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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一度被认为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本人也以横眉冷对的战士自居。在不算漫长的一生中，他与自身生存环境的关系总是在恶化着，甚至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然而，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乐观的革命者，他不像许多天真的愤怒青年那样相信，只要一把火烧毁腐朽的制度，消灭反动的当权者，由自己人来做主，便可以一揽子解决人世间的问题，迎来无忧无虑、和和美美的温馨生活。比起那些激情高亢、沉湎在革命前景的向往中的人们来说，鲁迅要多几分清醒，也多几分冷峻，还多几分忧患，真可谓“心事浩茫连广宇”。他的文字不时透露出让人发颤的寒意。
       娜拉出走之后的事情
       鲁迅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时期，专制的暴力、种族的欺凌、礼教的桎梏、民生的凋敝交集在几万万人们的命运里，演绎着各种各样目不忍睹的人生悲剧。作为一名富有侠义精神的知识分子，鲁迅置身于社会危机的漩涡之中，深感责任不堪承受，良心备受煎熬和击打，堪称忧愤深广。变革社会制度，建立一种新的体制，为涂炭的众生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这无疑是最为迫切的历史任务，而其他一切问题都只能退而居其次了。但革命牵扯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动摇了各阶层的生存基础，势必引发集团间强烈、反复的对抗和人道主义的灾难。从戊戌变法以来，一次次革命和改良的后面，是一次次复辟和血腥的屠杀，不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国民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又是那么腐败无能，而中国的土地依然疮痍满目，哀鸿遍野。鲁迅以这样的话语描述清末以来上演的革命戏剧：“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集外集·杂语》）目睹这种并非虚构的剧情，鲁迅内心的焦灼无以复加，他曾经感慨，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作为一个热切的人道主义者，鲁迅是最看不得人流血的。在他的文集里，有不少篇章就是写给烈士的祭文，心中的悲愤一次次转化成了无奈的浩叹。
       辗转反复的历史经验告诉鲁迅，革命的旗号和鲜花般的承诺，与革命胜利之后的剥开的果实并不是同一的东西。因此，革命之后还有重重不尽的革命，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并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和一个摆满山珍海味的满汉全席总不可期待。正是因此，鲁迅对自己的反抗行动评价十分低调，“你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确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二四》）
       革命的行动就像是娜拉出走，那身后的关门声固然响亮，但出走之后何去何从，是否堕落甚至要回来，实在不得而知。因此鲁迅告诫人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坟·娜拉走后这样》）娜拉出走后将会面临很多困难的事情，就像飞出笼子的小鸟，将会面对鹰、猫、饥饿、狂风和暴雨。她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哪怕只是心理的准备。在《伤逝》里，一对为爱而走到一起的人最终还是要分手诀别。
       革命从来都不是解决一切问题，它只是要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提不上革命的议事日程。但是，那些在革命时期退而居其次的问题，并不因为革命成功就迎刃而解，而是惊心动魄地突兀出来，使对革命怀着殷切期待的人感到沮丧。特别是利益在集团之间的重新分配，与权力对比的联系比道义要密切得多。在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那些在革命时代付出牺牲的人群，甚至还要继续付出更多的牺牲。出于现实的无法面对与接受，鲁迅主张革命，拥护革命，欢呼革命，把它视为涅之火，但对革命却不抱有太多的幻想，不敢指望熊熊烈火中能飞出美丽的凤凰。他曾经指出：“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不久便郁郁自尽的苏联抒情诗人叶赛宁，成了鲁迅笔下的一个个案，在他看来，叶赛宁就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的。革命最终也革了革命者的命。
       反反复复的革命与复辟，像麻将一样推倒重来，折磨、玩耍着鲁迅一度殷切的心，使它满含苦难和伤痛。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与铁，火焰与毒，恢复与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于是，他放下了希望之盾，听到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野草·希望》）鲁迅和异国的诗人一起，用最刻毒的言语去诅咒希望，可见他心中的沉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深知个体生命短促的人，对历史失去了耐心。
       人对人是地狱
       他人是地狱。
