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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过早地在我的生活中退休了，算起来已有十年。我用过两辆自行车，一辆是乡下教书时骑的“飞鱼”牌28车，车子是我大哥在镇里赊的，120元的车钱，我花了3个月还清。过了一年，我进了城。尤少兵把他的“坐骑”送给了我。那是一辆26车，用了两年，但车架还是闪闪发亮的。尤少兵说，28车笨重，骑起来像个贩卖猪仔的人，26车载女孩子比较优雅。真是可惜，我骑了5年，一个女孩子也没载过，很是对不住好朋友的一番心意。在县城呆了3年，我又到了市里。在市里上班，但还是借租在县城，每天骑自行车往返。直到1995年夏，我搬到一个叫邱宁的朋友家居住，才结束了这种鸵鸟一样的生活。26车也结束了它的里程——我一直走路上下班。邱宁是搞摄影的。他也是借租的。
       那是一栋三层民房，紧靠铁路。我们住在二楼。一楼是一个搞运输的租户，三楼是房东一家。很长的时间里，我无法正常入睡——火车声滚滚而来，洪水一样肆意。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热爱。——穿过铁路，大片大片的灌木翻卷，茅草涟涟，牵牛花一直铺到火车消失的视野里。尤其在秋天，墨绿和橘黄的色彩，堆叠在郊区这块画板上。薄暮余晖，熔化在缓缓奔流的信江，天穹下坠。灰烬的，充满回声的，凹进胸腔的。秋天，乍看上去，显得有点板滞。它美得如此简单，一如人的本原。我经常吃过晚饭，到那片丛林里散步。天空弧形，与不远处低矮的荒丘相衔。火车经过，我看见一对对情侣，在晃荡的气流中，紧紧拥抱在一起。
       暗房设在邱宁的卧室。它更像一个单身汉的展览室，或者说，是一张布满灰尘的静物速写：被褥还是下床时掀开的样子，床架上搭着一件芝麻花的睡衣，几双旧皮鞋不规则地躺在床底下，寂寞而无辜，靠床的桌子上有扑克牌、洗发水、摩丝、写不出字的钢笔、掉了牙齿的头梳，窗下是两个纸箱，里面是衣服，裤子，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进门的右墙下也是一张桌子，有一个水盘，压手裁纸刀，15瓦的台灯。邱宁就在这盏灯下冲洗照片。我从他冲洗照片的张数，可以计算出他一天的收入——5寸的5块钱一张，6寸的8块钱一张，7寸的10块钱一张，底片4块钱一张。他在一座商贸城的三楼，租了一个小店面和一个摄影间。他以照黑白照为生。他照片的张数，每个月都在减少，有时连续几天一张也没有，这有可能是生意越来越冷清，也可能是他根本没上班，而是躲到某个人家里打麻将。邱宁洗照片的时候，我就站在边上看，他边洗边教我。真是丢脸，我一点也记不住——我对许多东西是极其笨拙的，怎么教也不会，比如换保险丝，每次断了，我都打电话叫电工来修。在暗房里，我看着人在水中的相纸上，慢慢显现——这个过程，和回忆没有差别，甚至可以说，那是回忆的本质——驻足停留的瞬间，姿态是那样的打动人心，在我们孤立无援时浮现。
       其实，我没有打算在市里居住，我的朋友大部分在十华里外的县城。假如我没有回县城，晚上基本上是在电影院里度过前半夜，脚搁在椅子上，呼呼酣睡。和我一起酣睡的，还有邱宁。散场了，我跑到他家搭床。搭了几次，邱宁说，我隔壁还有一个房间，你一起搬过来住吧。我说，也没有什么可搬的，我只有几件衣服和一捆书。我一直觉得县城是我生活的一种补充，但我也说不清，到底补充了什么。它只有一条五华里长的街道，两个“丁”字路口，被我的脚步翻阅了几千次。而很多人是在县城上班，居住在市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反向”生活的人。
