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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我推迟一个小时往家赶，就会舒服得多。首先阳光不会那么强，骑车会更凉快；其次可以不见那么多人，不用向每一个人都重复同一句话：我回来了。但事实却是，我在六点钟的时候就进了大街，这是我们小葫芦街的公共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坐在街两边槐树花的阴凉里摇着扇子。主要是男人和小孩。男人们三五成群扎成堆，打牌或者吹牛，小孩两腿之间夹着一根树枝相互追逐，他们在等着厨房里的老婆和妈妈喊他们回家吃晚饭。他们都看见了我大汗淋漓的样子。
       “回来啦？”一个问。
       “回来了。”我说。
       “回来啦？”另一个问，“看热的，像从水里刚捞上来的一样。”
       “回来了。”我说。
       “哟，回来啦？一床被子就累成这样，”又一个说。“到底是知识分子。”
       “回来了。”我笑笑说。
       我把箱子上的被子扶了一把，自行车的速度放快了。这是惟一可以减少重复同一句话的方法，车子嗖地从他们身边过去，等他们看到我时我已经跑远了。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到了曹三家的小商店处我得拐弯，还是有一伙围在小商店的雨棚下打牌的人注意到了我。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说回来啦？我回头看了一眼，一个个头不高的年轻人伸着脖子站在雨棚下，为了看清我只好从人堆里侧出身来，他向我举着右边的胳膊，手里的一把扑克在左右摇晃。他的样子像是斜插在人堆里。我认出了他是谁，初中时的同班同学，还是同桌，和我家隔三条巷子，可是我突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我还是十分熟悉地向他摆手：
       “回来了，”我说。“有空过来玩。”
       回头和他说话时，车轮子经过一块石子，差点把我给扔下来。
       母亲正在院子门前的柳树底下给祖母剪头发。原先我家门前也是长着一棵大槐树，夏天我们都在树底下乘凉，满身都是槐花甜丝丝的香味。大约十年前，祖母责令父亲把槐树砍掉，她说槐树上老有吊死鬼垂下来，扭来扭去的看着心里难受。吊死鬼是槐树上常生的一种小虫子，软体动物，像蜘蛛那样顺着自己吐出的丝坠下树来，在风里像吊床似的摇荡。父亲舍不得长了多年的槐树，就说村庄里到处都是槐树，再说，砍了槐树栽什么呢？祖母说随便，只要不是槐树什么都行。父亲不得不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槐树砍了，然后栽下了这棵柳树。我们很快就发现柳树其实也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所有槐树的功能它都有，而且不生吊死鬼。祖母就更喜欢了，凡是能在树底下做的事都拿到树底下来做。比如现在，她就要母亲在柳树底下给她剪头发。剪头发的原因是天太热了，头发窝成一个大抓鬏不爽快。祖母早就抱怨天越来越热了，简直不让人活，恨不得把头皮给揭下去才凉快。今年她终于受不了了。
       “再往下剪，”祖母说。
       “不能再往下了，”母亲说。“再短就扎不起来了。”
       “剪，剪掉的头发长了还能多卖点钱。”
       “回来啦？”母亲说，喀嚓一剪子下去，祖母花白的长头发落到她的左手里。祖母的头发很多年没剪了。
       “回来了。”我说，把自行车停好。“剪多了，奶奶，”我说，拿起镜子递给祖母，“你看，恐怕扎不起来了。”
       母亲说：“不是说月底才回来吗？”然后看了一眼我的车子，“怎么把被子也带回来了，在学校里晒晒就行了。”
       “我辞职了。”
       “什么辞职？”母亲问。
       “我不教书了。”我没有看着母亲，而是把镜子移到祖母的左后方，以便祖母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不干了。”
       祖母突然抱着头啊地叫了起来，慢慢地哭出了声。
       2
       我说，辞职就是不干了，就是不再当老师了，不用再去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了。这是我的表达。对母亲来说不是这样。对母亲来说，辞职是指丢掉了工资和铁饭碗，好不容易从小葫芦街爬出去又自甘堕落地回来了，然后面临的问题是，为了找点事干必须整天到处乱转，就像天南那样。母亲的嘴和手一起哆嗦起来，“就是，”她的整个身子都抖起来，“就是天南那样，蹲在家里，到处去偷鸡摸狗？像条找不到屎吃的狗？”
       天南，我想起来了，余天南，我的初中同班同学，我最后半年的同桌，就是刚刚拿着一把扑克和我打招呼的那个。天南的名声在小葫芦街不太好，他常会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但一点一点就把自己给坏了。母亲用她通俗的方式基本上说明了辞职的现实含义，说不定辞职以后我在小葫芦街上众多种可能的生活之一就是母亲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像天南那样。这是我没想到的。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辞职以后干什么，辞职以后生活该怎样进行下去。
       祖母叫了一声之后，慢慢地哭出了声。正如母亲所说的，一剪子下去后留下的头发太短了，根本不足以重新窝出一个小鬏来，甚至扎都扎不起来。祖母一边哭一边不懈地招拢剩下的头发，企图用她用了几十年的一根头绳把它们扎起来，没能如愿。当她意识到无论怎样努力都是白费的时候，哭声更大了，眼泪从两个皱纹堆积成的眼窝里向不同方向流开去。
       “扎不起来了，扎不起来了。这可怎么办理？”祖母说梦话似的蠕动着嘴，“死都不能死了。这可怎么办理？”
