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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南是我的朋友中最让人操心的一个。这话听起来有点滑稽，儿女操心父母、父母操心儿女都是天经地义的，何以为朋友操心？如果只我一个为她操心也就罢了，本来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但是如果连老鄂、刘迪这种不爱操心的人也为她操心，足以说明李南真的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李南是特别的人，所以她与别人的关系也特别。我知道，“特别”这个词意思有点含混，不像特好特坏特强特弱那么提纲挈领，但是我想不出一个更合适李南的说法。
       这个冬天李南让大伙儿操心的是房子。简而言之，她要把一套房子卖了再买另一套房子，这中间的曲折暂且忽略不表，总之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于是和老鄂、刘迪商量阻止她的对策，其中包括侧面说服房主不卖给她，背后警告朋友不要借给她钱。当然我们还掰开了揉碎了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正面和她争论甚至吵嘴，直至最终把这件事儿搅黄。
       本来这是私事，对任何人来说如此蛮横的干预都是不可思议的冒犯，但这个规则惟独对李南无效。记得八十年代她婚变时朋友们专门开会讨论她离婚中的是是非非，到场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她也有义务听取大家的意见，像是法院的听证会似的。虽然以后的实践证明，她是她，他还是他，别人也还是别人。这种共产主义式的人际关系现在几乎消失了，只有在李南那里还行得通。也许她会固执己见，但朋友不会保持沉默，她也不会抗议朋友侵权。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李南是“公共”的，她可以在朋友家轮流住，如果不指望吃她做的饭，你也可以随时住在她家。我曾经开玩笑说，李南只需要一张月票，就能在城市里生活。有她在，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在我与人交往的历史中，和李南相处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相互拒绝对方，甚至不用考虑表达方式。如果她不喜欢谁，不是千方百计掩饰，而是千方百计让对方知道。同样，喜欢一个人她也会毫无保留，替你包办一切，包括替你得罪人。她曾经给一个朋友的公司当出纳，月底发完工资一个员工找到老板，说老板没兑现工资，老板坚持说不可能，查了工资表发现的确少给了，问李南为什么，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这个人不值这么多，想给你省点钱。”让你简直哭笑不得。世故对李南来说是生疏的，我说过，她是个特别的人，以特别的方式赢得信任和保护，赢得尊重和爱。
       1970年代末，李南刚从内蒙回到北京，她的前夫卷进了西单墙一个政治性刊物，但她的趣味却与号称纯文学的《今天》更加投合，听说周鹯英在刊物的空白页上留了姓名地址，她也跑去留了名字，地址写的是“北京人艺宿舍”。第二天北岛按图索骥找到周鹯英，俩人聊得投机，说到发愁一个叫李南的不知住在北京人艺的哪个宿舍，周鹯英笑了，抄起电话当即叫通了李南，约好下午和北岛见面。北岛真是不虚此行，不仅为杂志发展了一个工作人员，而且还得到了小说素材，《归来的陌生人》就是那天下午李南讲述的亲身经历。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空白页上第三个留名的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王捷，他也是周鹯英的朋友，又不约而同地投奔了《今天》。
       我和李南1978年冬天在北岛三不老胡同的家里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的是她那一头浓密并天然卷曲的黑发和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因为从不忌口，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居然是回族，难怪她的眼睛那么清澈。那天同时认识的还有程玉和当时与她形影不离的陈彬彬，我们四人一度被大家称为“四人帮”。程玉后来去了美国，陈彬彬也渐渐淡出，与李南远远近近磕磕绊绊的，一直交往了快三十年。
       三十年基本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了。眼看着李南嫁给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又眼看着这个男人扯上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著名女作家的裙带，整个过程看起来简单，从发生到结束只有几个月时间，但实际上对李南影响的何止是三十年。我还眼看着她一头油黑的头发变得花白，尤其是牙齿，满嘴牙齿被牙周炎毁坏后，一个庸医答应给她植牙，她交了全款，可做着一半这个医生却没了踪影，留下满嘴的金属桩，欲做不成，欲拔不忍。李南爱笑，笑起来常常开怀，金属桩自然是藏不住的，我们已经看习惯了，没见过的准会被那一嘴发着光的“钢牙”吓着。朋友们都劝她去做手术，说这样不但影响她自己的形象，也影响她的健康，还影响大家的视觉环境。她总是笑着搪塞过去，有时你说多了她还会跟你耍赖，说那正是她喜欢的样子。
       说李南不食人间烟火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是贴贴切切的写实。比如她不爱做饭，不管住在哪儿，她可以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最爱干的活儿是收拾书橱，把书细细地重新分类，调理电器也是她有耐心干的，就是坚决不下厨房做饭。有一段时间她住在我家，我出门一天回家，她躺在沙发上悠哉游哉地看书，居然大喊大叫地诉苦说，“一天没吃饭快要饿死了！”我只好急匆匆地钻进厨房，为她做一顿“钢牙”消受得了的饭菜。这几年她真正开始一个人过日子，除了买干粮，就是下面条，不管白菜还是萝卜，一股脑丢进锅里煮，还是从不炒菜。她至今穿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衣服，1970年代别人都把的确凉当好东西时，她穿棉布的，如今棉布成为时尚，她却穿上了的确良，大有衣不惊人死不休的后现代味道。别人淘汰的东西，好一点的她认为应该送给小保姆，估计小保姆不要的留下她自己用。我敢说，在城市里她的生活花费之少，也许可以和农民工相比。
       千万不要认为李南是穷苦人出身的命，她出身于让很多人望尘莫及的艺术世家。她的父亲是北京屈指可数的专业剧院“首都剧场”五十年代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先后在兴凯湖、团河、茶淀、五姓湖劳改农场待了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回到北京。李南的母亲和姨都是于是之那一代北京人艺的老演员，中国最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的妹妹黎频和李滨。她母亲在电影《龙须沟》里扮演王大妈，1990年代她还拍了不少电视剧，印象深刻的是由濮存昕担任主角的《小墩子》。1980年代老太太七十多岁，一头白发，穿一件水红色毛衣，倚着门框看着我们这些三十多岁的老青年发笑，她说，“我们年轻时也好玩，但我们那时只顾自己玩，不像你们出来玩还带着孩子。”我问，那孩子怎么办？她说，当然是让孩子在家里自己玩。可见，在人艺大家庭中长大的李南，虽然不是能歌善舞，在个性上却颇受熏染。
       李南在大事上也是出手不凡。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文革”前她自做主张放弃高中进了技校。那时技校的学生多来自平民家庭，因为有生活费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进入技校的李南一点没有艺术世家出身的孩子的孤傲，经常接济同班同学。本来技校的学生是不用上山下乡的，但李南因为得罪了军宣队、工宣队，被逼着到吉林白城插队，于是，不如索性逃亡，到内蒙牧区投靠先期插队的弟弟。那是李南最美好的年代，不仅因为她年轻漂亮，更主要的是，蒙古大草原与她浪漫奔放不拘一格的气质正好相得益彰，她在吉普赛人似的游牧生活中如鱼得水。穿着蒙古袍骑着快马的李南，吸引着情窦初开的小伙子们的视线。一个曾经和她一起插过队的男生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他的婚姻之所以不幸福，全怪当年李南没有接受他的初恋。
       1978年李南回到北京，她热衷于办民刊，热衷于为正在读研究生的前夫当秘书。1980年代中，她曾经在栗宪庭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工作，那是一份鼓吹先锋艺术的报纸，从形式到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波普艺术”、“包豪斯”这些概念都来自那份报纸，后来崛起的《北京青年报》创刊时的标题化版块化设计很得美术报的真传。反精神污染运动一来美术报停刊，李南又成了个无业人员，好在曾经为商务印书馆做过校对的一凡教会了她做校对，还介绍她到北京出版社抄稿子。凭她的能力和责任心，加上有不少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帮忙，如果她能巴巴结结地干，应该早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李南是从来不按规矩出牌的。她会因为不喜欢某个知名的作家而拒绝抄写其书稿，也会因为太喜欢一个不知名的作者而校对书稿不要钱。比如，我曾请她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做校对，其中当然有遇罗锦的文章，李南不喜欢遇罗锦，觉得她不够资格写遇罗克，于是拒绝为这本书做校对。李南没钱纯粹是“自找”。