       和邱宁一起生活的，还有他年迈的母亲。他母亲是个基督信徒，饭前会祷告，筷子摆得整整齐齐，低头，微微闭上眼睛，左手按住胸口，右手抚桌，嘴唇激烈地磕碰。我叫她伯母。伯母的卧室兼餐厅用，有一个外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乌黑发亮的铁轨。泥浆一样的阳光，通过这个甬道，喷射到我们脸上。有时候我午睡晚了，也不去上班，端一把竹椅，坐在阳台上发呆。伯母会靠在门框上，对我说：“你是邱宁的好朋友，你要多劝劝他，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不讨老婆呢？”她个子矮小，头发斑白，脚小，走路很快，脸上爬着一层层的皱纹。我说，我已经劝过多次了，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伯母穿一件黑褐色的对襟衣，一边喝茶，一边用茶水抹头发。她又说，邱宁从小丧父，吃了很多苦，你多帮帮他。伯母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吃了早餐，去买菜，回家唱耶稣歌，下午小睡，唱耶稣歌，星期天去和姐妹们聚会祷告。伯母不识字，但能够背大段的经文。她经常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眯起眼睛，看来来往往的火车。我不知道伯母的心里，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她说，上帝看着我们生活，上帝就站在我们身边，但我们看不见他。阳台的十里之外，就是她的家。那个地方叫灵溪，饶北河从那儿汇入信江。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到过这个十里之外的小镇。她的房子在她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倒塌了。她很多次向我说起邱宁父亲死的情景。她说，孩子的父亲把头靠在床沿，张开嘴巴，眼睛看着她，一直看了三天。她的脸上有着别样的平静和慈祥。她的脸被她的背影所吞没。
       我隔三差五在伯母那儿混饭吃。她喜欢烧鸡排和排骨煮冬瓜片。厨房在一楼的柴火房，她烧好了，叫一声：“邱宁，端一下菜。”她声音很脆，不像个老人。烧好了菜，她一手扶栏杆，一手支着大腿，上楼。她的身子一晃一晃，像一个搬移的草垛。邱宁在家里，也会去烧饭。他能烧一手的好菜。但我不喜欢。他的菜多为爆炒，而我偏爱煮汤。吃过晚饭，我和邱宁翻过一个镰刀状的斜坡，走一段黑白片般的街道，才会看见城市遮掩的面容——我们透过门缝（虚掩的）看见厅堂里各色人等（假如城市是一所房子的话）。然而，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没有哪个人家的门可以让我们敲。我们晚间徒步的路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什么改变：水果批发市场——五三大道——广场——中山路——体育中心——水果批发市场。我们的房子比邻水果批发市场，腐烂的霉味和果酒发酵的气息，被风一阵阵地赶过来。我被这种气息迷住了，颓废，伤感。像一个可爱的妓女。
       路线是一个“回”字形，我们不觉得单调，也不觉得有多少乐趣。我们边走边说，时不时哈哈大笑。街上的行人和我们没有关系。夏天，我们打个赤膊，把汗衫搭在肩上，油油的，身子发亮，拖一双没有跟的破皮鞋。这个城市，和我的打扮差不多。我们在影剧院的窗口会停留几分钟。那里每天有不同的海报。窗口里的脸，有淡淡的粉妆，粗糙，有疙瘩凸出来，轮廓像个冷花卷。回到出租屋，伯母会说：“回来了。”声音有点从自来水管里冒出来的味道。我们坐下来看电视。电视是14*(的，黑白，声音亮的时候，会呼呼地冒雪花。邱宁把天线斜斜地扭来扭去，在后背拍一下，屏幕又清晰起来。