       “死不了不更好？”母亲的声音里孝敬老人的美德明显减少，有点不耐烦。“谁让你不干了？你说。”
       “我自己。”
       “什么不干了？”祖母还没有从悲伤里摆脱出来，问话比刚刚更像梦话。
       “你孙子要回来种地了！”母亲没好气地说，剪子掉到地上，被无数的蝉声淹没了。
       祖母一下子听懂了，停止了哭泣，站起来直直地看着我，右手捂着后脑勺上走不到一块儿的头发，看了我一会儿又看看母亲，说：“我去做饭。”踮着小脚进了院门，跨过门槛时被绊了一下，幸亏扶住了门框才没有摔倒。
       我没法向母亲解释辞职的原因，我辞职是因为我不想再教书了。当你不想做一件事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所以我决定不干了。我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交到了校长室，校长不在。这样最好，省得他再盘问一番。在我们学校，主动辞职这种事还是史无前例，这份辞职报告对校长来说一定是个新鲜东西，尽管我在报告上已经写得十分详细了。我说的详细是指我明确写了辞职的原因是不想再当老师了，其他的是否说清楚了我不敢肯定，我自己都不是很明白。我只是不想再看到学生整天被逼着趴在课桌上的样子，都读初中了，每天还要把单词和课文抄上五十遍，不管弄明白了和记住了没有。而我也必须这样折磨他们，如果我不这样干，学生记不住考不好，所有的责任都在我，校领导在每周两次的教师会上都要把我拎出来抖一抖。
       我们的学生不可能考好，他们总是隔三差五地辍学，家里有了一点钱就来念两天书，没钱了就卷书包回家。大部分学生是出了校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其中因为交不起280块钱学费，初二年级一次辍学48人。我的班上走了10个。我去了一个学生家里，他的父亲对我说，要我儿子去念书也可以，你替他交学费吧。我只能回来了。在我的学校里，冬天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穿着廉价的旧黄军大衣，站在僵硬的操场上像一棵棵枯死的老树，在寒冷里面无表情。他们不知道怎样展开自己的表情，枯燥的大衣抹杀了他们的性别。那个时候我就打算不干了。我觉得我不像老师，倒像个集中营的看守。现在学期快结束了，校长在会上强调，班主任必须把辍学的学生找回来考试，否则我们的试卷数量与学籍上的人数不符，这个责任谁都担当不起。我要在考试之前周游全镇，到所有辍学的孩子家跑一趟，和他们约好什么时候来到教室里考试，然后亲眼目睹他们如何随心所欲地交上一份只有3分或者5分的试卷。他们过早地从中发现了生活背面的乐趣。
       我在辞职报告上说，我坚持不到考试了，我必须今天就辞职。
       “那你就回家种地吧。”母亲用鼻子跟我说话。
       “你还怎么出门？”
       这是父亲憋了半天才说的第一句话。他的意思很明白，我好歹是小葫芦街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吃国家饭的，现在饭碗丢了，这面子怕是挂不住了。
       “我觉得教书很累，”我在饭桌上做了总结发言，把饭碗推开准备去自己的房间。“比下地干活还累？”母亲说，“不就是站着说大半个小时的话么？百灵从来不说她累。”我走到院子里又听到母亲说，“你回家种地，百灵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百灵全名何百灵，说不清是否算是我的女朋友。在村庄后面的小葫芦小学当老师，中学和我、余天南同学，坐在我们前排，和胖子年勇同桌。我那时侯很喜欢她，我猜她也喜欢我，所以我们一直有来往。做了小学教师后，没事了就来帮我父母点忙。母亲显然早把她当成儿媳妇了，尽管我们什么都没说过，也没表示过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愿意做我老婆，不过我倒是很喜欢她，越来越喜欢了。就这样。
       祖母也跟着我出了门，踮着小脚送给我一块西瓜，“先吃了再说”，她说，一只手按住头上的用纱布改造成的白手巾。
       3
       祖母的白手巾成了天南的笑料。他当着我祖母的面实话实说，说奶奶你老糊涂啦，那几根头发值几个钱，害得大热天戴头巾。祖母没和他一般见识，骂了他老而不死的奶奶几句就给我们切开了西瓜。祖母现在整天都在头上盖着那块自制的手巾，那么短的头发她觉得没法见人。在小葫芦街上，只有祖母这样年纪的人还遵守着几十年前的老规矩，坚持认为老太太头发收不起来死了阎王都不要，阎王不要还怎么死，死不掉那就太可怕了。祖母在变糊涂和爱唠叨之前就一再表示，她可不愿成为一个老不死的。所以她用手巾盖住脑袋，把那些短发遮住。
       西瓜是天南带来的。我回家的第二天他就来找我玩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午睡刚起，母亲从菜园子里回来，见到天南脸就拉下来了，什么话都没说又拎着篮子去菜园了。天南一定是没看清母亲的脸色，在院门口就喊起了我的名字，说是送西瓜给我吃了。我们坐在柳树底下吃起祖母切开的西瓜。我和天南好几年没在一起玩了，他初中毕业以后就四处找钱，用母亲的话说，是瞎混。我却读了高中，然后上大学和工作。天南并不显得陌生，哗啦哗啦地啃着西瓜，汁水顺着手和胳膊流到地上。我看到了他左手上剩下的那半截小指。
       母亲坚持认为那半截断指是天南偷鸡摸狗的见证。母亲昨天晚上对我说，这下好了，蹲在家里吧。想跟天南学还不容易，手指也伸过去给人家剁掉半截。其实我们小葫芦街的人都知道，天南的小指不是因为偷红石头村歪头家池塘里的老鳖被歪头剁掉的，恰恰相反，天南没偷，手指是他自己剁掉的。几年前他就和我说过一次，意思是日子不好过，现在只是搭上一根手指，不定哪天小命也搭上了。我早就知道初中毕业后他四处游荡，干过泥瓦匠，卖过水果，贩过假药，到野地里捉过黄鼠狼和黄鳝。他的手指就是在捉黄鳝回来的途中丢掉的。