       没钱的李南常常出手阔绰。1996年，她把自己仅有的钱全部借给了一个朋友，那人随后出了国，全部家底眼看要打水漂了，朋友们都替她打抱不平，她自己倒是不慌不忙。我去美国时，发誓非替她把那钱要回来不可。那次居然让我得了逞，我带回了美元，还带回了一个让大家笑翻了的故事。可气的是，还没等我们脸上的笑容退去，本可以用来治牙的美元早进了别人的账户。更可气的是，当你一脸严肃地责怪她太轻率时，她会像孩子似的给你一个鬼脸，或者瞪着大眼睛来一个无辜状，干脆不做任何解释。她帮朋友，有了麻烦朋友再帮她。李南就是这么闹得慌。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评论一个人“很实际”，谁都认为那带有贬意，等于是批评你太俗，太势利，太急功近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世上有个著名的海德格尔，更不知道海德格尔有“人，诗意的栖居”这样一句经典，但那时的我们的确比现在活得更有诗意。我们心安理得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穿四块钱一件的衬衫买两毛钱一斤的青菜，却总是无忧无虑。那时的李南没有一点烟火气，我们也透着清高；那时的李南不讲究衣装打扮，我们也一样不习惯逛商店；那时的李南不在乎职业收入，我们也羞于谈论金钱。所以，那时的李南在人堆儿里并不扎眼。
       不知不觉间，“很实际”的评价，已经从贬意上升为中性，而“诗意的栖居”成了小资生活的装饰。我们中的不少人习惯了花几百元吃一餐有名堂的饭买一件上档次的衣服染一次花白了的头发甚至洗一次脚，却开始为生计担忧。那时文人中有为女人大打出手的，却少有人为争名利而闹翻。如今刚好相反，分分合合倒不会再有大的波澜，反目成仇却大多与名利扯不清楚。所以，现在的李南像是出土文物，在人堆儿里变得越来越突兀了。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舒服。比如我，看她穿着我二十年前穿过的衣服，我不好意思说出我新买的衣服花了多少钱，与消费水平几乎等于零的苦行尼相比，不管多么节俭都是奢侈。我可以拉她跟我去干任何事，就是从不拉她去商场买东西，虽然我知道她绝对不会受刺激。我总想说服她稍微跟一跟潮流，只要她愿意，别说是我的衣柜，连我的钱包对她都是敞开的。我更愿意在她面前诉苦，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开销多么大，挣钱又多么不容易，好像这样更能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也更能博得她对我的理解，维持她对我的尊重。看起来什么都比李南好的我，在她面前显得那么没有自信。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安。她从不怕与陌生人打交道，不管你是如雷贯耳还是名不见经传，在她眼里都一视同仁，可是往往却难为了对方。她既不像下岗女工可怜兮兮，又不像知识分子满口道德文章；既不像精英分子慷慨激昂，又不像白领女性潇洒时尚。在这个社会，连另类都成了准主流，该把李南这么个色的人归到哪一类，实在是一个难题。
       李南是上过天堂入过地狱的人，看破了红尘却从不消沉。她走路总是高昂着头，目光明亮，身板也挺拔。她既不围着有名有钱的人转，也不刻意躲着有名有钱的人，更不用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犯踌躇，那份坦然和从容是绝对装不出来的，没有底蕴学也是学不来的。没有工作的李南整天都很忙，像一个救火队员被呼来唤去，一会儿帮别人带孩子，一会儿义务帮助搞环保展览，一会儿跑到北京郊区为别人看房子，一会儿为捐助活动做义工。在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年代，遇到张不开嘴求人帮忙的事，只能去找李南。她在遇着难处的人周围忙来忙去，自己却不立言，不标榜。你问她在忙什么，“我玩呀，玩得可开心了！”不经意间，自己先就颠覆了道德优越感。
       这几年她反反复复把一个插队时的故事写了好几遍，故事的主角是个女知青，因为左调唱得高而在知青中不得人心，李南虽然和她是同屋，但绝不原谅她总以一贯正确的面貌打压别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正统的女知青在众目睽睽之下隐瞒了十个月的身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生下了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女婴，女知青自己在结了冰的房子里剪断了胎儿的脐带，用报纸擦干净血迹，并试图把婴儿冻死。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李南早就给我讲过，但文章中李南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对自我的反省。三十年后，李南质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得政治上的正确压倒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我们在生活的污泥浊水中自我消耗的时候，李南也没闲着，她在心灵的荆棘中自我救赎。
       长久以来，李南的存在让我困惑。是她落伍了，还是我们随波逐流？什么才是完满的生活？物质与精神，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还是非此即彼？
       身边很多下海经商的人都曾信誓旦旦地发过誓，只要挣够了活命钱一定金盆洗手。记得1980年代中期，我的目标是挣两万元，有这样的目标，在当年应该算是个大野心家了。当年两万元的银行年利息是两千元左右，那时我的年薪才不到七百元。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有了这样一笔钱后的生活该是多么自由自在。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野心早已经实现，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并没有到来。挣了钱的与没挣钱的，挣了小钱的与挣了大钱的，都没有挣脱被物欲驱赶的命运。撇开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不说，只说那些怀着“用钱买自由”的美梦的人罢，不只在商场上历尽艰辛，在精神上也同样是伤痕累累。富并痛苦着的人越来越多，富并快乐着的并不多见。于是，一些人膨胀了物欲而收缩了精神，不是原本不聪明，而是非要由聪明变糊涂；另一些人热衷于推理、辩证，试图在安贫乐道与追名逐利之间寻找平衡。
       泛泛地说，人人都对“极端”持否定态度，“妥协”作为一种处世态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似乎不懂妥协就不是现代人了。“底线”这个词使用频率也颇高。其实底线也是分高低的，不同的人会设置不同的底线。不杀人是底线，不害人是底线，不说谎是底线，说真话也是底线。如果没有界定，就等于没有底线。同样，自由也有不同的质量，钱可以买到时间的自由，享受的自由，堕落的自由，却难以买到心灵的自由。所以，有些人为渡出苦海，煞有介事地吃斋念佛，但是仍然静不下来，放不下来。这与真诚无关，或许也与信念无关，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即使从生理上来说，退也比进要难许多。就像吸毒，底线不是吸多吸少，而是连沾都不能沾。
       李南一开始就看穿了禅机，不用身体力行，就看清楚了追求物欲无止境，她用不着“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一步到位地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的境界。她原地不动，而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集体绕了一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这时我们才发现，不入套的，惟有李南！她说勤奋就勤奋，说偷懒就偷懒，想忙就忙，想闲就闲，快乐得让人嫉妒。李南的超脱与其说是悟性，不如说是天分，与其说靠修炼，不如说靠直觉。难怪她像个巫师，看着我们忙我们累我们愤怒我们焦虑，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笑。
       李南是自成一体的，不可以与什么人比较，也不需要与什么人比较。很难想象，身为主妇的李南怎样操持日常生活？身为母亲的李南怎样教育子女？但是话说回来，如今无牵无挂的男人女人大有人在，为什么只有一个李南？我是尘世中人，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景慕，没法步她的后尘。对于几种类型化的人，我也许能了解更深，描述得更清晰，对于李南，我不能。我实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穿越世界的旅行
       10月刚过，田晓青打来电话，告诉我刘羽因为肺癌住在复兴医院。这消息让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我说，不会吧，去年年底他还好好的，说好回波兰把餐馆卖了就回来，回来就再也不走了。那时我正在装修新买的房子，我们约好，有了大房子把老朋友都叫上好好聚聚。晓青说，是真的。6月在波兰查出肺癌，当即就做了手术，8月回到北京开始化疗，其实那时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腹部。刘羽是要强的人，他不愿意在医院病恹恹地见朋友，或者说，他不相信自己会从此爬不起来。10月，检查出肿瘤转移到了脑部，他意识到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意识，再不与朋友们见个面可能真的晚了。
       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在和刘羽讨论一种止疼药的药效，那是一种进口的贴剂，每贴八十元，据说二十四小时内有效。护士认为刘羽虽是自费病人，但他从国外回来，一定用得起进口药。后来听他家里人说，在医院每天的费用超过五千元。记得刘羽说过，他的目标是攒够十万美元就彻底回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攒够了那个数，即使真的够了，也仅够他花几个月。十几年的积蓄最后都扔给医院，真是为刘羽喊冤。
       我给他带去了白色的百合花，找来饮料瓶插上放在他的床头，而且从始至终握着他的手。我不在乎病友们狐疑的目光，我握着刘羽的手，希望一只健康的手一只女人的手能传递给他一点温热。因为瘦得脱了型的刘羽让我想起丈夫临终前的样子。那时候我常常这样握着他的手，我知道他需要，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更因为他肉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刘羽说，振开的妈妈来看过他，还给他带了些钱，振开也从美国打了许多次电话，说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北京见面。我知道振开对他很重要，这么多年来，不管他多么失意与落泊，振开始终和他走得很近，况且，振开还有“北岛”这样一个著名的笔名，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我不知道振开对此什么感受，但如果我是振开，会很情愿让刘羽这样的朋友享用一下自己的名字。人活着谁没一点虚荣？活在俗世里怎能没有一点俗气？