       现在想想，很后悔那时没有把精力放在追求女孩子的身上。上班是呆板的，很多时间在床上度过，蒙着头，眼睛却是睁开的，要不，就坐在窗前，对一张白纸发呆。我们都想寻找一些别的什么乐趣，但又找不到。我们没有理由，但也只好如此生活。城市就像一个迷宫，我们走来走去，找不到进口，也找不到出口。直到一年后，我才完全摆脱了这样的困兽式的笼子。我搬到了单位家属区居住。我工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机器一样高速运转，很少有时间找邱宁玩，这让我怀念起那个“回”字形。
       邱宁打电话给我说，他开了家小菜馆，有空去吃吃。我去过好多次。小店开在市立医院对面，广场斜边上。酒店有一个大厅，一个包间，厨房也很大。掌勺的师傅是他弟弟邱银。邱银比邱宁小两岁，一直在福建做厨师，脸黑，额宽，有密密的胡茬，不爱说话。邱宁把心思都放在小店的经营上，摄影店几乎处于关门的状态。有一天，我到他店里吃饭，约好了去看电影，出门的时候，被一个女子堵住了。那女的劈头盖脸地把话泼出来，说：“你给我说清楚，我已经找你几天了，你个骗子。”我不认识她，我还以为她认错了人呢。我们往广场走，那女的跟了上来，又说：“你去哪里？不要脸的东西，就想这么溜吗？”邱宁停了下来，说，你干什么，你个烂货。我也停了下来。女的个头很高，穿一件红的东方呢长裙，颧骨凸出来，像两个鹅卵石。女的很瘦，那种干枯的瘦。她铁青着脸，嘴唇不断地抖动。她突然撕扯邱宁的头发，说，你个骗子，你不说清楚，我死到你店里去。我把她扯开，说，明天再说吧，我是他外地的朋友，约好了看电影，在街上这样不好。女的蹲了下去，抱住自己的头，双肩剧烈地起伏。我和邱宁打了个弯，回到了店里，电影也没看。这是我看过的第一个和邱宁有关系的女人。邱宁说，她做水果批发生意，来往有半年多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
       小店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客人还没有自己吃饭的人多。邱宁把包间租了出去，给别人放录像用，以减少高额房租的压力。我对邱宁说过几次，包给别人可以，但不能作录像厅，风险太大。录像厅完全靠毛片赢利，录像一放，整条街都听到女人啊啊啊的声音。邱宁说，不会的，是他放，又不是我放。隔了半个月，一天深夜，邱宁打电话给我，说，录像厅查封了，要罚他两万块钱，快找找人吧。我赶到店里，巡警走了。邱银坐在空空的录像厅里，双手紧紧地捂住脸。还有几个民工扑在凳子的靠背上哭。邱宁说，录像散场了，守店的邱银睡不着，一个人放带子看，五个在广场挖土方的民工，听到啊啊啊的叫声，也跑来看。邱银收了三个人的钱，一人一块，另外两个拿不出钱，也一起看了。民工的屁股没坐热，巡警就来了。钱没罚，但店再也开不了门。
       后来我陆陆续续听到几个朋友说，邱宁借了许多债。也有人说他去了广州，也有人说他去了上海。我偶尔会接到他的电话，说一些近况。我知道他还在上饶。大概是1997年，快过年了，他跑到我办公室，说，想在市区的街面上开一个摄影店，还差一些钱。他说差两万，你借两千就可以了，其他的也说好了。我打开皮夹子，说，拿去吧，做事是好的，以后再说还的事吧。我再没有像那天那样，仔细地看他。他个头矮矮的，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在他脸上卷来卷去。我突然说，我们晚上去玩牌吧，我们已经有两年没玩牌了。他玩牌，赢了，会小孩一样哈哈大笑，一边拍桌子一边说该死该死。