       萨特的命题在鲁迅这里也是成立的。从鲁迅的方向看来，不仅革命的结果里，尚有许多让人失望伤心甚至要命的要素，就是革命的过程，也常见让人难于接受的事情。革命者的队伍里总是鱼龙混杂，其中会有许多不能同舟共济、忧患与共的人们。个体欲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私人利益，并不因为加入神圣的熔炉而消解。不同背景经历、不同品行德性和不同政见的人，以革命的名义走到一起，力图赋予革命以各自的意义，借堂而皇之的旗号去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同室操戈甚至叛变出卖，背后捅你一刀，幸灾乐祸地落井下石，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而造反成功之后转过身来将自己的同党当走狗烹也是司空见惯。这类事情是鲁迅最最痛恨的。1930年，在共产党人的动员下，鲁迅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左联”的盟主。但在“左联”的几年，矛盾分歧和明争暗斗贯彻始终，这个革命组织里，他一再受到排挤和攻击，直到最后分道扬镳。光辉灿烂的事业，不知不觉中演化成为小人与小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他从中得出这样的经验：“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在与兄弟周作人交恶之后，即便是自己的亲人，鲁迅也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于是，他采取了一种“横站”的孤立的姿态：“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书信·341218 ·致杨霁云》）
       同道中的分歧、攻击与陷害，说起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在鲁迅身上却显得比别人要严重得多。鲁迅并不是一个宽宏厚道的人，他对人的挑剔近乎圣人的完美，他的一生始终都没有学会包涵人的缺陷与弱点，就像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也缺少必要的谅解一样。鲁迅还是一个丝毫不打算妥协退让的谈判者，因此很难与社会和他人签约。他对社会的批评不仅是针对事态，而且更针对着人，甚至针对着人格，动辄就要撕人家的脸皮。他对事物持有一种近乎绝对的尺度，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一有不快便喷薄而出，出语刻毒入木，不留情面。因此，别人很容易得罪于他，他也很容易得罪于别人。这种性格使他拥有许多的敌人和异己，原先的朋友后来也纷纷割席分道，使得异己的队伍不断壮大。
       1924年11月的一天，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叫杨树达的学生，因为神经病症状发作，来到鲁迅家中，举止有些反常。鲁迅十分紧张，以为是论敌派来的打手，连夜还写了一篇题为《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的文章，说“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疯子的又是青年学生。”（《集外集》）可见鲁迅对人的狐疑已经到了十分敏感甚至神经质的程度。1926年，鲁迅应老朋友林语堂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一个学期的课还没上完，鲁迅就向院方递交辞呈。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不过是顾颉刚等与他观念歧异的“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相继南下，成了他的同事。他“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要带来者！”于是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才三个月，傅斯年又延请顾颉刚来中大任教。鲁迅竟提出抗议：红鼻（顾颉刚）来，我就走！阻止不成真的就卷席走人。与见地不同的同行，何至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后来，包括林语堂、钱玄同等老朋友也成了陌路人。
       就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许多与鲁迅结怨很深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坏人、恶魔，他们与鲁迅的意见分歧有时不过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鲁迅自己也不见得总是在情占理，但他习惯于把人往坏处想，因此很容易就失去了对人的信任。除了死去的人，特别是烈士，鲁迅很少会赞誉一个人。在鲁迅意识里，社会的黑暗更多是来自人性的黑暗，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反复，未来之所以不可寄托希望，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国民性的龌龊。他不止一次宣称自己不惮以最坏的动机来揣摩中国人。由于对人性的不信任，鲁迅对社会的乌托邦抱有怀疑。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两地书·四》）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鲁迅压根就对人不抱什么希望。他从自己为人的经验里得出“一切人的靠不住”的感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包括那些你要去拯救的群众，他们很可能会把你像耶稣一样吊死在十字架上。鲁迅可不想效仿耶稣，他不想把自己当成祭品，他期待自己对人的付出应该有相应的回报，甚至把自己的奉献当作谴责和挖苦别人的条件，因此他有了比付出更多的付出——心里总是郁积着深深的怨愤和痛苦，有时候甚至想到要报复。他曾经激愤地说：“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应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两地书·九五》）把自己帮助过的人称作是喝过自己血的人，话说得也太难听了。既然知道喝自己血的人要嘲笑和打杀自己，又何必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呢？很难理解，一个对人性极度失望的人，如何站立到人道主义的立场上？