       那次收获令人满意，不仅捉到了十来斤黄鳝，还在乌龙河北岸边上捡到一只老鳖。捉黄鳝是件苦差事，半夜三更在野地里转悠，天不亮就得把头天晚上下的黄鳝笼子收起来。太阳出来之前天南已经收拾完毕，挑着他的笼子从红石头的野地里往家走。乌龙河的老鳖大概想到岸上来透透气，不识时务地爬到了一块石头上。天南当然不会客气，一脚把它踢翻，拎到了口袋里。他只想在歪头的池塘边坐下来抽根烟，折腾了一夜，被露水打得头重脚轻。烟只吸了一半，歪头的大儿子从小屋里钻出来，他只是想撒泡尿再回去睡个回笼觉。小歪头看到天南坐在他们家的鱼塘边上，脚边的一个蛇皮口袋里慢吞吞地爬出一只老鳖来。他对这东西太熟悉了，鱼塘里歪头两年前投放了一百只小乌龟，还指望着老鳖长大了卖个好价钱。谁都知道城里人尽喜欢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了自家的老鳖从别人的口袋里爬出来，火气就上来了。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在自家门口偷起了东西，还心安理得地抽起了烟。小歪头把撒尿的事忘了，转身取下篱笆门上的菜刀，大叫着冲上去揪住了天南，人赃俱获，一个都跑不掉。天南跟他说不清楚，那只老鳖也不像话，顽强地向鱼池里爬。红石头和我们只隔一片野地和乌龙河，大家都认识。天南知道小歪头刚从监狱里出来不到一年，是个前杀人犯，对这种人什么都讲不清楚。承认偷了老鳖当然不行，小歪头完全可以用拳头把他活活打死；留下来更说不清，眼看老鳖就爬进水里了，他被小歪头牢牢地抓住，脱不开身。
       “我没偷，是我在乌龙河边捡的，”天南说。“你什么没干过？蒙我？”小歪头说，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上。“我知道你是小葫芦的惯偷余天南。你跑不了。”
       口袋里的黄鳝也陆陆续续往外爬，天南急了，从小歪头的手里夺过菜刀，没等小歪头弄明白怎么回事，天南已经把他左手的小指剁下了半截。
       “不是我偷的，”天南扔掉菜刀站起来说，“这下你该相信了吧。”举着血淋淋的手走到老鳖跟前，一脚把老鳖踢了回来。
       小歪头没想到天南还有这么一手，他是见过大场景的人，知道放血意味着什么，便无话可说了。这时候歪头穿过野地从家里过来，太阳已经升到树上了。歪头看了一眼老鳖，对儿子说：“不是我们家塘里的，还不找块布给人家把手扎好。”
       然后天南就回来了。再后来就不愿在野地里游荡了，说太苦，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听说这两年他出了远门，到哪个大城市里赚大钱了。当然在家呆的时间也不短，像母亲说的，还是到处瞎混。天南说他的确去外面转了一圈，就是为这个来找我的。他想向我打听电脑的事，他想搞这个。我以为我听错了，电脑那东西不是一个两个钱就能搞到的，再说，我们的小葫芦这样已经被世界遗忘的地方，搞来电脑干什么。
       “我又没说去贩电脑卖，只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能干什么，值多少钱。”天南说，一副瞎聊的样子。“我在南京和武汉跑了两年，看大城市里的人都玩这东西，也想好好折腾一下。”
       看来他的确在外面混过了，举止言谈都带上了点见过世面的痕迹。我告诉他我也说不好，我也就是在大学里玩过几天，现在忘的差不多了，大概只会开机关机，可以上上网，玩玩游戏，查查资料，打打字，看看碟片，就这些吧。工作以后就没碰过，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模样了。我们的那个烂学校，一个月五百块钱的工资都要拖后小半年才发，哪来的电脑。我也买不起，把嘴吊起来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买个一般的。
       “这么值钱？”天南很遗憾地说。“我全把他们便宜卖了，几百块钱就出手了，有时给钱就卖。”
       “哇，你出手倒是大方，哪来那么多的电脑？”
       “别问了，知道了你要害怕。”他点了一根烟，递给我一根，我说我从不抽烟。他脸上出现了怪异的表情，微笑挂在两个多肉的腮上。我知道那些电脑的来路了。“其实也没什么，大教授，”他说，用的是我们同桌时他给我取的绰号，让我看到了十年前整天混在一块儿的幸福时光。他的口气像开玩笑，“从那些有钱人家顺手拿的。他们出门后我再开门进去，一个大口袋半个家都装下了，还在乎一台电脑。你不知道他们多有钱，我见过一家最多有三台电脑，四台电视，一个房间放一个。我想他们也用不了。”他和读书时没变，说话还是直来直去，什么都不在乎。他的回答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说：“跟抽根烟一样容易？”
       “比抽烟要难点儿。不过只要想干，办法还是有的，活人哪能让尿憋死。”他清清淡淡地踩灭了烟头，拍了一下膝盖，说，“上午我看到百灵了，告诉她你回来了。你也不过去看看人家，不就是个教授么，牛什么，小心她被别人骗走了。”
       
       4
       除了我家人，天南是小葫芦街上第一个知道我辞职的人。这些天他没事干，有空就来找我。母亲仍然不喜欢他，但态度改变了不少，她担心我老是窝在家里会出事，有个人陪着总可以让人放心。回到家以后我才逐渐明白辞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未考虑过的生活、未来之类的大问题这会儿全来了，躲都躲不掉。我没有明确的后悔，但是日子变得不好过了却是明摆在眼前的，心情也跟着乱起来。有天南嘻嘻哈哈地和我说话，我的情绪多少有点起色。
       我们聊的大多是过去在一起的开心事。比如小时侯一起去乌龙河边放鸭子放牛，一起逃课到野地里去游荡，有时还把百灵和年大胖子带上。百灵和年勇胆小，烧土豆时听到护校的老马敲响了上课铃就哭了，害怕老师罚他们扫一个星期的教室。那时侯百灵一哭就往我身边凑，大概就是那时候我们相互喜欢上对方的。我们都说年勇白长了一个大憨个头了，屁大点事都扛不住，却天天闹着要跟在我们屁股后边玩。