       说实话，我愿意把更多的宽容给予刘羽，不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实在是因为刘羽的一生追求太多却得到的太少。
       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但他肯定比老三届的年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厂里做工。他家住在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宿舍。那是一个著名的院子，院子里住着许多著名的人，而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工人。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陈凯歌、田壮壮等人都是在那种著名的院子里长大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还出生在一个个著名的家庭。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好处是见多识广，可以让你生出美好的向往，但同时也会让你经受残酷的失落。比如，老一辈摄影师钱江是他家的邻居，钱江的儿子钱涛涛与他同龄，在那个年代钱涛涛开始玩摄影。那是一个被说成是撕票子的爱好，刘羽当然没有那个条件。他一生中惟有一次与摄影沾边，是八十年代香港中新社到西藏去拍纪录片，他请了假和摄制组一起进藏，担任的职务是场记。让人心酸的是，刘羽临死前念叨说，他一辈子就想有一架好相机。对于少年刘羽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向往，也是一个太奢侈的向往，它像一粒种子撒在心里，他用一辈子浇灌它，但却无法预料它开出的是罂粟还是玫瑰。
       刘羽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居然赢得了院子里书香名门之后的尊敬，他性格谦和，为人厚道，勤奋进取。他读了许多书，据说专攻文学理论。大家给他取外号“刘公”，有少年老成之意。操持他的遗体告别会的，正是当年院子里的发小，如今有的是名校的教授，有的是公司的老板。
       刘羽是北京地下文学圈子里资格最老的人。七十年代初他就与芒克、彭刚相识，这二位结义北京最早的先锋派，已经是地下文学历史的正本，而对于这段历史刘羽无疑是见证人。当年大家戏称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芒克与北岛相识也是通过刘羽的介绍。在《瞧，这些人》一书中，芒克专章写到北岛，写到彭刚，却几乎没有提到刘羽。只有一处，在陈凯歌的那一篇里，芒克写道：“至于什么……刘羽……等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就太遥远了。”的确，刘羽实在没有值得书写的历史，没有诗，没有画，没有小说，没有电影，他的名字很少见诸于报刊和荧屏，被忘记是很自然的。刘羽死后不久，在一个有上百人参加的婚礼上，我告诉芒克：“刘羽死了。”他说：“是吗？”他再无话，我也再无话。
       刘羽在北京先锋派文学青年里游走，却没能成为先锋派人物，还一不小心陷入了政治的泥潭。1973年，他在工厂无意间说到毛泽东，“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式逻辑推理，就如同说“人都会死，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死”一样，说是最简单的常识，或说是最精辟的真理，大约都不会错。可是，在当年是连想都不应该想的。不知道刘羽那时是真的看出了毛所犯的错误，还是想卖弄一下他懂点哲学，总之，他为此进了监狱，一蹲就是三年。也巧，竟与聂绀弩关在了一起。从章诒和的文章得知，聂绀弩当年关押在山西临汾，我不清楚刘羽当年案情的具体细节，也许是判了刑，否则何以就关在了山西。
       聂绀弩是诗文俱佳的作家，又是一个有血性的老人，胡风集团、反右、“文革”每次运动都没把他落下。所以不管是就他的文学成就，还是他的人格风骨在文化界都算是说得上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因为与聂老的交往，刘羽又进入了文化老人的圈子。我认识他时，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嘴边尽说出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让我觉得他神通广大。到了八十年代，和他一块玩了十几年的北岛、芒克这样一群另类的边缘人物，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没跟他打招呼就冒将出来。与他一样在北影宿舍长大的陈凯歌、田壮壮、钟阿城们也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而且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身手不凡，着实填补了浩劫之后中国文化界的真空。刘羽身边像是流星环绕，一些由远而近，另一些由近而远。流星的光晕笼罩着他，他始终想飞，却停在了原地。
       知道他来日不多，想着该多去看望他几次，连着两次打电话，病友都说他到北京医院去化疗了。第三次病友告诉我，前一天夜里，刘羽肠穿孔进了CCU病房，这离我去看他不过才一个多星期。我马上约了晓青去医院，他已经上了呼吸机。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耳语，想必是听出了我的声音，他烦躁地扭动身体，嘴巴也一张一合的，像是要说什么。我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泪滴。
       第二天，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喊声从半夜持续到黎明。
       这一场景潮湿了我的眼睛，也震惊了我的心灵。人在弥留之际流露的是真实的内心，至此，我好像为他之所以出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释。
       刘羽出国时已经过了四十五岁，先是去匈牙利，然后到波兰，惨淡经营一家餐馆，又当老板又当伙计。那份孤苦不说也罢，任你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振开的散文《波兰来客》里那个穿着还是八十年代的旧外衣的“老刘”正是刘羽。他骨子里的气质像是一个旧式文人，赚钱享受不是他的理想，也不至于幼稚到了想到国外去出人头地。他1990年出国，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遗体告别那天，他妻子的一句话更是意味深长。她说：刘羽真傻，当年要是也参加了《今天》或许后来也不至于这么倒霉。言下之意是，不少人因为参加了《今天》而改变了处境。是呀，他认识《今天》所有的创办人，也是最早参加务虚会的一员，为什么最终没有投身进来呢？但是，谁能说得准，倒霉的如是另外的人，而刘羽的妻子不会发出另外一番意思完全相反的感慨呢？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除了少数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变为一件荒诞的事。坐过牢的人往往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既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既不给你带来悲壮感，也不给你带来卑微感。剩下的只有恐惧。莫名的起因与渺茫的结局产生的恐惧，远胜于极端低下的监狱生活本身。或许刘羽生前也有过类似他妻子的遗憾。我相信，一定不是为了没有从中获取名声而遗憾，而是因为他本来就身在其中，而且一直跃跃欲试。谁说得准，如果刘羽上手，不会写出精彩的评论？而那篇发表在《今天》第一期的批评刘心武的作者林大中，着实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界红了一阵。然而，恐惧扼住了他的翅膀，甚至扼住了他起飞的企图，不管事实上他是否一定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就不再惧怕坐牢；另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更加惧怕坐牢。我想前者适用于职业革命家，后者则是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1978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1990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又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病死于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刘羽果然没有再醒过来，冬天刚来的时候，刘羽死了，没有等到振开回来。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1997年，刘羽到振开北美的家小住时的心境。算起来，一晃又是八年。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
        和加明约好到东环广场底层的茶馆见面，不谈事，只聊天。下午茶馆人少，再把手机一关，这份闲散实在是难得。
       其实我与加明只是第二次见面。不久前北岛通知我在月坛北街的老上海有个饭局，去的人除了甲乙丙丁，还有陈加明。我问，陈加明是谁？他说是《今天》最老的成员。我也被说成是老《今天》的成员，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为了见这位从未谋面的同仁，我从城北跑到城西。那天，因为不到三岁的儿子生病，加明没来。也许二十多年前就像这次一样，每一次的偶然都让我们俩赶上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黄锐请客，地点是他798厂画廊的西餐馆。如今的黄锐，作为先锋艺术活动家，在北京东区闲置的厂房搞起艺术家村落，风流人物刘索拉、洪晃都跑到那里置业，他自己也有了气派的工作室和西餐厅，和当年相比可谓是鸟枪换炮。那天一屋子男女老少像是家庭聚会，客人中只有一个我不认识，稳重谦和的样子，像是城府很深，让人猜不出来路。我想，哦，这就是加明了！