       不知道是哪年的哪一天，在南门口做祷告的地方，我遇到了邱宁的母亲。她没怎么变，只是走路更慢了，视力也没以前好，快入夏了还穿厚厚的棉袄。伯母说，你遇见邱宁，劝劝他，快四十的人了，应该有一个家。我说好的，好的。伯母的胸前挂着一个金属的十字架，手上提个包袱。包袱里是她给别人看的基督歌谱。也是那个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到铁路边的出租屋里找他。我站在楼下，就听到他房间里妇女嚎叫的声音。我咚咚咚跑上去，一看，是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的女子。中年妇女穿一件呢子的秋装，手上戴着戒指，头发遮了半边脸。她坐在门口的凳子上，一边用手拍大腿，一边说，你个游手好闲的穷鬼，你会害了我女儿，你靠什么养她。她抹了一下嘴唇，又说，小学都没有毕业，我女儿可是读了高中的。年轻的女子双手插在衣兜里，右眼皮有一块疤，脸上都是泪水干枯的痕迹，像一张晒干的腌菜叶。疤眼皮说，穷也是我选的。邱宁的裤子上有脚印状的灰尘，衬衫斜斜地拉开，露出手指甲的抓痕。他靠在卧室的门框，用手摸着嘴角的血丝，一言不发。中年妇女说，那好，拿两万块钱来，拿不出了吧，两万块都没有，还讨什么老婆。她站起来，一把扯住邱宁的头，往门框撞。我一把拽住她，说，你是卖女儿让你女儿做妓女好了。中年妇女呜呜地滚到地上，打起滚来。疤眼皮用灵溪话说，你不走我走呢。
       我结婚前几天，疤眼皮和邱宁还来过我家里。我们在玩牌，她在边上看。她在一个企业上班，上夜班的时候，邱宁就骑一辆破自行车接她。那辆车除了三脚架，其它的部件都换了。骑起来咯吱咯吱地响。我认识那辆车，它驮着我走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其实疤眼皮还算是看起来舒服的，皮肤洁白，身材丰满高挑，说话温文尔雅。
       这么多年，邱宁也没把照相馆开起来。他到别人的照相馆了，当了摄影师，照数码彩照。他自己的照相机都挂在了家里。我小孩的每个阶段成长的照片，都是他照的，他塑封好，或嵌好镜框，送到我家里。我家的水管，灯泡，电路，锁，等等，出了问题，都由他解决，面对这些，我相当于弱智。而他一根烟的功夫就完事了。他只读了三年的小学，他学过石匠，做过木工，修过锁。有一次，我们谈论过年这个话题时，说到小时候没东西吃，全靠过年有肉吃。我们几个从乡下来的城里人，一副忆苦思甜的样子。他一直看着我们笑，嘴巴瘪起来。他说他十三岁那年，在武夷山，做窑工，伐木，过年的时候，用脸盆架在石头上烧肉吃，住在茅棚里，天下着雨，雨水哗哗哗地落在肉里，成了肉汤。
       他每次来我家，我老婆都劝他，要生个小孩，没钱，家还是一样的。他说，他的结婚证还没领，没房子，女的不让领。去年秋，邱宁跑到我家里吃饭，一脸哀哀的。他喝了几口汤，就放下筷子了，我说怎么啦。他说，那个女的，把他这几年的存款卷跑了。那个女的说，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看不到想看到的东西。我也一时无语。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在市里，我已经生活了十二年，但我始终没有融入这个身披铁甲的怪物。我不是一个清高的人，有时甚至很世俗，但我找不到通往城市的道路。它在哪里呢？也许这就是城市生活。没有门，也没有路，到处是墙。我和邱宁一样，除了职业和长相，没有区别。我们苦苦挣扎，又要获取什么呢？我这几年，很少出门了，上班，回家陪妻小，偶尔写点豆腐块，有好几次，我想外出挣钱，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像老人一样，过着简单的生活，不为人知，也不为己知。我知道这样的生活，也是暂时的，是行军路上的休整。生活虽然让人很容易疲倦，容易撕裂人，但我们都必须好好生活，因为生活从来就没有退路，没有可以躲藏之处。