       然后聊到了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都变了。天南成了方圆闻名的闲杂人员。百灵当了小学教师，能歌善舞，长得越发漂亮了，母亲就警告过我好几次，让我赶快下手，很多年轻的小伙子都在小学校门口晃荡，错过了一天就错过了一辈子。年勇也非昔日可比了，他叔叔成了镇上银行的头头，搞到一笔钱，让他和在派出所当什么队长的哥哥开了一家很不错的饭店，听说这几年腰包鼓起来了，肚子更大了，看人都是斜上三十度，因为个高，基本上看不见小葫芦街上的人。
       天南对我什么都不隐瞒，还和同桌时一样。他说这两年逛了一圈真是开了眼界，二十年摞一块儿也没十来个月看的东西多。
       “我们算什么？屁也不是。当然了，他们其实也屁也不是。”他学会了在无名指上戴上了银戒指，学会了用银戒指拨烟灰，他一直就这么在我面前拨来拨去。“我知道这种事不光彩，可我实在找不到能够在那些地方活下去的门路。我捡过垃圾，蹬过三轮，睡过桥洞和水泥管子，有两天我只吃了半块方便面，还是从垃圾筒里找到的。后来还是干了，我还能干什么？我想看看他们家里到底有些什么。看了吓我一跳，乖乖，要那么多干什么。我就帮他们用用吧。我认识了一个安徽人，老婆跟别人跑了的三十五岁的男人，两人一块儿干。有点害怕，干多了就没感觉了。干一会儿歇几天，钱包瘪了又凑到一起了，跟约好了似的。挣了一点钱，想回来找点正经事干，这不，晃过去两个月了还是没头绪。没办法，看来还得去。”
       我无话可说，劝是没用的，他不是小孩，该懂的比我还懂。他找不到事干，就像我现在这样，逐渐被一种莫名的焦虑占领了。
       “辞了职你打算干什么？呆在家里肯定不是个事。”
       “我也不知道。”
       我突然希望这个夏天没完没了才好，炎热和作为暑假的称谓是我呆着不动的最好借口。可是暑假过了我该干什么呢。没想好，也想不好。
       “跟我一起到北京吧，”天南说，“九月份凉快了我想去北京看看。有我一口饭吃就饿不死你。”
       我笑笑，没置可否。“再说吧，”我说。北京我没去过，陌生的大地方让我恐惧。读大学时一个姓程的老教授说，年轻人应该出去闯闯，否则很容易早衰。我想我现在可能是害怕去闯，我早早地老了。
       我和百灵的来往在这个夏天多了起来。她经常到我家来，比我不在家时来得更多了，街上的人都把她当成了我父母的准儿媳妇。我不说，她也不说，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百灵不知道我辞职的事，母亲不让我告诉她，天南也这样告诫我，最好不要让她知道。事实上也只有天南一个外人知道这件事。我也常到小学校去，既是去打篮球也是去看她。
       一到下午我就烦躁，不知干什么好。天南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个破篮球，让我和他一起去活动一下。我知道他是让我去见百灵。我们那地方只有小学校才有一个比天南的篮球好不到哪去的篮球场，球场正对着百灵的办公室。好在我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虽然不太在行，总还有点能吓唬人的样子。打过一次我就知道一个夏天的下午该怎么打发过去了。天南的篮球打得很一般，只能算是知道篮球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兴趣也不是很大，扔了几下就坐到球场边上的树阴底下，斜着面对百灵的办公室。他不时告诉我，百灵办公室里的老师哪个又伸出头看我了，捂着嘴的，笑着的，指点着我。他们在替百灵审查男朋友哪。
       只有我一个人在下午渐弱的阳光底下大汗淋漓地跳来跳去，流汗和疲劳的感觉让我舒展。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残缺不整的水泥球场上腾挪跌宕，有种正在生活的扎实的安慰之感，觉得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脚踏实地。但是黄昏来临，孩子们吵嚷着从简陋的教室里鱼贯而出的时候，我的心情又坏掉了，我想起了我的学生，他们那些早早麻木了的脸，还有将来的生活。该死的将来，我该做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呢。这时候百灵也忙完了，端着两大杯水从办公室里出来。杯子是我来这里打球以后她特意准备的。她把湿毛巾递给我，让我擦擦身上的汗。我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个小背心，有时候干脆背心也脱掉，光着上身热出一身的油汗。
       “偏心，你怎么不给我一条毛巾擦擦汗？”天南取笑她。“我也是在这个球场上打球的。”“去！你又没流汗，一直干坐在那儿，你以为我没看见。”说话时她还和过去一样，向我身边凑了凑。她说，“你看你，胳膊都晒脱皮了。”从我手里接过毛巾，小心地擦那些晒脱皮的地方。“他们都说你球打的很好，姿势也好看。”
       “乖乖，百灵同志，现在就这么说啦，脸红不红啊。我也打球，就没人夸我一句？”
       “你那也叫打球？在树阴底下坐了半个下午，他们都说你是在这儿坐着睡午觉呢。”
       “天南在思考关于人类前途的大问题，”我说，“哪有时间打球。”
       我的玩笑开得并不成功，他们都没感觉。
       “我也给你送了一杯水了，”百灵说，接下来的是对我说的，“天南经常来学校看我，还给我带过很多好吃的。”
       “喂喂，你别这样说，不要让大教授误会，”天南说。“我只是帮着教授保护你一下，不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你的工作和你们两个，那个，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什么情的。我们是老同桌，这点忙还是要帮的。你说是不是大教授。”
       这种话天南常说，他总喜欢把我和百灵放到一起表达出来。百灵还是每次都红着脸低下头去，“不理你了，”她说，扭着身子站起来要走。
       我本能地敏感起来，脱口而出：“谁？”