       看不出来，加明曾经是个风流倜傥的家伙，这多少来源于家族遗传。他父亲陈健是周璇那一代的电影演员，当年演艺圈里的美男子，母亲痛说革命家史时，抖落出不只一个在中国人人皆知的美女与父亲有染。美男娶美女，儿子自然是美少年。1970年代初，加明才十四五岁便开始浪迹江湖，和老三届最狂的学生一起滑冰游泳，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到老莫吃西餐，并且经历了比现在被定义为早恋更早的初恋。
       加明真不愧为见多识广与时俱进，居然连坐牢都没落下。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中，坐牢的经历一点也不稀奇。去年，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偶然凑在一起，有赫赫有名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有生财有道的商人，有锐意改革的农民企业家，一共六个人，其中四个人坐过牢，比例是百分之六十。现在是我和加明，比例是百分之百。
       加明被劳教，是因为警察半夜查户口时用手电筒照他脸，他觉得受了侮辱，冲突起来把警察打了。我说，你一点都没吃亏，在你尽情挥洒青春的时候，我却每天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此革命的我，尚且因为反革命罪而坐了牢，不革命的你，坐坐牢也理所当然。况且，你已经足够幸运，动手打了警察才被劳动教养两年，而只动口没动手的孙志刚却丢了性命，你没什么可抱怨的。加明对此没有异议，连连说，是呀是呀，一点儿都不抱怨。语气和表情都特别诚恳，让我觉得开这样的玩笑很不厚道。
       1970年代末，美少年成长为美男子，随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雅尔的激光音乐进入大陆，加明开始迷恋跳舞，美女随之扑面而来，舞者加明出尽了风头。
       其实，我无意讲述加明是怎样一路玩过来的。我的疑问是：一个原本浮华的、颓废的陈加明，为什么参与了一个民间文学刊物？
       事实上，看起来以玩为主的加明，和那个年代众多青少年一样，有着难以言传的无奈。家庭四分五裂，爱读书却没有读书的动力，有朋友却缺少进取的氛围。如果说一些人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重而绝望，那么另一些人则是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轻而痛苦。就在加明因为打了警察而被劳教之前，他曾经精心地设计过一次自杀。他从不同的药店买安眠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攒够一满瓶时一次都吞了下去，幸好被姐姐偶然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为找不到一个生活的支点，从虚无的沼泽中自拔。何止是加明，本应最具活力的青年一代，都在迷惘中挣扎。比如我，虽然作为政治犯而坐牢，但为之殉情的理想又是何等的虚妄！“垮掉的一代”出现在美国1960年代史无前例的富裕时期，参加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子弟，而孕育中国反叛者的，则是史无前例的精神与物质双重的贫困时期，别说是高等教育，有些人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从“垮掉”，我们是被“虚掉的一代”。
       加明的幸运在于，父母不仅传给他一副好相貌，还传给他四壁图书。从劳改农场回来后，他无心到工厂上班，每天在家里读书。一间自己的房子和房子里的四壁图书，成为加明和北岛交往的机缘。
       1977年加明解除劳教，那一年正是北岛情绪低落时候，他惟一的妹妹因为抢救落水儿童而遇难。悲痛得有心替妹妹一死的北岛，更无法面对为痛失爱女精神受到刺激的母亲，搬到加明家住。白天，加明去厂里上班，他在家里读书写作。在那里他完成了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波动》，小说署名“艾珊”，题献给姗姗。除了写小说和诗，他开始学习英语。很难想象，他严肃地对下班回家的加明说：“你今天该读许国璋第18课。”这使我联想到，在《今天》编辑部的会上，他一脸严肃地宣布：“编辑部内部一律不准谈恋爱。”很多年来，我们总用这一幕嘲笑北岛。
       这期间，北岛也曾鼓励加明写作。加明原本是有艺术天分的，钢琴、手风琴、吉他这些乐器都是无师自通的，现在他打开琴盖还能弹出一手乐曲。加明说，黄锐、严力也并没有卧薪尝胆的苦修，都是从那一时期才开始画画。一年以后伙同钟阿城、曲磊磊、马德升等人举办了“星星美展”。如同迪伦·马特在民歌节上接通一只电吉他，激怒了他的大部分听众，从此民谣让位给摇滚，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于画展激怒了某些官员，遭到封杀，因而成就了中国先锋艺术运动，黄锐、严力等人也从此走上了艺术家的道路。
       他们频繁地出游。近的到香山、颐和园，因为有的人要上班，约会时间常常在下午四、五点，傍晚在昆明湖边划船边喝酒自然是很浪漫。远的到十渡、百花山、丁家滩，自行车、汽车、火车、步行，不辞辛苦不厌其烦，我怀疑在1980年代火起来的北京郊区这些旅游景点，就是被他们这帮人炒起来的。加明带来了女朋友宝贝，陆焕兴带来了妻子申丽灵，北岛带来弟弟振先和两个表妹，芒克带来了严力，严力又带来女朋友李爽，刘羽、黄锐也是其中的一员。像滚雪球一样，这个沙龙越滚越大。圈子的外围有一批歌手。那时人们私下里唱苏联歌曲，为此被整甚至进监狱的也大有人在，我在监狱时，就遇到两个因为唱外国歌曲而被抓进去的。但是这个圈子已经开始唱邓丽君，唱披头士。我曾经奇怪，诗人们怎么个个都能唱歌？多多、北岛、芒克都练出了说得过去的美声，原因是，在那个圈子里，写诗是隐私，朗诵诗只是点缀，唱歌才是主打，像现在的娱乐圈一样，唱得好的像歌星一样受到追捧。
       在《今天》第一期上发表的《黄昏：丁家滩——赠M和B》就是北岛在一次郊游时的即兴之作，其中的M是加明，B是加明的女朋友宝贝。
       ……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手指穿透，
       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定婚的金戒指，
       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
       当时他们正在热恋，后来宝贝成为加明的妻子，又过了几年，宝贝去了日本并且发了财，身分也由加明的妻子成为加明的前妻。
       福建的诗人蔡其矫是这个圈子中最年长的，却是最活跃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见到漂亮女孩儿眼睛就发亮。是他介绍北岛与舒婷相识，他们开始通信并把诗互寄给对方。
       诗，就这样创作并流传。写作一直不是秘密的，在民间社会公开传阅，公开朗诵，只是没有机会公开发表。有不少人使用“地下文学”这个概念来表述那时的创作，我认为，与其强调其“地下”性质，不如强调其“民间”性质更加准确。
       1970年代末期，青年人最向往的是上大学。北岛是“文革”前北京四中老高一的学生，芒克也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他们连想都没想过通过考大学改变境遇。杂志停刊之前，他们都是泡病假的高手，以后索性不再上班。停刊之后，北岛曾经在《新观察》杂志当过编辑，这一职业生涯是短暂的，只持续了几个月。芒克到复兴医院看大门，上班时间是晚上，一点都不耽误写诗和喝酒。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已然使他们不可能走进学院了，他们不屑于融入主流的社会生活了。他们写与别人不一样的诗，过与别人不一样的日子，来表明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创办《今天》而不是创办一个别的杂志是偶然，如果说做一个诗人而不是做一个音乐家或画家是偶然，那么，走一条反叛的道路，则是他们作为个人的必然，尽管选择也许只在瞬间。剩下的事儿归历史，据说历史的操盘手是上帝。
       在加明的记忆中，1978年的夏天就这样在频繁的聚会、出游和舶来的歌声中过去了。那个夏天留下来的，有振开和猴子的个人诗集《陌生的海滩》和《心事》，还有“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这两个专有名词，成为“今天派文学”的象征，甚至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符号，在1980年代的历史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至于在本质上那是否属于“先锋派”，以及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思潮的关系，则是另外的话题。
       深秋，北岛召集了第一次关于创办文学杂志的聚会，在众多的提案中，最终确定采用了芒克提出的“今天”为杂志命名，并在不到两个月后被世人所知。加明的生活也进入另一种情境。三天三夜印完第一期《今天》，加明形容说，从遮着窗帘的房子里走出来，眼前是白色的大地，绿色的天空……我想，如果不是跳舞蹉跎了岁月，他真的是可以写诗或者画画的呀。
       历史没有开始或结束的明确界线，政治生态中这样的民间社会生活场景，构成了《今天》产生的“前历史”。它没有直接孕育诗人，但却形成了一个群体。 “那时候文学只是振开一个人的理想，只要是他想干的事我们一定会跟着干。”加明和L都说，没有北岛就没有《今天》。我相信这是事实；另一些人说，没有《今天》就没有北岛。我认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有一个事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圈子和氛围就没有后来的一切。最初的七个编委中，只有两个人写诗，后来刊登了顾城、江河、杨炼、多多、田晓青等众诗人的作品，才增加了刊物的同仁色彩。再后来，因为来自官方的压力最终停刊，更强化了这一事物的政治色彩。
       青年时代五光十色的生活，在精神流亡者的回忆中得到幸存。这是流亡者的一次精神重访，为已经黯淡了的神话添上些许亮色。随后，加明在另一个舞台上大显身手。他加盟李连杰在深圳的公司，参与了中国第一支体育彩票的发行，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后又终因商战殊死的纷争而退出江湖，从弄潮儿成为观潮者，一下子就沉了底。再婚，生子，五十岁的加明祥和而又从容。
       “如果一直跟着振开，我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果真存在着那种可能性吗？每个人只能走一条路，不管是一帆风顺，还是跌宕起伏。另一条路是别人的路，还有一些是从来没人走过的路。