       暗室
       楼上的汪师傅向我抱怨说，我对门的小范已经三个月没有交水费了，敲不开门，不知道小范这几个月干什么去了。我说，年前我就没看见过他一家了，我有他电话，我问问吧。小范是我的同学，但几乎没什么来往，只有我在家玩牌的时候，三缺一，才叫他。他喜欢玩牌，麻将，扑克，样样精。他早我两年结婚，他的老婆是燕鲍翅酒店的前台经理，姓爱。他的职业是摄影，我和我家人的影像，大部分出自他的手。他嘴巴叼一根烟，烟灰长长的，快要掉了，他也懒得弹，他右手捏着猪腰花一样的快门线，说：“看着镜头。头发乱了！把衣领翻好。好了，好了。”他的眼镜上有一片微弱的反光。我说，没有把我照成秃头吧。他嘿嘿地坏笑。小范是独子，他爸爸是个地级领导，我几次问他，为什么不和父母一起住，他说他父母反对这门婚事，是他执意娶爱的。
       “范东东，你这几个月死到哪里去了。”刘师傅一离开我家，我就打电话给小范了，“你的水费要不要交啊。”“我打个电话给爱，我催催。”“你也太官僚了。”“不是我官僚。这套房子判给她了。”他的声音有点混浊。“你不要搞摄影，去保密局算了，离婚了，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挂了电话，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老婆洗了碗，靠在取暖器边上，为女儿烤内衣。女儿三岁了，坐在小板凳上看《西游记之取经路上遇圣婴》。老婆低着头，时不时地轻轻咳嗽，头发有些乱。老婆在婚前有一条一米长的辫子，走路的时候，辫子一晃一晃，我说长辫子吸血，剪了吧。在去剪的路上，我想，我一辈子不会离开她。取暖器的光映照着老婆的脸。她还是穿那件红色的外套。外套穿了五年了。我低声地叫她，她回过脸，看我。我说，你买几件好的衣服吧，我们不要指望把钱留到一百岁的时候用。我又说，明天开始，我负责买菜。我老婆笑了起来。
       隔了几个月，我才知道小范离婚，是因为爱和酒店老板有私情。爱是一个文弱的女子，头发拉得酥软，白衬衫蝴蝶结，或套裙，一看就知道是搞酒店管理的。小范离婚之前，我没有看出任何的迹象。她每天回家，差不多我都入睡了。一个月，有那么几次，她床头磕碰隔墙的声响，会把我吵醒，咚，咚，半小时后，她卫生间哗哗哗哗的冲水声，脸盆的泼水声，拖鞋的趿拉声，把长夜拖入死死的沉寂。小范负责儿子上幼儿园的接送，买菜，烧饭。他家地上是杂乱的玩具，柜橱里是发霉的过季衣物，沙发坐垫露出拳头大的洞。我听过一次他们吵架，隐隐约约的，男的说，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回家。女的说，盘账。男的言辞比较拙，沉默了，女的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酒店里的事。
       
       我住的楼房是一栋多单元的七层商品房，地处市区最繁华的商业街。我当初决定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要居家，而是便于出租。房子空了四年，我才搬进去。我是一个爱清静的人，尖利的市井声，使我患了失眠症——我把失眠症视作繁华的副产品。整个单元，我搬进来前就认识两户，对门的小范，和三楼的任生。任生是个生意人，具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大我五岁，有七个女儿，老大在一所私立学校上高中。很多年以前，任生是贩煤的，发了点小财，离开贵州到上饶安了家。他十九岁结婚，二十五岁离婚。离婚了，但并没有分开生活。女的继续为他生育，持家。任生长得仪表堂堂，自学过几年法律，口若悬河，他一直梦想做个律师，因拿不到执业证而作罢。