时代感以及现实感的绝对贬低正是近二十年来当代中国诗歌最大的无知。
我以为，朦胧诗时期，从食指到北岛、芒克，尤其是北岛，将现代主义的诗歌方式与强烈的时代情感相结合，写出了一批慷慨激昂的时代之歌，既有着伟大的时代之心，又充满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构成了一曲时代的最强音。而北岛，也正因为如此，而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诗人。但自从第三代诗歌开始直到今天，中国诗歌虽然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语言自由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将现实感和时代感全面遗忘甚至加以藐视也是不可原谅的。而那种纯粹的沉迷于自我的写作，沉迷于语言的写作构成了一种拒绝外在世界的完全文人化的内心。我们只能在一些诗人的吉光片羽中才能寻觅到他们对外在于文人化自我的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声音。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时代的发展越是快，其核心就越难被我们把握，我们不能因此就远离这个时代，就畏惧这个时代，作为这个民族的诗人，我们不能集体对这个民族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何必非要扭捏着去接受一个“诗歌在时代之中”的借口而不能去主动地“直面我们的时代”呢？要知道，这个时代正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构成的，我们的心灵天然就能够感知这一切，为何定要放弃，定要躲进书房、躲进语言、躲进艺术呢？
（转自沈浩波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