       徐晓，编辑，现居北京。曾在本刊发表散文《永远的五月》、《幸存者的不幸》等。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外二篇）
       徐晓
       李南是我的朋友中最让人操心的一个。这话听起来有点滑稽，儿女操心父母、父母操心儿女都是天经地义的，何以为朋友操心？如果只我一个为她操心也就罢了，本来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但是如果连老鄂、刘迪这种不爱操心的人也为她操心，足以说明李南真的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李南是特别的人，所以她与别人的关系也特别。我知道，“特别”这个词意思有点含混，不像特好特坏特强特弱那么提纲挈领，但是我想不出一个更合适李南的说法。
       这个冬天李南让大伙儿操心的是房子。简而言之，她要把一套房子卖了再买另一套房子，这中间的曲折暂且忽略不表，总之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于是和老鄂、刘迪商量阻止她的对策，其中包括侧面说服房主不卖给她，背后警告朋友不要借给她钱。当然我们还掰开了揉碎了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正面和她争论甚至吵嘴，直至最终把这件事儿搅黄。
       本来这是私事，对任何人来说如此蛮横的干预都是不可思议的冒犯，但这个规则惟独对李南无效。记得八十年代她婚变时朋友们专门开会讨论她离婚中的是是非非，到场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她也有义务听取大家的意见，像是法院的听证会似的。虽然以后的实践证明，她是她，他还是他，别人也还是别人。这种共产主义式的人际关系现在几乎消失了，只有在李南那里还行得通。也许她会固执己见，但朋友不会保持沉默，她也不会抗议朋友侵权。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李南是“公共”的，她可以在朋友家轮流住，如果不指望吃她做的饭，你也可以随时住在她家。我曾经开玩笑说，李南只需要一张月票，就能在城市里生活。有她在，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在我与人交往的历史中，和李南相处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相互拒绝对方，甚至不用考虑表达方式。如果她不喜欢谁，不是千方百计掩饰，而是千方百计让对方知道。同样，喜欢一个人她也会毫无保留，替你包办一切，包括替你得罪人。她曾经给一个朋友的公司当出纳，月底发完工资一个员工找到老板，说老板没兑现工资，老板坚持说不可能，查了工资表发现的确少给了，问李南为什么，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这个人不值这么多，想给你省点钱。”让你简直哭笑不得。世故对李南来说是生疏的，我说过，她是个特别的人，以特别的方式赢得信任和保护，赢得尊重和爱。
       1970年代末，李南刚从内蒙回到北京，她的前夫卷进了西单墙一个政治性刊物，但她的趣味却与号称纯文学的《今天》更加投合，听说周鹯英在刊物的空白页上留了姓名地址，她也跑去留了名字，地址写的是“北京人艺宿舍”。第二天北岛按图索骥找到周鹯英，俩人聊得投机，说到发愁一个叫李南的不知住在北京人艺的哪个宿舍，周鹯英笑了，抄起电话当即叫通了李南，约好下午和北岛见面。北岛真是不虚此行，不仅为杂志发展了一个工作人员，而且还得到了小说素材，《归来的陌生人》就是那天下午李南讲述的亲身经历。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空白页上第三个留名的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王捷，他也是周鹯英的朋友，又不约而同地投奔了《今天》。
       我和李南1978年冬天在北岛三不老胡同的家里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的是她那一头浓密并天然卷曲的黑发和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因为从不忌口，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居然是回族，难怪她的眼睛那么清澈。那天同时认识的还有程玉和当时与她形影不离的陈彬彬，我们四人一度被大家称为“四人帮”。程玉后来去了美国，陈彬彬也渐渐淡出，与李南远远近近磕磕绊绊的，一直交往了快三十年。
       三十年基本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了。眼看着李南嫁给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又眼看着这个男人扯上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著名女作家的裙带，整个过程看起来简单，从发生到结束只有几个月时间，但实际上对李南影响的何止是三十年。我还眼看着她一头油黑的头发变得花白，尤其是牙齿，满嘴牙齿被牙周炎毁坏后，一个庸医答应给她植牙，她交了全款，可做着一半这个医生却没了踪影，留下满嘴的金属桩，欲做不成，欲拔不忍。李南爱笑，笑起来常常开怀，金属桩自然是藏不住的，我们已经看习惯了，没见过的准会被那一嘴发着光的“钢牙”吓着。朋友们都劝她去做手术，说这样不但影响她自己的形象，也影响她的健康，还影响大家的视觉环境。她总是笑着搪塞过去，有时你说多了她还会跟你耍赖，说那正是她喜欢的样子。
       说李南不食人间烟火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是贴贴切切的写实。比如她不爱做饭，不管住在哪儿，她可以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最爱干的活儿是收拾书橱，把书细细地重新分类，调理电器也是她有耐心干的，就是坚决不下厨房做饭。有一段时间她住在我家，我出门一天回家，她躺在沙发上悠哉游哉地看书，居然大喊大叫地诉苦说，“一天没吃饭快要饿死了！”我只好急匆匆地钻进厨房，为她做一顿“钢牙”消受得了的饭菜。这几年她真正开始一个人过日子，除了买干粮，就是下面条，不管白菜还是萝卜，一股脑丢进锅里煮，还是从不炒菜。她至今穿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衣服，1970年代别人都把的确凉当好东西时，她穿棉布的，如今棉布成为时尚，她却穿上了的确良，大有衣不惊人死不休的后现代味道。别人淘汰的东西，好一点的她认为应该送给小保姆，估计小保姆不要的留下她自己用。我敢说，在城市里她的生活花费之少，也许可以和农民工相比。
       千万不要认为李南是穷苦人出身的命，她出身于让很多人望尘莫及的艺术世家。她的父亲是北京屈指可数的专业剧院“首都剧场”五十年代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先后在兴凯湖、团河、茶淀、五姓湖劳改农场待了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回到北京。李南的母亲和姨都是于是之那一代北京人艺的老演员，中国最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的妹妹黎频和李滨。她母亲在电影《龙须沟》里扮演王大妈，1990年代她还拍了不少电视剧，印象深刻的是由濮存昕担任主角的《小墩子》。1980年代老太太七十多岁，一头白发，穿一件水红色毛衣，倚着门框看着我们这些三十多岁的老青年发笑，她说，“我们年轻时也好玩，但我们那时只顾自己玩，不像你们出来玩还带着孩子。”我问，那孩子怎么办？她说，当然是让孩子在家里自己玩。可见，在人艺大家庭中长大的李南，虽然不是能歌善舞，在个性上却颇受熏染。
       李南在大事上也是出手不凡。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文革”前她自做主张放弃高中进了技校。那时技校的学生多来自平民家庭，因为有生活费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进入技校的李南一点没有艺术世家出身的孩子的孤傲，经常接济同班同学。本来技校的学生是不用上山下乡的，但李南因为得罪了军宣队、工宣队，被逼着到吉林白城插队，于是，不如索性逃亡，到内蒙牧区投靠先期插队的弟弟。那是李南最美好的年代，不仅因为她年轻漂亮，更主要的是，蒙古大草原与她浪漫奔放不拘一格的气质正好相得益彰，她在吉普赛人似的游牧生活中如鱼得水。穿着蒙古袍骑着快马的李南，吸引着情窦初开的小伙子们的视线。一个曾经和她一起插过队的男生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他的婚姻之所以不幸福，全怪当年李南没有接受他的初恋。
       1978年李南回到北京，她热衷于办民刊，热衷于为正在读研究生的前夫当秘书。1980年代中，她曾经在栗宪庭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工作，那是一份鼓吹先锋艺术的报纸，从形式到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波普艺术”、“包豪斯”这些概念都来自那份报纸，后来崛起的《北京青年报》创刊时的标题化版块化设计很得美术报的真传。反精神污染运动一来美术报停刊，李南又成了个无业人员，好在曾经为商务印书馆做过校对的一凡教会了她做校对，还介绍她到北京出版社抄稿子。凭她的能力和责任心，加上有不少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帮忙，如果她能巴巴结结地干，应该早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李南是从来不按规矩出牌的。她会因为不喜欢某个知名的作家而拒绝抄写其书稿，也会因为太喜欢一个不知名的作者而校对书稿不要钱。比如，我曾请她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做校对，其中当然有遇罗锦的文章，李南不喜欢遇罗锦，觉得她不够资格写遇罗克，于是拒绝为这本书做校对。李南没钱纯粹是“自找”。
       没钱的李南常常出手阔绰。1996年，她把自己仅有的钱全部借给了一个朋友，那人随后出了国，全部家底眼看要打水漂了，朋友们都替她打抱不平，她自己倒是不慌不忙。我去美国时，发誓非替她把那钱要回来不可。那次居然让我得了逞，我带回了美元，还带回了一个让大家笑翻了的故事。可气的是，还没等我们脸上的笑容退去，本可以用来治牙的美元早进了别人的账户。更可气的是，当你一脸严肃地责怪她太轻率时，她会像孩子似的给你一个鬼脸，或者瞪着大眼睛来一个无辜状，干脆不做任何解释。她帮朋友，有了麻烦朋友再帮她。李南就是这么闹得慌。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评论一个人“很实际”，谁都认为那带有贬意，等于是批评你太俗，太势利，太急功近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世上有个著名的海德格尔，更不知道海德格尔有“人，诗意的栖居”这样一句经典，但那时的我们的确比现在活得更有诗意。我们心安理得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穿四块钱一件的衬衫买两毛钱一斤的青菜，却总是无忧无虑。那时的李南没有一点烟火气，我们也透着清高；那时的李南不讲究衣装打扮，我们也一样不习惯逛商店；那时的李南不在乎职业收入，我们也羞于谈论金钱。所以，那时的李南在人堆儿里并不扎眼。