我的几个朋友对他知根知底，对我说，任生是个骗子，把北方的货物骗过来，不付钱，骗了很多玉米，大概有一个车皮。听多了，我就对任生抱有警惕。他发烟给我，我接了，不抽，转身扔了，我怕他烟里下迷药。他几次想到我家里坐坐，我双手叉在门框，很客气地发烟给他，闲杂地聊，就是不让他进门。我也不去他家。我下班回家，经常看见他躺在摇椅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电视。他抽很便宜的月兔烟，有熟人了，他会掏出好烟，说：“发财了，不要忘记兄弟。这个社会，能称兄弟的不多了。”接烟的人，说，那当然，那当然。
       有一次，汪师傅的爱人和我老婆说，任生打女人太狠了，脾脏都裂了，要不是邻居帮忙送到医院，杨航八成死了。杨航是任生的前妻，脸圆圆的，矮个，有密密的雀斑，她的工作是烧饭洗衣，侍候任生。汪师傅的爱人，我们叫刘阿姨，是一个造纸厂的退休工人，汪师傅也是。刘阿姨又说，现在的人怎么会这样呢？任生带了个河南女人来，要和杨航睡一张床，杨航死活不同意。这样的事，谁也不会同意。两个女人在一张床侍候一个男人，不是畜牲是什么？任生还要杨航看他干那肮脏事。刘阿姨的嘴巴上，有许多白沫，嘴唇不断地打抖。临出门的时候，她还说：“我要是生这样的畜牲，我用刀把他切了。”刘阿姨是一个很和善的人，高高大大，很时尚地烫了头发，染了黄。她一句话重复说，手势夸张，显得激情没有节制。我老婆私下说她是内分泌失调。她有五个儿子。她和老五住在一起。老五是一家房产公司的司机，一年在家呆不了几天。老五的老婆是市政府的接待员，叫路边芳，喜欢穿一套白色的西服，鼻梁挺挺的，头发打个髻，高挑丰满，像一株盛开的梨花。刘阿姨每天早上，拿一把红边的白扇子，穿一双红舞鞋，提一台收录机，去滨江公园跳舞。汪师傅是个不怎么说话的人，没事就站在门口抽烟。他有绝活，一是烧菜，又快又好吃，二是电工。我家里的电工活，是他义务包干的。我动手能力差，换灯泡都不会。他说，写文章的人干这些干什么，这是俗活。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家里没一个大学生，五个儿子生的都是孙女。他爱喝点小酒，有时自斟自饮，也会醉。他醉了就唱歌，像个小孩。
       “你说，十二生肖中，哪种动物的肉最鲜？”一天吃晚饭，我老婆问我。我说，老鼠。过了两天，又问我：“哪种动物的耳朵最长？”我说，马。我以为老婆考我，问一些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差不多有一个月，老婆在饭桌上，都是问一些十二生肖的问题。老婆洗了碗，就往四楼的玲玲家去。玲玲是一个杂货批发商，做些小买卖，四十多岁。单元里的妇女，都汇聚在她家里，还有几个听说是研究八卦的老头。老婆玩一个小时就抱女儿回家，到了九点半，听到玲玲在楼道里喊：“出来了，是狗。”她的嗓门很大，有点沙哑，但尖，像破金属的碰撞声。又有一次，老婆问我，獾是什么动物，我说獾也叫狗獾，属于犬科动物。后来，整个单元的妇女，只要遇见我，都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我说，问这些干吗？她们说，押六合彩啊。
       六合彩泛滥成灾，我是知道的。前年秋，我和几个朋友去一个叫应家的乡下钓鱼，看见大片的良田荒芜，杂草疯长，山塘也没人养鱼。我问在当地教书的同学，现在的农民怎么都不种田了。同学说，老百姓有一句顺口溜，一斤米换一担谷，一担谷变辆摩托车，一辆摩托车盖两层的楼房，老百姓没钱，用米去赌六合彩。同学又说，应家几乎是家家户户赌六合彩，有些人输得真惨，有一个人，打工挣了两万多块钱，一个月就输光了，没钱，上吊死了，还有一个，变成了神经病。我听傻了眼。我有一个老乡，是一个小庄家，因赔不了钱，被人杀死。
