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命出国
1967年3月21日，我们陆军第××军直高射机枪连从南日岛野营回到驻地，刚下车就接到上级命令，叫我们立即开赴泉州，暂时编入××师高炮营，进行强化训练。
助手龚素平对我说：“这还好，省事。”
我瞪他一眼：“瞎说啥，检查传动轴罗栓。”
他所说的“省事”是指“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那一套。这是能随便说的吗？要是在别的连队，“积极分子”们会马上向上送报告，上头一旦知道了就麻烦了。
很快，我们又发动车子上路，一阵风赶到目的地。新的营地处处张贴着援越抗美标语。那里的战友们知道我们是从军部来的，围着我们看新鲜似的，唧唧喳喳议论着什么。
晚上，龚素平拱到我被窝里，悄悄问我：“老邓，怕是要出国打仗吧？”
“怎么见得呢？”我反问。
龚素平是江苏海门人，初中毕业入伍，蛮灵光的。见我反问他，不假思索地说：“这不明显么，在军直高炮营不一样训练，为什么要跑到师里去？前一段就我们连写了请战书，肯定是要我们去参加援越抗美了。”
“那好，明天叫你当一个参谋长。”我笑着在他腋下捏了一把。
他咯咯地笑着说：“其实你比我更想去，你不说，老兵嘛。”
经过三个月强化训练，加上武器装备全部换新，全连呈现崭新的面貌。指战员喜气洋洋的脸上分明写着：我们要去越南打仗了。7月18日，新组建的××师高炮营奉命登上火车，正式踏上了援越抗美之路。由于红卫兵在铁路上开会、游行、武斗，使我们耽搁了时间，一星期才赶到广西龙州集结。在那里，我们学越语、学战场纪律，了解越南的风俗民情，一句话，待命出国。
1967年8月18日，我所在的部队一七懟支队（师）接到命令：一七懟支队开赴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爱护越南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前线指挥部命令我部从水口关出境，经高平、北到太原（越南）驻防。部队于傍晚时分在水口关中国一侧集结，伪装完好的车队像一条绿色的长龙爬伏在公路上。前面就是国界，稍后我们就要越过神圣的国门行进在越南的土地上。
二班长周喻明提只水桶过来说：“老邓，加点水啵？”
“早加满啦，二班长同志。”助手龚素平在驾驶室里摇手。
“多少是个意思嘛，”二班长一边说，一边揭开擎盖，开始加水，“这是祖国的水呀。”
“这是祖国的水呀”，说得我心里很感动，不由得想起认识他的那一刻：一九六五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正在保养汽车，忽然一伙新兵跑过来，用萍乡话问我：“老兵同志，你是邓元凤吧？”
“是呀”，听到萍乡话我心里一热，问道：“你们是萍乡奶（青年）？”
“是个咯”，一位粗黑的新兵说：“我叫周喻明，福田老表。”
周喻明是个文盲，地道的农民，学过武术，走起路来内八字很明显，一跨一跨的。他入伍后进步快，一年入党，二年当班长，是新兵中的佼佼者。
“周喻明，这回要争取立功噢！”见他象征性加完了水，我鼓励他，希望他为萍乡人争光。
“那当然”，他答得好爽快：“还要争取第一个立功！”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敬重和爱惜的情感，多么率真淳朴的农民兵啊。
开进命令终于下达。战车立即发动，隆隆的声音震天动地，绿色长龙向水口关大桥爬动。国境线是条竖直的黑线，画在大桥中央两侧对称的柱子上。黑线的中国一侧写着“中国”二字，越南一侧写着“越南”二字。桥的两头各有二位军人守卫。我紧握着方向盘，庄重、严肃地向国境线开去，心里百感交集，喉咙里直发酸。
司务长陈步元同志对我说：“老邓哪，要离开祖国了，我心里头好难受。”
“我也是。”龚素平已是泪眼模糊。
我想，不仅我们，全体出国参战官兵哪一个不是情肠百转思绪万千呢。文化大革命还在搞，家里人吃不饱，祖国和家庭都令我们牵挂。车队驶过水口关，踏上了越南国土。车轮负载着我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越南人民的深情厚谊，在通往前线的公路上隆隆滚动。我回过头去，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山河和水口桥头的父老乡亲，再也抑制不住，眼泪掉了下来。