       不知不觉间，“很实际”的评价，已经从贬意上升为中性，而“诗意的栖居”成了小资生活的装饰。我们中的不少人习惯了花几百元吃一餐有名堂的饭买一件上档次的衣服染一次花白了的头发甚至洗一次脚，却开始为生计担忧。那时文人中有为女人大打出手的，却少有人为争名利而闹翻。如今刚好相反，分分合合倒不会再有大的波澜，反目成仇却大多与名利扯不清楚。所以，现在的李南像是出土文物，在人堆儿里变得越来越突兀了。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舒服。比如我，看她穿着我二十年前穿过的衣服，我不好意思说出我新买的衣服花了多少钱，与消费水平几乎等于零的苦行尼相比，不管多么节俭都是奢侈。我可以拉她跟我去干任何事，就是从不拉她去商场买东西，虽然我知道她绝对不会受刺激。我总想说服她稍微跟一跟潮流，只要她愿意，别说是我的衣柜，连我的钱包对她都是敞开的。我更愿意在她面前诉苦，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开销多么大，挣钱又多么不容易，好像这样更能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也更能博得她对我的理解，维持她对我的尊重。看起来什么都比李南好的我，在她面前显得那么没有自信。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安。她从不怕与陌生人打交道，不管你是如雷贯耳还是名不见经传，在她眼里都一视同仁，可是往往却难为了对方。她既不像下岗女工可怜兮兮，又不像知识分子满口道德文章；既不像精英分子慷慨激昂，又不像白领女性潇洒时尚。在这个社会，连另类都成了准主流，该把李南这么个色的人归到哪一类，实在是一个难题。
       李南是上过天堂入过地狱的人，看破了红尘却从不消沉。她走路总是高昂着头，目光明亮，身板也挺拔。她既不围着有名有钱的人转，也不刻意躲着有名有钱的人，更不用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犯踌躇，那份坦然和从容是绝对装不出来的，没有底蕴学也是学不来的。没有工作的李南整天都很忙，像一个救火队员被呼来唤去，一会儿帮别人带孩子，一会儿义务帮助搞环保展览，一会儿跑到北京郊区为别人看房子，一会儿为捐助活动做义工。在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年代，遇到张不开嘴求人帮忙的事，只能去找李南。她在遇着难处的人周围忙来忙去，自己却不立言，不标榜。你问她在忙什么，“我玩呀，玩得可开心了！”不经意间，自己先就颠覆了道德优越感。
       这几年她反反复复把一个插队时的故事写了好几遍，故事的主角是个女知青，因为左调唱得高而在知青中不得人心，李南虽然和她是同屋，但绝不原谅她总以一贯正确的面貌打压别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正统的女知青在众目睽睽之下隐瞒了十个月的身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生下了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女婴，女知青自己在结了冰的房子里剪断了胎儿的脐带，用报纸擦干净血迹，并试图把婴儿冻死。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李南早就给我讲过，但文章中李南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对自我的反省。三十年后，李南质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得政治上的正确压倒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我们在生活的污泥浊水中自我消耗的时候，李南也没闲着，她在心灵的荆棘中自我救赎。
       长久以来，李南的存在让我困惑。是她落伍了，还是我们随波逐流？什么才是完满的生活？物质与精神，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还是非此即彼？
       身边很多下海经商的人都曾信誓旦旦地发过誓，只要挣够了活命钱一定金盆洗手。记得1980年代中期，我的目标是挣两万元，有这样的目标，在当年应该算是个大野心家了。当年两万元的银行年利息是两千元左右，那时我的年薪才不到七百元。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有了这样一笔钱后的生活该是多么自由自在。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野心早已经实现，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并没有到来。挣了钱的与没挣钱的，挣了小钱的与挣了大钱的，都没有挣脱被物欲驱赶的命运。撇开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不说，只说那些怀着“用钱买自由”的美梦的人罢，不只在商场上历尽艰辛，在精神上也同样是伤痕累累。富并痛苦着的人越来越多，富并快乐着的并不多见。于是，一些人膨胀了物欲而收缩了精神，不是原本不聪明，而是非要由聪明变糊涂；另一些人热衷于推理、辩证，试图在安贫乐道与追名逐利之间寻找平衡。
       泛泛地说，人人都对“极端”持否定态度，“妥协”作为一种处世态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似乎不懂妥协就不是现代人了。“底线”这个词使用频率也颇高。其实底线也是分高低的，不同的人会设置不同的底线。不杀人是底线，不害人是底线，不说谎是底线，说真话也是底线。如果没有界定，就等于没有底线。同样，自由也有不同的质量，钱可以买到时间的自由，享受的自由，堕落的自由，却难以买到心灵的自由。所以，有些人为渡出苦海，煞有介事地吃斋念佛，但是仍然静不下来，放不下来。这与真诚无关，或许也与信念无关，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即使从生理上来说，退也比进要难许多。就像吸毒，底线不是吸多吸少，而是连沾都不能沾。
       李南一开始就看穿了禅机，不用身体力行，就看清楚了追求物欲无止境，她用不着“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一步到位地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的境界。她原地不动，而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集体绕了一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这时我们才发现，不入套的，惟有李南！她说勤奋就勤奋，说偷懒就偷懒，想忙就忙，想闲就闲，快乐得让人嫉妒。李南的超脱与其说是悟性，不如说是天分，与其说靠修炼，不如说靠直觉。难怪她像个巫师，看着我们忙我们累我们愤怒我们焦虑，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笑。
       李南是自成一体的，不可以与什么人比较，也不需要与什么人比较。很难想象，身为主妇的李南怎样操持日常生活？身为母亲的李南怎样教育子女？但是话说回来，如今无牵无挂的男人女人大有人在，为什么只有一个李南？我是尘世中人，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景慕，没法步她的后尘。对于几种类型化的人，我也许能了解更深，描述得更清晰，对于李南，我不能。我实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穿越世界的旅行
       10月刚过，田晓青打来电话，告诉我刘羽因为肺癌住在复兴医院。这消息让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我说，不会吧，去年年底他还好好的，说好回波兰把餐馆卖了就回来，回来就再也不走了。那时我正在装修新买的房子，我们约好，有了大房子把老朋友都叫上好好聚聚。晓青说，是真的。6月在波兰查出肺癌，当即就做了手术，8月回到北京开始化疗，其实那时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腹部。刘羽是要强的人，他不愿意在医院病恹恹地见朋友，或者说，他不相信自己会从此爬不起来。10月，检查出肿瘤转移到了脑部，他意识到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意识，再不与朋友们见个面可能真的晚了。
       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在和刘羽讨论一种止疼药的药效，那是一种进口的贴剂，每贴八十元，据说二十四小时内有效。护士认为刘羽虽是自费病人，但他从国外回来，一定用得起进口药。后来听他家里人说，在医院每天的费用超过五千元。记得刘羽说过，他的目标是攒够十万美元就彻底回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攒够了那个数，即使真的够了，也仅够他花几个月。十几年的积蓄最后都扔给医院，真是为刘羽喊冤。
       我给他带去了白色的百合花，找来饮料瓶插上放在他的床头，而且从始至终握着他的手。我不在乎病友们狐疑的目光，我握着刘羽的手，希望一只健康的手一只女人的手能传递给他一点温热。因为瘦得脱了型的刘羽让我想起丈夫临终前的样子。那时候我常常这样握着他的手，我知道他需要，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更因为他肉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刘羽说，振开的妈妈来看过他，还给他带了些钱，振开也从美国打了许多次电话，说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北京见面。我知道振开对他很重要，这么多年来，不管他多么失意与落泊，振开始终和他走得很近，况且，振开还有“北岛”这样一个著名的笔名，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我不知道振开对此什么感受，但如果我是振开，会很情愿让刘羽这样的朋友享用一下自己的名字。人活着谁没一点虚荣？活在俗世里怎能没有一点俗气？