       百灵嘟着嘴，低着头向上瞟我，小声说：“年勇。”然后争辩着，“他只是偶尔过来玩玩，没什么的，我只当他是同学，真的！”她一急抓住了我的胳膊。
       5
       若是百灵不来，我们家的气氛一直是不冷不热的，连对现在的生活知之甚少的祖母，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句话能重复十几遍了，她老人家头上时刻盖着那块毛巾，再热也不拿下。父亲在家总是说水稻的事，吃过饭扛一把铁锨就下地了。在往年这种时候是很清闲的，他会到曹三家的小店和一帮闲人打牌下棋，晚饭都能一拖再拖，一直下到半夜才回家。现在突然都戒了。母亲变得寡言和不耐烦了，过去祖母不住的唠叨她都能忍受，现在不行了，祖母稍稍引起一个话头，母亲就说，行啦，八辈子以前的事有什么好说的。祖母看看我，便不再说话了。母亲也很少串门了，只在我回来一周后的某一天去了一趟外婆家，一大早天没亮就出门了，直到晚上九点钟才回来。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到外婆家去都是步行，十几里路，母亲走路又快，通常早上七点出门，午饭之后就回来了，回来后精神一般都不错，因为外公和外婆的身体都很好。但那次不同，回来后眼睛红红的，眼泡都肿了，我问是不是外婆他们身体出了问题，母亲说不是，他们很好，外公一顿还是两碗米饭。母亲哭过了，毫无疑问，我去厕所时，听到她在柳树底下对着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好在百灵很快就放暑假了，一两天就来我家一次，也不是和我呆在一起，而是帮着母亲做一些家务。母亲喜欢百灵，常常在干活时就忘了手中的事，满足地看着她理想的儿媳妇，看得百灵不好意思。百灵在午饭后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她感觉不对劲儿。
       “没有啊，能有什么事？”我终于开了一个关于我们俩的玩笑，“妈可能是觉得你比较像她的儿媳妇。”
       “去，不理你了。”她把一个洗过的盘子又洗了一遍。“喂，还有一件事，说了你别瞎想。答应不瞎想我才说。”
       “说吧，地球明天爆炸我都扛得住。”
       “早上我来的时候遇到了年勇，他说什么时候有空请我们和天南吃饭，老同学聚一聚。”
       “我们是谁？”
       “当然是你和我。”解释完了她才发现是个圈套，跺着脚把盘子里的水往我身上泼。我抓住了她的手，第一次，就被从外面进来的母亲看见了。母亲看见了，转回身向院门外走去。
       晚饭后百灵回家了，母亲来到我的房间。
       “百灵知道你辞职了？”
       “我还没告诉她。”
       母亲长叹一声，说：“她知道了还会再来我们家吗？”
       我也不知道。母亲的担心在她看来是十分有道理的，围在百灵身边转的小伙子很多，有不少都是我们海陵镇上小有头脸的人物，比如年勇。前些天我和天南在小学校里打球时见到了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年大胖子了，当然现在更胖了，但却是眼下小老板的流行的胖，看到他们不同凡响的肚子和腰身时，你会想起他们同样不同凡响的鼓鼓囊囊的大钱包。他是小葫芦街上为数不多的皮带上武装了手机的人之一。我们看见了他，我相信他一定也看见了我和天南。他愣了一下转过身，走两步停住，没有回头，然后走出了小学校的大门，身上的衣服滑动着大片的阳光，然后我听到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响起来，很快又被蝉声掩盖了。
       6
       八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我和百灵刚出院门，遇到了来找我的天南。小学校有个规定，为了保护公共财产，暑期安排教师护校。两个教师搭配起来住在学校里，两个人要护一周，现在轮到百灵和她办公室里的田老师，一个五岁男孩的妈妈。百灵在我家吃过晚饭，我正打算把她送到学校里。
       天南说：“太好了，百灵也在，省得我再跑一趟了。年大胖子让我告诉你们，明天晚上他请我们吃饭，在他的‘年年有余’大酒店。五点钟他开车在小学校门前接我们。”
       “去不去？”百灵问我。
       “当然去，老同学聚聚不是很好么？”我说。“那我们怎么回来？天黑，从镇上回来还有十里路呢。”
       “当然是年大胖子再把我们送回来了，”天南说。“要是有去无回，年大胖子就太不够意思了。”
       第二天下午五点钟，我们来到小学校门前，年勇果然开着车来了。他饭店里的搞采购的工具车，还带了个和他相比瘦得不像样的司机。小车不是很好，六成新，白漆剥落，但那是年勇自己的私有财产，这在海陵镇也不是件谁都能做到的事。年勇热情地和我握手，好像上次根本就没看见我，脸上的笑一坨一坨地抖。
       天南说：“胖子，别搞得跟真的似的。”
       他说的是年勇握手的见面方式，年勇以为说的是用车来请我们到他的大酒店吃饭这回事，颇为得意地说：“哪里哪里，请大教授嘛。车子是自己的，当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我表示感谢，为了满足一下年大胖子，我说：“胖子混得不错啊，我们当年的一帮同学里，就你混得最好，看这肚子的规模，不是三个月两个月能速成的。”
       年勇嘿嘿地笑，说：“没办法，什么时候向大教授请教一下减肥的诀窍。”他跟我说话眼睛瞟的却是百灵，嘴角油汪汪地蓄满水，像刚吃过一大碗红烧肉。
       百灵突然抱住了我的胳膊。我说突然是因为之前她从来没有当着别人的面这样做过，即使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我知道她的意思，她要让我放心，也让年勇看清楚她和我的关系。
       天南说：“行啦，有话到饭桌上说。我早就想着胖子的那桌好酒好菜了，昨天晚上就开始留下肚子了。”