车队爬上通往高平的大山，车与车之间咬得很紧，从弯道外侧看，恰如一条千足虫在爬动。每辆车上有一名战士打指挥旗，跟紧、拉开、靠边、停车，都听统一指挥。第一座山头刚刚爬过，我们遵命靠边停车。不一会，从后面飞驰过来一个车队，喇叭嘟嘟地叫个不停，震得山鸣谷应。从他们车后的号码看，这是一支越南人民军的车队。他们满载着战备物资，用蓬（篷）布和伪装网遮盖得严严实实。每经过一辆车，只听得喇叭一响，呼一声就冲过去了，卷起的灰尘直往我驾驶室里灌。我紧握方向盘，感受着“前线”的味道。后面又来了一辆车，他不是“嘟”的一声，而是气喇叭电喇叭同时按，听起来好像是说“快快来快快来”的意思，同样是“呼”的一声开过去，只见他的车屁股上插着两根树枝摇摇晃晃的遮住了号码。我觉得他有点特别，盯住他远去的影子，一刹那间，那两根树枝就消失在翻滚的灰尘里。
龚素平推了我一下，说：“好大的气势呀，飞一样的。”
我说：“这是打仗，前方急需，不得不快。”
正说着，前头车子已经开动，我立即挂档跟上。这一次没有咬得那样紧，稍微拉开了一段距离，看样子要加点速度了。
二、暴雨中
我和助手龚素平轮流开着车。天气闷热得很，不时有雷声在头顶滚动，电火在厚厚的云层中劈划，风在山谷中呼啸。
司务长陈步元提醒我：“老邓，这天气真怪，怎么才出国就变得这样暴躁不安呢，千万要小心呀。”
陈步元同志是福建仙游县人，高高的个子，酷似《小兵张嘎》里的侦察员罗金保，很是机敏稳重。因为我和龚素平经常出车，回来后要到他那里报伙食补贴，所以混得很熟。同时，我们都对“政治挂帅”不感兴趣，彼此间有点“臭味相投”的味道。正说着，一声炸雷伴着闪电砸在前面的公路上，倾（顷）刻间大雨像决堤似的倾泻下来，打在挡风玻璃上嘭嘭响。公路上水气蒸腾，山谷里狂风咆哮，树木像魔鬼似的摇头晃脑，崖壁上飞瀑四溅，我赶快把挡风玻璃放下来，驾驶室里骤然闷热难当，令人窒息，只得留一条缝，任凭雨水泼进来。我们不约而同说：“天倒下来了呀！”车队行进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我们几乎在雨雾里“摸索”前进……
突然，车队停了下来，不知道是前面有车子抛锚还是雨太大，不能前进。我们正想下去问个究竟。大雨里，二班长周喻明一跨一跨地跑过来说：“哈，老邓，稀奇稀奇真稀奇，一只野猪从山上窜下来，摔死在我们的车子前面，快去看哪！”
我跟他跑过去一看，那头野猪有百多斤，头破血流地躺在一排的汽车左侧公路上。许多战士围着它啧啧称奇。连长的脸色很难看，和指导员赵金振商量了一下，挥挥手叫一排把野猪抬上汽车。我回到车上把看到的情况向司务长汇报，他长叹一声，没有搭腔。龚素平听了倒是很兴奋，他说：“这下可好，到了阵地可以加一餐！”
“少废话”，司务长瞪他一眼，说，“我们索性停一下，等营部车队来，看他们带了水果没有。”
龚素平悻悻地沉默着。我很纳闷，为什么见到一只死野猪，领导们心里这样不好受呢？难道说这是一种凶兆？怎么我没有半点预感呢？营部车队滞后约半个小时。我们弄了几篓水果即开车跟进。因为雨大，刮水器几乎刮不动倾泻而来的雨水，有时要用手扳动几下。驾驶室里雾气腾腾，司务长不停地揩着挡风玻璃。我们不敢加速，只能缓缓地冒着大雨前进。路上见到几处塌方，越南老百姓正在冒雨清淤。渐渐地，我和司务长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老邓老邓！”不知过了多久，龚素平突然推搡着我，我和司务长猛然惊醒过来，以为车子出了毛病。
“车子怎么啦，怎么不走啦？”我问。
“不好！”龚素平惊慌地说：“瞧，前面可能出了事。”
顺他的手看去，只见前面人头攒动，哭声一片。我们连忙下车跑了过去，大雨打在雨衣上溅起零乱的水花。到那里一看，我们惊得目瞪口呆，一股冷气从脚板心直透头顶。公路旁躺着六具尸体，连里卫生员和越南高平医院的护士正在对奄奄一息的伤员做人工呼吸。许多越南老乡打着火把搬运伤员。连长刘玉生，指导员赵金振一边哭着一边和越南同志商量着什么。雨幕里，几辆小车飞驰而来嘎然停下，从车上下来许多官员，有说中国话的，有讲越南话的，一齐拥向出事地点。一排的汽车侧翻在一座小桥左边的山沟里，车灯还没有灭，灯光直射天空。这辆车是我的老乡林更生开的，他技术好，平素以稳重出名，思想比我先进，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优秀驾驶员”。他怎么会在速度慢，道路宽敞的情况下翻车呢？原来，他在暴雨中开车时，一手打方向，一手放挡风玻璃，忘记了修正方向，车子跑偏，措手不及翻了车。他也后悔不及。这次事故造成六位战士牺牲，十二位战士负伤。负伤的战友被送往高平医院救治。牺牲的战友是：萍乡籍战士周喻明、王丙元；乐平籍战士叶告发、袁生根；乐安籍战士胡久祥；涟源籍战士颜细毛。根据一七懟支队司令官王大力命令，副连长郭佳伙留下来参加处理善后事宜，车队继续前进。后来得知，周喻明等烈士被安葬在高平市郊的友谊陵园。