       说实话，我愿意把更多的宽容给予刘羽，不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实在是因为刘羽的一生追求太多却得到的太少。
       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但他肯定比老三届的年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厂里做工。他家住在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宿舍。那是一个著名的院子，院子里住着许多著名的人，而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工人。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陈凯歌、田壮壮等人都是在那种著名的院子里长大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还出生在一个个著名的家庭。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好处是见多识广，可以让你生出美好的向往，但同时也会让你经受残酷的失落。比如，老一辈摄影师钱江是他家的邻居，钱江的儿子钱涛涛与他同龄，在那个年代钱涛涛开始玩摄影。那是一个被说成是撕票子的爱好，刘羽当然没有那个条件。他一生中惟有一次与摄影沾边，是八十年代香港中新社到西藏去拍纪录片，他请了假和摄制组一起进藏，担任的职务是场记。让人心酸的是，刘羽临死前念叨说，他一辈子就想有一架好相机。对于少年刘羽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向往，也是一个太奢侈的向往，它像一粒种子撒在心里，他用一辈子浇灌它，但却无法预料它开出的是罂粟还是玫瑰。
       刘羽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居然赢得了院子里书香名门之后的尊敬，他性格谦和，为人厚道，勤奋进取。他读了许多书，据说专攻文学理论。大家给他取外号“刘公”，有少年老成之意。操持他的遗体告别会的，正是当年院子里的发小，如今有的是名校的教授，有的是公司的老板。
       刘羽是北京地下文学圈子里资格最老的人。七十年代初他就与芒克、彭刚相识，这二位结义北京最早的先锋派，已经是地下文学历史的正本，而对于这段历史刘羽无疑是见证人。当年大家戏称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芒克与北岛相识也是通过刘羽的介绍。在《瞧，这些人》一书中，芒克专章写到北岛，写到彭刚，却几乎没有提到刘羽。只有一处，在陈凯歌的那一篇里，芒克写道：“至于什么……刘羽……等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就太遥远了。”的确，刘羽实在没有值得书写的历史，没有诗，没有画，没有小说，没有电影，他的名字很少见诸于报刊和荧屏，被忘记是很自然的。刘羽死后不久，在一个有上百人参加的婚礼上，我告诉芒克：“刘羽死了。”他说：“是吗？”他再无话，我也再无话。
       刘羽在北京先锋派文学青年里游走，却没能成为先锋派人物，还一不小心陷入了政治的泥潭。1973年，他在工厂无意间说到毛泽东，“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式逻辑推理，就如同说“人都会死，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死”一样，说是最简单的常识，或说是最精辟的真理，大约都不会错。可是，在当年是连想都不应该想的。不知道刘羽那时是真的看出了毛所犯的错误，还是想卖弄一下他懂点哲学，总之，他为此进了监狱，一蹲就是三年。也巧，竟与聂绀弩关在了一起。从章诒和的文章得知，聂绀弩当年关押在山西临汾，我不清楚刘羽当年案情的具体细节，也许是判了刑，否则何以就关在了山西。
       聂绀弩是诗文俱佳的作家，又是一个有血性的老人，胡风集团、反右、“文革”每次运动都没把他落下。所以不管是就他的文学成就，还是他的人格风骨在文化界都算是说得上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因为与聂老的交往，刘羽又进入了文化老人的圈子。我认识他时，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嘴边尽说出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让我觉得他神通广大。到了八十年代，和他一块玩了十几年的北岛、芒克这样一群另类的边缘人物，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没跟他打招呼就冒将出来。与他一样在北影宿舍长大的陈凯歌、田壮壮、钟阿城们也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而且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身手不凡，着实填补了浩劫之后中国文化界的真空。刘羽身边像是流星环绕，一些由远而近，另一些由近而远。流星的光晕笼罩着他，他始终想飞，却停在了原地。
       知道他来日不多，想着该多去看望他几次，连着两次打电话，病友都说他到北京医院去化疗了。第三次病友告诉我，前一天夜里，刘羽肠穿孔进了CCU病房，这离我去看他不过才一个多星期。我马上约了晓青去医院，他已经上了呼吸机。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耳语，想必是听出了我的声音，他烦躁地扭动身体，嘴巴也一张一合的，像是要说什么。我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泪滴。
       第二天，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喊声从半夜持续到黎明。
       这一场景潮湿了我的眼睛，也震惊了我的心灵。人在弥留之际流露的是真实的内心，至此，我好像为他之所以出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释。
       刘羽出国时已经过了四十五岁，先是去匈牙利，然后到波兰，惨淡经营一家餐馆，又当老板又当伙计。那份孤苦不说也罢，任你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振开的散文《波兰来客》里那个穿着还是八十年代的旧外衣的“老刘”正是刘羽。他骨子里的气质像是一个旧式文人，赚钱享受不是他的理想，也不至于幼稚到了想到国外去出人头地。他1990年出国，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遗体告别那天，他妻子的一句话更是意味深长。她说：刘羽真傻，当年要是也参加了《今天》或许后来也不至于这么倒霉。言下之意是，不少人因为参加了《今天》而改变了处境。是呀，他认识《今天》所有的创办人，也是最早参加务虚会的一员，为什么最终没有投身进来呢？但是，谁能说得准，倒霉的如是另外的人，而刘羽的妻子不会发出另外一番意思完全相反的感慨呢？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除了少数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变为一件荒诞的事。坐过牢的人往往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既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既不给你带来悲壮感，也不给你带来卑微感。剩下的只有恐惧。莫名的起因与渺茫的结局产生的恐惧，远胜于极端低下的监狱生活本身。或许刘羽生前也有过类似他妻子的遗憾。我相信，一定不是为了没有从中获取名声而遗憾，而是因为他本来就身在其中，而且一直跃跃欲试。谁说得准，如果刘羽上手，不会写出精彩的评论？而那篇发表在《今天》第一期的批评刘心武的作者林大中，着实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界红了一阵。然而，恐惧扼住了他的翅膀，甚至扼住了他起飞的企图，不管事实上他是否一定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就不再惧怕坐牢；另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更加惧怕坐牢。我想前者适用于职业革命家，后者则是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1978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1990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又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病死于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刘羽果然没有再醒过来，冬天刚来的时候，刘羽死了，没有等到振开回来。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1997年，刘羽到振开北美的家小住时的心境。算起来，一晃又是八年。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
        和加明约好到东环广场底层的茶馆见面，不谈事，只聊天。下午茶馆人少，再把手机一关，这份闲散实在是难得。
       其实我与加明只是第二次见面。不久前北岛通知我在月坛北街的老上海有个饭局，去的人除了甲乙丙丁，还有陈加明。我问，陈加明是谁？他说是《今天》最老的成员。我也被说成是老《今天》的成员，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为了见这位从未谋面的同仁，我从城北跑到城西。那天，因为不到三岁的儿子生病，加明没来。也许二十多年前就像这次一样，每一次的偶然都让我们俩赶上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黄锐请客，地点是他798厂画廊的西餐馆。如今的黄锐，作为先锋艺术活动家，在北京东区闲置的厂房搞起艺术家村落，风流人物刘索拉、洪晃都跑到那里置业，他自己也有了气派的工作室和西餐厅，和当年相比可谓是鸟枪换炮。那天一屋子男女老少像是家庭聚会，客人中只有一个我不认识，稳重谦和的样子，像是城府很深，让人猜不出来路。我想，哦，这就是加明了！