       车开起来就凉快多了。年勇坐在副驾驶座上，我、百灵和天南坐在后面一排，一边走一边听年勇讲述他的伟大的事业史。他侧身面向我们，左胳膊搭在椅背上，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百灵靠窗坐在最边上，一直看着窗外的田野，脸上的潮红还没褪下去，因为她的左手在我手里，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年年有余”看上去还可以，但大酒店三个字还是有点大而无当。我看了一下，那条街上的所有店面名字都很威风，起码三星级的，内容却还是停留在小镇这个层次上。年勇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包间，他在这个小房间里花了不少工夫，消灭了不少乡下的痕迹。总的说来还不错，那顿饭是我这几年来吃得最好的一顿。天南吃的也不错，喝的也不错，他的酒量最大，一个人喝了八瓶啤酒，唯一的反应就是中途去了两次厕所。我是不行了，半瓶正好，一瓶头就开始转了，一瓶半人开始转，但是那天晚上我喝了足足两瓶半，剩下的半瓶还是天南帮我喝的。百灵不让我喝，但是没办法，年勇的热情让人受不了，我宁愿痛痛快快地再喝一瓶也不愿看到他的那张肥腻的笑脸。他一会儿教授一会儿知识分子地叫，说如果我不喝就是看不起他。我舌头打结地说，大家都是同学，是兄弟，谁都没资格看不起谁。年勇说那就好，喝。我就喝，就喝多了。百灵意志比较坚强，她说不喝就不喝，从开始就抱着一小瓶雪碧，一直抱到饭局结束，中间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让我少喝酒而踢我的脚，不断地在桌子底下踢我的脚，可我还是喝多了。
       我们三个男人谁喝的都不少，但是哪个醉了没有我不知道，分不清了。十点钟结束，坐上车回小葫芦街。在车上我都记不起在饭桌上聊了些什么，好像坐下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喝得我不行了，想吐，结束。百灵也要回学校护校，田老师特别嘱咐百灵早点回去，她一个人呆在空旷的校园里害怕。一路上我都把脑袋伸到车窗外边，以便随时倾泻而出。竟然没吐，天南说那就留着，好不容易喝进去的，吐出来就太浪费了。
       回去的时候天气就不妙了，开始起风，路两边黑暗的大风像水一样漫过野地。百灵有点着急，催司机把车开得快一点，以免半路淋雨，车子走土路不方便。还好，只是一直起风，把百灵送到学校雨也没有落下来。我原来指望一路大风能把酒气给吹散了，到了小学校发现不但没有吹散，反而被风吹得更厉害了，难受得想立马倒在地上。
       年勇大着舌头说：“大教授你太没出息了，这点酒量以后还怎么混。好了，我送你回去，送你回去。”然后对司机摆摆手说，“你开车回去吧，今晚我不走了，就在小葫芦住下了。我把教授送回家。”
       我说：“都是兄弟，胖子你太客气了。赶快回去吧，雨马上就来了。”
       “没事，”年勇声音扭成了麻花。“我一定送你回去，送过你我就去我妈那里，好长时间没去看我妈了。”
       天南说：“那就留下吧，难得胖子有这份孝心。”
       7
       年勇把我送回家就去他妈那里了。他妈还住在小葫芦街，胖子要她搬到镇上和他一起住，她不愿意，在街上住了一辈子了，舍不得离开。我到家很快就吐了，吐得淋漓畅快，感觉肚子里所有东西都倒空了。祖母他们都睡了，天南帮我收拾了残局。他把秽物扔掉从外面回来，告诉我开始下雨了，雨点很大。我关上吱吱呀呀的电扇，果然听到雨点沉重地击打着屋瓦。
       “一场好雨，”天南点上一根烟说，他要等雨停了再回家。“胖子他妈的成心要灌你，你不该喝那么多。”
       我有气无力地说：“高兴嘛，难得聚一次。”“他是嫉妒，追不到百灵了借机整你。不过胖子也喝了不少。我也喝多了。”
       “你不是说没问题么？”
       “那是骗胖子的。我如果不硬充着找他喝，他还不把你灌死。”
       天南抽了三根烟，雨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都快睡着了。突然我听到了有人用力地敲着我的后窗，听到一个女人在喊我的名字。天南从椅子上跳起来去打开窗户，雨点立即扑进房间里。我听到田老师在屋后大喊：
       “快去，快去！百灵让你快点到学校去，年勇在那里！”
       田老师连伞都没打，冒雨摸黑从学校跑来找我，湿淋淋地站在后窗外，脸上头发上水流不断。“快点！快点！年勇好像喝醉了！”
       我和天南都没顾得上找伞和雨衣，开了门就往雨里冲。天南咬牙切齿地说，这个狗胖子，就知道他妈的没安好心。母亲房间里的灯也亮了，我们已经出了家门。田老师结结巴巴地说，年勇满身是水地敲响了她们的房门，声音都和原来不一样，听起来阴森森的。他一个劲儿地敲门，百灵说她们都睡下了，年勇说不行，他一定要看一眼百灵，他想她，再不开就把门踹开了。她们惊恐地穿好衣服，百灵去开门，让田老师一开门就跑出去找我，越快越好，她尽量把他拖住。
       我和天南跑得飞快，这是我这辈子在雨里跑得最快的一次，天南跑得比我还快。在跑步上我一直不是他的对手。泥路上湿滑，田老师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很快就被我们落下了。她也没经过这种事，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急得大哭。
       刚进校门我就听到百灵的尖叫，我都快疯了。跑在我前头的天南被泥水里的什么东西绊了一跤，整个人扑倒在水里。我没工夫拉他一把，连汤带水地冲进了百灵的房间。该死的胖子正在撕扯百灵的衣服，上衣已经被他撕掉了半边袖子。年勇像一头大狗熊扑向百灵，硕大的屁股正对着敞开的门。我吼了一声，从侧面对着他的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年勇倒在地上，像一摊行动不便的肉。他想爬起来，天南已经进来了，跟上来一脚又把他踹回了地上。
       百灵扑进我怀里，声音都变形了。她吓坏了，身子抖得像被电击似的，一阵阵打着剧烈的寒战。我抱着百灵站在一边安慰她，天南发了疯似的对着年勇的身体猛踹，嘴里叫着：“你他妈的畜牲！畜牲！”