       由于理念的尖锐、峻急和容量的狭仄，鲁迅适合作为一个批判社会的精神导师来供奉，而不宜于作为一个生活中的朋友来加以亲近。事实上，刻毒的性格首先伤害了鲁迅自己，他的人生犹如一头困兽。他这样形容自己这类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在革命的艰难反复之中，在革命同志的背叛和出卖之中，鲁迅不无悲怆地看出了徒劳的性质。因此，他觉得对社会和人生寄托的希望，无异于自我蒙蔽。“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闰土）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渺茫罢了。”（《闰土》）“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两地书·六》）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你还是得跟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照样存在着利益的对立和观念的分歧，存在着相互的摩擦和彼此的虐待与伤害。我们很难确定，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鲁迅可以生活得很适意，他很难与另一个鲁迅生活在一起，更不用说是顾颉刚那样的别人。
       当鲁迅把社会的批判引向人格的批判，不打算留有任何宽恕余地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把社会革命引向人性的革命。
       于天上看见深渊
       以猛士自喻的鲁迅“看破了造化的把戏”（《野草·淡淡的血痕中》），被他看破的不仅是社会的形态，还有人肉体生命的存在。虽说黄金时代不可期盼，即便有一天，这个时代降临了，鲁迅也不会欣喜若狂的，他甚至连一个媚笑也不会露出。鲁迅的透彻之处，还在于他看到了即使迎来了黄金时代，但人还是要死的。世间的一切福禄，都慰藉不了必有一死的生命。专攻医学出身的鲁迅，最为了解生命的脆弱与生死的无常。自1928年一场大病之后，他就一直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肺结核和肋膜炎像鬼魅一样始终纠缠着他。1936年史沫特莱请来一位美国医生，在仔细检查之后，这个肺病专家断言，倘若是欧洲人，五年前他就已经死掉了。
       随时都可能丧失个体生命的鲁迅，常常孤独面对无边的虚空。他的革命激情背后，隐蔽着虚无主义的底色，他激扬的文字中间有大哀存在。他的伤痛和绝望既有社会层面、道德层面的，也有人性层面、生存层面的。多层面、多维度的伤痛和绝望交集在一起，构造了鲁迅无法说服、不容商量的孤绝的态度，他刻毒的目光捅破了一切雕花的窗户，任何表面的荣华都欺瞒不了他，世间的事物已没有多少让他眷恋，他具有出世或者说弃世的情怀，但他不相信任何拯救的许诺。他把面对惨淡的人生和血淋淋的现实，视为强者的勇气，将各种宗教都当作弱者的慰藉，精神的骗局。他就是要“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华盖集·忽然想到的（八）》）大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
       社会给人的希望是它具有不断完善的可能性，并最终达到臻于美满的境地，使人从中获得世俗的福报。倘若这种可能性已经十分艰难而渺茫，或者世俗的福报不再为人们所稀罕，他们会将希望诉诸天上，祈求灵魂的救渡和精神的超越。可依鲁迅的知识信念，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一种断灭。因此，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野草·墓碣文》）鲁迅既于社会变革的狂热之际体会到极地的寒意，又于宗教的拯救超度的晴空中看见深渊，就难免要走入绝望或无望的境地。他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往。我不愿意！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野草》）
       在尘世的乌托邦与天国的极乐世界被取缔之后，对现实的反抗已经不会有多少好的结果，只能是“与黑暗捣乱”，而革命的烈焰也成了一堆无用的激情。但鲁迅并不因为绝望而放弃反抗和斗争，于是，他遭遇了荒谬。他那种猛士般进取的姿势，他那股没有任何宽恕和让步余地的横劲，让人想到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滚下山谷，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无尽的一样，西西弗永远行进，而巨石仍在滚动着。加缪认为，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因此，应该设想，西西弗是幸福的。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就足于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在加缪设想的情形下，推石头的行动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充实感，石头是在山顶还是在山脚都已经不重要了，甚至石头的重量也已经不知不觉地减轻。然而，鲁迅似乎还来不及设想这种幸福，他急于要反抗的是绝望的状况，他不能接受石头在山脚下的情况，不能接受绝望凄凉的人生状态。他的斗争与其说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不如说是对个人心灵颓势的力挽。鲁迅认为这种反抗更悲壮，更能证明一个人的勇气和毅力。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书信·250411·致赵其文》