我、司务长、龚素平三人伤心地哭着，互相搀扶着回到驾驶室。巨大的悲哀使我几乎无法驾驶，死者中有周喻明，他生前加水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出现。“这是祖国的水呀”，竟成了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立功”二字更刺伤着我的心。
三、“8·31”战斗
我们经高平、北来到北太省太原钢铁厂附近驻防，以保卫越南唯一的钢铁基地和通往河内的铁路安全。一七懟支队炮群防区大，覆盖河内、太原、北江、富寿一带，是美帝飞机重点轰炸的地区之一。我们手中的武器除自动炮团和导弹营外，大都来自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不是姓苏就是姓美。美帝的飞机全部是现代化的F—86、F—100、F—101。这些飞机性能好、爬升高、续航时间长。两军较量会是什么情况呢？前期驻防部队的战友讲，美帝飞机好打，是纸老虎，此话当真？总之，面对不可一世的敌人，中国军人没有一个人害怕，只盼望早日交手。不知道什么原因，尽管我们磨拳擦掌严阵以待，“鸟儿”就是不飞来。
8月30日，我到炊事班去帮忙，只见他们懒洋洋地坐在防空洞口聊天，连长刘玉生在一旁剥大蒜，一群越南小朋友蹲在地上吃油炸花生米。他们见我去了，齐声说：
“哎呀你来得正好！”
“怎么啦？”我问。
连长说：“他们呀和我打赌呢——明天有没有仗打。”
我说：“这样又下雨又打雷的天气，鸟毛都看不到，打什么赌！”
“亏你读那么多书，”炊事班长说，“有道是久雨逢丙必有晴，明天是丙子日脚，准放晴，肯定打一仗。”他们是地道的农民，对“日脚”很相信。我和连长不敢苟同。于是我和连长为一方同他们打一赌。赌注是一包三角钱的香烟。
8月31日早晨，大雨仍然下个不停，雷电还在天空炒作。我到司务长那里去买烟。他问我：“你不抽烟买了干啥？”
我说：“和炊事班长打了一赌。”并把打赌经过讲了一遍。
他哈哈大笑说：“这样的鬼天气会晴？除非有把长扫帚，把天上的云扫掉。连长也是，想打仗着了魔哩。”
正说着，阵地上响起了一级战备警报。我忙从司务长桌上抓起一顶钢盔戴上跑了出去。真是鬼来了，刚才的大雨不见了，天空一片晴朗，太阳的光芒四射。紧张热烈的战斗气氛燃烧起来了。连长刘玉生大声宣布敌情：“指挥部来电，今日十点，美机将从波来古、岘港、航空母舰起飞一百架，通过我防区，各排各班作好战斗准备！”我朝一七懟防区望去，只见集密的高炮脱了伪装，一齐指向蓝天，构成了战前壮阔的风景。十时整，战斗警报拉响，雷鸣般的声音在战区轰响，气氛骤然紧张。我紧握着司务长的手蹲在防空洞口。我们因兴奋而发抖。
一眨眼工夫，地皮开始微微的颤动起来，远处天空似有雷声滚动。空气凝固了，只听得心里咚咚地跳。紧接着，无数黑点向我们飞来。地下刮起了旋风，吹得花草伏倒在地上。一百架飞机分三个梯次亮相。阵地上口号连天，炮火齐鸣。炮弹碎片哗啦啦砸在阵地上、钢盔上，发出扑扑铛铛的声音。美帝飞机俯冲高度约在六千以上，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朝安沛方向遁去。太原钢铁厂烟囱那里落了几颗不知是炸弹还是导弹，爆炸的烟尘直冲云霄。大约十秒钟光景，美帝飞走了，炮火停滞了，“8·31”战斗宣告结束。说也怪，战斗过后天空又堆起了乌云，倾盆大雨又泼了下来。一小时后，战情通报传达下来，我防区无战果，六四二团有位副连长被导弹碎片削去一截手臂。
我失望地叹着气。司务长在发牢骚：“这是怎么搞的嘛，在国内打靶，哪一回不是百发百中！”
我说：“这真是打着炮接它来，打着炮送它去，简直太窝囊了，真没劲！”
我们跑到阵地上，只见连长呆呆的站在掩体里，雨水和泪水在他脸上流淌。他哽着喉咙说：“打的什么仗啊！”高平事故后，他瘦了一圈。他是想以打胜仗来告慰他的战士，他的兄弟，可是……
在总结“8·31”战斗失利教训的民主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在战斗打响时，狂叫“语录”高喊口号，干扰了战斗命令的下达，各排各班不是以战斗为主，而是随声附和吵成一片，忘记射击要领，盲目开火，致使敌机逃逸。一七懟支队司令王大力指示，今后的战斗，只准阵地指挥官一人说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可在战前或战后进行。我深深佩服司令官的胆识，他把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晚饭后，我送一包烟给炊事班。他们说：“打的什么仗，这包背时烟，不抽！”