       我把衣服脱下来给百灵披上，田老师跑进来了，紧张地抓着百灵的手，哆哆嗦嗦地说，没事吧，没事吧。百灵只是哭，抱着我的腰。年勇被天南踹了几十脚之后才抽空从地上爬起来，嗷嗷叫着要还手，又被天南一脚踹倒在地上。父亲和母亲也湿淋淋地跑来了，怀里抱着两把雨伞和一件雨衣。母亲看过百灵发现没什么大问题，就让我赶快把她带回家，余下的事他们来处理。
       天南把年勇拽起来，说：“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我们到外边把这事了结掉。”然后对我说，“你把百灵带回去，这狗日的交给我了。”年勇空有一个大块头，打起来还不是天南的对手，天南个头不高，身体却灵活结实，他什么事都经过了。
       天南把年勇推进了雨地，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我把百灵带回了家。一会儿工夫母亲把田老师也带回家了。父亲留在小学校替她们护校。我们回到家里，祖母已经烧了一大锅热水留给我们洗澡，还在另一只小锅里烧了一锅姜汤。百灵在祖母怀里又哭了一回，然后开始喝姜汤，洗澡。都收拾完了，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田老师留在我家，和母亲睡在一起。百灵在我的房间，除了洗澡那一会儿，她一直抓着我的手。
       进了房间她平静多了，只是委屈地哭，在我怀里嘟囔着说害怕，要结婚，她想早一点结婚。我们真的就把那天晚上稀里糊涂地当成了新婚之夜。在错误没犯之前，我努力提醒自己，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
       我说：“你会后悔的，我已经辞职了，什么也没有。”
       百灵说：“我知道。我是嫁给你，你干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
       女人的逻辑有时候毫无道理可讲。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辞职了？”
       “我早就感觉到了，你们家整天愁眉苦脸的，跟天塌了似的。”
       雨一直没停。我们刚停下来就听到后面的敲窗声。
       “谁？”我问。
       “我，天南。胖子我教训过了。”
       “他人呢？”
       “还能到那儿，去他妈那里了。”
       “天南，你从院门进来，”百灵说，“我给你热姜汤喝。”
       “别麻烦了，我困死了，要回去睡了。你们忙吧。”
       他随手又敲了两下窗户就走了。百灵掐了我一下，缩进我怀里。
       8
       两天以后小葫芦街传开了年勇的死讯，他是那天一早被钓龙虾的小孩发现的。年勇的尸体漂在后河的芦苇荡里，鼓胀得像个气泡，还穿着那天晚上的衣服，身上落满了苍蝇。我们一家包括百灵和田老师，无一例外都被公安人员带去了问话，还有天南。我是从派出所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天南，他已经被调查过了。
       “怕什么？我就是踹他两脚，他死了关我屁事。我也挨了他好几拳头，淤血现在还没消。”我们骑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我问他那天晚上他们出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怀疑胖子是我杀的？”
       “没有。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说。“你是帮我才惹上麻烦的，我不想警察冤枉你。”
       “我都跟警察说得很明白了，我们出了学校，我一直在骂他，我最痛恨这样的人了。我想痛快地和他打上一架。他也骂我，我们就打起来了。谁都没赚到便宜，只是他一个空架子，三两下就不行了，多挨了我几拳。后来我也懒得打他了，雨又大，就散了。他说他回他妈那里。我怎么知道他就钻芦苇荡里死了？”
       “他骂你什么？”
       “还能有什么？我不想听的。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
       和我们一样，从天南那里公安局也没能找到年勇的死因。案子很棘手，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雨过天晴的芦苇荡边什么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小葫芦街上议论纷纷，但议论不过是议论，他们对年勇的死缺少愤怒和同情，倒是对他雨夜闯进百灵她们的房间表示愤怒和鄙视，认为这样的人死有余辜。认为年勇死于他杀、并且主张严惩凶手的只有年勇的叔叔和哥哥，尤其是他哥哥，有事没事开着摩托车到我们家周围转悠。他母亲除了悲痛无话可说，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并非死得干净和无辜。
       因为找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最大的嫌疑人天南仍然没有失去自由，他和往常一样在午睡之后来到我家。来时不忘带上一个大西瓜，我们坐在柳树底下边吃边聊。母亲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觉得我们家拖累了他，给他带来了这么多麻烦，所以经常留他在我家吃晚饭。因为临近开学，百灵这几天常要到学校去，她担心刺激我，就嘱咐天南多来陪陪我，让我不要想得太多，辞都辞了，就这样了，没什么活不下去，又撞上年勇的事，别烦出毛病来。天南也没事，睡醒了就过来了。
       我在柳树底下支了张桌子放西瓜。天南让我多吃，说多喝水多吃西瓜利尿，能够避免结石和糖尿病什么的。我对医学一窍不通，但我对西瓜情有独钟，吃起来也不输给他。正吃着，年勇的哥哥骑着三轮摩托车从街上拐过来，带了两个部下，后座上一个，车斗里一个。他看到我和天南坐在树底下，车子就停在我家门前。