       对于社会和人性的黑暗而言，反抗只是表明我不接受，并不因为我能够改变。鲁迅知道自己走到了一条路的尽头，陷于深渊之中，并且不认为自己可能从深渊中获得救渡，但他仍然保持挣扎的姿态，只是为了表明自己不为深渊里的泥潭所吞没，证明自己不是深渊里的一滩淤泥。
       
       “无地”里的救渡
       看起来，鲁迅是存心要打消人的一切幻想，“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但是，打消幻想之后，剩下来将面对的是什么，是黑暗？是空虚？是绝望？鲁迅其实也十分茫然的。正如他自己所述，是在无地里彷徨。
       然而，“无地”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对于自然而言，无地可能是任人如何浇灌，也不会长出一根绿草的沙漠；对于社会而言，无地可能是任你如何努力，也不会有丝毫改变的黑暗；对于生命而言，无地可能是无处逃躲的死亡；对于心灵而言，无地可能是不抱任何希望的胸怀。鲁迅所说的无地，虽然跟前三者有关，但从根本意义上，它是第四者。在社会的丑恶和黑暗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肉体生命最终要自我歼灭的前提下，任何人对社会抱有幻想，对生命存有一线希望，都是对自己的欺骗，都是懦弱的表现，并且会给自己招惹更多失望的痛苦，忍受更多期待的折磨。在这个意义上，期待和希望是愚昧的，也是累赘的，它不过是一种心灵的妄想和杂念，一种不洁的染污之物，必须加以祛除，从而使心灵超脱开来，拨云见日，恢复其本质的力量。
       但是，按照人们认为的常理，如果将心里的一切盼头都当精神污染物加以清理，绝诸愿望，人的心灵就陷入颓废堕落的黯然境地，没有任何生气了，这跟死亡有什么区别呢！鲁迅却不这样认为。借裴多菲的启示，他看清了绝望的本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本身也是虚妄不实的，它是因为人对未来存有一时实现不了的希望之念、非分之想所导致的失落状态。人的心灵在不假借任何幻想希望以飞翔的时候，也可以不沉沦于绝望凄凉的溺水里。希望和绝望并不是人心非此即彼的必然，在这两者之间，尚有一个中间状态，或者说中道：希望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心灵不随希望而生，也不因失望而灭。这种状况，或许可以称其为无望。和希望一样，绝望也是毋须有的附加在心灵上的异己之物，它使得心灵蒙受耻辱，暗淡无光，必须予以清除。在鲁迅看来，拯救心灵于沉沦是人必须担当的宿命：“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野草·希望》）鲁迅开展与绝望的抗争，是为了避免自己不自觉地滑入悲观消沉的深渊里，丧失生命的勇气和心灵的力量。这种反抗因其结果难免而带有孤注一掷的博弈的性质。
       当鲁迅高举起反抗绝望的旗帜，把自己的心灵当成人生战场的时候，他就开始了针对着自己内心的革命，尽管革命才刚刚开始。鲁迅已经一只脚踏进无地，但对于无地的风光，得有一个体认与深入的过程。我们不能说，鲁迅已经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且站稳了脚跟。就像他所说的，他还只是彷徨于无地。无地中是否有什么升起，无声处是否有惊雷炸裂，就像老子说的“有生于无”，一切都还在不得而知。从集中透露鲁迅浩茫心事的《野草》来看，无地通常跟黑暗、坟场、死亡等意象联系在一起，而少见太阳、光明、诞生和欢乐：“朋友，时候近了。我将向黑暗彷徨于无地。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乃黑暗和虚空而已。”（《影的告别》）黑暗、虚空、寂寥乃是鲁迅无地里的风光。无地里还有黑暗和虚空存在，可见，这个无地其实是有东西填了进去的，不是真正的无地。也就是说，他的内心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经验设定，他只是站在无地的边沿张望着，还没有把自己整个交给无地，这正是他在无地里还要反抗的原因。诚然，希望是一种虚妄，绝望是一种虚妄，但对绝望的反抗是否也是一种虚妄？
       由于鲁迅并没有真正回归无地，我们因而也不能期待他提供无地里敞开的秘密的花朵。尽管鲁迅像希伯来的先知那样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但他本身的情况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得渡的迹象。不过，在希望和失望同时销落的无所挂碍的心灵状态下，人是否真的能够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得救，从而在人间获得天赐的福祉呢？这倒是值得一试的。可人们只愿意停留在思维上的揣测和推演里。
       鲁迅是一个具有终极关怀的作家，虽然面对终极，他还十分茫然，他没有给必死的生命找到立锥之地，但他不愿停止对社会人生的逼问。事实上他已经把人逼到了悬崖峭壁。从他的问道之路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人生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次第的过程，一个递进的谱系，人有很长很长的道路要走，有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需要彻底干净地解决。把人生的终极问题悬搁起来，只留下社会问题；或者把人生的问题推诿于社会，当成社会问题来解决，都是一种浅薄，一种无明，或者说是一种自欺。
       鲁迅在社会革命的尽头遭遇心灵的革命，而二千年前儒家的思想者就将心灵的革命摆在社会革命的前面，大学之道和中庸心法将安身立命的修身当作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根本。而后佛家文化的引入，将修身的一维推到极致，提高到修心的层面，把“无所住而生其心”作为最后的救渡，气象更加恢然。可惜，这绵延多代的传统在鲁迅这里遭际不佳。如今讲来也不知是谁的过错，谁之不幸。
       孔见，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随笔集《卑微者的生存智慧》、《赤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