四、“9·2”战斗
自上阵地直到“8·31”战斗后，我一直留在连部，负责撰写战斗总结和战况记录。连长刘玉生依然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其实他是个很乐观很风趣的人，平常和战士们玩起来就像小孩似的。他有一脸又黑又粗的连边胡子，刮起脸来沙沙地响，隔两间房子都听得到。有一次我以他的胡子编了一首顺口溜：
连长的胡子数不清，
拔来百根正一斤；
理发师傅不敢削，
借来柴刀连根斫。
他一听笑得前伏后仰，接着念道：
胡子粗来费柴刀。
斫掉几根做柴烧
忽然两根掉脚上，
哎哟哎哟起了疱（包）。
但是自从高平事故后，连长再也没有笑过。在他的感染下，全连干部战士一片沉闷。这种气氛不打几个胜仗是冲不散的。
为了打好今后的战斗，一七懟支队司令官王大力同志作了具体布置：各炮种、各营级作战单位在敌机临空时，集中对俯冲投弹的敌机开火，按俯冲架次分别承包歼敌；对中、高空敌机，由自动炮团和导弹营依次实施打击。歼灭俯冲机时，由团指挥部以营为单位依次编排。同时，要考虑多方面之来敌，拟定指挥口语和信号，要简洁明了，做到万无一失。这一套战术要领十分精当，得到防区各级指挥员的拥护。
我们连的阵地前面是太原钢铁厂，左边是通往河内的铁路，右边是合作社村落，后面是三岛山。太原钢铁厂烟卤上空是一号方位。在我的请求下，连长特准我以记录员身份上阵地。9月2日是越南国庆节，天气格外晴朗。早晨指挥部来电称：美机将从岘港、波来古、航空母舰起飞一百四十架，准备对河内—太原—安沛一线实施轰炸，各炮种各营应作好充分准备，严格战术要求，务必打掉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焰，保卫越南人民顺利渡（度）过国庆节。全连干部战士同仇乱忾，咬牙切齿，作好了战斗准备，并向一号方位进行搜索。阵地一片肃静，花草树木也停止了摇曳。我站在掩体里，一动不动地盯着远处的烟囱上空，随时准备记录战况。司务长陈步元头戴钢盔悄悄来到阵地，跳进我旁边的掩体里。连长瞪了他一眼，默认了这一事实。
又是十点整，隐约听见隆隆的飞机声，全防区各连连长几乎是同时发出第一道指令：“敌机一百四十架，一号方位，距离二百，速度八百，高度一万二。”随着指令的不断下达，阵地上的空气逐渐凝固，只听见粗重的呼吸声。接着，观察哨报告：“一号方位发现敌机！”各班随后也报告目标出现。数秒钟后，敌机像大雨前的晴（蜻）蜓在远处上空翻飞，一瞬间又像乌鸦出窠，直向一七懟支队防区飞来。连长手持红旗一挥：“五号俯冲机，放！”各班同时开火，仇恨的子弹喷射出去。合乎射击规范的、节奏明快的喷射，如动人的旋律在阵地奏响。开战不久，只见太原钢铁厂最高的烟囱上空爆开一朵黑云，接着火光一闪，变成了一团火，如一朵昙花在空中绽开。大约七秒钟，传来沉闷的爆炸声。紧接着，阵地上、钢盔上像打冰雹似的沙沙铛铛的响。我喊道：
“司务长，快看呀，空中开花！”
他答道：“看见啦！瞧，降落伞，那边，一个黑点，看见没有？”
“看见啦！正朝富寿那边飘呢。”我兴奋地叫着。
这次战斗持续十三秒，击落美机14架，击伤3架。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说，越南军民击落击伤美机17架，可能指的是这次炮空之战。
战斗结束了，我从掩体里跳出来，跑到连长那里叫道：
“连长，刚才的空中开花你见到了没有？”
他说：“看见了，像一朵黑喇叭花。”
指导员拍拍身上的泥土，对连长说：“老刘，坐下来歇口气吧。你看，地上的碎片掉了那么多。”
连长摘下钢盔，看见上面凹了一块，说：“呀，刚才的一声，原来是敲在我头上，要不是这钢盔，多玄！”
五、难写的情
“9·2”战斗结束后，连里开始有了一些生气。
由于下雨，没有仗打，我回到了大山里的后勤处。助手龚素平见到了我，好像久别重逢似的，拉着我的手又蹦又跳。他说：
“老邓呀，你怎么不回来呢。山里头好惊险啊。前天营部一位驾驶员被窝里爬进去一条蛇，要不是他睡觉的时候有掀开被子的习惯，肯定被咬死了。”
我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我从来不掀开被子，钻进去就睡，听他一说，好像被子里就有条蛇似的。
他又说：“还有，你猜猜看，山里的蚂蝗有多大，三个指头大呀，吸饱了血像只皮球，被它咬一口，血也止不住！”
我说：“蛇的事我信，蚂蝗，这么大，没见过。”
班里的战友都说，那可不是开玩笑，有树叶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千万要小心，急救包、急救药要带在身上。