       后来我发现，我老婆看中央电视台的“天线宝宝”、“为你服务”，看得津津有味，她以前是从来不看的，现在看得连菜烧糊了也不知道。我说，小赌怡情，过于痴迷就一点意思都没了。其实我已经发觉，她边拖地边唱歌，赢钱了；嘴巴里的饭咽得七上八下，血本无归了。
       以前，单元里的人，并不互相来往，就知道某某楼层住着那么一个人，具体干什么，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六合彩让大家彼此熟络起来，亲戚似的。我经常忘了收衣服被单，到了晚上，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收水费的，门一开，邻居把衣服叠好，送来了。餐桌上，时不时出现乡下的糕点，肯定是有邻居回了老家。但有时也很烦。“我女儿作文写得好，放到你报纸上发表一下。”某邻居说。我没办法解释，报纸早不编副刊了，大师的作品都没人读，谁还读小学生的。“你跟市里的李副书记熟吧？”某邻居问我。我说，工作关系的熟。邻居接话说：“你带我去去他家，我儿子被公安局刑讯逼供，打残了，你带我去，花多少钱都没关系。”说得让我哭笑不得。
       其实更多的时候，他们（也是另一个我们）的生活是不被我们所知的。他们睡觉的姿势，吃饭时嘴巴的响动，身体里的暗疾，一段永远也不会说出的际遇，怨恨和爱。无论我们多么熟悉他们，他们都是一个谜。
       网虫网吧是二楼的第七家开业网吧。以前网吧开不了半年，就转手，就像一个被几番拐卖的妇女。开不下去的原因，并不是地理或经营上的因素，而是在多年前网吧平台上死过一个自杀的少年。少年只有十六岁，几乎不上学，小学二年级读两个，三年级读三个，小学毕业直接上了师范计算机专业。中专是不需要考的，交钱就行。招生的老师说，师范毕业有工作分配。其实没有。大部分的学生是被骗去的，招生的老师从一个新生的头上，可以获取五百元的人头费。成绩差的学生成了自己老师贩卖的商品，而不自知。少年死在二楼的平台上，服毒鼠强身亡。警察说，他死前有长达一个小时的挣扎。他留有遗书，说，他热爱死，热爱虚幻，热爱他的父亲。据说，他母亲在他出生的第六个月，因婆媳不和，跳井自杀。他父亲成了一个嗜赌的人，几乎不去管理儿子。他父亲到处说：“我儿子真聪明，能破译别人电脑的密码。”他父亲很溺爱他。直到发现儿子的尸体，他父亲瘫在地上，话都说不出来。父子原来如此陌生。
       他们就住在我楼下。那套两房两厅的房子，成了老鼠窝，很少有声息。我一年看不到这个孤单老人几次。老人四十岁不到，走路没有声音，头发全白了，佝偻着身子。晚上，他重重的咳嗽声，会在楼道回荡。我听不出是楼道的回声，还是他持续的咳。死是人的尽头。人还有另一个尽头——内心感觉不到生命的重量，没有光，也没有声音，看不到尽头，也看不到自己疲惫的双眼。
       都说小孩是大人生命的延续，又何尝不是小孩给了大人第二次生命呢？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四岁，她听得出我的脚步声，我还在五楼，就听到她说：“爸爸回家了。”我小跑过去抱她，说：“老师表扬了没有。”她说，表扬了。我说怎么表扬的。她一边鼓掌一边说，表扬表扬呱呱叫。她会跳许多舞，自己编的，扭着小屁股，歪着头，边跳边唱。跳完了，鞠个躬，说，谢谢。或者说，爸爸鼓掌。我老婆从怀孕开始，就没有上班了，整个心思全放在小孩身上。刘阿姨的孙女，比我女儿大两岁，放了学，就来我家。她奶奶在楼上叫：“词词，又在阿姨家吃饭啦。”词词说：“奶奶的饭没有阿姨的好吃。”
       词词一年到头都在我家吃饭，她奶奶觉得不好意思，有好吃的就端一些给我女儿吃。两个小孩比赛着吃。她们在客厅里做游戏，唱歌，打架。通常是我女儿打得词词恸哭。词词哭丧着脸，把我家门嘭地一关，说：“你不要到我家去。我有东西不给你吃。”隔不了几分钟，词词又敲我家的门，说：“骢骢，我有果冻给你吃。”词词怕她妈妈，她奶奶喝止不了她，就说：“你妈妈回来了，还带了棍子。”