       “你们日子过得不错啊，一天一个大西瓜，”年勇的哥哥坐在车上说。另外两个抱着胳膊站在上司跟前，阴阳怪气地看着我们。
       “你们也来一块？”天南用菜刀点着另一半还没切开的西瓜说。“大着哪，俩人吃不完。”
       “留给你吃，”年勇的哥哥说，“多吃一口赚一口，还有你没的吃的时候。”
       “你还认为胖子是我杀的？整天在这儿转，你们烦不烦？”天南说，然后他做出了让周围四个人都叫出声的事情来。他手起刀落，左手的无名指齐整整地留在了桌子上，他竟然哼都没哼一声。“看到了吧，”他把半截滴血的指头拿起来对年勇的哥哥晃了晃，甩手扔到了他们的脚前。“我说过了，胖子的死跟我没关系。”
       他们几个也愣住了，一只公鸡跑过来也没想到把它赶走。公鸡从容地叼起了天南的半截无名指，一阵小跑离开了。我要追上去抢下手指，天南一把拉住了我，
       “让它吃，公鸡从来不吃杀过人的无名指。”
       我们都看到那只公鸡将天南的手指放在地上，翻来覆去地啄，显然对它很感兴趣。年勇的哥哥脸上的肌肉抖动几下，说：“你有种。”发动摩托车带着两个部下离开了。
       给天南包扎伤口时我疑惑地问他，公鸡不吃杀过人的无名指，我怎么没听说过这种事。
       “我也没听说过。做点样子给他们看看，省得天天来烦人。”天南说。
       “那也不需要断送一根手指来做这个样子，十指连心哪。”
       “所以才管用。无名指留着也没用，你看我没了半截小指不照样活得好好的？”他终于叫出了疼，丝丝啦啦地吸冷气。“这帮鸟人你不给他们放点血他们就不死心。”
       用了大半瓶云南白药才止住流血，看得祖母两只小脚一个劲儿地往后退，右手紧紧捂住头上的手巾，跑来跑去帮我拿白布，嘴里说：“这可怎么办理？这可怎么办理？”
       包扎好了天南又拿起一块西瓜，吃着说：“我想明天就走，省得他们再来找麻烦。先到北京去看看。一块儿去？”
       我脑袋一时没转过来，明天就走？太突然了。我也许应该出去闯一闯，可是眼下还没有立刻行动的想法，而且还有百灵。很多事真正迫在眉睫了，就不是想象的那样可以利索果断地解决掉了。
       “算了，你再等等吧。还有百灵，你们可能要结婚。我想明天就走。”
       9
       八月三十日之前的几天是我最为痛苦和无聊的时间。往年这个时候我该整理行装回学校了。现在我无所事事。天南去北京了，那天他说过去北京之后我再也没见到他，一定是走了。我想起了四十里外我的那所中学，我不喜欢它，讨厌它，不愿见到那些年复一年早早麻木的孩子，可是现在，我想念他们，比什么时候都更想念他们。我发现我原来也是爱那所学校的，爱那些到了冬天都穿着旧黄军大衣的孩子们的，我还想着早就有过的一个想法：我想把他们都教好。这个发现尤其让我痛苦，我开始后悔当初草率的决定。
       三十号一大早母亲就拎着一个大包袱出门了。等我起了床，祖母告诉我，母亲回娘家了，晚上才能回来。我又要度过一个难熬的日子，尽管百灵有空就来陪我，仍然不能改变这一天的漫长。我感到一天比一天更漫长。晚饭百灵早就做好了，一直放在锅里，说要等母亲回来一块儿吃。大约八点半，母亲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进了门她把包袱往椅子上一扔，我从没看到母亲有过这种动作，家里人大概也觉得陌生，都瞪大眼看着她，等她说话。
       “我热死了，百灵，把电扇往这边转一转，”母亲说，一屁股坐到另外一张椅子上。
       祖母坐在她前面的小板凳上，电扇的风猛烈地吹过来，掀掉了头上的白毛巾。祖母想抓没抓住，只好慌忙拢住头发，忽然麻利地站了起来：“长起来了！长起来了！能扎了！”祖母激动地说，“能扎起来了！这可怎么办理？这可怎么办理？”
       祖母忽然发现她的头发悄悄地长长了，已经可以扎起来了，再也不要整天盖着一块毛巾了，她已经获得了死亡的资格。
       母亲却大声说：“儿子，校长让你明天去学校报到！”
       我看着母亲。百灵说：“真的？”
       这个消息让祖母和父亲也吃惊，祖母不说话了，父亲从烟叶的浓雾里站了起来。
       “校长亲口对我说的。”母亲说，眼泪哗地流了一脸。“儿子，你还是一个老师。”
       百灵抱住了我的腰，说：“这下好啦！”
       我说：“我不是辞职了么？”
       母亲说：“校长没见到你的辞职报告，想辞职要当面向他辞职。你还想辞职吗，儿子？”
       我什么话也没说。母亲竟然在一天时间里来回步行了八十里路，她还带了一个包袱，她想给校长送礼，求他让我再回到学校。而校长当初就没看到那份辞职报告。我觉得奇怪，我是亲自放在了校长的办公桌上，还用墨水瓶压住了，怎么可能没看见？可是母亲说了，校长没看见，他让我明天去学校报到。我想起了刚回家一周后的那一天，那时侯母亲就去了一次学校，只是那会儿学校已经放假了。
       母亲步行了两个八十里路，我又成了老师。
       当天晚上百灵就帮我收拾了行李。收拾好行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和第二天送我走的最后一句话相同：“我要结婚。”
       我说：“好。”
       早上七点多钟，太阳已经升起。我推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准备去四十里外的学校。从曹三家的小店拐上大街，我看到一伙人吵吵嚷嚷向远处走去，后面跟着一群早起的看热闹的小孩。我问站在商店雨棚下的一个人，那些人在干什么？
       “公安局的，抓天南的。他真的杀了人。”
       我仔细看了一下，果真看到了人群里走着一个被推搡着的小个子男人，他走路的样子像极了天南。可是，天南不是说年勇不是他杀的么？他不是早就去北京了么？
       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说：“回去啦？”
       我说：“回去了。”
       又一个人说：“哟，回去啦？”
       我说：“回去了。”
       徐则臣，作家，现居北京。著有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