住了几天，无所事事，怪闷的。学语录斗私批修吧，战友们三言两语就扯到家里人吃饭的事上去了。我对班长建议，不如到营里去要求一点出车任务，不然闷在这里受不了。龚素平听说要求出车，兴奋起来，摇着班长说：“班长，你去说说吧，有出车任务，我第一个去。嗯，还可以为大家买牙刷牙膏寄信什么的。”
一要求，果然得到同意，从此班里经常有出车任务。所谓出车，就是回国拉弹药给养。每次出车回来，都有点新闻可供谈论，大家的心情快活多了。这期间，我带龚素平连续出了三趟车。尔后又奉命带龚素平回到阵地，车子也开到了阵地。
连长一见我们到了，拉着我的手跑进防空洞，悄悄地对我说：“邓元凤呀，不得了，袁生根的未婚妻来了信，说是要到连里来找他，这可麻烦了。”司务长陈步元补充道：“信是20天前发出的，昨天才收到。得赶快回信，不然，不然就会糟糕得很。”
我一听，心里既难受又着急。袁生根同志牺牲才十多天呀，由于特殊的军事保密需要，他的死只能在回国后才可能公开。平时，小袁和未婚妻是每星期来往一封信，从不间断。这一回，万一弄不好，他的未婚妻闯到福建莆田驻地，万一留守的同志漏了风声，万一她跑到广西，哭着吵着要到越南来，甚至，牺牲和负伤了的战友家里得到消息，一窝蜂跑到广西来，真是事态严重！
连长说：“没得法子，只好由你写回信，一一依照袁生根的笔迹和意思写。他同你关系蛮好，你也看过他写给未婚妻的信，晓得一些底细。现在只有这一个黄老鼠的救命屁了。你务必把这件事做好。”
我们回到连部，连长从枕头底下摸出袁生根同志未婚妻的信交到我手上，我强忍着泪水，轻声读着：
生根：
等你的信等了两个星期，你们做什么去了呢？昨天你哥哥来问我，有你的消息没有。过去是我每个星期到你家里报告情况呀。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是生病了吗？部队里生病可以住院，又不要钱，何必要瞒着我们？你哥哥说要到部队去看你，我说，不如我去你那里一趟。你会同意吗？你曾经讲你们广化寺很大，我很想去看一看呢。
家里还是老样子，很多干部下台了，农民进城当红卫兵。你哥哥和我哥哥都没有去，因为家里事多，做工分也要紧。
生根，接到信马上回信，老实告诉你在干什么。
你的×××
一九六七年×月×日
袁生根未婚妻的来信触动了大家的满腹心思，帐篷里呜呜咽咽的哭成一片。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心思说不尽道不出，种种忧愁只能深埋心底。稍后，连长等人退了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下心来写这封难写的回信。我端坐下来，强忍着悲哀，眼前浮现袁生根的影子。他今年二十一岁，江西乐平人，初中毕业入伍，中等个头，稍瘦，脸上经常挂着笑靥，两只酒窝较深，下巴长而丰满，爱说爱笑爱唱爱跳，是连里的文娱骨干，常常是我编节目他导演。配合默契。我们关系很好，他常把“绝密文件”给我看，叫我“参考参考”。我压抑着感情，化身于袁生根同志，在信纸上写道：
亲爱的×××：
来信收到了，很高兴。昨天我们连政治野营才回来，刚到家就看见你的来信，浑身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这次野营的地方是晋江石狮，主要是忆苦思甜，学习毛主席著作，其他的事没有干。这里的几个乐平人都好，我不能一一代他们写信，请你转告一声，叫他们家里人放心。
我没生病，好好的，你千万放心。最近连里可能又有新任务，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你暂时不要来，哥哥更不要来。
握着你的手！
你的生根上
一九六七年×月×日
信写好了，我反复看几遍，生怕有漏洞。我用我的笔欺骗了我亲爱的战友的未婚妻，一位纯真善良的农家少女，不管怎么说，我将遗憾一辈子。连长他们一拥而进，听我从头至尾将信念了一遍，大家都说要得。司务长说：“我明天随营里的车回龙州，将信交军邮车带回福建，再由福建留守的同志投寄，赶得快，可能不会出问题。”
在焦急地等待袁生根未婚妻来信期间，九月十日、十一日、十三日接连打了几仗，击落击伤美机41架。战友们拾来飞机残片加工纪念品。连长花了几天工夫做成一把篦子，还真像那么一回事，他请我在上面刻了一行字“援越抗美纪念”。龚素平会翻砂造型，他用美机教具造型，“生产”了一批美机，上面也有一行字“美帝飞机有来无回 1967越南太原”。他准备把这些飞机分赠给各班和连首长，并带一部分回后勤送给班里的战友。