       我在家里不写东西，又不爱看电视，靠在沙发上，看两个小孩玩。她们天天就那些节目，搭积木，吹气球，荡秋千，开扭扭车。我也看不厌，看着看着，我就暗笑起来。我打开窗户，春天的气息翻滚而来，像一团扑腾的蒸汽。
       单元里的人，有几次准备组织人员去市政府上访，串联到我家。原因是二楼的平台上，网吧老板安装了两台大功率的空调外机，热气对着楼道吹，行人受不了，像蒸笼一样。单元派代表和老板谈了，老板置之不理，谈烦了，老板说：“你有本事去告我啊。”大家又去城管反映，城管的人说，这算什么事，熬熬吧，夏天很快就会过去的。串联的人说，实在是忍无可忍，难道市政府连两台空调也解决不了？我说，上访就不要了，过个把星期再看看。我写了篇批评稿，在日报上发了出来。城管第二天拉了一个中队的人马，二十分钟就解决了。
       网吧有一百来台机子。居民对网吧的意见，是常年累积的，空调问题仅仅是一个导火索。上网的人，大部分是青少年，有的头发染得黄黄，有的鼻孔挂着饰品，有的不扣衣服露出胸脯上的纹身，这些是居民无法接受的。他们觉得，这给整栋楼的小孩带来的恶毒侵略，与猛兽没有区别。有一次刘阿姨带了把小铁锤，跑到网吧，质问老板：“你厕所应该马上建起来，不然，我把你的电脑全砸了。”老板一听，觉得莫名其妙，说，厕所建不建，是我的事，碍你什么。刘阿姨用铁锤往办公桌上，一锤，说，你们网吧里的人，跑到我们楼道里拉尿，你闻闻，整个楼道里都是尿骚味。
       其实，居民担心的是，网吧带来的不安全因素，会在某一天爆发出来。他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晒在阳台上的衣物被人用竹竿挑走了，平台上晒的棉絮、咸肉咸鱼再也没得收回来；汪师傅对门的一家，在大白天，被撬了门，电脑、电视、冰箱，被一辆大货车搬走，邻居问了，小偷说他们是搬家公司的，饭桌也不放过。没想到的是，爆发的这一天，很快就到来啦。入秋的一天深夜，尖利的叫喊声，把我惊醒。但我并没在意，因为这条街打群架是经常发生的。隔了十几分钟，唔啊，唔啊，唔啊，咆哮而来，警车到了。我站到窗户一看，一个小青年倒在血泊中，身子痉挛，没有了声音。第二天早上，我听刘阿姨说，挨刀的小青年在网吧，与另一个小青年争一个刚认识的女孩子，打了起来。从网吧到手机商场门口，大约有一百来米，小青年挨了十七刀，人没到医院就死了。二楼往下的台阶，血迹已经凝固，来来往往的脚印烙在上面。
       网吧在临街的窗户挂了一块霓虹灯广告牌——网虫网吧。为挂这块牌子，三楼的沙阿姨和网吧老板争吵过几次。“你怎么可以干涉我呢？”老板戴一副眼镜，清清瘦瘦，左脸有一块巴掌大的红胎记，说，“窗户是我的，为什么不可以挂。” 沙阿姨说：“广告牌竖到了我窗下，小偷可以爬上来。你立广告可以，我家被偷了东西，你负责赔偿。”争吵没完没了。广告牌竖了，但灯不亮，沙阿姨用竹竿把它捅烂了。沙阿姨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她寡居多年，摆地摊，上牙床空了半边，脸有些臃肿，蜡黄。她老公对付不了她的强悍，出走多年，杳无音讯。我每天中午下班，都会看见她坐在摊边上，用很大的蓝边碗吃饭。饭是早上烧好的，所以没热气，但她吃得津津有味。显然她对生活的满足，与一副好胃口紧密相连。
       对他者的生活，我们是失语的——我们往往是真相的伪证者。而真相同样具有强烈的遮蔽性，像个魔术师，把手中的尖刀变成鸽子。
       傅菲，作家，现居江西上饶，曾在本刊发表散文《亲爱的城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