       看不出来，加明曾经是个风流倜傥的家伙，这多少来源于家族遗传。他父亲陈健是周璇那一代的电影演员，当年演艺圈里的美男子，母亲痛说革命家史时，抖落出不只一个在中国人人皆知的美女与父亲有染。美男娶美女，儿子自然是美少年。1970年代初，加明才十四五岁便开始浪迹江湖，和老三届最狂的学生一起滑冰游泳，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到老莫吃西餐，并且经历了比现在被定义为早恋更早的初恋。
       加明真不愧为见多识广与时俱进，居然连坐牢都没落下。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中，坐牢的经历一点也不稀奇。去年，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偶然凑在一起，有赫赫有名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有生财有道的商人，有锐意改革的农民企业家，一共六个人，其中四个人坐过牢，比例是百分之六十。现在是我和加明，比例是百分之百。
       加明被劳教，是因为警察半夜查户口时用手电筒照他脸，他觉得受了侮辱，冲突起来把警察打了。我说，你一点都没吃亏，在你尽情挥洒青春的时候，我却每天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此革命的我，尚且因为反革命罪而坐了牢，不革命的你，坐坐牢也理所当然。况且，你已经足够幸运，动手打了警察才被劳动教养两年，而只动口没动手的孙志刚却丢了性命，你没什么可抱怨的。加明对此没有异议，连连说，是呀是呀，一点儿都不抱怨。语气和表情都特别诚恳，让我觉得开这样的玩笑很不厚道。
       1970年代末，美少年成长为美男子，随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雅尔的激光音乐进入大陆，加明开始迷恋跳舞，美女随之扑面而来，舞者加明出尽了风头。
       其实，我无意讲述加明是怎样一路玩过来的。我的疑问是：一个原本浮华的、颓废的陈加明，为什么参与了一个民间文学刊物？
       事实上，看起来以玩为主的加明，和那个年代众多青少年一样，有着难以言传的无奈。家庭四分五裂，爱读书却没有读书的动力，有朋友却缺少进取的氛围。如果说一些人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重而绝望，那么另一些人则是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轻而痛苦。就在加明因为打了警察而被劳教之前，他曾经精心地设计过一次自杀。他从不同的药店买安眠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攒够一满瓶时一次都吞了下去，幸好被姐姐偶然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为找不到一个生活的支点，从虚无的沼泽中自拔。何止是加明，本应最具活力的青年一代，都在迷惘中挣扎。比如我，虽然作为政治犯而坐牢，但为之殉情的理想又是何等的虚妄！“垮掉的一代”出现在美国1960年代史无前例的富裕时期，参加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子弟，而孕育中国反叛者的，则是史无前例的精神与物质双重的贫困时期，别说是高等教育，有些人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从“垮掉”，我们是被“虚掉的一代”。
       加明的幸运在于，父母不仅传给他一副好相貌，还传给他四壁图书。从劳改农场回来后，他无心到工厂上班，每天在家里读书。一间自己的房子和房子里的四壁图书，成为加明和北岛交往的机缘。
       1977年加明解除劳教，那一年正是北岛情绪低落时候，他惟一的妹妹因为抢救落水儿童而遇难。悲痛得有心替妹妹一死的北岛，更无法面对为痛失爱女精神受到刺激的母亲，搬到加明家住。白天，加明去厂里上班，他在家里读书写作。在那里他完成了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波动》，小说署名“艾珊”，题献给姗姗。除了写小说和诗，他开始学习英语。很难想象，他严肃地对下班回家的加明说：“你今天该读许国璋第18课。”这使我联想到，在《今天》编辑部的会上，他一脸严肃地宣布：“编辑部内部一律不准谈恋爱。”很多年来，我们总用这一幕嘲笑北岛。
       这期间，北岛也曾鼓励加明写作。加明原本是有艺术天分的，钢琴、手风琴、吉他这些乐器都是无师自通的，现在他打开琴盖还能弹出一手乐曲。加明说，黄锐、严力也并没有卧薪尝胆的苦修，都是从那一时期才开始画画。一年以后伙同钟阿城、曲磊磊、马德升等人举办了“星星美展”。如同迪伦·马特在民歌节上接通一只电吉他，激怒了他的大部分听众，从此民谣让位给摇滚，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于画展激怒了某些官员，遭到封杀，因而成就了中国先锋艺术运动，黄锐、严力等人也从此走上了艺术家的道路。
       他们频繁地出游。近的到香山、颐和园，因为有的人要上班，约会时间常常在下午四、五点，傍晚在昆明湖边划船边喝酒自然是很浪漫。远的到十渡、百花山、丁家滩，自行车、汽车、火车、步行，不辞辛苦不厌其烦，我怀疑在1980年代火起来的北京郊区这些旅游景点，就是被他们这帮人炒起来的。加明带来了女朋友宝贝，陆焕兴带来了妻子申丽灵，北岛带来弟弟振先和两个表妹，芒克带来了严力，严力又带来女朋友李爽，刘羽、黄锐也是其中的一员。像滚雪球一样，这个沙龙越滚越大。圈子的外围有一批歌手。那时人们私下里唱苏联歌曲，为此被整甚至进监狱的也大有人在，我在监狱时，就遇到两个因为唱外国歌曲而被抓进去的。但是这个圈子已经开始唱邓丽君，唱披头士。我曾经奇怪，诗人们怎么个个都能唱歌？多多、北岛、芒克都练出了说得过去的美声，原因是，在那个圈子里，写诗是隐私，朗诵诗只是点缀，唱歌才是主打，像现在的娱乐圈一样，唱得好的像歌星一样受到追捧。
       在《今天》第一期上发表的《黄昏：丁家滩——赠M和B》就是北岛在一次郊游时的即兴之作，其中的M是加明，B是加明的女朋友宝贝。
       ……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手指穿透，
       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定婚的金戒指，
       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
       当时他们正在热恋，后来宝贝成为加明的妻子，又过了几年，宝贝去了日本并且发了财，身分也由加明的妻子成为加明的前妻。
       福建的诗人蔡其矫是这个圈子中最年长的，却是最活跃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见到漂亮女孩儿眼睛就发亮。是他介绍北岛与舒婷相识，他们开始通信并把诗互寄给对方。
       诗，就这样创作并流传。写作一直不是秘密的，在民间社会公开传阅，公开朗诵，只是没有机会公开发表。有不少人使用“地下文学”这个概念来表述那时的创作，我认为，与其强调其“地下”性质，不如强调其“民间”性质更加准确。
       1970年代末期，青年人最向往的是上大学。北岛是“文革”前北京四中老高一的学生，芒克也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他们连想都没想过通过考大学改变境遇。杂志停刊之前，他们都是泡病假的高手，以后索性不再上班。停刊之后，北岛曾经在《新观察》杂志当过编辑，这一职业生涯是短暂的，只持续了几个月。芒克到复兴医院看大门，上班时间是晚上，一点都不耽误写诗和喝酒。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已然使他们不可能走进学院了，他们不屑于融入主流的社会生活了。他们写与别人不一样的诗，过与别人不一样的日子，来表明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创办《今天》而不是创办一个别的杂志是偶然，如果说做一个诗人而不是做一个音乐家或画家是偶然，那么，走一条反叛的道路，则是他们作为个人的必然，尽管选择也许只在瞬间。剩下的事儿归历史，据说历史的操盘手是上帝。
       在加明的记忆中，1978年的夏天就这样在频繁的聚会、出游和舶来的歌声中过去了。那个夏天留下来的，有振开和猴子的个人诗集《陌生的海滩》和《心事》，还有“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这两个专有名词，成为“今天派文学”的象征，甚至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符号，在1980年代的历史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至于在本质上那是否属于“先锋派”，以及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思潮的关系，则是另外的话题。
       深秋，北岛召集了第一次关于创办文学杂志的聚会，在众多的提案中，最终确定采用了芒克提出的“今天”为杂志命名，并在不到两个月后被世人所知。加明的生活也进入另一种情境。三天三夜印完第一期《今天》，加明形容说，从遮着窗帘的房子里走出来，眼前是白色的大地，绿色的天空……我想，如果不是跳舞蹉跎了岁月，他真的是可以写诗或者画画的呀。
       历史没有开始或结束的明确界线，政治生态中这样的民间社会生活场景，构成了《今天》产生的“前历史”。它没有直接孕育诗人，但却形成了一个群体。 “那时候文学只是振开一个人的理想，只要是他想干的事我们一定会跟着干。”加明和L都说，没有北岛就没有《今天》。我相信这是事实；另一些人说，没有《今天》就没有北岛。我认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有一个事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圈子和氛围就没有后来的一切。最初的七个编委中，只有两个人写诗，后来刊登了顾城、江河、杨炼、多多、田晓青等众诗人的作品，才增加了刊物的同仁色彩。再后来，因为来自官方的压力最终停刊，更强化了这一事物的政治色彩。
       青年时代五光十色的生活，在精神流亡者的回忆中得到幸存。这是流亡者的一次精神重访，为已经黯淡了的神话添上些许亮色。随后，加明在另一个舞台上大显身手。他加盟李连杰在深圳的公司，参与了中国第一支体育彩票的发行，迅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后又终因商战殊死的纷争而退出江湖，从弄潮儿成为观潮者，一下子就沉了底。再婚，生子，五十岁的加明祥和而又从容。
       “如果一直跟着振开，我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果真存在着那种可能性吗？每个人只能走一条路，不管是一帆风顺，还是跌宕起伏。另一条路是别人的路，还有一些是从来没人走过的路。
       徐晓，编辑，现居北京。曾在本刊发表散文《永远的五月》、《幸存者的不幸》等。