9月16日，袁生根的未婚妻来信了。听到只来了信没有来人，连长、指导员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我打开信念道：
生根：
来信收到了。按照你的吩咐到各家各户报了平安，他们都放心了。你哥哥有些埋怨你写信不及时，以后多写就是了。他不识字，我会念给他听。听到你没有生病，妈妈跪在毛主席像前磕头呢。
你这回的信写得比以前好多了，句子也通顺得多，进步很快呀。记住，不要写得多，表达清楚意思就行了。
你们怎么又跑到石狮去了呢？今年三月初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关于我去你那里的事，你放心，没有你的同意，没有你们首长的同意，我是不会去的。你哥哥也不会去的。现在两家人吃饭是困难不大了，可能明年还会好一些。
想着你。
×××上
一九六七年×月×日
听我念完信，通信员扑哧一声笑开了：“老邓，好危险哟，三月初去的石狮，怎么八月又去了呢？要是引起人家怀疑，仔细分析信件内容和字迹，不露马脚才怪呢。”
“莫开玩笑”，连长说，“快写回信吧，可怜人家一片心呀。”
我写道：
亲爱的×××：
今天收到你的信，真是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搞炮空协同训练，时间可能比较长。家里的情况比往年好一点，我就放心了。只是千万不要进城去当红卫兵，在家里种田一样是干革命。
这次训练，根据领导指示，一律不允许给家里写信，何时可以写，我就会写信给你，千万放心。同时，这一回连里不留战士看家，是全体出动，所以你暂时不要写信来。总之我会保重身体，请不要记挂我。不多写了，祝你
愉快。握着你的手！
你的生根上
一九六七年×月×日
写完信，我的心格外沉重，特别是信尾“保重身体，请不要记挂”几个字，简直刺着我的心。连长、指导员、司务长他们在一旁叹息不已。不过此后她果然没有来信，直到我们回国。可怜的妹子哟！
六、阮进
转眼到了十月中旬，由于天气好，战事多，战友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高平事故的阴影得以冲淡。我和龚素平几乎天天出车，两人连轴转，任务是到凭祥、宁明、龙州拉弹药和给养。今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好日子，副连长郭佳伙、我、龚素平同团里各营的战友组成车队回国运弹药。回程路上，我们顺利地通过了被美帝吹嘘为“死亡之谷”的同登、谅山两道封锁线——这是我们增加了地面炮火和空中防卫力量的结果。在离防区20公里的地方大家分手各奔自己连队。副连长说要到团里去领“老五篇”和越南总理范文同签署的《决战决胜证书》，叫上龚素平搭营部的汽车走了。他叮嘱我小心开车，尽快赶到阵地去。
我挂上档，加大油门前进。开了不到两公里，只见两架美机一前一后朝我扑来，看样子好像要碰碎汽车的挡风玻璃冲进驾驶室来。公路左侧是陡峭的山崖，右侧是稻田弹坑，没有地方可以隐蔽。我不免有些慌张，头上直冒热汗。我知道，再过三五分钟，敌机要向我扫射和投弹了，怎么办呢？
“中国叔叔，快往这边开，快快！”正在这时，山崖边一个童稚的声音在高喊。
我来不及多想，方向一甩，向山崖边冲过去。一个大溶洞出现在前面，我一头扎了进去。车子刚停，就听见外面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泥块砂石满天飞，砸在树叶上、藤蔓上沙沙响。真是千钧一发，好危险呀！这是一个很大的溶洞，可以容纳三四辆汽车，洞角里一些丢弃的滤芯、断钢板、断罗栓和废黄油，洞口挂着密密的藤蔓，像绿色的门帘将洞口遮盖得严严实实。刚才要不是越南小朋友呼叫，要不是他把洞口的藤蔓掀开，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里有个大溶洞，搞不好，可能与汽车和弹药同归于尽了。
“叔叔，喝口水吧。”小朋友不知什么时候端只水壶站在我的面前。他大约十一二岁年纪，圆圆的脑袋，大眼睛水灵灵的，穿一身无领的黑色乔其纱衣服，脚蹬一双黄色凉鞋，白白的牙齿如两排晶莹的白玉，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这孩子好像面熟，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
“叔叔，你不认识我啦？”他一把搂住我，那份亲热劲令我感动，“我和妹妹在你们连里吃过油炸花生米呀，记起来了吗？”
唉呀呀，原来八月三十日那天在炊事班吃油炸花生米的娃娃里就有他一个。当时想的是打飞机的事，没有闲心留意他们，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他。他叫阮进，今年十一岁，小学四年级学生。有个妹妹叫阮梅，今年八岁，读二年级了。爸爸叫阮忠水，也是开汽车的，到南方去了，已经三年多没有回家。去年美帝轰炸了他们学校，当老师的妈妈与十几个同学被炸死了。现在他和妹妹跟奶奶在一起，就住在阵地山下的竹林里。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令我心疼不已。
我问他：“你怎么会讲中国话呢？”
他拉着我蹲下来，伏在我耳边说：“中国叔叔教的，还有写字、画画。衣服鞋子，瞧，都是中国叔叔买的。”
我呵了一声，又问：“今天你怎么在这里玩，危险啊。”
他答道：“不是来玩。这段路原来是妈妈同另外两个老师巡逻的，今天是妈妈值日，我来替妈妈巡逻。”
“唉呀！”我惊愕了，这么大的孩子就担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这正是越南人民抗美精神的写照。我一把抱着他，眼泪流了下来，掉在他蓬松的头发上。
我回到连里把路上遇到的情况报告了连长。连长一听很是感动。他说：“怪不得这几天没有看见这个细伢子呢。这样吧，你一个，司务长一个，副指导员一个，翻译小罗一个，带点水果、油米、饼干去感谢一下。还有，看看阮进家的防空洞怎么样，要不，过两天去几个人挖深一下，加固一下。”
听说我们去阮进家，战友们拿来七七八八的东西交给我们带给阮进，文书把阮进兄妹的作业本和新买的圆珠笔，课外读物等捧来一摞。
原来，阮进一家早已在战友们的庇护之下了。
七、一头小牛
到阮进家表示感谢后的第二天，我带助手龚素平回到后勤处，又和班里的战友朝夕相处了。战友们听我讲前方的战况，我听他们讲后方的见闻，班里空气格外活跃。在团首长安排下，我们开始了帮助老乡们进山伐木的工作。山里毒蛇多、蚂蝗多，还有红蚂蚁也很多。毒蛇缠在树枝上，像瓜棚上的丝瓜；三指宽的蚂蝗躲在树叶里、水沟边，一旦被它咬上了，血也止不住；红蚂蚁有毒，传递信息极快，千万别去踏它，万一踏上了，成千上万只蚂蚁一批又一批的找你拼命，那气氛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很小心，急救包、季德胜蛇药随身带着。越南老乡们见有这么多中国小伙子来帮忙，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总是千方百计保护我们。
可惜没搞几天，连里一个电话又把我和龚素平叫去。我猜，肯定又是司务长的主意。果然，一到连里，司务长陈步元同志就对我说：
“马上要过年了，连里要置办一些年货。连长说给合作社也送一份去。算来算去，上级虽然会发放过年物资，但是一分下去就不够。所以要回国去买一些。”他见我有点疑惑的样子，又说：“上级同意去一台车，我们三个到了国内临时商量买东西时，好说话些。”
原来如此，有什么好说的，走呗。
到了龙州那边买东西使我很感动。比如买肉吧，我们往卖肉的摊子前面一站，老乡们知道我们是出国部队的，那等买肉的长长的队伍马上自动让开，由我们先买，而他们则要空手而归。
从国内回来，我开过高平就把车子交给龚素平驾驶。因为我觉得今天格外的疲倦，又见龚素平眼巴巴望着方向盘一付企盼的样子，当然，想和司务长拉拉哌（呱）也是一个因素。这个小助手为了使我放心，把车子开得又快又平稳，像鱼儿在水里游似的，自然而流畅。
司务长告诉我一件新鲜事，他说：“老邓你知道吗，美国佬做俘虏是什么样吗？哈，大前天空中开花的飞行员跳伞落在我们阵地后面的山坡上，被当地军民抓到了。我也跑去看了热闹，那个俘虏有一块布挂在胸前，上面写着：我是美国空军驾驶员，我投降，请不要杀我，给我饭吃。”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司务长说：“不知道，只听见他叽叽咕咕的老说洗没洗，不知道他要洗什么东西。”
我忍不住笑了，说：“不是洗没洗，是叫史密斯。”
接着我给他讲了山里红蚂蚁的事，我说：“司务长你怕蚂蚁不怕？”见他不屑地摇着头，我接着说：“山里那蚂蚁有毒，还会发信号，你在一个地方踏死了它，不论你跑到哪里，同一种蚂蚁会不断地攻击你。只要有百来只蚂蛟咬到了你，你就会中毒，再也走不动了，成千上万只蚂蚁扑过来，几分钟光景，就咬得你只剩一付骨架。”
他问：“谁被咬啦？”
我说：“山里有动物骨架。就是不小心卧在蚂蚁群上的结果。”
司务长一脸害怕的样子，说：“呀，不得了。”
我们正说着，突然车子一个急刹车，险些把我们摔在座垫下面。我抬眼一看，只见一群牛从公路上慢腾腾横过。
“怎么回事？”我瞪着龚素平问。
“不好”。他惊慌得不得了，“撞倒了一头小牛。”
我和司务长赶忙跳下车去，看见公路右侧一头小水牛躺在地上挣扎着，不几下就不动了。小牛旁边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站在那里，很吃惊的样子。她身后一头母牛在哞哞地叫。恰在这时一位越南人民军上士经过这里，他对我们说：“这件事与你们无关，是她赶牛横穿公路造成的，你们可以走啦。”
“那么这头牛是谁家的呢？”司务长是个沉着机敏的人，知道留在这里无济于事，于是向上士打听牛的主人。
上士又问了女孩几句话，告诉我们：“小牛的主人是武崖县罗轩合作社社长赵文龙。他是越共党员，你们尽管放心的走。”
我用越语对小姑娘说：“回去告诉你爸爸，明天我们会来处理这件事。”
她说：“一头小牛没关系，你们走吧。”
回到连里，司务长立即把事故情况向连长作了汇报。连长又向营里作了汇报。最后竟然汇报到了中国驻越大使陆维钊同志那里。陆大使指示，尽快回国买一头同样大小、同样毛色、同样种别的小水牛赔给赵文龙同志，并向他道歉。买回小牛后立即报告大使馆。龚素平听说大使馆都知道了这件事，吓得哭了起来。他说：
“是她突然赶牛横过公路，我哪里躲避得及哟！”
我安慰他：“连长又没说你什么，慌什么，要受处分也是我。”
司务长到龙州买牛回来讲，首先，壮族老乡不理解部队为什么要买一头小牛，以为是杀了过年，谁也不肯卖。后来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下子牵来几十条小牛让司务长挑选。当要付钱的时候，老乡们都说牛不是他的，司务长只好委托同去的当地武装部的同志代为转交。我们打量着小牛，它简直同被撞死的那头小牛是一胎所生，要不是亲眼所见，还以为是那条小牛活转来了。战友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条红绸子扎在小牛的头上。调皮的小牛好像和我们早已相识，扬着头哞哞地叫个不停。听说我们要去赔牛，阮进也吵着要去。连长说：
“好好好，明天跟叔叔们去就是，到那里不准乱跑。”
第二天，我、龚素平、指导员赵金振、翻译罗相光，带着阮进，奉命先期去赵文龙同志家。大使馆、师、团、营首长和当地党政军官员随后就到。
赵文龙同志家座落在武崖山下的树林里，是幢很大的吊脚楼，楼上住人，楼下关牲畜。地坪里有十几个人在下象棋打扑克。赵社长四十开外年纪，身体硬朗，眼睛和腿脚不大方便，能说几句生便（硬）的中国话。他见我们到了，忙接我们上楼。小阮进从我背后突然窜出去，一跳，抱着赵文龙同志的脖子打秋千，嘴里哇哇地叫着：
“舅舅，舅舅，我来啦！”
“唉呀呀呀，小猢狲吓我一跳！”老赵一惊，好一阵才回过神来，紧紧地抱着阮进，又哭又笑的，“你怎么也来啦？”
“我呀”，他从赵社长身上跳下来，在楼板上打一个斤（筋）斗，“一个斤（筋）斗飞来的。”
老赵搂着阮进，和我们交谈起来。听说指导员也姓赵，是特地来赔牛的，忙放下阮进，拉着他的手说：
“本家，我们赵家是讲义气的呀，为什么要见外，这头牛我不能要。”
指导员说：“我们中国人民都是讲义气的，所以才来赔牛呢。”
在他们谈话间，我一边责怪阮进不告诉我赵社长是他舅舅，一边打量着厅堂的布置。这间厅堂宽敞明亮，收拾得干干净净，正面照壁中央挂着胡主席和毛主席像，像下面是神案，中间摆放着“天地君亲师位”神牌，左边是红脸的关公，右边是白脸的观音，案头有一本发黄的《
西游记》——中国和越南有几千年的文化交往，在这里得到印证。他们的四时八节，民俗礼仪与中国一样，所以胡主席写诗称：越中友谊深，同志加兄弟。
代表团大队人马到了，乡亲们听说是赔牛和道歉的，一下子挡了过来。眼看事情要弄僵。师里一位领导灵机一动，说道：
“既然赵文龙同志不要我们赔牛和道歉，我看这样好了，回去后给驾驶员一个处分，以表明我们的心意。”
听说要处分驾驶员，赵社长和乡亲们一下子软了下来，阮进叫喊着：“舅舅，快收了牛吧，不然，龚叔叔要挨处分了哟！”
赵文龙同志叹口气，握着赵指导员的手，说：“本家，对不起了，我只有接受你们的要求了。”
交牛仪式终于开始进行。赵社长的女儿牵出那头大母牛，将它的头正对着买来的小水牛。天底下的巧事出现了，大母牛对小水牛审视良久，微微地扬起头，十分温柔地长长地“哞”一声。小水牛立即回应，哞哞地叫着奔向大母牛。他们好像久别重逢似的互相舔着蹭着，好不亲热。在场的老乡们深受感动，许多人流下了眼泪。中越官员们也对这种景况啧啧称奇。也许这一幕触动了阮进想念妈妈的心思，他“哇”地一声偎在赵社长的怀里大哭起来。
（未完待续）
资料写作者：邓元凤， 现居江西省萍乡市。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